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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能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绝望地走向末日。在约97公里长的可怕路线上，盟军士兵坚守着各座桥梁，为这条仅有的道路，为了这条“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恩德霍芬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支援下击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凶猛进攻，同时还试图再次打通于登地区，那里的公路已经被德军切断了；在加文将军的第82空降师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炮击，兵力越来越强大的敌人继续从帝国森林扑过来。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势已经消失了，当时德军部队认为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而现在盟军遭遇到的敌军部队很多都是老早就已被注销的重建部队。纳粹的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周里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虎式坦克，这些装备在9月24日上午交付给莫德尔[1]。“市场——花园”行动被扼杀了，该计划的主要目标————在莱茵河对岸夺取立足点，并获得通往鲁尔地区的跳板————现在即将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清晨6点05分，厄克特少将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当初在为夺取阿纳姆的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获得增援。布朗宁中将原先预计，第1空降师需要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部下无论在兵力还是武器装备方面都不如敌人，但他们坚持的时间却比预估最长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绩。撤退对于这位首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 500人，而且他再也无法向这些不愿妥协的空降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军部队就驻扎在1.6公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这一点很令人恼火。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把这些在阿纳姆奋战的勇士们撤出去的时候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小时以前写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部队正在开上来帮助你，但……是在当天夜里”，而且，“我虽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关于整个战役，我大概比你的感觉还要糟糕……”。
更令人沮丧的是撤退命令————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就像布朗宁一样，厄克特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迟缓。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现在感到德军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要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重要桥头堡的所有希望都必须放弃：而第1空降师的撤退在经厄克特和托马斯协商一致后，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仔细衡量着自己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炮击的时候，撤退的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还希望手下的官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就必须趁着夜幕迅速撤退。上午8点08分，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在今天晚上实施。”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电文内容仍然与形势直接关联，尤其是那句提出警告的话：“敌人只要再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完全击溃我部。”厄克特眼下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以至于他都无法确认自己的部队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撤退————这项最困难的部队调动————制订计划，只有一条出路————渡过那条365米宽的可怕的莱茵河，然后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的计划是根据英军另一次经典的撤退行动————1916年的加里波利战役[2]而制订的。在加里波利，经过了数月苦战之后的英联邦军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时，在战线上掩护主力撤退的部队仍然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类似的部队调动：以小组为单位的士兵将沿着环形防线，通过持续齐射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随后环形防线北面的各支部队沿着防线边缘逐渐机动到河边撤离，最后，距离莱茵河最近的部队再紧跟着渡河。“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倒下的纸袋子。我想让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要点上，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又朝底部前进，沿着两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按照昔日的撤退行动如法炮制出一切“正常”的迹象————无线电通信继续按照此前的模式进行；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打到最后；而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军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待在后方————医生、护理员以及重伤号，那些无法行走但还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被留下来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部下将沿着环形防线两侧的路线撤离。滑翔机飞行员将作为向导走在部队前方，在一些地方，撤离路线将用白色的带子做标记。在向河边行军的过程中，空降兵的军靴要绑上布条以便隔音。到了河岸边，由滩头勤务队队长指挥的小型船队将会运载这些士兵撤离：这支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装置且能搭载14人的突击艇组成，并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负责管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量模糊不清，包括滩头勤务队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记得有多少船了，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运输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行动中遗存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冲锋舟。
厄克特决定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只往来的德军会以为英军正在向环形防线增兵，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撤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糟透了的可能性之外，在2 000多人试图逃命的时候还会产生其他的危险。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严格遵照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底部中形成，环形防线最窄的地方现在还不到600米宽，如果士兵们拥堵在上船的地方，就很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掉。波兰军人和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官兵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但结局却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预料撤退行动将会迎来挑战。尽管第30军每门能用的大炮都会投入战斗以掩护他的部下，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军会给撤退中的部队造成严重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士兵们在一整天时间里都有可能被俘并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领受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厄克特都不会把撤退计划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商谈，撤退计划的几个关键节点都获得了对方的首肯。然后他又召集剩下的几名高级军官开会，与会者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联队长伊恩·阿瑟·默里（Iain Arthur Murray）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部队；师炮兵指挥官罗伯特·盖伊·洛德―西蒙兹中校；参谋长麦肯齐中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作为师工兵主任，他将直接负责撤退行动。就在会议开始前，师军医主任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他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郁闷不欢。