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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通过希斯案件获得的声誉使我开始走上得以担任副总统职位的道路，但同时，它也使我从一个小有名望、在报上常受到有限好评的年轻众议员，成为在华盛顿被人纷纷议论的人物之一，并遭到当时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响的开明派报界人士和舆论界领袖的激烈反对。
我一到圣迭戈就打电话给帕特，于是她立即从旧金山乘飞机赶来了。我在海外服役期间，她一直在那里的物价管理局任物价分析员。我在机场门口等着她。她穿了一套鲜红色的衣服，一看到我站在那里立即满脸含笑，奔到栏杆边来和我拥抱。
尽管那时我已回国，但仍在海军服役。1945年1月，我奉命到东部去办理海军包工合同的结束工作。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和恢复和平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们先后在华盛顿、费城、纽约和巴尔的摩等地住过一段时间。
对美国人来说，那段日子是重要的时期。4月，当帕特和我在费城布克班德饭店吃饭时，侍者过来对我们说，他刚听到无线电广播罗斯福去世了。同别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一个月以后，欧战结束了，我们看到了苏军和美军在易北河握手的新闻片。8月，帕特和我在挤满人群的纽约时报广场上参加了庆祝战胜日本的胜利日。
1946年：竞选众议员
帕特快要生第一个孩子时，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开始认真考虑退役后我应干什么的问题。答案却由9月我在巴尔的摩收到赫尔曼·佩里的一封信代为作出了。佩里是美洲银行惠蒂尔分行的经理，他是这个地区的共和党领导人之一。他曾经是我母亲在惠蒂尔学院读书时的同学，是我家多年的老朋友。他的信写得非常简单：
亲爱的迪克：
我写给你这个便条，只是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参加1946年共和党众议员的竞选。
杰里·沃勒斯大概将参加竞选————按登记的选民看，双方旗鼓相当。共和党的力量正在增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以航空信赐复。
您的忠实的，
赫·佩里
又及：你是在加利福尼亚进行选民登记的？
战前佩里和我讨论过关于我竞选州议员的事，所以他完全了解我在政治方面的兴趣。但是1941年，我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婚的年轻律师；而在1946年，我可是一个有老婆孩子的复员海军少校了。显然，如果我准备认真去谋求众议员候选人的提名，那我就得花费全部时间，全力以赴。至少在6月初选以前，帕特和我得有办法维持生计，并弄到进行竞选活动必需的经费。如果我赢得了提名，我们可以依靠党的组织提供竞选费用，但我们还得设法支付我们的全部家用。我的军饷、帕特的薪金加上我打扑克赢来的钱，使我们在战争期间积蓄下了一万美元。我们曾经计划用这笔钱买一幢房子。现在要把我们的积蓄花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项政治冒险的竞选活动上，帕特是不那么感兴趣的。可是当我们想到也有可能我们将作为一个众议员家庭返回华盛顿，我们的劲头就越来越大了。
两天后，我打电话给佩里，说我接到他的信感到很荣幸，而且为有可能竞选众议员感到十分兴奋。当我告诉他，到明年年初我就可以到加利福尼亚开始进行竞选活动时，他对我的积极性泼冷水说，对这个提名问题他并不能说了算。他是代表一个称为“百人委员会”的候选人研究委员会写信给我的，这个由第12选区的共和党领袖组成的委员会希望物色到一个有可能击败沃勒斯的候选人。他认为如果我有兴趣，我将大有希望，但是委员会恐怕要多跟几个候选人谈谈以后才能决定究竟支持哪一个。
第二天早上，我给佩里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我有兴趣竞选。我还说：“我强烈地感到，杰里·沃勒斯是可以击败的，而且我欢迎有这个机会来试一试。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自由主义的纲领来，进行一场战斗性的、有朝气的竞选活动，必能符合人们长期以来寻求改革的愿望，从而取代沃勒斯的特殊牌号的新政理想主义。我在华盛顿同那些官僚主义者短暂的接触和我在海军三年半的经历，使我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华盛顿的情况是多么混乱一团。”
1945年11月2日，我乘飞机返回惠蒂尔，出席了“百人委员会”在威廉佩恩饭店举行的午餐会。这个团体经过研究，选定了六个可加以考虑的候选人，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作一次演说，说明自己竞选的理由。那时，我穿着海军制服。我当时没有便服。
由于在那个时间很长的发言节目中抽签轮到我最后一个发言，我立即感到简短肯定将和言辞动听一样受人们的赞赏。在我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发言中，我阐述了我对有关美国制度性质的两种相互抵触的观点的看法。
新政所提倡的一种观点是，由政府来控制和调节我们的生活。另一种观点是提倡个人自由和人的积极性所能产生的一切东西。
我赞同后一种观点。我相信回国的复员军人，是不会对领取失业救济或政府的施舍感到满意的，因为我曾在散兵坑内，同他们中的许多人谈过话。他们希望在一个私人企业中找到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受到人们的重视，或者他们希望有机会来开创自己的事业。
如果委员会选定了我，我决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自由主义的纲领，准备进行一场战斗性的、有朝气的竞选活动，那样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强烈地感到，现任众议员是可以击败的。
我回到巴尔的摩，等候委员会作出决定。11月29日清晨两点多钟，我寓所里的电话铃响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罗伊·戴在电话里叫喊：“迪克，你已经被提名了!”我得到63票。票数和我最接近的竞争者是萨姆·吉斯特，只有12票之差，他是波莫纳的一家家具店的老板。
在等待海军退伍通知的时候，我开始突击学习政治和公众事务课程。每天晚上一回到家里，我就极认真地阅读有关国会和竞选活动的各种书报杂志。我写信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自我介绍，说我可能成为第12选区被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我还到国会大厦他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我还同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谈过话，听听他们对沃勒斯的评价。通过共和党竞选委员会，我获得了他的全部投票记录，我花了几天时间熟悉这些记录。等到我于1946年1月退役，回到加利福尼亚时，我确信我对沃勒斯的经历已了解得和他自己一样清楚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甚至比他还更清楚。
在同我的竞选顾问们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上，我们一致同意，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整个选区都能认识我。尽管在惠蒂尔大家对我很熟悉，在所有其他城镇里，我却完全是个陌生人。
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家庭集会”，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利用自己的家，热烈欢迎那些愿意见见我的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人数不论多少，就是人很少也行。于是，在大家喝茶或喝咖啡时，我简短地讲几句话，然后回答一些问题。这些家庭集会使我能同几百个投票人见面，并且帮助我找到了一些志愿给我帮助的妇女，她们的忘我工作对任何一个竞选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她们还让我知道了投票人真正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
帕特是我最好的助手。2月21日特里西娅诞生后不久，她就自愿花时间用打字机把通讯稿打出来，邮寄小册子，以及随时查核我的日程表的进行情况。她和我一起参加了许多家庭集会，后来对我的表现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有时是十分固执的批评。
初选日是6月4日。当时加利福尼亚法律允许候选人在初选中跨党竞选，这就是说一个候选人可以参加两党的初选。这样，初选就起到为后来的大选作准备的作用。沃勒斯和我都利用了这个机会，因此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上都印有我们两人的名字。后来计算票数，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的党内获得提名。但在总票数中，他大约比我多7500票。我知道，如果我想在11月击败他，将面临一场艰巨的斗争。
我对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免感到失望，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注意也颇能使我宽慰的，那就是沃勒斯的这次初选是自1936年以来得票最少的一次。第12选区基本上是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地盘，我确信，只要我们能真正把初选时的劲头一直保持到11月大选的时候，我们准能够把它夺过来。我写信给当时担任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顾问罗伊·戴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必胜的信念。这样我们就能在11月击败他。”
1946年，我最有利的条件是，那年全国选民普遍倾向于共和党。四年战争所造成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短缺使人民已感到厌倦，在那战后突然出现的繁荣时期中，他们开始对写在新政立法中的那么多由政府施加的控制和干预，表示越来越难以忍受了。第12选区也和全国其他许多选区一样，从前线回来的复员军人无法找到他们能买得起或租得起的住房，许多复员军人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1946年发生的多次长期罢工，加剧了消费品的短缺，结果物价飞涨。这个区的一些肉店在橱窗上挂上一块牌子：“今天为什么没有肉？去问你的众议员吧。”我的竞选宣传广告问道：“你对目前情况感到满意吗？你能买到你所需要的肉、新车子、电冰箱和衣服吗？投尼克松一票，就是为改革投一票。”“答应给你们的那些新住房在哪里？投尼克松一票，就是为改革投一票。”1946年共和党的全国竞选口号是：“受够了吗？”选民显然将给予一个响亮的回答：“够了!”
