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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所谓日历，即每日的记载，被认为官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没有“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记载，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说改朝换代的时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对象之时，那么我们当然很难指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但是从朝代改变到修史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就没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了。只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见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顽，就是极其邪恶。所幸者，本书的主题几乎完全不受这类考虑的影响，尤其是要感谢正史的编排体例，凡见于日历中关于和中国王朝发生接触的外国的材料，都是抽出编集，按照地理区域独自成篇，因此所受史家偏见就更少了。
二十四史三千多卷，如果不是中国史家有条不紊地把关于外国的材料列为专传，要一个欧洲学者在这样的浩繁卷帙中搜集有关题目的材料，是很费力的。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一般考定即为Ferghana）等列传。司马迁（约殁于公元前85年）的地理记载，只限于那些曾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的近邻诸国。后来班固和他的妹妹班昭撰《汉书》。班固死于公元92年，他对于中亚及西亚各国有广泛得多的知识。班氏关于地理各章，已有译文 [1] 。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马迁逝世以来人们对地理研究的兴趣；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旅行家，这一事实自然增加班固在这方面的兴趣。班固大概会听到他弟弟的远征西部或中央亚细亚；但班超于公元102年回国时，班固已经去世。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必然是由班超远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见于《汉书》而见于较晚的《后汉书》。
《后汉书》为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人范晔所编，为对亚洲西部诸国提供某些详细记载的第一部权威著作，其中《西域传》，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照例具备的一项，并以同一或类似的题名见于后代的史书之中。
《后汉书·西域传》共有五百八十九字，为明代以前中国文献中对极西的国家————大秦的第一次记载。书中所记关于大秦国的位置、边界、首都、人民、物产、工艺的许多事实，且不说由后来历史中所提供的任何附加的材料，如果不是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欧洲汉学家，不幸抱有偏见（他们认为大秦既为极西的最大强国，那么必然就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全境），本来就足够可以提供作为考定这个国家所在的基础。坚执此说的人，前有刘应及德经，近有布氏、爱德金斯（Edkins）及李希多芬（Richthofen）。我必须承认我一度曾抱有同样的偏见，两年前，我开始搜集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之时，目的就是想用以支持以大秦为罗马及意大利之说。但不久我就发现，在把汉文记载仔细考察后，不但不能证明我先前的见解，反使我全部抛弃前说。在这些记载中提到“苏合”（Storax）的制造，罕柏理（Hanbary）曾经指出，苏合的制造历来就只限于利凡得（Levant，地中海及地中海东岸一带，特别指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带；又提到以水精（琉璃）及宝石为建筑物装饰品；外国使节从边界乘驿而诣王都；以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驿）为基础的军事制度；道多猛虎狮子，遮害行旅，使行人不得不结队而行。凡此各种证据，一经考究，不由不使人觉得，大秦并非罗马本身，而是它东部的一省。
大家知道，在7至8世纪，景教已传入中国，在西安府附近立有景教碑，1625年（明天启乙丑）出土，碑文说大秦乃其故邦，且有“室女诞圣于大秦”之语，这显然是指叙利亚。在熟悉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人根据这个证据，放弃以大秦为罗马之说，而赞成定为叙利亚，或叙利亚的一部分（即犹太Judiea，巴勒斯坦Palestine）。巴拉威（Paravey） [2] 于1836年采用此说，约20年后，卫礼（Wylie） [3] 和波提埃（Pauthier） [4] 亦然。但这三位汉学家立论的理由，主要以景教碑为根据。这些理由在那些认景教碑为伪作的人眼里是不能成立的，如本非汉学家的伏尔泰（Voltaire）和近日的芮农（Renan）。他们得到纽曼（K．F．Neumann）和儒莲（St．Julien）的支持，这两位如果不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抱有偏见，对这个问题本来可望有比较高明的见解的。