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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柏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威胁他们的险境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自动消失；有些人是自入虎口；还有些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另外一些人，基于走投无路身陷绝境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直面命运。
在西南部的采伦多夫区（Zehlendorf），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Richard Poganowska）像往常一样，天还没大亮就起床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波甘诺夫斯卡每天都重复做着那些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工作，但现在他却对这样的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在采伦多夫区边缘时尚的达勒姆地区、有着300年历史的达勒姆庄园农场里干活，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市中心只有几公里远。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就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甘诺夫斯卡却和庄园农场的许多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别的某个地方————远离城市，远离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波甘诺夫斯卡、他的妻子莉丝贝特和他们的3个孩子，在路易丝王后街的主楼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的开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入眠是彻底不可能了，就像任何一个柏林人一样，这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
他并不知道炸弹在夜间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庄园农场的大奶牛牛棚附近，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群珍贵的奶牛是安全的，仿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扰这200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中，它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继续产奶。这一直令波甘诺夫斯卡感到惊奇。
睡眠严重不足的送奶工将牛奶等货物装上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和拖车，再把两匹马套上马车，那是有着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灰色的波美拉尼亚丝毛狗波尔蒂就蹲在送奶工旁边的座位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波甘诺夫斯卡驾着马车到各处去送奶。院子的鹅卵石路把车轮磨得咔咔作响，他朝右拐上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方向前进。这会儿是清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
波甘诺夫斯卡已经昏昏欲睡，但他依然保持着大大咧咧的乐观态度————这样的态度让他俨然成为1 200名客户的士气鼓舞者。波甘诺夫斯卡的送货路线大概沿着采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Schöneberg）、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这3个大区的边缘地带前进。上述3个区都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而后两者因为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单是在维尔默斯多夫，就有超过3.6万栋住宅被炸毁。在两个区的34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绝境下，一张罕见的快乐脸蛋很快就成了极受欢迎的精神图腾。
即使在这个阳光微露的时刻，波甘诺夫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个交叉路口等候他。这些日子里，人们做什么事都得排队————等肉贩，等面包师，甚至在自来水管被炸断时还要等水。波甘诺夫斯卡摇响了一个大牛铃向排成长龙的顾客们宣告他的到来。从1945年年初起，他就开始使用那个铃铛了，因为越来越频繁的昼间轰炸让挨家挨户地送奶成为奢望，只能招呼顾客到路口取货。对他的顾客而言，这个牛铃就像波甘诺夫斯卡本人一样，已然成为某种象征。
这天上午与往常没什么不同，波甘诺夫斯卡照例向他的顾客们打招呼，然后把各人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下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已经认识差不多10年了。老顾客们知道，偶尔还能指望他多给一点儿。波甘诺夫斯卡一边接着食物配给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他会为洗礼或者婚礼这样的“特殊需要”多提供一些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样做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
波甘诺夫斯卡的顾客们表现得越来越疲倦、紧张、斤斤计较，没有什么人谈论战争，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关于战争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更何况，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实在犯不着小老百姓为他们操心。波甘诺夫斯卡的到来也不会让人们破天荒地去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也埋头于本职工作，花15个小时“例行公事”，从而将这场战争抛于脑后，这样一来，他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
不过现在，波甘诺夫斯卡每天也开始留意那些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比如，道路交通仍然畅通，主干道上并没有出现路障或者反坦克壕，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战车，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包围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甘诺夫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Friedenau）分区，那里住着一些地位颇为显赫的顾客。每次路过此地的时候，他都会朝一个著名纳粹分子的家中瞅上几眼————那是柏林邮政局的一名重要官员。通过起居室敞开的窗户，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体态傲慢、显得格外扎眼的“希特勒”仍然伫立在那里。波甘诺夫斯卡知道第三帝国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危急的话，墙上的这座元首“神龛”铁定早就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儿继续向前进发。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能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Spandau），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能从轰炸中完全幸免，这片从狂轰滥炸（这是所有人都最惧怕的攻击）中幸免于难的区域是柏林的第二大区，坐落于城区的最西部。夜复一夜，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会遭到从天而降的打击，但令他们感到格外惊异的是，预料中的空袭并没有来临。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庞大的军工制造中心呀！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75%都被摧毁了，而在如此惨烈的对比之下，施潘道区仅仅丧失了10%的建筑物！尽管这意味着有1 000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已经不能再住人，但按照饱受空袭之苦而变得愈发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市中心区被炸弹蹂躏得焦黑一片的废墟中，有一句刻薄的俏皮话开始流传开来：“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一个进棺材。”（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
安静、如同田园诗般美好的施塔肯（Staaken）分区位于施潘道大区的最西边缘，栖身于此的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和英格博格·科尔布（Ingeborg Kolb）夫妇为自己一家人能住在这么个僻静之处而谢天谢地。这个分区没怎么遭过灾难，哪怕少数落在附近的炸弹，也只是因为没能击中机场而意外掉在这里的，造成的破坏微不足道。他们的两层楼房抹着棕黄色的灰泥，有一个用玻璃封闭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不过罗伯特本人是个例外。54岁的他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这意味着全程都要暴露在猛烈的昼间空袭中。这一直让英格博格忧心忡忡。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德语广播————尽管这种行为很早就被禁止了。他们时刻关注着东部和西部盟军的进展————现在，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距柏林的路程，甚至可以搭乘公共汽车走完。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氛围又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一直认为战争是遥远而虚幻的事情，根本无法想象来自东方的复仇怒火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坚信，自己的丈夫毕竟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预感不会有问题。罗伯特曾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战争，将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科尔布夫妇一致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把他们卷进去，只需要平静地展望未来就好。春天来临之际，罗伯特纠结于到底要在花园里的哪个地方挂上吊床；而英格博格则家务缠身，她还想种些菠菜、香菜、莴苣和早季马铃薯。对她而言，横亘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到底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再等上些日子，等到了5月，春天的气息更浓郁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40公里的兰茨贝格（Landsberg，今大波兰地区戈茹夫）城郊，苏联红军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3层楼房之中。朱可夫此刻正坐在司令部里的桌子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身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攻占这座城市而拟议的进攻细节。他的桌子上有3部战地电话：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能连通他的同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们二位是北翼和南翼兵力庞大的方面军的司令员；第三部电话能与莫斯科的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通话。这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时年49岁，胸部健壮厚实，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部队进展情况。现在，朱可夫还不清楚斯大林何时会下达攻克柏林的命令，他希望自己还能有一些准备时间，如果有必要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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