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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引起的战争，即罗马与帕西亚为争夺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却导致了商路的新的中断，继而由此引起更多的新的战争并向远处波及。故黑海交通之中断使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民族发生骚乱。这一系列的骚乱最终变成蛮族与罗马军团在莱茵河上的冲突。所以那些本来与丝绸之路无关的民族，仍然可能受到因战争而贸易中断的影响。而这种贸易的中止正是由于帕西亚和罗马之间的商业联系遭到切断而引起的。在黑海之北，虽然那里的皮毛交换与丝绸贸易情况大不相同，然而，当中国向匈奴发动进攻及战火在中欧、米底亚和亚美尼亚蔓延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
观察与评论
以上论述说明，中国和罗马政府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战争政策，必然会导致北欧各族的内部冲突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上述40例战争中，那些挑起战争、乞求于战争的政治家们，对其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全然不知。中国的战争虽然是朝廷大臣们经过再三研讨之后方才发动的，这些大臣谙熟中国历史，而且他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上所作的考虑绝不比从道德原则上和当时的利益上考虑得少，但是中国历代皇帝和他们的谋士们却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决策，使得那些闻所未闻的异国疆土战火纷飞。同样，罗马人对其在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战争的后果亦毫无了解。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东方的战争总在欧洲引起暴乱。尽管东方的战争和北欧蛮夷的进攻一再地被诗人（包括维吉尔Virgil）和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描述，然而，对于事件的关联性所引起的评论或是反响，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却未作任何揭示。所以奥古斯都才会坚持要去占领亚美尼亚，尽管当时完全可以料到这样做会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奥古斯都的言行历来被尊为典型的治国之道。公正地说，统治者们一向是拘泥于自己那一代人的认识水平。他们关注的只是眼前的事情，并不经任何长期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对某一危机的局势做出决策。因而未来的希望只能依赖于生活中的个人努力。而如果这些处于决定性地位上的人物不愿使自己的行动成为使世界走向不幸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他就必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发现出一些新的道理。这个目标似乎是无法达到的。“历史”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而一个世纪来对历史学的勤恳修习研究，只是加剧了人类各民族的紧张关系。可是，由于历史学家们惯于循规蹈矩，固守史书的结论，所以切不可轻下断言，认为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已经枯竭了，或者认为要搞清“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只能依赖那些迄今未曾问世的史料发现。如前所述，虽然历史学家们一头扎入档案记载之中，开始了详细的搜寻，并以此作为自己著述的依据。殊不知他们完全偏离了一种公元初年以来就一直是切实有效的但从未得到采纳的研究方法。
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都对欧洲前线战争的史料进行了研究，用不同的形式将这些战争按年代顺序加以罗列、阐述。实际上，莱茵河的战争、多瑙河的战争及近东地区的战争是分别列在不同的栏目之中的。这些记载仅仅被那些对某一地区感兴趣的专家所使用（如有关莱茵河的记载），却没有看到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事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既然现在可以明确地看出，在许多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件中，罗马帝国在近东、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地区的战争遵循着一种完全固定的形态，那么对莱茵河或多瑙河战况进行研究的便捷方法，就应由孤立的观察让位于展示出几个不同地区同时爆发的动乱之间的联系。这种揭示事件关系的方法，对于开展帝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是十分基本的。而且这个方法仅仅从帝国东部和北部战事的比较之中便可得到体现。不过，单是这二者的比较还不能使人们识别多瑙河下游和多瑙河上游发生的入侵的先导因素。