由于预料到共和党会取得压倒性优势，许多民主党人尽量同自己的党脱离了关系，有些人甚至在竞选活动中批评杜鲁门和他的政策。但是杰里·沃勒斯可比杜鲁门还要“左”，因此这是我无须担心的一个问题。
在竞选运动正式于9月开始前不久，我受到一个叫作“南帕萨迪纳独立投票者”团体的邀请，要我去同沃勒斯辩论。我的大多数顾问不大赞成我去，特别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独立投票者团体主要是由主张新政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但是我认为，我既然向对方进行挑战，就根本不能拒绝同他进行辩论。
结果发现这次辩论会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辩论会。那倒更像是一次联合举办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我们各自发表了一篇开场白，然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沃勒斯首先发言，他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地谈论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和制定进步立法的必要。他为杜鲁门的政绩辩护。我在我的开场白中，狠狠地抨击了在肉类和住房短缺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不负责的拖拉作风。我号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防止发生更多的已经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的罢工和劳资纠纷。
在提问期间，规定每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三分钟来回答。我尽量作出简明扼要的回答，沃勒斯却感到总难以在规定时间内说清问题。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他毫无困难地作出了简短的回答。有人问他是否一度曾是社会党在册党员。他回答说，是的，但那只是在20年代，大危机的初期，当时他感到两大党都无所作为。
接着，我的一个支持者要求沃勒斯解释解释他的“关于货币的独特见解”————这里指的是他老爱讲的关于货币改革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自从他在他的《不负债，无危险》一书中提出后，便被人称作“滑稽货币”计划。他的众议院同僚不能理解他的计划，那天晚上帕萨迪纳的选民也弄不懂。
在轮到我回答问题时，沃勒斯的一个支持者指责我对沃勒斯进行诬蔑，说他曾经得到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至少在事后————1946年竞选运动中最著名的和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政治行动委员会是1944年大选时，由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有组织的劳工为了更好地进行党派斗争建立起来的。它的姊妹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则是为了让非工会会员参加而建立起来的。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主席。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也在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两个组织都物色候选人，然后向他们所支持的人提供经费和竞选工作人员。据估计，这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于1944年共为竞选运动提供了65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尽管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员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谁都知道已有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而这些人由于纪律性强，因而在其中产生了不能以其人数来计算的影响。由于当时许多人已开始关心苏联的战后意图，并相应地为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忧虑，所以这种影响被看成一个问题。
沃勒斯于1944年得到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但是在1946年，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决定撤销它们的支持————看来是由于他不赞成众议院中工会领导人经过反复思考的某些重要措施。1946年春，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洛杉矶县分会发行的通报指出，不管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采取什么行动，该组织准备支持沃勒斯。西海岸的共产党报纸《人民世界报》1946年5月31日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五大组织”支持的候选人》的文章。这五大劳工和进步联盟是由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铁路兄弟会、进步党劳联，以及好莱坞艺术、科学与专业人员独立公民委员会组成。《人民世界报》的文章报道了五大组织会见候选人的情况，并且登载了一张在6月4日初选中它们所支持的人的名单。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是H.杰里·沃勒斯。在他名字下面有一注释说：“产联不支持。”因此，在回答我指责他曾得到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的时候，沃勒斯争辩说，那一年他没有得到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我认为，这是回避问题。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洛杉矶县分会有大量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存在，考虑到这两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我认为，不管是其中哪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曾经支持过他，实质上完全是一码事。
当这个问题在南帕萨迪纳辩论会上被提出来时，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其支持沃勒斯的建议的通报，并走过讲台递给沃勒斯看。我大声宣读每个组织的委员会成员的名字————其中许多名字是相同的————指出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同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沃勒斯重复了他的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是不同的两个组织的说法，但是从听众的反应来看，我可以断定，我已让他们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几天后，沃勒斯本人也几乎承认了这一点，他向纽约的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总部发了一个电报，要求“立即撤销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能曾给予我的任何支持”。要是他在退而采取守势和被迫行动之前，就拒绝了此种支持，这个问题也许就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了。但是，既然他没有那样做，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我提出这个受谁支持的问题是完全合法的。在战后初期那几年，共产党对劳工与政治组织的渗透已形成一个严重威胁，一个候选人对待被大量渗透的组织给予他支持的态度，也就是他对这种威胁本身的态度。拒绝接受支持，也是反对共产党渗透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这次辩论之后，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成了竞选运动中的一个虽不十分重要但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当沃勒斯还想回避这个问题时，我的竞选指导人哈里森·麦考尔忽然想到分给大家一些塑料顶针说：“来，给政治行动委员会扎一针————支持尼克松进入国会。”
第一次“辩论会”开得非常成功，因而我的许多支持者极力主张我拉沃勒斯去出席另一些双方参加的群众大会。对此我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因为每参加一次都要花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准备，而我不想从竞选运动中挤掉更多的时间。讲究实际的出色的公共关系工作人员默里·乔蒂纳那时正在帮比尔·诺兰竞选参议员，并兼任我的顾问，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迪克，你在竞选中已落后了，当你落后时，你不能求稳。你必须不惜冒最大的危险进行竞选。”他停了一下，等我点头表示同意后，又接着说：“好。我已经准备好一个向沃勒斯挑战的声明，要求同他进行更多的辩论。”
沃勒斯接受了我的挑战，在竞选运动过程中，我们在这个选区的不同的城镇里举行了四次辩论会。这些辩论会越来越受人欢迎，吸引来大量的听众。在大选前一星期于圣加夫列尔举行的最后一次辩论时，1000多人挤满了会场，还不得不为站在场外的几百人装了几只大喇叭。
我对沃勒斯过去的记录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四年中，他在国会提出的100多条议案中，实际上只有一条获得通过，成为法律。这一法案所起的作用是把对兔子饲养员的管辖权从内政部转到农业部去。我开始利用一份报纸的广告栏，指出这个实在无足轻重的立法成就。沃勒斯用一则题为“在美国的选举中不容对投票人进行欺骗”的广告作为回答。他列举了一些他在国会中的政绩，但那些东西不过是些决议案或发言，都不是制定为法律的法案。
第四次辩论会是在蒙罗维亚中学举行的。在这次会上，沃勒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说我关于他过去的记录的一些说法纯属谎言。我指出他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已成为法律的法案。我还说一个人必须是一只兔子，才能在这个选区里找到有效的代表，这话把挤满会场的1200个听众中支持我的人全逗乐了。
沃勒斯不肯罢休，继续指责我在他过去的记录问题上散播谎言。在我们最后一次辩论会中，我一开头就冲着他说：“众议员，我敢毫不含糊地说，你就讲不出一条由你提出、在过去四年中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的议案。”在答辩时，他提到一项由他起草而订立的全国身体残疾者就业周的措施。我对他过去的记录的研究又一次产生作用了。在反驳时，我拿出一份这项措施的抄件，递给沃勒斯，并指出这也只是一项议案，并不是一条正式的法案。
由于没有进行过测验，对于选举日双方票数会接近到什么程度，我心里也没有数。那时还没有投票计算机，因而计算选票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但是，大约在清晨四时我们就寝时，我显然已经获胜了。到第二天下午，全部票数已计算完毕。我获得65586票，沃勒斯获得49994票。
那时我33岁，已是第12选区的新众议员了。
在1950、1952、1956、1961和1972这几年，我每年都再度感受到竞选获胜的愉快，而这几次竞选运动大部分都是很激烈的。但是它们都比不上第一次竞选获胜时我所感到的兴奋和欢欣。1946年11月6日那天帕特和我所感到的那种高兴，在我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由于击败了像沃勒斯那样的著名人物，我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全国知名人士。《时代周刊》报道说，我“把加利福尼亚（被那些应声虫似的共和党人称为“毫无希望的”）本届竞选运动变成对实力强大、见解高超的民主党在职议员杰里·沃勒斯的一次胜利”，并说我“有礼貌地避免了对我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新闻周刊》说：“在五次林肯-道格拉斯式的辩论会上，〔尼克松〕击败了他的对手、新政派的杰里·沃勒斯，后者承认：‘这家伙真可谓口若悬河。’”
尽管后来————而且普遍————有一种错误看法，共产主义问题实际上并不是1946年竞选运动的中心问题。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论战引起了人们情绪上和言论上的激动，但是鼓励和激起大部分选民投票的不是这个问题。1946年竞选运动的中心问题是战后美国生活状况的问题。在任何一次辩论会上，我所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我在第一次会上讲的那段话博得人们那么响亮和那么长时间的鼓掌。那段话是：“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个劳工领袖或任何一个资方领导人都无权剥夺美国人民任何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沃勒斯后来在他的自传《一个众议员的自白》中写道：“1946年竞选运动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基本态度上的差异。谁要想夺去一个在职者的席位，只需指出一切搞得很糟的事情，以及战争期间出现的一切麻烦及其后果就行了。这些东西有许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的。”我利用了这个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是《时代周刊》所谓的“一种冷静但充满愤怒的呼声，表现出对许多事情的不满，其中包括物价混乱、物资短缺、黑市、罢工、政府工作的无能和混乱、政府干预过多等”。
尽管沃勒斯是一位努力工作和普遍受人尊敬的众议员，但他同这个选区的选民却有点格格不入，这一点也是事实。毫无疑问，我认为“百人委员会”的看法是正确的，它认为，尽管沃勒斯深孚众望并且在职，可是任何一个出色的共和党候选人都有机会在1946年夺去他的席位。
沃勒斯，这位前社会主义者，赞成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而我却不然。他看到“反动分子”和“垄断集团”在进行邪恶的阴谋活动，而我却不这么看。他对工会基本上是个不提出批评的支持者，而我却把自己看作它们的敢于提出批评的朋友。他宣扬的是一些我认为将束缚和限制美国企业的政策。他的政治见解和我的正好完全相反。最重要的是，他在国会中许多问题上的投票，并不代表他的选区的选民的愿望。
