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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遭到轰炸，尽管在奥得河畔出现了苏联红军的身影，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正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顽固地拒绝考虑即将到来的灾祸。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坚信柏林会永远屹立，第三帝国获得胜利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分子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和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久经世故见多识广，国内的国外的什么没见过。事实上，柏林人十分刻薄幽默，奉行政治犬儒主义，对元首及其鼓吹的新秩序更是完全不感兴趣，这一切都让纳粹党长期以来头痛万分。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其他纳粹集会活动，以此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当局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无法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计划按照纳粹的形象来打造一个新柏林。他甚至打算把城市的名字改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1]，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没有把票投给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乐观地认为他能让兴登堡[2]下台，可在柏林，他却收获了最低的得票率————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让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化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相对是少数，却仍然控制着整座城市。
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是狂热分子中的主力军。他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更多的人接受了从使用步枪到类似反坦克火箭筒那样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的训练，以捍卫这项事业，使之永存。克劳斯·屈斯特（Klaus Küster）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人物，他是“希特勒青年团”[3]团员（柏林有1 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50米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而他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就是如同机器人一样坚决执行命令的党卫队员（包括武装党卫军的军人）[4]，他们坚信纳粹能获得最终胜利，并且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这种狂热有时看来甚至已经渗透进潜意识里了。沙里泰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前线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打了麻药的党卫军士兵做手术时，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在安静的手术室里，处于深度麻醉状态中的党卫军士兵开始小声但却异常清晰地反复说道：“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
尽管这些人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选择与他们同流合污，有些人甚至拙劣地模仿着自由世界眼里的那种纳粹狂热分子的模样。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Gotthard Carl）就是其中一个丑角。尽管戈特哈德不过是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的卑微文员，但他每天却身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上班，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自己就是一名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当他在傍晚时分走进自家公寓时，他的两只脚后跟会“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然后猛地向前伸出右臂，声嘶力竭地呐喊“希特勒万岁”，这样的表演持续了数年。
他的妻子格尔达已经对丈夫的法西斯狂热感到彻底厌倦了，但她又忧心忡忡，急切地希望和丈夫讨论一下有关未来如何生存下去的计划。她指出，苏联军队正在逼近柏林……还没等她吐出下一句话，戈特哈德当即打断了她。“谣言！”他大为光火地吼道，“谣言！全是敌人故意散布的恶毒诅咒！”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顺风顺水，希特勒的胜利是必然的，苏联人也并没有兵临柏林城下。
此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又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些人也从未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在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供职的埃尔娜·舒尔策（Erna Schultze）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这位41岁的妇女刚刚实现了生活中的“远大”抱负，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今天是她担任该职务的第一天。
海军总司令部的建筑没怎么装修过，猛烈轰炸在过去的48小时里一直笼罩在其头上。不过，灰尘和瓦砾并没有让埃尔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这份命令提道，所有的绝密文件都要焚毁。但就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对新工作兴奋不已的埃尔娜却被领导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长假”，她们的工资将通过邮局寄发。这无异于给这位中年妇女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但埃尔娜仍毫不动摇，她对纳粹的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当官方公报承认战事不利时，埃尔娜都拒不相信。她坚称，整个柏林的士气仍然高昂，帝国获胜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在埃尔娜离开大楼时，她还乐观地相信，要不了几天，海军总司令部就会重新让她回去工作。
还有一些人的信念非常坚定，他们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因而对战争或者战争的结局没有任何想法。简而言之，他们被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彻底迷住了，在这样虚幻的白日梦中，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还愚昧地继续忠于希特勒，认为自己受着他的完全护佑。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Käthe Reiss Heusermann）就是这样一个人，她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
在选帝侯大街213号，35岁的克特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金发碧眼、性情活泼的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约翰尼斯·布拉施克（Hugo Johannes Blaschke）教授的助手。布拉施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近臣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队旅队长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队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施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分子，他成功地利用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势力最大也是牟利最多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与克特不同，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纳粹政权崩溃的不祥之兆，早就做好了打算，时机成熟后就尽早逃离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队军衔和地位会令他非常尴尬：一旦自己落入苏军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成为明天的灾祸。
克特并没有关注战争形势，因为她实在太忙，从一大早忙到深夜，出入各个诊所、指挥部，或者布拉施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给他当助手。克特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基本上希特勒的所有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得到了护理元首本人的殊荣。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巅峰。1944年11月，她和布拉施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营，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正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顶。他总共有3个假牙上的齿桥，上牙只剩下8颗，甚至连这8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牢固定住，其中的一颗牙，也就是右边的智齿，被严重感染。”
布拉施克看了看那颗牙，他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齿拔出来，已经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了。布拉施克进一步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那颗受到感染的牙齿，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瓷制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钻孔和锯开的工作。接下来，在最后拔出坏牙之后，他要花几天时间再造一个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施克对做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过程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更麻烦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克特记得希特勒告诉布拉施克，他只接受“最小剂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施克还是克特，他们都知道希特勒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手术过程可能持续30～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计可施。
布拉施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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