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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小说网 www.qbshu.com,最快更新穿越扬子江峡谷最新章节!

    中国政府————革命————贸易————税收————英国在四川的利益————进口与出口————所有省份的贸易比较

    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至今,我们与中国的交流史只不过是和一个民族旷日持久的角力记录,角力的核心是打开其国门并发展贸易。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溯至普林尼所谓“和野兽无差,与其他生物相遇便四散逃走”的时代。其人民与官员徒劳地挣扎着想抗拒外界的污染,这种固执的抗拒中有一些悲壮的意味,任何公正的旁观者都无法不真心地同情他们。官员依然贪赃枉法,不过虽然他们对人民算不上治理有方,倒也没有施以恶政。这里的财富被公平地分配,并没有出现欧洲的常见现象————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与极端的富裕产生鲜明的反差。税收微乎其微,人们对于秩序有一种天生且普遍的热爱,所以一个省里的地方政令背后仅有数百官员,而他们的一个省和欧洲的一个王国一样大。优秀的研究者们估算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每年的花费总额不超过四千万英镑,如果除以总人口数,那就是每人两先令。另外,他们的教育是普遍且自发的。

    这样的局面要归因于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广泛接受,而这又使人们难免对来自西方的种种改革满腹狐疑。就像中国人所说,西方国家在机械应用上有着显著的优势,但这些国家长久处于靠武力维持和平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造成了一种长久的张力,只有愈演愈烈的频繁战乱才能释放这种紧张,而且伴随着战乱而来的还有债务和贫困的重担。

    中国每隔一长段时间也会发生革命,但和平还是帝国的正常状态。因此,自上一次王朝变迁(公元1644年)以来,除了本世纪与我们自己以及法国人的小规模战争外,中国人一直沐浴在连续不断的和平繁荣之中。甚至连可怕的太平天国起义(1848-1864)可能都是由传教士的过度活跃引起的。这种活跃导致起义领袖洪秀全改变了信仰,尽管他真诚皈依了中国版的基督教,但人们援引他的例子时通常认为他是误入歧途。他还模仿了犹太教领袖的行为,他的战斗标语是“收妖”“尽灭偶像崇拜者”。但我们这些必须在中国谋生的人,商人或传教士,并不是公正的旁观者,我们都有自己的信条需要灌输给那些不愿倾听的耳朵,我们都认为摒弃了我们的信条便无法得救。自由贸易如此,基督教也如此。双方都随意地使用武力,双方的宣传都指责对方妨碍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国人信仰的儒学推崇理性与知行合一,因此他们本能地不信任这样一种教条:它在理论上很高尚,然而却无法得到实施。更不用说对他们而言,旧约和新约在文字翻译中展现出了令人费解的教义矛盾,而我们强迫中国人接受外国二道贩子到处散发宣扬它们,却对此既不评论,也不解释。商人公开宣扬一种更自私的信条,这种宣传同样不会立即呈现有益的效果。但我们既然致力于让中国人接受这一信条,就必然要延续这种必需的压力,因为我们期望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为中国人更进一步增加物质利益,即便是目前颇受限制的商贸,无疑也能提供这种利益。

    考虑到这里庞大的人口————现在估计已超过四亿人,还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取之不尽的矿产,最重要的是人民不知疲倦的勤勉,而目前的商贸来往所带来的利益还不及我们本应寻求的利益的九牛一毛。在英格兰人的外国客户里,中国人排在第十七位,恰好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我们向这个天朝大国的出口额不及向美国出口额的六分之一,后者的人口是六千万。它也只有我们向英属印度出口额的六分之一,并且不及向澳洲和其他殖民地出口额的十分之一。除了印度外的所有国家都以苛刻的关税为防护,其范围从30%至60%不等,至于中国,根据条约,我们的出口商品只需负担微不足道的5%关税。香港也是周边许多国家的补给站,如果将它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向中国输入的贸易总额将达九百万英镑,相当于向人口稀少的南美大陆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中国道路的破损状况、采矿业的滞后、内陆税收站点令人烦恼的复杂性都是巨大的弊端,它们妨碍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使其水平无法与其资源、文明以及人口数量相匹配。

