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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回忆录————一部记忆的著作。由于记忆难免有错和不可避免地有所取舍，所以每有可能，我总尽量用可以得到的档案资料来核对我的记忆，并用当时的原始材料加以补充。其中有些资料————备忘录、信件、公共文件————是一看就明白的，有些资料则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各种活动和演说，详尽地记录下来。这些笔记，大部分写在律师们常用的黄色拍纸簿上，总共在两万页以上，时间从1946年竞选运动中我的辩论大纲，直到1974年我的辞职演说大纲为止。这些笔记既包括一些即席谈话，也包括一些极为详尽的对话细节。
在1954年到1957年我任副总统时，我对112次不同的会议、谈话或事件作过日记式的口授录音。我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为什么又停止了，而且这些录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容和人物，因而其中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特定的目的。这些日记录在爱迪生录音唱片上，1961年我写《六次危机》时，已转成文字，但在那本书中，我没有直接使用这些日记，这里还是第一次引用。
由于历史的需要，在《六次危机》中已经谈过的我任总统前的某些事件在本书中还会谈及。但是，读者将会发现，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练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
在总统任期内，从1971年11月到1973年4月，后来又在1974年6月和7月，我几乎天天都作口授日记记录。在本书中引用这些段落时都将标明“日记”字样。录下这些日记的磁带，除少数被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调走外，全部直到1976年夏天才在圣克利门蒂将它们转成文字。现在我从中摘录一些段落用在本书时，没有一处改动不曾在方括号中加以说明。这些口授日记不像书面日记那样有条理————我往往会在某一天专谈某一个问题，但过了一两天又对同一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正因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我常把虽在不同的日子口授但内容相同的条目合并在一起。但是，有关水门事件的条目却总是保留原来口授的时间和日期。
在有关水门事件问题上，我使用了一些已经公开的或是特别检察官在不同的调查和审讯中已使用过的录音抄本。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弄清紧接着在水门闯入事件之后那一段关键时期中，我究竟了解多少情况和干了些什么，我请自我担任副总统以来一直为我工作的马乔里·阿克夫人，把1972年6月20日至7月20日，水门闯入事件爆发后我回到华盛顿的那一个月中，我同H. R.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查尔斯·科尔森的每次谈话的录音都用打字机打成了文本。我请她把1973年5月我同霍尔德曼的谈话也打出来，那时我们曾在一起讨论了关于1972年6月23日事件我们所能记忆的情况，我还授权召开了那次要求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会议。
在这些新的录音带中，有许多无法理解的段落。尽管这样，我认为，关于那一段时间，我根据这些录音带提出的报道比过去的一切报道都更为完整。
在本书中，我重述了我的许多谈话，其中有些是直接引用的。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根据白宫录音带记录下来的。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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