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假如孔子重返人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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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国伟大的圣人孔夫子重返人间，并对各种地图所反映出的世界进步进行研究的话，他会发现许许多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会高兴地发现构成本土民族的那些浅棕色眼睛、黑色头发的人们占据了整个地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比其他任何民族的人口都要多出两倍以上；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理上，他们与别的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比大多数民族都要优越。在他生活的年代存在过的许多族群，大部分已经完全灭亡了；而当他于公元前五世纪逝世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族群，几乎没有一个像近邻友邦（曾经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后裔一样繁荣。

    当看到许多国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技能，通过医院、医生和各种旨在维护人民健康的措施来维持和延长人类的生命，却没有一个能像黄河流域人民的后裔那样表现出如此令人满意的生存状况时，他会感到由衷的宽慰和高兴。他的族人在没有任何健康与长寿人工辅助手段的情况下，做到了其他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的民族才能做到的事情。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医生很少，而且也不是医术高明到药到病除，他们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良好的训练。在孔子大量的论述当中没有公共卫生这个词，甚至直到近代它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词汇，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并了解这个词的意义。事实上，从圣人生活的年代到现在，作为人口增长的自然结果，城市和乡村变得更加拥挤，有害于人们健康的生活条件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差。如果这些情况使他困惑不解，这位古代的哲人可以向一位现代哲学家寻求解释。

    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 [1] 在对导致人类最高级的生理和精神发展环境的描述中，他下意识地描绘了一幅自孔子生活的时代直到最近才被稍加修改的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图景。中国人从来没有利用过蒸汽热能来抵御严寒，事实上，除了太阳和各自的身体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利用过其他的取暖方式。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比在树荫下乘凉更有效的遮挡太阳酷热的手段。他们的肌肤被雨水抽打、被太阳炙烤、被霜雪冰冻。他们在没有卫生医学，没有医院、医生或护士的帮助下与各种疾病进行着斗争。一般来说，他们的饮食只有在节日期间和一些特殊场合才可能是丰盛的，而在其他时候则十分匮乏。因为食物从来都没有充足过，所以他们只能吃个半饥半饱，更不会因为吃得过多而发胖，忍饥挨饿的日子总比能享受美食的时候多得多。他们已经使自己适应了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充分的睡眠或者进行无休无止的劳作，并且还不受疾病的困扰。

    无论生活的条件舒适与否，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存了五千多年，并且还将在与美国的拓荒者家庭非常相似的条件下继续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遮风挡雨、防寒避暑的庇护之所，还得经常忍受着饥肠辘辘、长时间的艰辛劳作。像拓荒者一样，他们强壮而健康，并且大量地生儿育女。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极高的人口生育率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个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归因于传统的“孝道”，但综观世界各国历史，其实大型家庭都是在农业社会形态下产生的。为了提供更多有说服力的事例，我将会提供自己家庭的记载。

    根据我母亲精心编制的家谱，詹姆斯·夏洛克于1750年出生在利物浦，当他在76岁去世时，其遗嘱列出了7个还活在世上的孩子，其中的一个叫蒂莫西，那一年他51岁。蒂莫西婚后养育了10个子女。他的第二个儿子，也叫蒂莫西，结婚以后也已经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些孩子中就有我的外祖父，而他的子女数量也达到8个。这部家族的记录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移民史，从詹姆斯·夏洛克在纽约建立起最早的美国家庭，到后来的子孙不断地向内陆发展。在每一代人都坚持不断的家庭记录中，除了少数社区如今依然有美国人像我的祖先一样生活之外，其他生活过的地方以现在的眼光看都可以称之为非凡的。从我们家庭父系这一边来看，尽管克劳家族可能拥有最好的纪录，但记叙的内容也是大体相似的。

    我尊敬的祖辈们，大多数都是经常去教堂进行礼拜的虔诚的循理宗 [2] 教徒，他们既不是因为受到孝道的驱使，也不是因为妻妾成群，但到如今同样繁衍生息出了数量巨大的家族人口。这只不过是精力充沛的人们自然交配的结果，他们生活在虽然可能不太舒适但却发达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就像十分之九的中国农民一样。假设中国存在类似的情形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除了压抑性欲这一点之外，中国人在所有方面都符合卡雷尔博士对通向人类最高发展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性欲在中国不仅没有受到抑制，而且还因为对子嗣的渴望而受到了鼓舞。这一情形被许多权威人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孝道”，因为孝的信条就是要求由儿子在家族的祠堂中履行祭祀的职责。在所有的农业社会都存在着同样的愿望。有许多儿子的农夫获得了额外的廉价农业劳动力，所以他的经济地位就要比那些只有一儿半女的邻居们优越许多。中国与美国在此问题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同的婚姻习俗。在美国高度个体化的家庭制度下，一个结婚的男孩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而在中国的宗法制度下，儿子可谓家庭中的一份永久性资产，因为在他结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分家另过。他依然留在原来的家庭里，而且还增添了新娘作为新的劳动力。也许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孝顺的观念，导致了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是否鼓励早婚态度上的不同。

    在父亲的安排之下，中国的男孩子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就早早结婚了，然后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往往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在他们上了岁数的时候，春药几乎成了普遍的需要，而富人们则通过不断迎娶年轻的小妾来弥补年老色衰的妻子的不足，尽管这个制度一直让人无法欣然接受。一位在十年前崛起的著名军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他的后宫有妻妾40多人，包括几个欧洲人。在中国人看来，除了有些人可能忠诚于一夫一妻制的习俗之外，不管是基于健康还是道德上的立场，娶妻纳妾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们根本无法设想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去建议别人在此类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态度。

    也许卡雷尔博士的假设只适用于个人的福祉，而不适用于一个民族，因为任何造成小家庭抚养的社会习俗可能很早就将中华民族送上了不归之路。虽然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是它的出生率始终维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二者之间的差额意味着其人口能够非常稳定和可靠地增加，以至于弥补了因为洪水、饥荒和骇人听闻的内战破坏而导致的人口减少。美国内战期间，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造成了2000万人的死亡。从那时起，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数百万因洪水或饥饿而丧生，但是这些对中国的总人口并没有产生什么永久性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中国移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过着舒适、安定生活的小商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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