由于沃勒斯在竞选中领先，而我又是一个新手，我在竞选运动中必然特别卖力。我对他的观点和他过去的记录提出种种意见，看起来我对他过去的记录比他本人更为了解。即使我当时讲的某些话现在看来有点过头，但这和那年一些老练的共和党政治家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当亨利·华莱士为民主党人在加利福尼亚竞选时，厄尔·沃伦州长就称他为替“同共产主义运动唱一个调子的左派组织”冲锋陷阵的急先锋。那年早些时候，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还指责民主党在国会提出的建议“近乎于共产主义”，而乔·马丁为了要把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从联邦政府中清洗出去，竟为争取共和党的胜利大声疾呼。
后来，对1946年竞选运动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之一涉及我的一些支持者。在我顺着政治阶梯上升的时候，反对我的人企图把我说成石油大王、大银行家、房地产巨头和保守派的百万富翁所精选出来的傀儡。但是看一眼我早期支持者的名单就可证明，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南部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汽车商人、银行经理、印刷业推销员、保险公司推销员和家具商人。使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什么特殊的既得利益，而是普通人民要求重新支配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同第12选区的大多数选民一样，他们感到“受够了”，因而他们决定要自己采取行动了。
关于参加委员会的问题，我的第一志愿是那个颇有威望的司法委员会。但我没有如愿以偿，这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根据我的第二志愿把我分配到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去，我也是感到满意的。由于历史的巧合，分配到这个委员会的另一个新手叫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一个漂亮、脾气温和的年轻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是以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他们的位次的，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民主党人中肯尼迪抽的是最短的签，在共和党人中我抽到的是最短的。结果他和我占着令人怀疑的显要席次，对坐在委员会桌子的两端，好像一对不配对儿的书挡。
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占去了1946年我在众议院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举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立法听证会，这个法案我是赞同的，后来于1947年6月通过，成为塔夫脱-哈特利法案。
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波特的一个公共事务团体要求该选区的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布坎南从两党各挑选一个看来最有政治前途的新手，邀请他们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就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进行辩论。布坎南选中了肯尼迪和我。1947年4月21日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肯尼迪-尼克松辩论。麦基斯波特靠近匹兹堡，参加这次辩论会的，除了正常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听众外，还来了许多反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的工会人士，这些人使在大家提问的那段时间几次出现十分激烈的场面。
辩论后，我们搭乘“首都特快”号列车返回华盛顿。我们再次抽签来决定谁睡下铺。这一次我赢了。我们坐着谈得很晚，讨论更多的是外交政策，而不是国内问题。肯尼迪和我在经历、观点和性格方面太不相同，不可能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们早期的经历却把我们俩结合在一起，此后也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属于同一代人————他只比我小4岁；我们都是海军复员军人；我们在同一年进入众议院；我们两人都决心投入大量精力来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交换意见，在议员休息室进行讨论，从不将政见上的分歧变成令人难堪的、尖酸的人身攻击。在起初几年，我们彼此把对方看作政治上的对手而不是政敌。我们具有一种使我们不同于大多数众议员同事的共同特性：我们都不爱对人勾肩搭背以示亲热，而且对那种装模作样的亲昵表现感到很不自在。他很腼腆，这使他有时显得有点孤僻。但这种腼腆却是由一种不愿公开自己的一切和不愿暴露自己的感情的本能造成的。我理解这些品质，因为我也如此。
1947年2月18日，帕特和我第一次看到了白宫的内部景象，那天我们出席了杜鲁门为第80届国会新成员举行的招待会。7月2日，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查尔斯·克斯顿为4个共和党新当选的众议员安排了一次同总统的私人会见，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那天晚上我所作的笔记中，我把椭圆形办公室称为一间“大而舒适的房间”，除了杜鲁门指给我们看的一个驿马快信（Pony express）密件邮包外，室内“没有任何小玩意儿”。他的全家福照片放在他书桌后的桌子上，上面还有一架飞机模型，我想那大概是总统的专机————是杜鲁门命名为“圣牛”的一架空军飞机。
在我们同杜鲁门握手时，他使我们大家感到很受欢迎，也不觉得拘束。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他十分认真地谈到复兴欧洲的必要性，并强调了他对鼓励德国和平生产的关注。他说尽管我们是共和党人，他看到我们很高兴，因为他一直认为两党有必要在外交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他说：“我的某些最好的朋友在政治见解上就从来同我意见不一致。”
他把我们带到一只大地球仪旁边，指着中国东北，议论那里的石油和矿藏如何丰富。他说苏联人把那整个地区都给破坏了，但是他说中国东北会恢复的，并将成为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接着他用手掌转动地球仪，然后指着苏联的大片土地说：“苏联人和我们一样，他们的模样和行事都和我们一样。他们是优秀的人民。他们和我们在柏林的驻军相处得很好。从我这方面来讲，只要他们不试图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人，他们完全可以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他提到罗斯福夫人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老是说什么这问题他必须先请示克里姆林宫，以此来阻挠议程的进行。杜鲁门说：“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们也正是采取这种办法的，我可是鉴于他们对战争所做的贡献而怀着一片好心前往波茨坦的。”他说，从他们对德国和对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来看，他无法理解苏联人想要干什么。
他对我们说，扔原子弹这件事是他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可怕的决定。在谈到他的工作时，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出戏，而每周到白宫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却是一分钱不花便都看到了。”我后来在笔记中说，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他待人亲切，他的民主态度和他的真诚”。
22年后，我任总统时，帕特和我乘飞机到独立城把杜鲁门在白宫时弹过的那架钢琴送给他，作为他的总统收藏品。他那时正因感冒而十分痛苦，但他在交谈中那种简练而直言不讳的风度，依旧不减当年。我知道他早已改变了他对苏联人的看法。1969年他对我说：“苏联人都是骗子————你不能信任他们。在波茨坦会议上，他们什么都同意，最后什么都赖掉。真不幸，世界第二强国竟会是这样的，但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务必保持我们的力量。”
大多数新手只参加一个委员会，但是共和党的新议长乔·马丁问我是否愿意同时参加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当时共和党已控制了国会，所以我们要对非美活动委员会常有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需要一位年轻律师到那个委员会去给它打打气。”他还说，他把我接受这个任务看作对他个人的帮忙。既然这个建议是以这种方式提出来的，我就难以拒绝了。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在前任主席、一个浮夸和有时不惜蛊惑人心的民主党人马丁·戴斯的领导下，已经弄得名声不佳，所以我是相当勉强地接受这个任务的。
我自己对待共产党的态度最近已经从漠不关心变得极端关注了。我回想起罗斯福在1934年承认苏联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安。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报界一致反对佛朗哥————他始终被称作法西斯叛乱分子————这使我站在忠于共和政府的人士一边，而这些人的共产主义倾向报纸上却很少被提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条约时，我强烈地反对斯大林，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共产党，而是因为他同我所鄙视的希特勒结盟；在战争期间，我是亲苏的，这并非因为苏联人是共产党，而是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同希特勒作战。当美国和苏联都支持成立联合国时，我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个崇拜者，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参加国联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相信联合国将为世界提供一个建立持久和平的最大可能性。
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关于铁幕的演说，正是这篇演说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总的看法，特别是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看法。他说：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了下来。中欧和东欧的古国的都城全都在这条界线的那一边。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我只能称之为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之内，而且它们全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的高压，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正不断增强的控制。
我对这些言辞感到震惊，最初，我怀疑他是否说得太过火了。但是由于共产党对东欧的统治变得越来越明显————1947年接管匈牙利，1948年接管捷克斯洛伐克————我认识到，打垮了希特勒和日本，并没有取得持久和平，现在，自由受到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危险的敌人的威胁。
1947年2月18日，我在众议院初次发表演说，内容是有关格哈特·艾斯勒蔑视国会传讯的问题。他已被认定是共产党派在美国的最高级的间谍。当他拒绝在委员会作证时，便被判为蔑视国会罪。我只讲了10分钟，叙述了案件的经过，最后我说：“作为众议院的成员，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地保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但是我们务必记住，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本身并不给人以宣扬推翻政府的权利，因为这个政府是保护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的。”
众议院中唯一投票反对这次传讯的成员，是纽约州的维托·马克安东尼奥。
艾斯勒最后由于护照欺诈行为被起诉。但是在他受审前，他趁保释的机会逃往东德，在那里最后当了共产党政权宣传机构的负责人。
1947年年底，我被派往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特别立法小组工作。我们就共产党哲学和实践的性质问题进行了一些范围广泛的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的基础上，我拟订了一个报告，扼要地提出了一个处理复杂的国内共产党颠覆问题的新办法。大多数忠诚的反共人士认为，制止国内颠覆活动的最好办法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我认为这种办法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会引起反作用。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实际效果，只能是迫使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核心分子转入地下。我认为迫使共产党进行公开活动应该更有意义，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人是共产党。
这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想出一个客观的方法来确定和识别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保守派和其他一些反共人士中使用过火的、不精确尺度的人实在太多，结果是，不公正地把许多极端开明的和左翼的组织统统看成了共产党。我认为，不管一个个人或团体的信仰怎样令人讨厌，只要不接受外国政府的经济资助或命令，或者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信仰的权利就应该得到保护。
