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君和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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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释为或许他将头疼潇洒地说成是低气压吧？后来一问，才知道他指的就是实际上的低气压，据说苟有低气压徘徊不去，他的头就始终脱离不开懊恼。当时我也学他，同样挂起了“谢绝来客”的招牌。这虽然出自创作上的低气压，但“谢绝来客”表面上双方都是同一回事。两个人既没有撤掉招牌的缘由，又缺少亲密的关系，所以从此再没有面谈的机会了。

    一天午后，我去洗澡，脱掉衣服正要走进浴场，猛然朝旁边一瞥，看到一位正在洗浴的人，正是长谷川君。我喊了声：

    “长谷川先生！”

    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他，抬起脸来应了一声。我们就这样在浴池里各自开了一次口。我记得那是很热的时节，我揩干身子，坐在铺着草席的廊缘边，扇着团扇乘凉。不一会儿，长谷川君也上来了。他首先戴上眼镜，看到了我，从对面跟我打招呼。记得两个人都光着身子。但长谷川君说话的方式，和初次见面谈论俄国政党时毫无二致，低音发得很稳重，语气平缓，同全裸很不相称。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顾忌，真心实意向我诉说头疼的事。去年好像晕倒过一次，躺在田头休息了片刻，现在稍微好转了一些。

    “那么说，还是谢绝来客吗？”我半开玩笑地问他。

    “哎呀……”他似乎支吾了一句。

    “好吧，那我暂时先不去打扰了。”说着便分手了。

    那年秋，我离开西片町搬到早稻田，因为搬家，我同长谷川君的缘分也越来越远了。但我买了他写的那部《面影》读了，大受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依然受感动。遗憾的是，我现在无法说明我的所谓某种意义到底指什么，因为这篇文章主要不是评论作品的，只得作罢）。因此，我写了封信赞扬一番，从早稻田发往西片町。实际上是我很同情他的脑病，才做了这件多余的事。那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长谷川君并非以文学家为己任，作为同行又是同一报社的职员，虽然我自以为会多少给他带去些安慰，但想想他耻于做一名文士的立场，实际上我的作为或许很不合时宜。他回了我一枚明信片，上面只写着：“谢谢，望有空见面。”云云。简单而淡薄，丝毫不是《面影》的文风，这令我大惑不解。这时，我才初次领教了长谷川君书信的一种风韵，然而这种书信绝不同于《面影》的风格。

    其后，一直断了联系。下次见面是他初步决定去俄国的时候。大阪的鸟居君前来招呼长谷川君和我共进午餐，地点定在神田川。到达旅馆会合之后，我们正在商量究竟选哪里为好的时候，长谷川君一个劲儿提到吃什么这一话题，记得他问我“中华亭”是哪几个字。在神田川时，他谈到去满洲旅行，被俄国人抓进监牢的经过，接着又谈起现今俄国文坛不断变化的趋势、著名文学家的名字（名字很多，都是我所不知道的），还提到日本小说卖不掉的事。他希望到俄国以后，能把一些日本的短篇小说译成俄语，等等。总之，三个人躺在席子上度过两三个小时，尽情地畅谈了一番。最后，他还托办两件事：他说他想宴请丹琴科2，请我一同出席；他不在国内期间，请我照顾一下物集3的女儿。

    最后一面是，出发前几天他前来辞行，这是长谷川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他走进客厅，环顾了一下室内，说：

    “真像一座庙。”

    因为是告别，所以没有谈及别的话题，只是将门生物集的女儿以及眼下独自身在北国的人又反复托付了一遍。

    过了一天，我去回访他，他正巧不在家。我终于没有去送他。我同长谷川君从此再也未能见上一面。他只从俄国圣彼得堡给我来过一枚明信片，其中有些诉苦的话，说那里非常寒冷，简直叫人受不了。我看了信，同情之余又觉得好笑，因为我并不认为会真的冻死，而他，看样子就要被冻死似的。长谷川君到底还是死了！长谷川君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长谷川君，他就这样死去了。要是他活着，我们也许只限于那几次交往，或者说不定有机会变得更加亲密。我只能将以上的长谷川君作为一位远方的朋友，留在记忆之中。此外，别无办法。他所托付给我的物集家的小姐，倒是时常见面，至于那位北国人士则杳无音信。

    （1909年8月1日）

    注释

    1 长谷川辰之助，即二叶亭四迷（1864——1909），翻译家，日本近代小说的先驱。代表作有《面影》《平凡》等。

    2 涅米罗维奇-丹琴科（1849——1936），俄国作家。

    3 物集高见（1847——1928），日本语言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