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留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我都期望，我们师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救出去”。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厄克特对围绕在他身边的军官们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突围。”他告诉他们，然后一步一步地概述了自己的计划。撤退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分秒不差的时间安排，部队过于集中或是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机动，而不是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时，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尽可能长时间保密，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撤退的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们感到多么惊讶。好几个小时了，很明显这个桥头堡已然没有希望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他们还担心在撤退过程中，部队可能会遭受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师部的通信兵詹姆斯·D. 科克里尔（James D. Cockrill）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消息：“柏林行动于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这个代号的意思，但从未想到这竟然意味着撤退。科克里尔坚信本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认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3]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地突向阿纳姆大桥。不过另外一个人太清楚它的意思了。在第1机降旅旅部里，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佩顿―里德中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时，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当天，激烈的战斗从白天打到了晚上，德军试图攻占英军阵地，但“红魔鬼”们仍然坚守不退。士兵们后来回忆说，20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外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端的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斯图尔特·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我们的努力白费了”。由于他的部下要走的路最远，鲍威尔在20点15分就让他们以单列纵队撤出阵地。
第10伞兵营的罗伯特·唐宁二等兵接到通知，要他离开自己的掩体，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名中士。“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胡须。”唐宁愣愣地盯着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快，”中士催促道，“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一把剃刀，有人找了点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用被硝烟熏得漆黑、沾染了鲜血的伪装服的里衬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去，在倾盆大雨中看着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教堂的风向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悲伤，不知道明天风向标还会不会在那里。
和其他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B中队中队长托马斯·伊恩·乔德雷尔·托勒（Thomas Ian Jodrell Toler）少校也得到了伊恩·默里中校的消息，要他稍微收拾一下。但疲倦的托勒认为“收拾是件费劲的事”，对此不以为意。可默里仍把他的剃刀递了过去，说道：“我们要撤出去了，别让其他部队的人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这才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刮掉了脸上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觉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部下原本计划要在第2集团军的部队抵达时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把它卷起来收好。
在炮兵阵地上，士兵们开始用炮击掩护友军撤离，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在呼叫炮兵连。斯皮迪给了对方一个新的电台频率作为参照，然后说道：“现在我关机了，通话结束。”
托马斯·斯坦利·沙利文（Thomas Stanley Sullivan）中士是9天前为大部队开路的空降先导员之一，在听到撤退的消息时大发雷霆，“我已经想过了，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设在一所学校里，“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去，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坚守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下了硕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划上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4]
21点整，第30军的炮兵集火射击时，火炮喷出的炮口焰刺破了夜空，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环形防线周边的德军阵地上，到处都是炮弹爆炸迸发出的火焰。45分钟后，厄克特的部下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英军空降部队和补给物资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魔鬼”的忙：撤退是在近乎达到7级的大风中开始的，再加上隆隆的炮火声，很好地掩护了英军的行动。
狂风暴雨中，第1空降师的幸存者们————他们把脸弄得漆黑，将装备捆扎起来，还用种种办法为沙沙作响的军靴隔音————艰难地爬出阵地整队，然后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跋涉。黑暗和恶劣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方几尺的地方。空降兵们形成了一个移动的人链，互相拉着手，或者紧紧抓住前面战友的伪装服。
威廉·汤普森中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边。当他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从身边经过时，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千米见方的角斗场里是什么滋味。”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执行撤退时的殿后任务，负责操作电台。他收到的指示是：“一直拍发电讯，让无线电台保持运行，以便让德军以为我方一切照常。”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按键上按个不停。我能够听见周围许多人在走动，但我除了让电台一直发送电波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自己就会沦为俘虏，他的冲锋枪架在旁边，但毫无用处。他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还是假子弹，里面装的是同第2集团军联系的密码。
莱茵河南岸的军医、医护兵以及荷兰红十字会的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车队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空降部队抵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科拉·巴尔图森的周围进行，但她在照料伤员长达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把眼前的炮击以及南岸的活动误认为是又一次渡河行动的前奏。在德军对德里尔进行猛烈炮击时，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都被弹片打伤。尽管伤口很疼，但科拉认为那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后再回来照料即将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被送来。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弹幕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但并没有受伤，惊魂未定地躺在一条泥泞的沟渠里待了一会儿。当她再次动身赶回家里后，袭来的阵阵困意让她在地下室里躺了下来，本来是想小睡片刻的她却睡了整整一个晚上————而这时，“柏林行动”已经开始实施了。
