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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老百姓几乎每天都会朝着轰炸机群挥舞拳头，时常会为在空袭或者在军队中逝去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感到悲伤。而现在，他们则热诚地谈论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市民们并没有把英美军队称为“征服者”，而是称其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随后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玛丽亚·科克勒住在夏洛滕堡区，她绝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入苏联人之手，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45岁、头发灰白的家庭主妇对朋友们说，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联红军’，直到‘美国人’到来”。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崩溃中的西线战事的每个阶段————给人感觉就像是在期盼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空袭间歇期，会计师玛格丽特·施瓦茨（Margarete Schwarz）夜复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盟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她而言，盟军所占领的每一公里似乎都是自己奔向解放的又一大步。莉泽——洛特·拉文内似乎同样如此，她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一栋位于滕佩尔霍夫区（Tempelhof）的摆满了书籍的公寓里，她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向前推进，并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拉文内太太是一名半身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架子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她不愿意考虑美国人的推进速度，也不担忧如果苏军抢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
成千上万的人深信美军会首先冲入柏林，他们的信念近乎天真————朦朦胧胧、含糊不清。安娜玛丽·许克尔太太是鲁道夫医生的妻子，她开始将旧的纳粹旗帜扯得稀烂，打算在美国大兵到来之时，把这些旗帜的碎片当作绷带来用，为“伟大的战斗”出一份力。夏洛滕堡区的布丽吉特·韦伯是一位20岁的新娘，新婚才3个月，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甚至吹嘘自己愿意和任何人打赌，美国人铁定会把尼克拉塞（Nikolassee）的富人区作为居住地。布丽吉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她听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而且那片富人区几乎没有挨过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娅·范赫芬（Pia van Hoven），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博格曼（Ruby Borgmann）和埃伯哈德·博格曼（Eberhard Borgmann）夫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奇迹才能抵挡住苏联人首先杀入柏林的脚步。因此，他们欣然接受好友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elle）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舍勒性格开朗，有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经营着格鲁班——苏夏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餐馆和酒店之一，就位于博格曼家所在大楼的底层。他把饭店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和不少给养，以应对城市被包围的绝境。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食品数量不多，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干邑白兰地和成箱的香槟。舍勒告诉他的朋友们：“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时，我们不妨先过一下舒适的生活。”随后他又补充道：“如果停水的话，至少还有香槟可喝。”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少女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都“只是些废话”。出生于英国的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因被怀疑是德国抵抗组织成员而在5个月前被匆匆处决。容米塔格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军和对苏联人的态度别无二致，都会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能清楚地知道，英美盟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不过，即将抵达柏林的苏联红军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只要她向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即可保证安全。这或许是比迪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英国人的明智方式”。
德国共产党人觉得没有必要用证件来保护自己；与之相反，他们不仅预料到苏联红军会来，甚至还期盼着迎接他们进城。德共党员的生活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奋斗，而苏联士兵出现的那一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之时。这群人无时无刻不在被盖世太保与刑警追捕和骚扰，但在纳粹的天网之下，竟然有几个坚定的基层党组织幸存了下来，他们和共产党同情者们都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希特勒主义的事业中，但柏林的共产党人太分散了，他们的作用————至少对西方盟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只是作为苏联的谍报网络而工作。
拉杜施（Hildegard Radusch）在1927年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共产党代表，此刻她几乎完全是靠信念支撑而勉强维持着，饥寒交迫的她与几名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Prieros)附近。拉杜施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奇(Else “Eddy” Kloptsch)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被固定在一个混凝土墩上，有3米长、2.4米宽。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也没有水和盥洗设施，但对于身强力壮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当家的男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从1939年起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的地下组织存在了差不多10个月。在纳粹的“通缉”黑名单上，希尔德加德赫然在目，但这个机智的女人却一再骗过了盖世太保。像该地区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食物，如果去申请食品配给卡，那么身份会立即暴露，随之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到通缉，因此每周都有食物配给，但少得可怜的定量甚至都不够自己果腹［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经刊登了一个成年人每周的食物配给：4.25磅面包，2磅肉和香肠，5盎司黄油，5盎司糖，每3个星期再加上2.25盎司奶酪和3.5盎司人造咖啡］。两个女人偶尔还能小心翼翼地从黑市上买些东西来补充营养，但那里的商品价格实在高得吓人————单是咖啡每磅就要100～200美元。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二是苏联红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待是艰苦的，生存境况也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糟糕。她在日记里条理清晰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快要到这里了……法西斯走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有关朱可夫的部队到达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什么新闻，我们正绝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快点来吧，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还有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男人怀疑地看着我，但我知道，亲爱的埃迪就在我的身旁，这真是给我的莫大安慰。哪里也没能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食物配给卡买香烟————卡上有10支烟卷的定额。可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只能买了5支雪茄。埃迪本希望用两双长筒袜和一件丝绸连衣裙交换一些食物，结果一无所获，黑市上的面包也绝迹了。”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公报都没有发布。”
2月27日：“在等待中我已经快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为事业而奋斗的人而言，被禁锢在这里简直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美餐一顿————佳肴是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算太辣。”
现在，春天来到了，可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她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找到一些可以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我已经快被逼疯了”。没有来自红军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剩下“春风把冬日的寒气从田间地头吹跑了。雪花莲开花了，阳光普照，空气温暖。但空袭却仍然在进行着……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冲进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柏林人“宁可迎接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的宏大进攻能在复活节就打响。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40公里处，也就是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Neuenhagen），另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持着。它的成员们同样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诺因哈根距离奥得河还不到56公里，因而他们希望，这里将成为最早被红军解放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坚持着工作，为解放日的来临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分子、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及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与红军合作，哪些人会选择反抗。有些人的名字被记在了黑名单上，苏联人来到后立即将其逮捕，还有的人要被清算。这个组织严密的小组甚至已经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制订了详尽计划。
诺因哈根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盼望着苏联人到来。他们坚信自己的建议会被解放者们接受，但心情最急迫者莫过于布鲁诺·扎日茨基（Bruno Zarzycki）。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但他老是说苏联红军到来的那天他的病就会痊愈，这一点他很确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处的小隔间和壁橱里，甚至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风的阁楼内，所有纳粹受害者中最易遭到仇恨和迫害的一些人还在顽强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外国军队能迅速赶到就行。有些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人挤在一起，还有的甚至是一小群人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早已遇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确是“死”了，一些可怜的人甚至几年都没有见过太阳，更不敢在柏林喧闹的大街小巷中行走。他们病不起，因为生病意味着要请医生，就会立即遭到盘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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