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和我密切合作，拟订了一项法案，于1948年春提出，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这是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十年来提出的第一项立法。它规定所有的共产党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经查明为共产党外围组织所散发的一切印刷品和广播文稿，必须说明材料来源。根据我们这项法案的规定，只有控制颠覆活动委员会才能应司法部部长的要求对某一组织进行调查，以鉴定它是否属于共产党外围组织。
我被任命为这一法案的辩论会主持人，维托·马克安东尼奥是民主党的主要发言人。在第一天辩论结束时，我简短地说：“在共产党问题上存在着过多的不负责任的谈论和混乱的思想。由于这个法案的成立，美国国会今后将明确规定什么才是美国的共产主义颠覆活动……它将一劳永逸地防止把那些碰巧也宣扬了共产党所支持的某些政策的组织，统统被不负责任地指责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1948年5月19日，众议院以319票对58票通过了蒙特-尼克松法案。参议院却把这个法案搁置在委员会里，直到1950年，其中的某些条款才被吸收到麦卡伦法案中。当然，到了那时，国内共产主义问题由于希斯案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性质，麦卡伦法案中的一些苛刻条款反映了这一变化。
我们决不能忘记，共产主义概念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战争期间，苏联人是我们反对希特勒的同盟者。美苏两国士兵在易北河握手言欢的照片给许多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盼望从此将出现一个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新时代。
总的说来，战后美国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是反对存在于苏联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它否定了美国所代表的一切。例如，在1946年的竞选运动中，我谈到“共产党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这句话一般人都会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的对立角度来加以理解。
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国内共产主义问题尚未成为引起争论的问题。希斯案件之前，一般说来，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看作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迫在眉睫的明显威胁。例如，在1948年1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并没有构成威胁，45%也只认为构成潜在的威胁。
但是，由于1948年的总统竞选即将来临，杜鲁门一定是开始为国内安全问题担忧了。既然非美活动委员会当时掌握在共和党手中，他可能已经决定，对付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一切可疑的迹象全掩盖起来。1948年3月15日，他命令联邦政府各部、局机构，今后拒绝国会希望了解或调阅有关忠诚与安全问题的材料的要求。这个决定结果只是害了自己，因为它并未能制止这个问题的爆发，另外却使人怀疑杜鲁门自己是否有什么问题怕被人发现。杜鲁门不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却决定强硬到底。他这种做法进而使他不得不采用了许多转移目标的手法，因而不仅在希斯案件时期，而且在两年后，当麦卡锡明显地带着要迫使杜鲁门撤销这个行政命令的目的而开始他的反共生涯的时候，都给他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麻烦。
希斯案件完全改变了公众对国内共产主义的看法。当时人们警觉到有一种对我们自由的严重威胁。同时，不幸的是，这种新的警觉却只引起了过分的感情用事和不确切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从而不是弄清了，反而是模糊了这个问题。
赫脱委员会
1947年7月30日星期一那天，华盛顿也许没有谁像我那么感到吃惊。我打开早晨的报纸，竟发现我已被众院议长乔·马丁指派为前往欧洲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克里斯蒂安·赫脱为首，共19人，准备提出一份报告，谈一谈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将军6月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发言中已经透露出去的一份外援计划。我甚至从未同马丁或任何其他人谈过关于这一委员会的事，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可能被派去参加这个委员会。
对我来说，这个委任是个意想不到的荣誉和机会。我要勤勉工作的决心出奇迅速地得到了报偿。我倒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我看得出我的年龄和籍贯都起了一定作用。马丁希望特别委员会能代表众议院的各个方面，而我是被委任的成员中唯一的西部人，又是最年轻的人。我现在将有机会同众议院中一些资历最深和最有影响的人共事了，同时这也将是一个机会，看看我在外交事务方面能干些什么。
在加利福尼亚，我的大多数顾问对我的委任感到高兴，可是他们却希望委员会的报告不要认可杜鲁门-范登堡的两党外交政策，而当时华盛顿正在宣传这个政策，用以支持马歇尔计划。正好在我们赴欧前夕，我收到了一封由6个我的最坚决的支持者签名的长信。信的开头写道：“在阁下即将启程之际，我们感到正宜乘此机会一述我们的观点；阁下此行将首先为国务院所提出的经过巧妙安排的计划所影响，继而为经过同样巧妙安排的欧洲舆论宣传所迷惑。我们希望并相信，即使处于此种强大影响之中，阁下将仍能保持你在国会中所奉行的头脑冷静的方针。”信的结尾以党派观念十足的口气直率地提醒我，离总统选举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局势只有一种基本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华盛顿进行一次大清除，于1948年选出一个共和党政府，以此来摆脱新政哲学的一切残余。只要国会中共和党人具有远见卓识，不被拉去支持一个危险的、不切实际的和不自量力的外交政策，只要民主党不能利用使人再也弄不清谁是共和党人的两党世界主义来分裂我们的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8月底，特别委员会乘“玛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尽管我们看过各种情况简报和研究资料，但我恐怕我们中谁也不敢说对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一切是真正有所准备的。我们刚在南安普敦走下那艘豪华的轮船，便清楚地看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在饥饿和混乱的边缘挣扎着的欧洲大陆。我们所访问的每个国家情况都相同：如果没有美国援助，那在严冬结束之前，就将有数百万人挨饿或死于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政治情况同样也很清楚：没有我们的粮食和援助，欧洲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陷入革命，最后，陷入共产主义。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邀请我们到唐宁街十号参加茶会，在那里我们同福斯塔夫式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谈了一个小时。他在最近的演说中主张〔美国〕把所有存放在诺克斯堡的黄金平分给世界所有的国家，这种说法很可能使我们的讨论一开始便走入歧途。
如果说伦敦令人沮丧，柏林就几乎是令人绝望了。一个曾经伟大的城市，而今成了一排又一排、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烧焦了的废墟。简直不能想象，现有300万居民仍然生活在那一片瓦砾之中。当我们站在昔日为希特勒总理府、现已毁坏殆尽的大厅里时，面黄肌瘦的德国小孩想把他们的父亲在战时获得的勋章作为纪念品卖给我们。
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出于谨慎而极不愿意，我却坚持要同被访问的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会面。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往往比民主派的领导人更为精力充沛，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我极想弄清他们是怎样思考的，还想估量一下他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我特别记得我们同意大利劳联的总书记、共产党人朱塞佩·D.维多里奥的一次会见。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红窗帘，墙壁也是红色的，他的上装翻领上佩戴着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我在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上见过大部分美国劳工领袖的表现，维多里奥和他们中的佼佼者相比也绝不逊色。
我问他，他赞成政府对意大利工会采取何种政策。他回答说，他愿意看到工人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有罢工的权利。
我说：“听你的回答，我看你似乎赞成我们美国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此刻就正在罢工；而不赞成苏联的那种政府，那里的工人是受国家控制的，过去20年中，他们就没有举行过一次罢工。”
经翻译后，维多里奥朝我冷冷看了一眼说：“这位先生和我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工人必须进行罢工才能从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那里获得他们的权利。而在苏联，没有资本主义反动派和雇主，因此罢工的权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问他愿不愿意对美国外交政策提些批评意见。在这次谈话的笔记中，我写道：“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作了一番将使亨利·华莱士显得像个胆小鬼的全面的分析。”当他说完后，我说：“我们永远欢迎别人对我们的政策进行批评，但我可否问一下，你曾否如此详尽地批评过苏联的政策？”
维多里奥和刚才一样又冷冷看了我一眼说：“这位先生和我又一次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美国外交政策必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其理由是，它是受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所支配的。在苏联，没有资本家、反动派和雇主，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因此，它不会受到批评。”
他说的对：我们讲的不是共同的语言。我的印象是，维多里奥所讲的党的路线同我们在英国和法国遇到的共产党领导人讲的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用语也相同。在我的笔记中我最后写道：“因而，这就肯定地表明，全世界的共产党全都不忠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忠于苏联。”
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上的大港口，不久将成为一个由联合国托管的自由市了，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有时同共产党威胁相伴而生的暴力行为。
我们是在联合国托管即将生效的前一天到达的。我在旅馆打开行李时，听见了响亮的歌声。我探头窗外看到一支大约有500名男女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斗志旺盛的年轻人。许多人手中拿着红旗，他们扯着嗓门唱着令人激动的《国际歌》。共产党总部就在旅馆的对面，当游行队伍经过时，每个参加游行的人举起手臂，紧握拳头，以示敬礼。我走下去想看看他们要干些什么。突然，街口响起了一声爆炸声。群众散开了，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尸体……在片刻的死寂中，人们全站在那里呆望着鲜血从他脖颈里喷出来。接着，石块和瓶子就乱飞起来。警察赶来，开始追赶共产党的领头人。
有个逃窜的共产党，像大学球队里的后卫那样飞快地穿过人群，他在越过马路时碰上一个老妇人，把她撞倒在人行道边上，那个老妇人便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了。骚乱持续了一整个下午直到傍晚。那天被炸弹和枪弹打死的有5人，伤75人。我当时想到，除非美国帮助西欧恢复稳定和繁荣，否则的里雅斯特发生的事不久肯定将在整个西欧重演。
在我们回到华盛顿几个星期后，赫脱委员会根据我们带回来的大量笔记和文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所有报告的共同特点是力主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这时候，我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我的第12选区75%的选民坚决反对任何外援。这是我第一次亲自体会到埃德蒙·伯克描写得极出色的那个古老难题。他说这是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任何一个当选的官员在某一时期总会碰到的问题：在他投票时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他的选民的意见，多大程度上代表他自己的意见和信念？欧洲的所见所闻已使我如此坚定地认为有必要扩大经济援助，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凭良心投票，然后尽最大努力去说服我的选民，别无他法。
我立即为当地报纸撰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并且只要有时间我便回家去，在整个选区积极发表巡回演说，叙述旅途见闻，向大家说明：要是我们准备把欧洲从饥饿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幽灵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给予经济援助。
