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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民众进行过评论和不同程度的谴责，原因在于中国人麻木不仁以及显而易见地对人类的苦难缺乏同情；从温和的批评到直言不讳的厌恶，不一而足。虽然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表明个人善良行为的证据，以及对于不幸灾难的实际表达出来的同情，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不能说他们特别容易同情，他们对人类苦难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要比别的国家严重很多。如果一个中国村庄里，在任意一天发现的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数量被移植到美国的一个社区，大量具有人道主义和慈善倾向的人就会立即让自己投身于救济的实际行动中。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忙于自己的工作，除非社区的贫困传统与中国村庄里发生的一样长久。我想在那种情况下，美国的公民未必比中国人更加主动或更加慷慨大方。
在中国，贫穷的存在不是生活中偶然的事情，而是一个永恒的因素。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他的大部分同胞总是挨冷受饿。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而且在他死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一个饥饿的人，即使今天你给了他一碗饭，但下星期他还在挨饿。如果一个家族的成员处于饥饿的状态，他当然也会得到亲朋的救济，但这只是家庭的责任，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人道主义动机。全国各地分布着数目众多的慈善机构，但它们大部分的活动是为了埋葬死者，而不是为了救助活人的生命。
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外国人会不知不觉地接纳同一种观点。当我们看到周围有如此之多的贫困现象和显而易见的肉体上的痛苦时，就开始变得心如顽石。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生活将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负担。只有当我接待来访者，倾听他们对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表达感叹和同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了25年不断地接触苦难之后，已经变成了铁石心肠。麻木不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同情的源泉已经干涸了。
在纽约或者其他美国的大城市，我注意到那些乞丐最惯用也是看起来最为有效的诉求是希望得到一角钱以便可以去买一杯咖啡作为早餐。如果一个人在早上10点钟了还没有喝杯咖啡，一个慷慨的美国人通常会据此推论他还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并感到震惊。但在中国即便最慷慨的人对这样的乞求也会表现得无动于衷。他认为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一个人还没有吃早饭就大惊小怪。事实上，他也不会对一个人的哀求感到内心不安，即便这个人一整天都没有吃到东西，直至午夜还在乞讨。除非被乞讨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即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因洪水和饥荒而使富人的粮食供应也出现困难时，幸运地活了下来。很有可能乞讨者已经不止一次整整24个小时没有食物，但他不仅没有死于饥饿，也没有因此而患病。人们从生活的经历知道了每个医生从理论上获得的知识：短期的禁食对任何人都没有害处，甚至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好处。因此，一个乞丐除非能够证明自己已经三四天水米未进了，他才可能会得到一点点的同情。
中国人对于那些在外国人眼里各种各样身体上的痛苦，也有着同样实用的观点。他们从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考虑事情。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中国人永远不会遭受外国人认为他们遭受的痛苦或者不适，或者外国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遭受的痛苦或者不适。通过学习忍受痛苦和不适，这些事情变得不再重要了；并且不同的风俗习惯建立了不同的舒适标准。
上海与新奥尔良的纬度大体相同，都有着相当温和的气候，只是在冬季时气温常常处于冰点以下。在这样的季节里，六万名黄包车夫里有99％的人只穿着拖鞋、薄棉裤、棉衬衫和夹克。如果赶上下雨天，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能会幸运地拥有一件油布的雨衣，而更多的人则是把一块油布披在自己的肩上。按照所有的外国标准，他们可能正在寒冷中遭受可怕的痛苦。但如果你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一套毛料衣服和一双鞋，他也不会穿的。他穿上毛料衣服会觉得太暖和，而鞋子可能会弄伤他的脚。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作暖气。如果他迫使自己穿得和美国人一样，住在有暖气加热的公寓里，他可能会生病甚至死亡。
当我们看到苦力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雨中工作，甚至那些遭遇饥荒和洪水而受难的人正因为挨饿而变得气息奄奄，但这一切与清朝长期统治下早已司空见惯的可怕残酷景象，以及建立共和国之后旷日持久的内战相比，都显得不值一提了。时至今日境遇尤艰，战事已经扩大到无人能够轻易地逃避恐惧的地步，而且中国的内战在某些方面尤其可怕。
对我而言，我不可能对中国人麻木不仁的事实感到震惊，因为我对那些使访问中国的人感到厌恶的景象已经麻木。我确信自己不是生来如此的。的确，我至今都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一颗被斩首的头颅用他的辫子吊在南京电线杆上时那种强烈的震撼。我对一个月之后自己又见到六七颗或更多的头颅挂着的景象，有一些茫然但相当明确的回忆。我想，从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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