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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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营地的两座楼————22号和23号————是被电网包围着的。应该会有妇女住进来。人们在23号楼里建了一个小的流动医院。

    弗里德尔的状态看上去越来越差了。在裁缝铺的夜班生活让她难以坚持，她咳嗽得越发厉害，还时不时地发烧。于是汉斯决定去找营地医生，问问能不能让她来新的流动医院当护士。

    楼上大厅里的首席医生瓦伦丁觉得他疯了，太鲁莽。营地医生可能会“一拳打在你脸上”，也可能因此把他赶出医院，分配到干重活的小队。你妻子在这里的事你都不应该知道，更何况去和营地医生谈论这事了。

    但是汉斯希望此次会有所不同，希望党卫队官员内部也不都是一个德行的。确实，同一个人，一边可以杀死几千人，就因为他们病弱；一边却觉得可以把弗里德尔从裁缝铺转到23号楼的流动医院来，“因为那些旧衣服里的尘土让她咳嗽”。

    在那次令福莱达教授遇难了的大分选之后，医院里空了一半。护士们开始害怕了。“要是再来一次这样的分选，他们肯定会清理掉一批护士的，现在护士人数太多了。”

    随着危险逼近，人们突然开始觉得自己要做英雄了。以前“被任命”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想过反抗，现在他们觉得不应该就这么轻易屈服。有一天晚上，楼上的捷克医生克莱夫那把汉斯和艾力·珀拉克叫了过去：

    “营里有一个组织。细节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楼里有15个人是听我指挥的。你们想加入吗？”

    “或许吧，”艾力说，“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输不起的了。”

    “那么，如果要是有事发生，我就会叫你们其中一个人过来下达指示。接下来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从未到这一步。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下来了一道命令： 9号楼被取消了，病人和护士要搬到19号楼去————那是另外一个病号区，也空了一半。汉斯所在的房间得以保全，齐里纳依然是首席医生。19号楼的楼长是赛普·利特纳：一个大块头，共产党人，在营里已经待了八年，却依然保留着阳光开朗的维也纳式幽默。普鲁士的专政并没有让他身上的“维也纳的血”冷却下来。汉斯从来到奥斯维辛就认识他了，他们是要好的朋友。现在好日子开始了。

    在19号楼里，汉斯升级成了一名重要人士。大厅医生奥科斯基被运走了，而齐里纳现在负责诊治非犹太病人，对汉斯也放任了一些。

    现在他开始诊治病人，也就不用干脏活了，另外他和人们的关系紧密了许多，从他们包裹里收到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许多。

    每天他都去找弗里德尔，把他得到的宝贝带给她。她已经回来了，和他在同一个营地里。当然，这很危险！最先前的几周，已经有两个人因为晚上想在围栏边和女人说话而被射杀了。星期天晚上死的是一个18岁的男孩，他发现了他失散半年的姐姐。但是骗子的骗术越高，反而逍遥法外的时间越长。怀着这种侥幸，汉斯每天英勇地穿过通往23号楼的围栏。他腋下夹着一个瓶子，或者一个血压计。有时候他和同事一起抬上一台体重秤。越显眼就越好。要是有党卫队队员问话，他们就说自己是要去妇女流动医院执行任务的医生，等等。

    唯一的危险是卫生员，那个罗马尼亚人。他当然知道汉斯根本就没有什么任务。有一次，汉斯和弗里德尔聊天的时候，被他撞见了。他威胁汉斯要把他踢出门去，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新年过后不久的一个周日，阿福隆斯·柯莱特来到了汉斯跟前。柯莱特是负责消毒的新囚监。他是个西班牙人，是政府的忠实拥护者，为了躲避佛朗哥[1]而逃走了。他在法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就这样来到了集中营。在奥斯维辛，他是一群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中心，还有一些在内战时志愿为政府一方战斗的德国人，被佛朗哥转交给了希特勒，于是也被送到了集中营。

    “你要一起去23号楼吗？”柯莱特问道。

    “你准备了什么借口？”

    “没有人盘问我。对了，明天我在23号楼的弟兄们要消毒，所以我想今天看看该怎么办。”

    柯莱特是萨拉的朋友，萨拉是23号楼楼长的副手，一个比利时人。中午喝完了汤，他们就出门了。整个下午他们都坐在23号楼的楼长室。他们畅所欲言，十分尽兴。后来又来了一个厨房的囚监，带了一瓶杜松子酒，他和楼长有过一段恋情。

    文员站在围栏边，如果有党卫队队员来到23号楼就通风报信。那些从劳动小队收工，想在星期天下午的闲暇时间去围栏旁边看女人的工人都被打走了。但是哨兵也没想到会有像柯莱特和汉斯这么大胆的人。

    “偷五十万荷兰盾可能比偷五毛钱更安全。”柯莱特这样告诉新来的犹太营长。

    自从波兰人都被运走，德国人大部分都被党卫队接收后，营里就只剩犹太人了。他们甚至指派了一名犹太营长，但是两天之后这人就疯了，变得病态般地傲慢。第二主管助理卡杜克进屋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卡杜克命令他起床，但是犹太营长说自己没打算让卡杜克给自己发号施令，因为他是营长，不是给主管助理跑腿的。他们大吵一架，现在营长被关在地牢里了。

    女人们真心笑了起来，因为对这样一个集中营里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可真是好笑，一个“囚犯”————就算他是营长————竟敢这么和主管助理顶嘴。

    但是汉斯更明白：“这段历史一点也不好笑。柯莱特讲的只是党卫队的官方意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情况。红十字会给营里寄来了包裹，德国人得要一个囚犯代表的签名，证明包裹已分发。营长拒绝了，因为从来没有囚犯收到过任何东西。现在他关在地牢里，肯定是无法活着出来了。”

    厨房囚监的杜松子酒的吸引力看来比营长的悲惨命运更大，于是大家还有点兴致。他们六个人坐三把椅子，好像礼仪仅仅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是这里的礼仪当然和之前家里的礼仪不是同一个意思。

    弗里德尔过于沉浸在爱情里，话不多，但是萨拉总是滔滔不绝。她讲了上百次关于新年夜男人们带着一群人来到楼里的事。她用一瓶杜松子酒买通了营房长。

    汉斯确实知道这事。犹太人最近这段时间不仅可以被分到更好的劳动小队，有时候甚至能进军乐队。周围所有营地都把犹太音乐家送到了奥斯维辛。他们私下成立了一个摇摆乐[2]的乐队，全是荷兰人，因为乐队里演奏得最好的都是荷兰人，尤其是爵士音乐家杰克·德弗里斯和毛里斯·范科雷夫、莱克斯·范维仁和萨利·范德克罗特，另外还有鲍梅斯特剧院的负责人亚伯·弗兰克。汉斯和他们演奏过单簧管。新年夜他也去了，但是他直接就去了弗里德尔所在的房间。这不能让萨拉知道，当然也没必要让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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