幸运的是，我在选区的活动获得了成功，这样做的结果大大提高了我的声望。1947年12月15日，国会以313票对82票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在各个方面都是成功的：它使欧洲免于饥馑，它保证了欧洲的经济复兴，并使欧洲没有落入共产党之手。
我从赫脱委员会之行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懂得了共产党在欧洲得逞的原因。
第一，共产党领导人信仰坚定，精力充沛：他们懂得他们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愿意为之艰苦奋斗。在这次访问之后，我决不会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派路线的欺人之谈，或者由于他们往往态度粗鲁，便错误地认为他们全都是些没有什么才能的、不讲道理的家伙。
第二，我看到战后欧洲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完全懂得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现在正尽力使它为自己所用。例如，我们在罗马时，城里到处张贴着共产党为即将来临的市政选举所作的宣传画。这些画既没有锤子与镰刀和任何其他共产党的象征，也并不宣扬某种未来工人国家将带来的喜悦。相反，上面画的是19世纪爱国主义者加里波第的巨大英雄形象————要是他知道他为意大利的自由不懈奋斗一生，现在正被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利用，他恐怕一定会不安于九泉的。
第三，我看到欧洲共产主义怎样源源不断地接受苏联钱财。与他们主张民主的对手不同，欧洲的各个共产党得到莫斯科的大量津贴。
第四，我看到民主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么是没有领导，要么更坏，领导阶层中的许多人干脆向共产主义投降了。我第一次懂得，坚强的领导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而且我已看到在缺少这种领导或者这种领导遭到失败时，会产生多么可悲的后果。仅仅从我在很短时间内看到的这些，我已完全懂得，共产党唯一尊重的————和愿意认真对待的————东西是至少可以和他们相匹敌的，并有决心予以使用的力量。在的里雅斯特，我用铅笔作了如下笔记，这话在今天，也和在30年前一样，是完全正确的：“同苏联人打交道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如你没有决心干到底，便决不要虚声恫吓，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会要试试你的力量的。”
希斯案件
在1948年众议院夏季休会前夕，由新泽西州的J.帕纳尔·托马斯担任主席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听取了伊丽莎白·本特利的作证，本特利是战争时期华盛顿共产党间谍网的一个联络员。为此而进行调查的主要负责人是非美活动委员会那个非常聪明且生气勃勃、年轻的罗伯特·斯特里普林。为她的证词寻找证人，他建议我们传讯一个已被证实的（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此人现在脱离了共产党，他已是一位在职业上非常受人尊敬和报酬优厚的《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他就是惠特克·钱伯斯。
8月3日上午，在钱伯斯将公开作证的前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证人。惠特克·钱伯斯是一个我前所未见的最邋遢的人。他浑身上下似乎无一处不皱皱巴巴的。
他作证时，一开始叙述他在1924年怎样由一个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变为一个共产党员。然后他讲到他怎样对斯大林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终于在30年代末期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同许多一度参加过共产党的人一样，钱伯斯也经历了信仰上的转变。现在他几乎是带着一种不可理解的狂热，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他说他参加过一个共产党小组，该小组的主要目的是渗透到政府中。他说，在这个小组的成员中有阿尔杰·希斯。他叙述了1938年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当时希斯含着眼泪拒绝和钱伯斯一起退出共产党。
满屋子响起了一阵惊奇声，因为希斯是一位在纽约和华盛顿非常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但在本特利小姐的证词中却没有提到他。他在哈佛法学院时获得优异成绩，后来担任过最高法院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的秘书。希斯在波士顿和纽约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年后，于1933年回到华盛顿；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受到了新政所带来的激动和机会的吸引。他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最后成为助理国务卿的助手，并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一名顾问参加了同斯大林、丘吉尔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希斯被公认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担任过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的秘书长，后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中，他是美国代表团的顾问。1947年，他离开国务院，担任了具有国际声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的董事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那些曾经推荐并批准他为主席的人之一。
而此刻在这里，惠特克·钱伯斯作证说，他知道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那天上午钱伯斯的作证并没有引起多大骚动。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叙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另外，钱伯斯是那样其貌不扬，以致大家没有十分拿他的话当真，要是他把话说得更生动、有力一些，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接到了希斯的一份电报，他要求和我们见面，以便否定钱伯斯的指控。我们请他在第二天出席。
8月5日上午，当阿尔杰·希斯站着发誓的时候，他同钱伯斯之间的对比实在是太显眼了。希斯身材高大、举止文雅、仪表动人，当他断然否定钱伯斯的指控时态度十分安详。他坚定地说：“我是自己请求到这里来以便毫无保留地否认前天一个叫惠特克·钱伯斯的人在这个委员会上所作有关我的一切说法的。”为了取得更好的戏剧性的强调效果，他压低声音说：“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曾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不，过去也从来没有信奉过共产党的信条。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遵循过共产党的路线。”
他否定了钱伯斯所说的一切，并且说，他甚至不认识任何一个名叫钱伯斯的人，据他回忆，过去也从不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执行主席蒙特指出，钱伯斯说自己认识他时是发过誓的，希斯仍毫无惧色地答辩说：“我完全知道他那样说过。我也知道，我是正在根据同样的法律来作反证的。”
当希斯结束他的证词时，人们拥向他，同他握手，祝贺他的出色表现，并对委员会使他受到的损害表示同情。
同一天上午，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有一个记者问到有关我们的听证会的事。他说：“总统先生，你是否认为在美国国会对间谍问题惶惶不安，是一种‘转移目标’使大家不注意通货膨胀问题的手法？”杜鲁门对记者的这种“转移目标”的说法表示同意后，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说这次听证会“对某些人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伤，严重削弱了联邦雇员的士气，并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杜鲁门如此轻蔑地把我们的听证会说成是一种“转移目标”的手法，实际上就是以他强大的力量反对这次调查，但还不止于此，他还使用了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他在声明中重申他以前的命令，所有的政府行政机构都不得向国会委员会提供有关政府雇员的忠诚材料。
杜鲁门这一套政治手法是在粗野而且丑闻充斥的堪萨斯市民主党机构里磨炼出来的。只要手边有任何武器可以使用，他从来不会手软。毫无疑问，在整个希斯案件中，他的目的是阻碍我们揭露真相。
到那天下午我们再次举行秘密会议时，总统的攻击、总统的行政命令的影响，加上希斯非常有力的证词，已使非美活动委员会陷入一片惊惶之中。听证会上的听众和新闻界似乎都已经完全相信了希斯的证词，而且我们知道，由于我们事先没有核实钱伯斯的证词的内容，便让钱伯斯出来作证，我们肯定会受到各方面的指责。委员会中谁也不希望，正好在大选之前遭到总统和新闻界这样的一次攻击。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一般人的意见：“我们完蛋了!”委员会中坚持我们的立场，主张进一步调查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斯特里普林坚决支持我的立场，而他的判断是全体委员一向高度重视的。
我的推理是实用主义的。我认为就委员会的名誉而言，钱伯斯的作证已经起了破坏作用。批评我们的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决定放弃这个案件就停止攻击，我认为，把此案进行到底，对我们可能有很大好处，而且即使失败了，损失也不过如此。我指出，钱伯斯的指控和希斯答辩的这个格局，需要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追查这一案件。在多数案件中，我们老是要证明究竟某人是否真是共产党员，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做到的事。但是，这次由于希斯的断然否认，我们无须去证实任何更复杂的问题，只要弄清这两个人究竟是否相识就行了。我建议我们再次仔细地问一问钱伯斯，看看他能不能提出更充实的论据。如果他能提出，就能证明委员会是正确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找出是什么奇怪、邪恶的动机促使钱伯斯在希斯问题上撒谎，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错误进行辩护。
我对希斯确已有所怀疑，因为尽管他拼命否认，他实际上却从未简简单单地说过，他不认识钱伯斯。他总要附加上一些修饰的言辞。当蒙特称钱伯斯为“你说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个人时，希斯打断他的话说：“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英国人有时说，有些人是“聪明过头了”。这就是我对希斯的印象：他太温存、太圆滑和太自信了，让人不能相信他是一个完全可信的证人。
斯特里普林和我最后终于说服了委员会，使它相信了那个令人不愉快的真实情况：我们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掉的东西了；因此决定，由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善于考虑问题的共和党人约翰·麦克道尔、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在进入政界前曾做过报纸记者的民主党人埃迪·赫伯特和我三人，试着再对钱伯斯的证词核实一次。8月7日，一个宁静的星期六上午，在下曼哈顿弗利广场现已废弃不用的联邦法院的一间屋子里，我们问了他许多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列的全是一个人对一个朋友一般都会知道，也大致会记得的一些事情。
我一开始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否认原来的证词。我有礼貌地问他，你说过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吗？我们有没有听错？
“会不会那不过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学习会？”我问。
钱伯斯坚定地回答说：“那绝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学习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渗透到政府中。”
钱伯斯掌握了大量有关希斯的详尽和私人的情况；实际上所有这些情况后来都证明是正确的。他告诉我们，希斯私下称他的妻子为迪莉或普罗丝，她称希斯为希利；他对我们谈到，当他们夏天去马里兰州东部海滨度假时，把一条西班牙长耳狗寄养在华盛顿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养狗场里；他提到希斯在饮食方面喜欢简朴。他描绘希斯太太，说她是一个身材矮小、高度神经质的女人，当她激动时，往往满脸涨得通红。他还告诉我们，在他认识希斯的那几年中，希斯住过的三处住宅和公寓的地点和布局，并且还叙述了有好几次他在他们家过夜的情况。
钱伯斯告诉我们希斯的一个爱好是研究鸟类，并且说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希斯看到一只稀有品种的蓝翅黄森莺后回家时的兴奋情景。
经过两个多小时筋疲力尽的询问，我问钱伯斯是否愿意接受一次测谎器检验。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愿意。我问道：“你有那么大的把握吗？”他镇静地回答说：“我说的全是真话。”
如果钱伯斯的指控证明属实，那杜鲁门就会非常狼狈。一般说来，单是这一点可能性在一个大选年也会鼓舞共和党人干下去的。但是，希斯案件的某些特殊因素却使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经推荐希斯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而他现在是杜威的外交政策总顾问，并有希望在杜威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希斯案件，加上和它相牵连的“对共产党手软”的一连串令人不安的问题，可能成为一把在伤害杜鲁门的同时也会伤害杜威的双刃剑。我意识到，如果我决定和委员会其他人一样，让这件案子在选举前被人遗忘的话，杜威的竞选班子无疑会深为感激的。