由此可见，对于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材料、进而了解北部边疆的局势、甚至对于正确评价皇帝的功过等问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对整个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事件加以比较。因此，若不从任何更广的意义上去考虑，那么可以说，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于了解任何国家里发生的事态都是必要的。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比起它在撰书立说上所起的作用来，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研究已经无可非议地表明，在国家事务中，有因必有果，而且某一特定的原因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从历时165年的连续40次蛮族起义的战例中不难看出这种关系的必然性。这40次起义中，有31次罗马人本来完全可以预先看到他们在东方的战争以后会引起什么结果，而奥古斯都执意涉足博斯普鲁斯和亚美尼亚。这就是他任职期间发生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多数战争的原因。本书只是讨论了这样的许多事件中的一组互相有关的系列，而得出的结论已经足以说明，如果要使执政者和各个民族的人民不至于在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本可以预料却实际上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生存繁衍的话，就必须将不同地区的人类经历加以比较，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也许会有人就此观点另持异议：虽然古代社会中凡事必能导致相应的后果，但是却不可就此认为近代历史事件中也有如上关系。的确，近代史初期，西欧与东方的交通从陆路转为经由外海和沿亚非海岸的水路。15、16世纪的航海家确实使得局势发生了变化。直到那时以前，一切都还是依照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的需要而改变的。因而不妨这样说，新的世界局势已经与旧时迥然不同了。但是商业冒险家们的活动，却在形式上和目的上依然和他们的中国、波斯及阿拉伯先辈们并无二致。西欧航海家所带来的实际变化，可以从新旧时代局势的两相比较中，或者说是通过对西方向海外世界开拓前后的不同时期的事件的比较之中看出。然而可惜的是，可以用以发现上述关系的必要的史料迄今未能搜集整理。既然如此，就必须承认，当远东表现出要恢复它以前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时，还无法看清欧洲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后果。
没有理由怀疑历史学者和公众皆对那些旨在描写某些国家的功绩的文献著作表示满意。但是，这种纪传文学缺乏一种积极的热情去探知一个国家历史上更为重大的事件和更加细微的特征，不能以某种历史哲学的思想去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也不能以深邃的政治观点和实际的治国之策去引导人类的进步历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在同一个世界上并行发展。而比较的方法就是了解的开始。彻底地认识到以上这几点，对过去的研究才能卓有成效。可见，只有以这种新的方法去面对重大的难题，即不仅仅考订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探索人类历程中事物变化的规律，历史科学方能完成自己的研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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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的例子，参见恩内斯特·巴克：《意大利与西方410～476年》，载于《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纽约，1911年），393页。A．C．哈登：《民众的迁移》（剑桥，1911年），第1节。E．C．塞普尔：《地理环境之影响》（纽约，1911年），75页。C．R．L．富莱彻尔：《西欧之初创》，第一卷（伦敦，1912年），44页。赫登·韦伯斯特：《古代史》（纽约，1913年），536页。恩内斯特·巴伯伦：《古典时代的莱茵河文明史》（巴黎，1916年），206页。C．W．普里维德·奥尔顿：《中世纪史纲》（剑桥，1916年），26页。特奥多尔·阿尔德：《德意志文化史》（莱比锡，1917年），4页。皮埃尔·安巴特：《法兰西民族史》，第三卷（巴黎，1920年），112页。J．B．巴里：《晚期罗马帝国史》，第一卷（伦敦，1923年），97页。奥托·莫尔：《政治地理学》（柏林，1925年），457页。在B．W．亨德森的《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之84页中，作者说：“人口过剩，对土地的贪求，热衷于四处游荡，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浪迹天涯。”又见于J．B．巴里：《蛮族部落对欧洲的入侵》（伦敦，1928年），6～9页；J．A．费尔德：《人口文集及散论》，H．E．霍曼编（芝加哥，1931年），301～302页。