撤离船队正在环形防线底部的河岸边等待着，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操纵着这些船只。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德军对河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殿后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官兵开火————他们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侧发起牵制性进攻。更西边的德军也在射击，因为英军炮兵进行了一阵掩护性炮击，制造出一幅要在当地向莱茵河北岸发起进攻的假象。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翼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过于疲倦的士兵在迷路后不幸落入敌人的手中；还有些伤病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撤退，只得在他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前进就会产生噪声、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发出的红光之中，罗纳德·肯特中士————他是伯纳德·威尔逊少校的第21独立伞兵连的空降先导员————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一块白菜地，这里被指定为该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里的其他人全部集结起来方才一同向河边开拔。“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边，”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将会在什么地方把我们撤过河去。”士兵们突然发现从南边飞来一条条红色的曳光弹道，他们便将这些曳光弹当成向导继续前进。不久后他们来到白色带子标识的地区，遇见了滑翔机飞行员，这些飞行员继续指引着他们前往预定渡河点。肯特这组人听见机枪开火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在自己的左侧不绝于耳————威尔逊少校和另一组人在那边撞上了德军，两名士兵在激烈的交火中阵亡，而安全地带就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各种细节来铭记这次撤退————有些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些却是幽默的。当第1伞兵营的亨利·布莱顿二等兵朝河边走去时，听见有人在哭。队伍的前端停止了移动，朝路边走去的伞兵们看见一名受伤的战友躺在浸满水的泥地上，他无助地哭着，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能为伤员停下脚步，然而许多人还是停下来设法帮助伤员。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空降兵们离开阵地前来到特尔霍斯特的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走了。
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悉尼·纳恩一等兵，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曾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一辆虎式坦克，此刻他以为自己永远也到不了河边了。白天时，德军对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发起了进攻，现在纳恩和一队营里的战友正在那里与德军进行激战。大部分人都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成功脱身，但纳恩却躺在地上————在战斗了9天之后，他第一次负伤了。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弹起来的小圆石打掉了。
第10伞兵营支援连迫击炮排的分队长托马斯·西里尔·本特利（Thomas Cyril Bentley）中士走在“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的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射击，”他记得，“我看见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能让我们看到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这两名向导最终都牺牲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少将和他的参谋们在做撤离的准备工作。作战日志被收起来，文件被烧掉，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窗帘把厄克特的靴子包了起来。当随军神父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个人都单膝下跪。厄克特想起来，他的勤务兵在D日时往背包里放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传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儿。”最后，厄克特去地下室看望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道别。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战友就要撤退了，这或许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一个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道：“我希望您能成功，长官。”
师部的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一声都不敢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肯定会被当作德军。”他说。沃尔特斯在途中没能跟上前面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只能不停地往前走，祈祷着，希望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自己的妻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女儿，他一直没能给她们打电话，尽管家人就住在距离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他在英国为妻子买的那块手表还在口袋里，而打算送给女儿的泰迪熊则丢失在失事的滑翔机上的某个角落里。如果自己能幸运地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下一站大概是返回英格兰了。
在河边，渡河行动已经开始。士兵们刚到岸边，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滩头勤务队队员便把他们赶上了船。现在，德军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英军正在撤退，但通过照明弹的光亮却能发现不远处的渡河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一些船被打出窟窿，另外一些则干脆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的士兵大喊救命，已经死去的人被河水无情地卷走，受伤的士兵则抓住船只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已经被毁掉一半，但行动仍在继续进行着。
杰弗里·鲍威尔少校的部下沿着环形防线的东侧长途跋涉而来，但这时他却误认为撤退已经结束。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起伏，在波浪的拍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一瞧，发现船身上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也全都阵亡了。当他的一些部下游过去的时候，有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自己却和剩余的伞兵待在一起，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首望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来了！”鲍威尔转向15个蓬头垢面、浑身湿透的部下说道：“三人成行。”他让部下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栋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156伞兵营，立定！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掩蔽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就像我们骄傲地进入战场一样，现在我们又骄傲地离开了。”
当厄克特将军搭乘的那条挤了一堆人的船准备离开时，船在烂泥里搁浅了，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下船把船推了出去。“他让我们从烂泥里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上已经太挤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言行让他感到气愤，“汉考克对此毫不理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搭乘的那条船已经驶到河中央，这时引擎突然发出了突突突的噪声，随后干脆彻底停摆了。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等到引擎再次开动起来的时候，就如同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军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朝什么目标射击。”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上百名官兵等待着。但现在，船队只剩下一半可以航行，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厄克特惧怕的瓶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等待的人群中开始出现混乱，尽管还没有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但许多士兵却开始试图向前挤，而军官和士官们则试图控制局面。第1伞兵营的托马斯·H. 哈里斯一等兵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想上船的人太多了，结果严重超载的船只彻底浸没到了水里”。此时，迫击炮弹落到了登船区，因为德军已经校准了目标。就像许多人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过河，他脱下作战服和靴子，一头扎入河中。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其他人则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Charles Pavey）来到河边时，登船区域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一名士兵正朝佩维趴下的地方游去，他不顾河边横飞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感叹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这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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