我个人完全承认景教碑文的真实，除卫礼及卜铁所提出的理由，已经没有再提新的论据的必要。我所愿意做的，就是除景教碑外，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献中，搜集论据，以证明大秦即叙利亚，来填补二人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为了对我所用中文材料的来源作一概述，不可不论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今本的《后汉书》并非完全出于范晔之手，其中《志书》即出自他人之手。但《西域传》出自他的手笔。唐高宗（公元650——683年）命人为范书作注，迄今与正书并行。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旨在解释原书某些疑难的注文，在写作的年代上距范晔写作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 [5] 关于《后汉书》传授的可靠性，我们必须知道，它到宋代才第一次有刻本；在撰成至刻本年之间的几百年中仅有抄本流传。我本人没有见到初刻本， [6] 但所见到的是乾道三年（1167年）刻本与《汉书》同时刻版，也可以称为最古版本之一。书共六十四卷，精印对折六开本；用最大的字体，印于具有水纹特色的白纸之上（没有后来所造纸张的横帘纹）。每页边缘有抄书人的姓名，刻工即依此刻木。每卷有藏书人果亲王之章。此书当时售价为七百两，约等于一百七十五英镑。我曾将此本《后汉书·西域传》关于大秦的文字与今本核对，除今本有一处漏去一“也”字，另一处将“师”字改为“狮”字外，自宋版以来内容没有变乱，使我很满意。我前面已经提到，此书在宋代以前，大概只有抄本，我们虽然无从追溯最初的原本，但是我们绝少可以怀疑传写真实性的理由，因为此篇所记者为一个远方的异国，传抄的人没有有意去作假的利害关系。
如果文字有任何的变动，必因于一时的疏忽；中国的古书虽然不能绝对避免这种错误，但在我们所称的古代中国学者的“经典”中，比起我们的希腊罗马的经典编集中的错误要少得多。这一点，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历代受命掌管国家档案（它一定还包括以前历朝正史的抄本）的中国学者，在他们抄写工作中，不像僧侣那样的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正因为我们希腊及拉丁文字中沿袭的错误层见迭出，才使语言学成为一种这样有用的科学。此外，中国的学者也不曾遇到这样的困难：欧洲古典文献的研究，经过几世纪销声匿迹以后，才开始重振旗鼓；这个时候重见天日的抄本，一部分已经残损，因而变成无法辨认，希腊和拉丁文的书写体都曾经过重大的改变。在中国，像《汉书》一类的书，从来就没有完全中断过，其所用书体是自古迄今的文人都熟识的；最初抄写的字体，和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并无多大不同，那个时候现行的所谓楷书体已经盛行了一百多年，并且注定将成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标准字体。王右军殁于公元379年，他的书法成为后世仿效的范本，今天想写好字的人，仍在照他的字天天临摹；对熟谙近代文献的人看来，他的书体，也像公元781年所立的景教碑的字体一样，可以明白辨认。 [7]
《西域传》取材的主要来源，也应当像关于编年的各章一样，是当时史官所撰的日历。 [8] 史官对于朝政，也同当代都察院的御史们一样，对于政府的行动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享有一种特有的便宜，即无须公开向皇帝面诤，而是笔之于书，把他们的历史记录，秘密保存起来。这些记录留传到后世史官发表之时，材料所描写的君王或已死亡，或已失势，他的家族被排斥在政府的圈子以外，无论皇帝和任何大臣都不准看这一部分的国家档案。虽然往往有违反正规之举，但至少这是日历所根据的原则。
编年史中所记关于外国的资料，想必根据于到中国的外国人的陈述。来华的外国人是否都持有本国君主的证明文件，如有，能不能作适当的审查，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似乎中国朝廷十分重视外国人带来京都的礼物，认为是一个外国使节的主要部分；对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由远邦而至，携有珍奇物品的人，更以贡使相待，认为可以增加大国的光荣。历代正史关于亚洲西部及中部各国的记载，表现有某种的统一性，对其中关于某些类的地理事实的描写，也有某种的规格。看来外国人来华或来华以前，须受某种的盘问，通过一位译人或几位译人（重译）向他提出一系列同一的问题。例如，设有一个商人，由锡兰至安南，带有一懂得希腊语的锡兰译人同来（当时西商到印度各埠都以希腊语为贸易通用语）， [9] 从这里，再携同一位谙熟锡兰语的安南人和另一位能操华语的人，前往长安（或西安府）；这几位译人在询问时可以担任传达翻译。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如下：（一）你国家的名字叫什么？（二）在什么地方？（三）距离多少里？（四）有多少城邑？（五）有多少属国？（六）都邑是怎样建造的？（七）都邑有多少居民？（八）你国家有什么物产？等等。最后，关于你的国家你还能告诉我们点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日历所载的来源，而我们现有《西域传》的记载，一定就以日历所记为根据。自然史家不会仅限于照抄而已。他们富有文才，并且作为熟悉历史格式的大师，就得把他们所接触的说得很简略的事实，进行整理，使它成为一种叙述体的文字。这种整理的工夫，包括不能把从其他来源方面所得的材料，置之不理。因此，在史文中常常插入一段，开始有“又云”等字。特别是《后汉书》中关于大秦的记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能曾经吸收增补了当时所知道的甘英出使探问的结果。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他只到临波斯湾的条支而止；由此地行至位于红海口阿卡巴湾（Gulf of Akabath）的叙利亚港伊利安那（Aelana）有正常的海道贸易往来。甘英既与经常在这条海道上往来的船人发生直接的接触，自有搜集有关他要去的目的地情报的大好机会。除此以外，安息于罗马人复占叙利亚（公元前38年）以前，曾统治该地数年之久，135年后，甘英使安息之时，从安息王朝方面可能很容易收集有关大秦的情报。在大秦物产通过安息人运入中国时，情况显然必是如此。