(2) A．M．卡尔·桑多斯：《人口问题》（牛津，1922年），297～304页，亦见其注释16～18。
(3) 恺撒：《高卢战记》，第二章，第4节；第五章，第12节。
(4) 恺撒：《高卢战记》，第六章，第24节。爱德华·诺登：《塔西图〈日耳曼尼亚〉中的日耳曼史实》（第二版，莱比锡，1922年），469页。
(5) 恺撒：《高卢战记》，第一章，第2～5节，第31节；第四章，第1、4、7、16节。
(6) 见乔治·多登：《克尔特古代史研究手册》（巴黎，1906年），179页。
(7) 李维：《罗马史》，第五章，33～34节。普鲁塔克：《卡米拉斯》，第十五章。
(8) 普林尼：《博物志》，第十二章，第1节之2。
(9) 李维：《罗马史》，第三十八章，第16节；第三十九章，第54节。
(10) 斯特拉波：《历史》，第一章，第3节之21；第三章，第4节之19；第七章，第1节之3；第七章，第3节之13；第七章，第4节之5。
(11) 斯特拉波：《历史》，第四章，第1节之13；第五章，第1节之6；第四章，第3节之4；第七章，第1节之3。
(12) 维利奥斯：《罗马史》，第一章，第1节之4；第一章，第4节之3。
(13) 维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08节之1～2。
(14) 费利克斯·达恩：《罗马人统治下的日耳曼史》，第一卷（柏林，1881年），6页。乔治·韦茨：《德意志宪章史》，第二卷（第3版，基尔，1882年），12页。
(15) 路德维希·施密特：《欧洲古代民族大迁移之原因》，载于NJKA，第11期（1903年），344～345页。乔治·格鲁普：《中世纪文化史》，第一卷（帕德博恩，1907年），3页。L．M．哈特曼：《古罗马艺术之衰亡》，载于L．M．哈特曼与约翰·克罗梅叶编：《罗马史论》（第二版，哥达，1921年），263页。D．C．芒罗：《中世纪史》（纽约，1921年），36页。J．W．汤普森：《中世纪经济与社会史》（纽约，1928年），98页。
(16) 威廉·罗伯特森：《查尔斯五世皇帝统治史》，第三卷（伦敦，1840年），4～5页。
(17)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短论集》（慕尼黑，1906年），55页。汉斯·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第二卷（柏林，1902年），267页。约翰斯·胡普斯文，载于RGA，第一卷（斯特拉斯堡，1911～1913年），44页。J．H．布莱斯特：《文明的征服》（纽约，1926年），681页。
(18) C．H．黑斯：《日耳曼入侵述源》（纽约，1909年），84页。雷昂·多米良：《欧洲语言与民族的边缘》（纽约，1917年），5页。W．H．巴克及威廉·黑斯：《欧洲之始创》（伦敦，1920年），15页。威廉·麦多格尔：《群体心理论》（剑桥，1920年），223页。亨利·贝尔：《人种与迁移》，载于尤金·皮塔尔：《人种及其历史》（巴黎，1924年），第十至十一章。J．H．罗宾逊：《西欧史概论》，第一卷（波士顿，1924年），39页。A．W．布罗吉：《古代的民族迁徙》（牛津，1929年），19页。查尔斯·吉内伯特：《法兰西民族简史》，F．G．李奇蒙德译，第一卷（纽约，1930年），88页。
(19) 见吉内书第一卷（巴黎，1756年）288页，而此观点在20世纪又为路易·哈尔芬所倡导，见其《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载于《历史研究》，第12期（1923年），1～13页。
(20) 吉本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巴里编，第三卷，75页及75页之注10，87页。
(21) 保尔·维德尔：《交通的地理扩展》，载于《不列颠协会第77届大会报告集》，1907年（伦敦，1908年），576页。
(22) 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45页。K．J．乌吉法尔维·德·麦佐柯维斯：《兴都库什山南北的雅利安人》（巴黎，1896年），24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1页。爱德华·富尔德：《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载于《当代研究》，94期（1908年），207～208页。拉斐尔·庞培利：《我的回忆》，第二卷（纽约，1918年），451页。弗里茨·马哈切克：《俄罗斯————土尔奇斯坦概况》（斯图加特，1921年），113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14～115页。路德维希·施密特：《日耳曼古代史》（波恩，1925年），205页。欧文·拉梯摩尔：《中亚商路》，载于《地理杂志》，第72期（1928年），523页。E．D．罗斯：《鞑靼人的入侵与移民》，载于JCAS，第15期（1928年），133页，其中指出：“可以肯定，中国之修筑万里长城，对于罗马帝国的衰败，起到极大的作用。”亦见其《亚洲的游牧活动》，载于JRSA，第77期（1929年），1077页。
(23) H．J．麦金德文，载于《地理杂志》，第23期（1904年），735页：“对于其后代而言，一个恰如其分的原因，应当在于从周邻国家可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及有像阿提拉和成吉思汗这样优秀的领导人物。”A．R．柯万：《世界历史导论》（伦敦，1923年），229页。J．B．巴里：《蛮族对欧洲的入侵》（伦敦，1928年），50页。
(24) T．佩斯克：《亚洲的背景》，载于《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纽约，1911年），349页。