根据证词，我坚信希斯是在撒谎。但是在让这案件进一步发展之前，我想有几个我认为甚至在我们的马拉松询问会上也没有涉及的问题一定要设法弄清楚。因此，我决定到马里兰州威斯敏斯特钱伯斯的农场去访问他，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埃丝特·钱伯斯。她是一个皮肤特别黑的女人，很少讲话，但看上去颇有些忧心忡忡。
钱伯斯再次提供了许多令人对他的记忆力十分钦佩的细微和完整的情节。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有许多人在指责他，说他在希斯的问题上怀有某种隐藏的恶意或动机。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当然，我不会怀着一种可能会毁掉我自己的事业的动机。”他说，独自安静的生活愿望对他几乎成了一种病，必须公开露面是他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最痛苦的事情。
我偶然提起我是一个教友会教徒，他马上说，当他认识希斯太太时，她也是一个教友会教徒，而且他自己从那以后也变成了一个教友会教徒。说到这儿，他捻了一下手指说：“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普里西拉在家里时常用乡土话同阿尔杰讲话。”根据我自己家的经验，我知道，除了极亲密的朋友外，任何人也不可能了解这类私生活方面的细节。当然，他可能从某一个人那里获悉这些情况，但这些话是脱口而出的，我深信他是在说真话。
查尔斯·克斯顿是一个研究共产党活动的专家，他极力主张我应把我的调查结果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起讨论讨论。8月11日，我打电话到纽约罗斯福饭店的杜威竞选活动总部，我对杜勒斯说，我认为在他就这个案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之前，务必看一下钱伯斯的证词。那天下午，克斯顿和我乘火车到纽约去见他。
克斯顿和我坐在杜勒斯住房的沙发上，等着福斯特和他的弟弟艾伦把三次听证会的记录从头看上一遍。他们两人看完后，福斯特·杜勒斯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问题已无可怀疑。”他说，“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钱伯斯肯定是认识希斯的。”艾伦·杜勒斯表示同意，他俩都认为应该尽快让两人公开对质，使这个案件公开化。福斯特·杜勒斯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推荐希斯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职位的人之一，唯恐将来自己难堪而畏首畏尾。我对他们说，一有新的进展情况，我将随时让他们知道。
访问了钱伯斯的农场之后，我曾经打电话给普利策奖获得者伯特·安德鲁斯，他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我知道安德鲁斯是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坦率的批评者；他最近写了一本题为《华盛顿的政治迫害》的书，强烈地批评了政府的忠诚考核计划。我对安德鲁斯说，我确信钱伯斯说的是真话，但是我要对他的话尽可能进行各种核查。他同意和我一起去华盛顿，对钱伯斯细加审问。
安德鲁斯向钱伯斯提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并狠狠地追问那时已开始在华盛顿到处流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钱伯斯是一个酒鬼，有过精神病病史并进过教养院。钱伯斯并没有感到不安，他指出这种谣言是共产党诋毁别人名声的典型做法。
在我们返回华盛顿时，安德鲁斯比我还激动。他完全相信钱伯斯说的是真话，他现在只担心由于在过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已深深感觉到的那种粗枝大叶的工作方法和不负责任的工作班子，希斯有可能会滑过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由于杜鲁门的行政命令，我们无法得到埃德加·胡佛或联邦调查局的任何直接帮助。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同一个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保持某些非正式的联系，而后来证明他对我们的调查是有帮助的。
8月16日，当我们再把希斯叫来出席一次秘密会议时，他的态度同我们上次见面时可迥然不同了。
我对他说，他的证词同钱伯斯的证词之间存在着大量实质性的差异，我们现在愿意在安排一次公开的对质前，给他一个机会在秘密会议上解释这些差异。希斯直起身子说：“你们今天采取的态度使我感到气愤而且伤害了我，你们发现了两个证人————其中一个证人是自首的前共产党员，另一个证人是我————所提供的证词有矛盾，你们仅仅是碰到两个证人讲了相互矛盾的话，而在这两人之间你们感到很难决定谁是可信的。我不希望为任何一个人提供方便，这个人出于我所不了解的一个什么动机，显然正在竭力要把我毁掉。你们不应该要求我提供细节，因为他可能听到，然后他就能够对其加以利用，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些细节。”
接着他提出了后来成为他的证词的主调说法：案情的细节并不重要。他说：“问题不在于这个人是否认识我，还是我记不起他了。问题在于是否如他所说的，他曾经跟我有一次个别谈话，这一点我已经否认了，以及是否我现在是或者过去曾经是一个共产党，这一点他说过，而我也已经加以否认了。”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说服委员会将听证会继续进行下去，其理由是案件的细节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细节才能证明，当希斯说他并不认识钱伯斯时，他是否在撒谎。他甚至不承认认识钱伯斯，这是有损钱伯斯和委员会名誉的主要因素。如果这时希斯能使听证会转而去证明他是否是个共产党员，那我们便完蛋了。
我说，我们已经告诉钱伯斯，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适用于伪证罪法律的。关于他所说他同希斯的关系问题可以由第三者来证实。我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提问的目的。
希斯问道，他现在有几句话要求记录下来，可以吗？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他极慎重地思虑着，在放在他面前的便签本上写下了一些东西。他说，他已经写下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认识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他现在记起来，确实做过钱伯斯宣称他曾经做的一些事情。这个人在希斯家里待过几天，转租过他的公寓，向他借过钱，还开走了他的汽车。希斯说，但是他不愿意直接透露这个人的名字，因为这可能会泄露给钱伯斯，他就会又把它编进他的作伪证的故事中。
询问继续下去，希斯又一次以模棱两可的说法回答斯特里普林和我提出的关于他过去住处的问题，理由仍是他的回答可能会传到钱伯斯那里，被用来对付他。对这种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态度，性情急躁的赫伯特实在受不了了。他直截了当地对希斯说：“你和钱伯斯先生必有一个人在撒谎。”希斯沉着地回答说：“这话肯定是正确的。”赫伯特回击说：“不管你们中是谁在撒谎，都可算得上是美国空前的、最了不起的演员。”
委员会休会了5分钟，当会议继续进行时，希斯说，他要透露他刚才写在便签本上的那个名字。
他说：“我提到的那个人————他也许同这件可怕的事毫无关系————名叫乔治·克罗斯利。”
这样，这个用来转移目标的根本不存在的乔治·克罗斯利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希斯案件中。
希斯在一小时零一刻钟的时间里，以大部分时间回答了有关乔治·克罗斯利的问题。他说，克罗斯利是一个到处混饭吃的报纸自由撰稿人，他在希斯担任参议院弹药和军械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时去找过他，想了解一些情况准备为一家杂志写一篇有关该委员会活动的文章。希斯还说他经常会碰到一些作家向他提出的这方面要求。
他说他们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克罗斯利要求他帮忙找一个住的地方，因为他想在写文章的时候，把他的妻子和一个要喂奶的孩子从纽约接来，度过那个夏天。碰巧希斯那时正好准备搬往乔治城的一处新居，他原来住的公寓的租赁期还剩下三个月。因此，他把那间公寓转租给克罗斯利了。希斯说，当克罗斯利的家具迟迟未从纽约运到时，他甚至让他们在他的新居住了几天。他补充说，最后克罗斯利赖着不付房租，因此他们很不愉快地分了手。希斯说，自1935年以后，他就再没见到过或听到过克罗斯利的消息。
令人很难相信，希斯会把像“克罗斯利”这样一个人完全忘掉，接着又突然想起来了。但我们姑且相信他讲的那一套，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有关这个神秘的报纸撰稿人的问题。
我问他，克罗斯利太太长相如何，他回答说，她的皮肤“特别黑”。我是委员会中唯一见过钱伯斯太太的人，因此我知道他对她的描述很正确。那时我确信希斯是认识钱伯斯的。现在唯一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他究竟是不是认为他叫乔治·克罗斯利。接着，我问了许多有关克罗斯利身体外貌的问题，从他的高度和体重开始。接着我还问道：“他的牙齿怎样？”
“牙齿很坏。那是我特别想注意看看钱伯斯的特点之一。这个人的一副牙齿很坏，他不会保养他的牙齿。”
斯特里普林问道：“他是只保存着大部分牙齿呢，还是仅仅没有很好的保养？”
希斯回答说：“我想他的牙齿并不缺，但是保养得很坏。他的牙齿很脏，我要说他显然没有加以注意。”
于是，我们按照钱伯斯的证词提供的线索，引导希斯回忆起30年代的生活情况。我们用问过钱伯斯的问题来问他，几乎对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得到相同的回答。
对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在那天很晚的时候，通过围绕一个看来最不重要的问题的对话，才使这个案子确定下来。我问希斯他有什么爱好。希斯回答说他喜欢打网球，还是一个业余鸟类研究者。麦克道尔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见到过蓝翅黄森莺吗？”
这下希斯的劲头可真来了。他说：“我看见过的，就在这里的波托马克河上。”
麦克道尔说：“我在阿林顿见到过一只。”
希斯继续说：“它们飞回来在那里的沼泽地做窠。一头黄毛，是一种极漂亮的鸟……”
当这种对话的重要性被委员们发现时，顿时出现了片刻心照不宣的沉默。
我们已经答应希斯在8月25日同钱伯斯公开对质，离当时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到那时就可能有一个第三者————乔治·克罗斯利————搅和进来，而随着他的出场，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纠缠，从而增加查清事件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必须马上使希斯同钱伯斯见面。如果整个事情是我们弄错了，那就必须在它造成更多的损失之前把它纠正过来。另外，如果希斯有关克罗斯利的一套说法纯属虚构，想用它来对付钱伯斯的该死的证词的话，那我认为，在他有时间进一步充实他这套假话之前，就把他揭露出来，那也同样是极为重要的。
我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想决定怎么干最好。清晨两点，我打电话给斯特里普林说，我们不能再等一个星期，我想就在那天下午安排一次会议。他说，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并同意进行必要的安排。
8月17日下午5时35分，在纽约提督饭店1400号房间里，举行了希斯和钱伯斯的第一次对质。
这个套间包括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起居室的墙壁上布满了奥杜邦的鸟类图片。我们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后面放了把只供委员会成员坐的椅子，在面对桌子大约八英尺远的地方单独放了一把椅子。在椅子的右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沙发。
当希斯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个朋友一同到达时，他显得很不安，十分激动。等到他最后在面对我们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时，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决定，要是他和钱伯斯立刻见面，不要等到8月25日的话，就会更有助于弄清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已经把钱伯斯带到这里来了。
我让人把钱伯斯带进来。希斯背后的卧室门打开了，钱伯斯走了进来。
当钱伯斯在希斯背后走进来坐在沙发上时，希斯甚至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两眼直视着前方窗外。
我开始说：“钱伯斯先生，请你站起来好吗？希斯先生，请你站起来好吗？”
这时两个人都站了起来，希斯转过身去面对钱伯斯；两人相距不超过四五英尺。
“希斯先生，”我说，“站在这里的人是惠特克·钱伯斯先生。现在我问你，你以前认识这个人吗？”
在希斯注视惠特克·钱伯斯时，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会像希斯那样，以那么憎恨的目光看另一个人。我们打开了百叶窗，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说，由于光线差没有看清了。
那时希斯看起来已真的把握不定和心烦意乱了。他看了看我说：“可否请你叫他讲几句话？”
我请钱伯斯说出他的名字和干什么工作。他说：“我的名字叫惠特克·钱伯斯。”
等他说完，希斯朝着他前进了一步说：“请把你的嘴张大一点，好吗？”
钱伯斯又把他的名字说了一遍，希斯变得很不耐烦了。“我说，请把你的嘴张开”————而且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要钱伯斯怎么做。他看了看我说：“尼克松先生，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他想看一看钱伯斯的牙齿；那时希斯的手离钱伯斯的嘴不超过六英寸，我真不知道钱伯斯会不会想咬掉他的手指。
希斯问道：“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他以前作证时，声音和现在一样吗？”我朝周围看了一看，想找点可以让钱伯斯念诵的东西。在室内唯一可读的东西是一本《新闻周刊》。当钱伯斯朗读这本杂志时，希斯目不转睛地研究他的嘴，就好像一个马贩子想要确定一匹他可能要买的马的年龄一样。钱伯斯停住了，希斯说，这声音听起来同他所记得的克罗斯利的声音有点不同，钱伯斯的这副牙齿显然要好得多。他说，因此，如果不许进一步的核对，他就不能宣誓认为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