《三国志》是陈寿（殁于公元297年）所编，包括同时鼎立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魏志》中对于若干比较近的外国有简略的记载，宋文帝因全书时有脱漏，失在于略，命裴松之补注，凡寿所不载、事宜存录的，一概采入。我们所有的关于大秦的最详尽的记载，即出于此。根据裴松之的上书表，其注于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进呈，距陈寿死约一百三十余年。但关于地理记载，多出于鱼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补注（公元429年以前）之间。我不打算讨论《魏略》是否今天仍存在，但我倾向于相信原书已佚，我们只好满足于其他著作中的援引。《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加以著录，明代编纂之书，如《本草纲目》援引群书列为取材之一；类书中亦有摘引（例如关于大秦），但和裴松之的补注征引的文字稍有出入。因此我认为在不太久以前还存在过《魏略》的另一个本子。从这一个假定，马端临关于大秦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同于《魏略》，但文字范围涉及更广一些，更加可以征信，使我们可以设想，或者马端临手边所有的《魏略》原书，比今日在《三国志注》所见的更为完备，或者就是马端临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于比《魏略》更早的同一来源。我所要说的，马端临在此处，也同他的关于地理的记载一样，都没有注明取材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裴注《三国志》对于大秦所提供的材料，既古而又完备，不下于《后汉书·西域传》。《魏略》中有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的材料，史官们即使知道它的存在，显然也不会重视这种撰述的。对于这些记载，我们除了承认关于属国的地理情况、方向、距离等方面存在某种混乱外，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记载就不比任何其他古代记录的可信。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要求一本古代中国的古书作品，要比一本古代西方的权威作品，如托勒密（Ptolemy）的书，还要正确。特别是我们如果考虑到，即近如埃德利斯（Edrisi）的地图，关于印度及整个东方的草图（1154年，见Pesehel，Gesch．d．Erdo，ed，Ruge，Münechen，1877，第145页），还是那样的离奇荒诞，远离事实。从马端临书中一部分根据于《魏略》，或与《魏略》极其相类的这一事实，表明卓有声誉的中国批评家，并不完全追随宫廷史官的先例。
中国正史中其次就是房乔（殁于公元648年）所编的《晋书》。其中关于大秦的记述，不过因袭《后汉书》的文字；在沈约（殁于公元513年）所撰的《宋书》中，其书虽比《晋书》要早一百多年，也没有多少新鲜的材料。《南齐书·外国传》所述简略，而且没有论到远方的大秦。在公元7世纪间撰述的《梁书》，除了叙述天竺（印度）时所附的少数说明以及关于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至吴朝见孙权一事的简短记载外，也可适用同样的批评。我曾寻遍《三国志·吴志》，欲知此贾人的事迹，但无结果。在查阅较小的诸史中，于记述北魏王朝的《魏书》（公元386——556年）中，获得第一个有一定价值的记载。《魏书》所记外域虽然重复《后汉书》和《魏略》中许多叙述文字，因为根据直到现在被人信守的中国人的方法，即凡是一百年前认为真实的，一定永远是真实的，因此就可以不加详考径予援引。但其中亦有迹象表示，出自早期诸史撰述以后，中国曾得到独自来源的材料。以同一王朝（北魏）的历史为题材的北史，这一部分几乎一字不改照录《魏书》。在北史前的诸史中，我只提一下包括公元581——617年间事迹的《隋书》。因为在《隋书》中，我第一次发现把大秦称为通行于后来的拂菻。 [10] 在本书并无大秦或拂菻传，但于述及波斯（第83卷）时，我发现有“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一语。此后重要的记载见于《旧唐书》，11世纪又有《新唐书》的刊修。关于拂菻（自此以后，我们就须从拂菻以求古代大秦）的记载，两书所述事实大体相同，但所用叙述的笔调不同，可以互相补充。我们强调这种对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实的不同叙述，看起来好像咬文嚼字，但实际上我们有必要把能搜集到的古代作家对同一事实所说的每一句话，作仔细的推敲，采用这种方法，不但可以使我们拾取某一个叙述所提到而为其他叙述所忽略的一些小项目，而且可以用于克服许多文字上的困难。有许多节文字，如果我们不参考说明同样内容而文字不同的相应句子，那么无论对中外学者，就变成难以索解。我可以举德经、刘应、波提埃等人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译文中的许多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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