    这些障碍如下。首先就是交通的困难。扬子江至汉口的河道(仅600英里)被强制开放蒸汽机船后,上海的贸易额迅速翻了两番。之后,因为云南马嘉里事件,政府勉强做出退让,又开放了400英里河道,一直延伸至坐落于第一处险滩脚下的宜昌。但宜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座贫穷的山城,唯有作为富裕省份四川的中转港口,它才有了那么一点有限的重要性。四川省位于众多险滩之上的遥远西部,为了抵达那里,本土商人必须乘坐脆弱的本地船只,通过急流的严酷考验,以及一连串关卡带来的更严酷的考验。他们不得不经受彻头彻尾的盘查————尤其是在夔关,而这种盘查对货物造成的延误和损坏给贸易带来了伤害,这种伤害更甚于实际税收带来的损失。为了避开这种妨害,我们在使宜昌于1877年开放的条约中插入了一条限定条款,期望通过它来开放商业枢纽重庆,这将是又一次400英里的进步。用后来当地一位常驻领事的话说,四川的商业大都会如果都能成为通商口岸,中国西部将诞生另一个上海,这同时会使大西部富裕起来,而重庆是这其中的关键。但中国人在这一步上无法下定决心。另外,我们允许他们在自由港香港为鸦片贸易设立一处海关,自此完全承担了烟台条约中超出我方义务的责任。但是,我们却竟然还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上游试航蒸汽机船的许可。这困难取决于地方官员,这种改变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一个强硬的大使只需要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屈服,并随后向地方政府诉诸“不可抗力”因素,后者自然会像那众多先例一般,愠怒但迅速地默许改变。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以帆船船夫将会失业为理由延期。虽然这个理由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其他向蒸汽机船开放的港口已经以它们的经验反对了这种说法。在那些港口中,交通所刺激的衍生贸易渠道是如此繁荣,受雇于运输交易的本地人比以前更多了。

    然而,要实现如蒸汽交通这样彻底的变革,同时促进所有阶层————包括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阶层————共同繁荣。我们应该期望人们能获得许可,可以自由地利用那些几乎未开采的矿产。从官方的角度看,正是采矿企业有意地阻挠,才造成了我刚刚列举过的,妨害贸易发展的三大障碍中的第二个。李希霍芬指出,宜昌边上就是世界上矿产最丰富的煤田之一,因此,所谓的蒸汽机船在深入内陆1000英里的宜昌要烧进口的日本煤才能驱动————这种说法完全就是谣言。四川红色盆地下方广袤的石炭纪沉积层,以及扬子江与其支流峡谷中的露头矿层,全都吸引着该区域的所有旅行者,然而它们仍是一本未解封的书。如果这些矿产能被允许以西方器械开采,这些煤、铁、贵金属和石油能被正确地开发,那么此地不仅仅能发展出可观的贸易————那些帆船和蒸汽机船加在一起也难以完成全部运输。而且,即便帆船被完全取代,失业的数千纤夫也将不足以满足劳力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如今艰苦又危险的劳动所获得的那一点点可悲的报酬,将被充足的薪水取代,这些薪水能让他们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

    中国政府一贯都不相信所有由私人发起的企业。中国有一家蒸汽机船公司,名为“中国商业蒸汽航运公司”,还有一家煤矿公司,都在天津北边的开平市。这两家公司的运营规模都很大并且很成功,但它们都是由政府主办的,尽管他们都雇用了众多欧洲助理,管理者是清廷高官。两家公司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商人阶级中征补而来,这些非官方的股东苦涩地抱怨账目不对,抱怨分发到手的红利又少又随意。这两家重要企业的官方管理造成了股东极其强烈的不信任,以至于政府最近号召大家为天津到大沽的铁路筹集资金时,商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完全没有响应。而且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西方各大竞争财团代理人一直以来大方提供的外国资金,官方很可能将无法实现建造铁路的计划。

    无论如何,中国高官敌视国内所有不是他们自己创办并管理的商贸企业。这是个事实,并且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他们最终没能成功地建成铁路,以自己的系统运营矿产,并雇佣一些外国员工担任下属岗位,那么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占比将大幅度减小。近年稳步加深的集权化进程,将导致清朝政府发生结构上的改变,其结果难以预见。如果没有烦人的起义干扰社会,那么人民的富裕必然会像这个国家的资源潜力一样缓慢提升,而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会因此而发展。外国海关回复的一些数据表明了目前的消费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是如何的稳定不变,尤其现在欧洲货物出口至中国西部的数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以下表格显示了整个中国的国外贸易年值,而大清皇家海关1886年据此所收的税额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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