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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在28号楼待了两周，之后的某一个下午，来了一条消息：“所有预备护士集合。”
现在这是要搞什么？楼长进了住院部，带着一个穿着整齐的囚犯，一个真正的“体面人”。这个男人身穿黑色面料的外套，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他的条纹裤子是羊毛的。从头到脚都是体面人的穿戴。
他们私下说了几句，这个陌生的男人说他要用五个人。
“带六个去吧，”楼长说，“不然我永远也用不完。”
他们选出了六个小伙子。其中四个是荷兰人：汉斯、赫拉德·范维克————那个年轻的心理医生，托尼·哈克斯汀———— 一个预科医生，还有范里尔————那个实习医生。他们把行李收拾一番，就被那个男人带走了。他好像是9号楼的楼长。他对这几个小伙子还挺友善，说他在集中营已经待了九年。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早在第一年就被希特勒政权抓了。今年他50岁了。
“噢，一旦你开始适应了营里的生活，还是可以坚持的。你知道吗？九成的人都是在第一年死去的，但一旦你度过了那一段，后面就好了。你适应了这里的食物，你的衣服会好一些，而如果你成了老囚犯，党卫队队员们也会尊重你一点。”
“您不想从这儿出去吗？”汉斯问道。
“想和愿意是两码事。外面也没那么好。我是个木匠，我现在这个年纪，还要找个师傅从头开始吗？在营里我就是我自己的头儿。”
“我以为党卫队队员们才是头儿。”
“哦，那些全都是小鼻涕孩儿，我在奥拉宁堡的时候他们还裹着尿布呢。营地说到底也不是营地，现在是个疗养院。你们都是荷兰人，是吧？我还是有点同情荷兰人的。那是……我想想……1941年在布痕瓦尔德，我是隔离区那个楼的楼长。400个荷兰犹太人，他们和我待了三个月，也有点适应了。我能保证他们不用那么拼命干活，他们到底还是比那些波兰人什么的要好。后来他们忽然整个都到毛特豪森去了。我后来听说，他们都去了砾石坑。一天到晚扛着石头小跑上坡。最顽强的那个人也只活了五个星期。”
没错。汉斯回忆起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二月，抵抗部[1]一个叫科特的在犹太区被打死了。后来秩序警察从大街上抓走了400个青年。几个月之后，死讯传来，后来这件事很快就结束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9号楼。他们要先在走廊等着，然后进了1号房间。
桌子后面坐了一个小个子男人，是那种矮胖的类型。他戴着一个红色的三角臂章，上面有个字母P，这说明他是波兰政治犯。他肥头大耳，长了一张严肃的嘴脸，但是眼里却有种美好但有点失神的神情。他紧张地把玩着一根铅笔，这种事他肯定见得多了，或许他也在营里很久了。
这些小伙子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面前，作为楼长的替补，以及楼里最老的医生，他负责分配任务。
第一个轮到托尼·哈克斯汀。问他是医生吗，他对此有点含糊其词。楼长问他的实际年龄，他回答22岁。旁人笑了起来，有人嘟囔了一句“愚蠢的荷兰人”之类的。然后是赫拉德·范维克，他说自己之前学医，现在是心理医生。营区医生不是很明白，问他是精神科医生吗？赫拉德不敢说不是。
“那你去3号房，找你的老乡波拉克去。布纳那边用不上他，那边全是疯子。”
汉斯感觉他有机会了。他毕竟当过两年精神科助理医师，比赫拉德那个理论派更有成为精神科医生的资格。不过现在可不是竞争这事的时候，赫拉德或许就这么一个当“精神科医生”的机会。所以汉斯说自己是内科医生。
“好，”楼长说，“你就留在这屋吧。这位是住院医师奥科斯基医生。你可以给他打打下手。”没有轮到范里尔。28号楼的楼长已经和9号楼的新同事说了范里尔脚上有伤的事，所以他要先在病房等伤口愈合。
汉斯很高兴。“去给住院医师帮忙”，肯定是个不错的工作。
他依然对营地里的关系一无所知。谁是临床看病的？那些18~20岁的小青年，掌管着流动医院，卖药换香烟和黄油。药并非卖给有需要的人，而是卖给买得起的人。
9号楼里谁是老大？不是楼长和营区医生，而是负责发放食物的人和他的伙伴，一个粗暴的波兰人和几个俄国人。
医疗工作？奥科斯基医生，一个公道的人，一个无事可做的人。每天大概能来十个人住院，奥科斯基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间屋子。那也就是五分钟的活儿，之后他就整天在床上躺着。如果门卫开始敲警钟，他就知道党卫队队员来了，立刻开始逮个人做检查。是的，没有什么医疗工作，但是别的工作有的是。尽管如此，9号楼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要是你会数数的话，9的后面就是10！
[1] 属于荷兰政党“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