我问钱伯斯他的牙齿是否大加整修过，他说，牙科医生希契科克曾替他拔掉几颗牙齿并装了一副假牙托。希斯对这一情况似乎感到满意，并且说：“如果钱伯斯先生的这一证词可信的话，那将说明我的感觉可能是不错的，他就是在1934年或1935年或那前后不久，对我声称他名叫乔治·克罗斯利，是一个为杂志写文章的自由撰稿人。我很想从希契科克医生那里查明，他刚才讲的是否是真话，因为这是我的一部分依据————我对克罗斯利记得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他的牙齿很差。”
我说：“希斯先生，你是否认为在你能讲一些有关这个人的任何情况以前，一定要牙科医生告诉你，他曾如何给钱伯斯治牙的情况？”
希斯改变了话题，于是我开始询问钱伯斯。
“主席先生————”希斯插嘴说。
“你先等一等。”我说，我又重新问钱伯斯。
当钱伯斯说，他在希斯的公寓里住过大约三个星期时，希斯打断他的话说：“主席先生，我无须再向惠特克·钱伯斯先生提任何问题了。我现在完全准备确认这个人就是乔治·克罗斯利。”
我已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证词，但是我始终没弄清，为什么希斯突然在这时决定放弃那套伪装了。就在几分钟之前，他的“视觉记忆力”还非常不济，坚持要先查阅牙医的病历，才能确认钱伯斯到底是谁。而现在他忽然变得那么肯定，以致当我们问他是否绝对有把握时，他说：“即使挖去他的两只眼睛并割掉他的鼻子，我也能肯定是他。”尽管如此，他仍然说，他并不知道钱伯斯或克罗斯利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问钱伯斯是否能肯定证明这个希斯就是他从前认识并在他家住过的那个共产党员。他回答说：“我肯定能证明。”希斯突然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到他面前，向他挥动拳头。当希斯说话时，声音因发怒而颤抖，他说：“现在请把我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我愿意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没有这个委员会在场的时候重述一遍他的这些话，那我就将告你无故诽谤罪。我向你提出挑战，要求你这样干，并且希望你他妈的马上就干。”
当希斯走到他面前时，钱伯斯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但希斯却已完全泄气了。我懊悔我们同意让他能如约赴宴从而放他早走了。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对他紧紧追问的话，即使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至少也能从他话里发现更多的矛盾。但是就这样，我们的收获也不差了。
下一个星期，8月25日，在众议院旧办公大楼的秘密会议室举行了两人的公开对质。会议室挤满了想目睹这个场面的人，空气浑浊，由于拍摄电视的灯光，显得更热了。
希斯使用了三个基本手法。一开始，他企图打乱和搅混证据的细节。他再一次提出牙医治疗的重要性，借此解释他开头为什么迟迟不能确定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
我说：“你已经充分利用了坏牙齿这个问题。你甚至问到为他治疗牙齿的牙科医生的名字，并想在你能肯定他的身份之前，同牙科医生研究一下。我现在想问你一个也许听起来有点滑稽的问题，我真纳闷儿：你难道没有见到过克罗斯利闭着嘴的时候吗？”
他回答说：“在我的记忆中，有关克罗斯利的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在他闭着嘴的时候，而是在他张开嘴的时候。”开始时站在希斯一边，但由于他经常躲躲闪闪、含糊其词而变得烦躁不安的听众，听到这一回答后，哄堂大笑了。主席托马斯要求大家安静，对希斯说：“在回答问题时，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幽默的话要说，以后可以把我叫出去讲给我听好了。我一向喜欢愉快的笑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避免的话，让我们不要再在这里让大家笑了。”这时希斯已控制不了自己，他傲慢地回答说：“主席先生，我认为笑声是由于提问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回答引起的。或许是你或尼克松先生想退出去讲你们的笑话吧。”
当我们给他看一份他签过字的文件印本，问他是否是他的签字时，希斯的表演同样是荒谬可笑的。他犹豫了一下，躲躲闪闪地说，不见到原始文件，他不能肯定回答。
蒙特对希斯的回答非常恼火，他表示怀疑地问道：“如果你见到原始文件，你就能肯定了吗？”
希斯回答说：“那我就比较有把握一些。”听众又一次大笑起来，甚至坐在前几排的他的朋友们也不安地摇摇头。
他的第二个手法是叫我们想起跟他一起工作过、很看重他的所有著名人士，那些人毫无疑问都是爱国的。他列举了34个名字，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哈罗德·史塔生起，一直到科德尔·赫尔和詹姆斯·贝尔纳斯，并建议我们到那些人那里去了解他的忠诚问题。这种“以社会关系来证明其清白”的做法，对委员会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听众中为他这话所动的似乎也不多。
他的第三个手法是，重新坚称，他和钱伯斯所供述的细节相互矛盾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唯一真正的问题是，究竟他是否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再一次尽力揭露隐藏在这个前提背后的错误的逻辑，并且使听证会仍牢固地抓住，当他说他并不认识钱伯斯时，他是否犯下了伪证罪这一问题。
我说：“希斯先生，有两点是你自己让我们不能不弄清的问题：（1）你究竟是否认识钱伯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2）你熟悉钱伯斯到什么程度，你是否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现在提问你的目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希斯的证词最使他自己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是有关他的一辆汽车的那一段。钱伯斯证实希斯是非常热心于共产党事业的，当他在1936年买下一辆新的顺风牌汽车时，他便要把他的一辆1929年福特牌的旧车捐给共产党。因为一个地下党员，不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人把自己与同党联系起来，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但是，钱伯斯说，希斯是那样坚决，后来终于破例作出安排，通过一个中间人给这辆车办了转让手续。
希斯的说法完全不同，他在有关乔治·克罗斯利的证词中，有一回曾说：“我把一辆汽车卖给他了”；又一回则说：“我让他使用那辆车子”；还有一回他说的是：“在租房子给他时，我把车也留给他用。”我向他指出这些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并且说，他不能记清像一辆汽车那样价值很大的东西到底卖没卖，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由于某些出色的调查工作和鸿运高照，我们完成了一件希斯显然绝对料想不到的工作：我们找到了10多年前他签过字的转让那辆汽车所有权的凭证。这笔交易的过程是很不平常的。希斯把那辆汽车以25美元的价格签字让与一个汽车商，这汽车商又立即以他自己的名义，以同样的价格签字让给一个被查明曾担任共产党组织工作的人，这人在转让证上使用的是假地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乔治·克罗斯利的名字；而且我们证实，汽车转让的时间并不在希斯作证时所说的1935年6月他最后见到克罗斯利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一年之后，1936年7月————正是钱伯斯所说的转让那辆车的时间。
汽车交易这件事无可辩驳地证明，希斯没有讲真话，证明希斯和钱伯斯的关系比他在证词中所说的要深得多，交往的时间要长得多，后来断交的时间要晚得多。希斯在委员会上第一次出面后，一直被表示良好祝愿的人所包围。但在这次作证结束时，他和他的律师是孤零零地走出听证室的。詹姆斯·赖斯顿本人认识希斯，并且是赞成他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工作的推荐人之一，他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说：“在整个询问期间，希斯先生是沉着的，并尽量做到有礼貌，但他答问题时的过分小心不但激怒了委员会的成员，而且，甚至在他的朋友们看来，颇不利于他在此案中的地位。”
钱伯斯在希斯之后坐到证人席上去。我们要求他谈谈他对希斯作证的反应，他简单地回答说：“希斯先生在撒谎。”他的直截了当的回答，使希斯的话更显得是躲躲闪闪和有意使人迷糊。
我问钱伯斯，他是否对希斯怀有某种仇恨，所以他才如此，显然决心要揭露他和把他毁掉。这几句对话，我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戏剧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次听证会的高潮。
我说：“钱伯斯先生，你能否仔细回想一下，究竟可能是什么动机使你在这个时候出来控告希斯先生是共产党员？”
他问：“我可能具有什么动机？”
“是的，你有什么动机，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能由于希斯先生对你干过什么事情，使你对他怀恨在心？”
他说：“据到处流传的说法，我作证指控希斯先生，是因为我和他有旧仇，或者说出于报复和憎恨的动机。我并不仇恨希斯先生。我们过去是亲密的朋友，但我们现在陷入一出历史的悲剧中了。希斯先生代表着我们共同与之进行战斗的、我现在正在与之战斗的隐蔽的敌人。我是怀着悔恨和怜悯的心情来控告他的，但是在这个国家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时刻，上帝保佑，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一有机会研究完全部证词，就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概述了我的意见和结论。我写道：“〔希斯〕是否犯了法律上的伪证罪，以及现在是否已经最后证实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也许都是仍然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根据只有他才能说明的理由，他是尽量要阻止我们了解他同钱伯斯之间的关系的真相，这一点已是毫无疑问了。”
非美活动委员会直接插手希斯案件就到此为止。第二步将取决于钱伯斯怎样对付希斯的挑战，他能否在得不到国会豁免权保护、希斯可以控告他诽谤罪的情况下重复他的供词。8月25日，在举行公开听证会之后两天，钱伯斯出现在“与报界会见”的电视节目中。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希斯的挑战。
钱伯斯被问道：“你是否愿意在这里再次控诉阿尔杰·希斯是个共产党员？”
钱伯斯回答说：“阿尔杰·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员，而且也许现在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希斯的朋友们肯定他会立刻向钱伯斯提出控诉。使他们非常吃惊的是，在一个月之后他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希斯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华盛顿邮报》在一篇不耐烦的社论中直截了当地要他摊牌，宣称希斯自己已经“造成一种他要么大干，要么认输的局面”。
三个星期后，希斯以诽谤罪名控告钱伯斯。从法律上说，希斯似乎是处于极有利的地位，因为钱伯斯如果拿不出旁证来证实他的控告，他就决不能使任何法庭相信他的指控。希斯也许认为，如果钱伯斯掌握任何证据，他在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就一定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案件虽然已经提供了那么多离奇古怪、使人惊异的情节，但下面还有更妙的。
希斯的律师们要求钱伯斯在审判前作证，并在一般的询问过程中问他是否掌握什么可作证明的文件。他当时没有回答，但是他开始对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的问题感到极度苦恼。
希斯的律师们还询问过钱伯斯太太。钱伯斯从来没有具体告诉我询问的经过，只是说他们对她非常粗暴，弄得她哭了。他说，从那时起，他已看出他们尽全力想毁掉他，所以他也必须准备还击。他对他的律师说，在第二天继续举行审判前的听证会时，他已经决定要提出他最近从他妻子在纽约的侄子那里取回来的一些文件。
11月17日，钱伯斯交出一纸袋文件，其中包括65页国务院的打印文件和4页阿尔杰·希斯的手写便笺。他对那些无比惊异的律师们解释，当他决定退出共产党时，他把这些文件作为一种类似人寿保险单的东西保存下来，以防止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企图对他进行讹诈或杀害。
司法部刑事司司长被立即从华盛顿请来。他封存了文件并让法院发布命令，使每一个相关的人必须对此事严守秘密。钱伯斯回到自己的农场，以为要不了几天司法部就会把此案提交大陪审团，对希斯提出控诉了。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毫无动静。12月1日，华盛顿《每日新闻》发表了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短讯，说司法部正在考虑放弃对希斯的诉讼。另一篇报道说，据谣传，正在考虑对钱伯斯提出伪证控告。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但看来司法部似乎真不打算利用钱伯斯提出的文件来证明希斯是个间谍，而要用它来作为对钱伯斯提出伪证控诉的根据，因为钱伯斯作证时曾说他从未参与间谍活动是撒谎。
这些令人震惊的新发展出现的时机，对我个人来说，可以说再糟糕不过了。我们的第二个女儿朱莉是1948年7月5日出生的。我们曾经想离开夏季酷热的华盛顿，同朱莉和特里西娅一起到外地过几个星期，但是由于希斯案件占去了8月整整一个月，我们被迫取消了假期计划。我答应帕特一旦国会休会，我们一定外出去度这三年来的第一次假期。我们已定下12月初去加勒比海完成两周海上旅游的舱位，我们两人都盼望着赶快去旅行。
在我们准备动身的前一天，我在《每日新闻》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使我大为震惊的是，司法部竟采取这样一种荒唐的做法。那天下午，斯特里普林和我乘车赶到钱伯斯的农场。
我把报纸上的报道给钱伯斯看。他说：“这正是我一直担忧的事情。”
他向我解释，他已经交出了相当数量的文件证据，那些东西全部已被司法部封存，而且法院命令不准他透露文件内容。他对我说：“我现在只能说，这些证据是一颗真正的炸弹。”