(25) J．W．德拉佩尔：《欧洲学术发展史》，第一卷（纽约，1876年），28～29页。德拉佩尔可能从拉斐尔·庞培利的《关于1862至1865年间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一文中受到启发，该文载于《史密森对知识的贡献》（1866年），其中202页论及此点。有关戈壁滩是古代海洋干涸后形成的论断是由朱利亚斯·克拉普洛斯在《插图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之181～182页中提出的。巴龙·冯·李希霍芬在《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之24～25页中，将“瀚海（Han-hai）”称为“干海（Dry sea）”，但艾米尔·布莱施耐德在《东亚史料与中世纪研究》第一卷（伦敦，1888年）15页注9中指出，“李希霍芬误将‘瀚海’二字译为‘干海’，尽管有中国学者将‘瀚海’译为‘北海’，但从中国历史上看，尚无足够证据说明它是一个内海”。
(26) 自克罗帕特金王子发表其《欧亚大陆的干旱》一文（载《地理杂志》，第23期，1904年，722～734页）之后，“干旱”之说甚为流行。此文说：“显然，历史上的东土尔奇斯坦和中亚蒙古之地并非当今的沙漠戈壁，当年那里的民族人丁兴旺，文明进步，而且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他们起着联系和交往的作用。而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究其原因，是这一带的气候突然变得干燥起来，从而迫使那里的人们离乡背井，寻求新的家园。”
(27) “气候波动”论最早由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在其《亚洲的脉搏》（波士顿，1907年）中提出的。有关作者著述目录，可见其《文明与气候》（第3版，纽黑文，1924年），第十七至十九章。亦见J．W．格里高利的综述：《地球正在变干吗？》，载于《地理杂志》，第43页（1914年），148～172页，293～318页。
(28) 爱德华·布鲁克纳：《世界的气候变化与民族迁移》，载于MGGW，第58期（1915年），210页。C．J．卡利：《气候与移民》，载于《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页，其中论道：“大约每640年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变得干旱缺水，从而引起欧洲和亚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归并，这种情况可以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间的历史中看到。”
(29) H．J．麦金德：《民主思想与现实主义》（纽约，1919年），121页：“这可能便是因为一段连续的干旱造成的结果。”类似的解释，亦见于欧文·拉梯摩尔：《鞑靼人》（波士顿，1930年），110页，其中认为：“整个蒙古，这个喜好战争的游牧民族，当时由于人口的增殖，抑或因为气候变得干燥无比致使牧草枯萎，愈发躁动不安，继而迫不得已让牧民们离开故土去寻找新的草场。”又，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伦敦，1934年）之396页中指出：“……这类情况的发生，作为一种事实，实非原始游牧部族本能或自发的反应，而是在以下一种或两种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现的，即：其一，受其周邻定居民族先进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区恶劣气候的排斥。”
(30) 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历史与气候变化》，载于AHR，第18期（1913年），215页。然而他又继续指出：“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而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会引起某些部族发生迁移。”225页。
(31) 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其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于《地理杂志》，第65期（1925年），487～490页；及其《中印史论》，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页，和《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页。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杂志》第80期（1932年）140页中提出：“甚至有人断言，新疆南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到或者的确引起了中亚的民族大迁徙，其前提与假设都显得相当奇特。”
(32) 最近较为统一的观点可见于T．D．肯德黑克的论述，他在《北欧海盗史》（伦敦，1930年）之23页中说：“简言之，既然此问题得不出结论，历史学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盗活动这一现象而无法提出更多的质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