我们想设法知道一点这些文件的内容，但是没有成功。最后我问他，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否只能等待司法部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不，我没那么蠢。”钱伯斯回答说，“我的律师保存着一份影印本，而且还有一点，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万一他们想扣压这颗炸弹的话，我还有另一颗呢。”
“你保存好第二颗炸弹。”我对他说，“除了委员会外，不要把它交给任何人。”
当斯特里普林和我回到华盛顿时，我拿不准该怎么办。我在那天晚上思索了很长时间，考虑是否出一张传票把钱伯斯其余的证据要过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钱伯斯在委员会听证会上要隐瞒这些重要情况，因而我不禁想到司法部采取这样的行动，也许是有某种正当理由的。
但是，在权衡了各种因素之后，我确信这个案件太重要了，现在决不能冒失败的危险，因此我要求斯特里普林向钱伯斯发出传票，立即向他调来他所保存的所有的材料。“我说的是所有的材料。”我说。
那天下午我们的船从纽约起航。帕特和我同一般人一样，懒洋洋地在船上休息，很高兴有机会同船上的其他国会成员和他们的夫人欢聚。我们从华盛顿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解脱出来，颇有一种轻松之感。但是，在第二天傍晚，我就收到了斯特里普林的一份电报：
第二颗炸弹于星期五上午1时调来。案情大白。情况惊人。报界及其他地方都已为之震动。似需立即行动。能否返回？
次日早晨，我收到安德鲁斯的来电：
文件内容非同小可。与希斯有关似已肯定。与其他人的牵连已不可避免。此一结果如不能恢复某些成员的信心，亦将能恢复委员会所需之信心。纽约陪审团星期三开会……能否星期二抢在陪审团开会前一天到达？倘不能，则星期三上午举行听证会。自由派朋友不再喜欢我了，连你也一样。但事实总是事实，何况它是炸弹。经鉴定，三个文件上有希斯笔迹。尚未得到他将这些文件交给钱伯斯的证据，但非常重要。斯特里普林说他能证明是谁将这些文件交与钱伯斯的。向帕特问好。假日破坏者安德鲁斯
我给斯特里普林发无线电报，让他安排我返回华盛顿。第二天早晨，海岸警卫队的一架水上飞机把我从船上送到迈阿密，在那里我赶上了去华盛顿的班机。在迈阿密机场，记者问我对“南瓜文件”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说。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一抵达华盛顿，斯特里普林就向我提供了关于这一特别案件的最新变化的详细情况。
我获悉我们向钱伯斯发传票那天，他本来就在华盛顿。那天晚上，他安排好同我们的两个调查员见面，并同他们一起乘车返回他的农场。他们到那里时已很晚。钱伯斯把他们带到一块盖满霜的南瓜地去。他们看着他把其中一只南瓜的顶部揭开，伸手进去取出三个很小的金属微型胶卷筒，不禁目瞪口呆了。他解释说，他不想把什么东西都留在屋子里，以防万一他不在家时，还有什么别的传票和搜查令来到。因此，那天早晨，他挖空了一只南瓜用来隐藏文件。
“南瓜”微型胶卷被冲洗出来，上面是数百页的文件照片。这些照片是钱伯斯退出共产党前不久希斯交给他的秘密文件的一部分，从极不重要的官场琐事直到绝密的大使级电文，应有尽有。希斯在后来的答辩中声称，这些文件都是不重要的，对国家安全没有威胁。这种论点在委员会上和在两次审判会上都被确凿的证据所驳倒。有些文件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但是国务院仍然认为在1948年————这些文件从政府档案中取出来10年之后————如果全部发表“南瓜文件”，肯定将有损国家的安全，而且，即使那些内容毫不重要的文件，其中有许多过去被译成密码，任何人只要弄到了这些文件，就能很容易识破我们的密码，这一情况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文件本身的内容。
“南瓜文件”立即引起公众的极大注意。在一阵轩然大波中，甚至以前许多替希斯辩护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错了，委员会是对的。
由于诉讼时效条例的规定，不可能以此作为间谍罪对希斯起诉，大陪审团便一致投票赞成对希斯的两条伪证罪提出控告。第一条是，他作证时撒谎说，他未曾非法拍摄国务院的秘密文件并将其交给钱伯斯；第二条是，他作证时撒谎说，从1937年1月1日以后，他一直没有见过钱伯斯。
对希斯进行了两次审判。第一次审判，陪审团以8票对4票未能作出定罪决定。1950年1月21日第二次审判时，陪审团一致认为希斯有罪。裁决宣布后不久，我收到了赫伯特·胡佛的一份电报。电文说：
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全部应归功于你的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国政府中存在的叛国逆流终于以人人信服的方式被揭露出来。
希斯被判处五年徒刑。服刑44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此后即默默无闻，为纽约一家文具和印刷品供应商当推销员。
直到今天，阿尔杰·希斯一直认为他是清白的，不时企图为自己洗刷罪名。这种顽强性，加上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淡薄模糊，使有人不时对他公开加以赞扬，大家对他的看法也日益改变。例如，在1975年，他已重新被马萨诸塞州的律师界所接纳。但是，不管何时，如果根据事实和证词来考虑希斯案件，对他的判决将不会有任何改变：不利于他的证据仍然是无可辩驳的。
对我来说，在我们调查希斯案件期间，杜鲁门总统的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知道他曾不顾开明派顾问和支持者的反对，建议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反共政府，我因而认为他应当是了解共产主义威胁并认识到有必要反对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蔓延的。
但是，面对着大量的证据，说明希斯至少犯有伪证罪，而且可能就是个间谍，杜鲁门竟仍然坚持指责我们的调查是一种“转移目标”的手法，通过他的公开声明和行政命令，运用他的一切权力，来阻挠这个案件的进行。在1948年总统选举前，我还可以理解，他尽一切可能去制止调查是为了避免政治上难堪。但是，实在使我惊奇的是，在他已赢得选举之后，却还在继续他那种执拗的方针。
伯特·安德鲁斯是白宫的消息灵通人士，他对我说，当司法部的一个官员把看来显然使希斯难逃间谍罪名的打印文件给杜鲁门看时，他狂怒地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喊着：“这个狗杂种————他竟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在希斯被控告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问杜鲁门，他是否仍然认为我们的调查是一种“转移目标”的手法。杜鲁门突然打断了一个记者的话，厉声说：“我已经非常明确地对这个问题表明了我的立场，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观点没有改变。完了。”嗣后，当他的一名助手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当然，希斯是有罪的。但那个该死的委员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关心的是政治斗争，只要他们企图利用这个共产党问题搞政治斗争，我就只能把他们的活动按其实质如实地称为‘转移目标的手法’。”
杜鲁门确确实实认为这个调查工作是有政治动机的，因而反过来，他的动机也是政治性的。他最后批准由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进行全面调查，但他始终利用他的职权和威望，阻挠委员会的工作达数月之久。但那时我并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他的行动除了一个地道的政客所具有的政治本能外，还有什么别的动机。
希斯案件无可怀疑地证实，在美国政府的最高级组织中存在着由苏联指挥的颠覆活动。但许多为希斯辩护的人就是干脆拒不承认他的大量罪证。有些人向我发泄他们的恼怒和怨恨，好像他们被希斯欺骗这件事应由我负责。毫无疑问，我通过希斯案件获得的声誉使我开始走上得以担任副总统职位的道路，但同时，它也使我从一个小有名望、在报上常受到有限好评的年轻众议员，成为在华盛顿被人纷纷议论的人物之一，并遭到当时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影响的开明派报界人士和舆论界领袖的激烈反对。
我认为福斯特·杜勒斯说出了希斯案件的真正教训，他说：“阿尔杰·希斯的定罪是人类的悲剧。其所以是悲剧，是因为这样一个大有出息的人最后竟然落得这样一个不光彩的下场。但一个更大的悲剧是，我们的民族理想似乎不再能鼓舞人心，使人们为了保卫这些理想而献身了。”
在我看来，这几句话真正抓住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和今后还将面临的问题的实质：我们怎样才能像共产党那样把一种献身精神灌输给像希斯那样的人，而把献身于自由思想的精神灌输给有才华的美国青年。
1950年：竞选参议员
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1948年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十分尊敬两位领先的竞选者————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但我认为共和党人在1948年的选举中，需要有一副新面孔和一番改革，于是我支持明尼苏达的————一度在共和党中被称为“神童”的————哈罗德·史塔生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杜威在第三轮投票中获得提名，他选择厄尔·沃伦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自从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提名让我竞选连任众议员后，我在秋季的竞选运动中，曾在全国各地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奔走宣传。虽然我提不出什么特别不对头的问题，但是对我们取胜的机会，我总不像大多数共和党人那样乐观。听我演讲的群众人数很多，也很友好，但他们并未表现出那种常使人觉得成败之局已定的强烈的感情。杜威生怕触伤杜鲁门，以及对杜鲁门所谓“毫无作为的第80届国会”的攻击不肯加以反驳的态度，使我颇为不安。由于他天生的气质、过分自信和错误的判断，杜威在竞选中采取了一种孤芳自赏、不计得失的态度。而杜鲁门可是全力以赴，不胜不休。杜鲁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使许多作过预测的人目瞪口呆。在为杜威的落选深感失望的同时，我感到我们的自满情绪已使我们自食其果了。
杜威的失败和我们在国会两院的席位的损失，使我顿然变为少数党的一名普通成员，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这时我开始第一次考虑要靠自己向上攀登，不能耐心地等待着熬资历或者靠党在众议院提拔我了。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谢里登·唐尼的任期在1950年就要结束了，因而在1948年的选举过后不久，我开始考虑要争夺唐尼的席位。乍看起来，希望不大。唐尼是一位得人心的、并未产生争议的现职参议员，当时完全看不出有谁能击败他。
几乎我所有的政界朋友和顾问都对我说，竞选参议员无疑是政治上的自杀。但我认识到希斯案件使我闻名全国一事的价值，这样的名声可是大多数议员梦寐以求的。在我政治资本高涨的时候，竞选唐尼的职位，是我得以在政治阶梯上更进一步的唯一机会。1949年8月11日，我写信给我的朋友和政治顾问弗兰克·乔根森，把我对情况的分析概述如下：
赞成和反对我竞选参议员的来信我已收到一大堆了。其中持反对意见的，似乎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担心我会失掉众议院席位。但是，如我前信所说，我的结论实际是，虽然我承认成功的希望甚小，但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虽冒险也完全值得一试。当然，条件是在初选中我们不会遇到无比坚强的反对力量。正如我和这里几位朋友说过的，如果共和党1950年在参众两院取得重大进展，那当然意味着共和党在全国普遍得势，我深深怀疑我们有可能重新掌权。确实，如果我们在众议院只不过是一个能说说话但不起作用的少数派，那么我认为，留任众议员不会有多大作为，即使从一个比较好的选区来的也一样。
另外，如果得势的转机已到，那我就颇有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席位的可能。如果转机未到，那重新获得众议院席位也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胜利而已。
10月初，众议员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宣布她将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和唐尼竞选。她这一插手大大增加了我获胜的前景。如果唐尼在初选中获胜，他会因她的攻击而声望大减；如果道格拉斯太太取胜，她将比唐尼更易于击败。
那年秋天我曾从《洛杉矶时报》机敏的政治编辑凯尔·帕尔默那里获悉，如果我成为参议院的一个候选人，我会得到该报的支持。我从《旧金山纪事报》和《奥克兰论坛报》也得到同样的保证。这些保证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得为我竞选作宣传，而且实际上还能保证我在共和党的初选中，不会受到任何反对。
1949年11月3日————正好是大选前整整一年————我在波莫纳大约500个支持者的人群面前宣布了我将竞选参议员的决定，我发表了一篇毫不留情的演说，预示了我打算参加竞选的势头。我说：“竞选的中心问题简单一句话就是要自由还是要国家社会主义。”我指责“今天的民主党，无论从全国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加利福尼亚来说，已经被一群冷酷无情、玩世不恭、一味追求个人权力的人所掌握、所控制。这些人使这个党推行的政策和原则与它的创始人所制订的一套已完全格格不入了”。我结束我的演说时讲的几句话在后来的几年中常常被引用。我说：“我们只有一条取胜的途径，那就是，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激烈、无情、拼命的竞选，并且把这个运动直接推进到加利福尼亚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城镇、每一个选区和每一个家庭去。”
我的政治生涯中最火热的一次竞选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要使一个传统上是共和党众议员选区的选民投票选举我，已经是够艰苦的了，何况现在我还得一个劲儿地在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州进行竞选，以寻求千百万选民的支持————他们大多数人是登记为民主党人的。
我决定在全加利福尼亚展开竞选活动，为了行动方便，我弄了一辆四面都有木挡板的旧旅行车，两边钉上了“选尼克松为参议员”的大牌子。车上装有轻便扩音设备，每当我们到一个城市，就通过扩音器播放一张流行歌曲唱片。这样通常总能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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