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饥荒与鸦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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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饥荒、战争和瘟疫这些改变人口过剩状况的残酷方式，一直在中国发挥着作用，而现在鸦片更是雪上加霜地与这三种导致普遍痛苦的根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这四者都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破坏作用，但从结果来看，除了不能确定中国人口是否真的减少了之外，其他种种对道德和伦理的恶劣影响都已经呈现了出来。

    如果选择特定省份和地区的数据，那就很可能得出今天的人口确实比“共和国”刚成立时少了的观点。但在东北这个相对安定的地区，老百姓强大的生殖能力并没有受到抑制，人口反而有了巨大的增加，这可能会抵消一些动荡地区人口减少的后果。

    就像中国的人口在和平、富裕和卫生的条件下会不断膨胀一样，世界上其他地区在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之时将会发生什么呢？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也许要花上一个世纪甚至更长久的时间，才能让沿海省份远离祖先崇拜的制度，从宗教的立场来看，祖先崇拜导致多子大家庭的产生不仅是令人感到满意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少数例外，中国的统计数据只不过是或者精明，或者愚蠢的主观推测而已。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中国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九个孩子的统计结果。今天中国婴儿的死亡人数非常多，即使不包括因饥荒和战争而造成的死亡人数，那里的死亡率也远远高于正常的水平。但是，一旦那里的人们实现了和平安定和健全的管理，却还没有被教导要舍弃过去多子多福的大家庭观念，那么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必将经历一个明显上升的阶段，这应当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严重关切。

    由E. P.比克内尔上校领导的美国红十字会，应胡佛总统的要求对1929年夏天中国的饥荒状况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分清楚这里的饥荒究竟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导致的，或者是由于二者令人不快的结合。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不是现在才出现了食品供应短缺，而是数十年来一直如此。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方面是如此落后，她的那些军阀无不忙于垄断或者毁坏由外国资本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建设成果，而在这片广袤面积的土地上，有些地区正周期性地经历着食品短缺，以及由此引发的居民不同寻常比例的营养不良，和成千上万因实实在在地忍饥挨饿而导致的死亡。

    这样就发生了下列一些荒谬的情况，当一些职业的鼓动家正忙着向美国人民呼吁应当建立一个旨在为甘肃、陕西、四川、山西等地因饥荒而垂死的民众提供救济的基金时，中国的东北可能正在大量出口种植在温带地区的粮食，华南地区也在通过出口大米而获利。

    针对中国的救援议题差不多总是带有争议，而最近在理智的政客和受情绪左右的团体之间所进行的争论不仅观念相左，甚至恶语相向。

    一方宣布，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为那些受苦受难却又无法自救的人提供无偿的援助。另一方则坚称，向那些事实上并没有遭受食物短缺，而且每年还花费数亿银圆进行内战的国家送钱或者送食品，简直是愚蠢透顶的行为，那里只不过是军阀的内战中断了铁路运输，并使得相当数量的粮食无法运送到缺粮的偏远地区去。

    中国人民通常对那些反复出现、几乎是接连不断的饥荒有着一种奇特的超然态度。也许这只是本能的反应，因为据估计即使没有灾荒，中国每年仍然有超过200万的人口死于饥饿。对于这个普通民众只能挣扎地生活在生死线上的国家而言，饥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一位生活在上海的百万富翁，几年前曾担任一个由外国人组织起来、意在缓解甘肃部分地区饥荒的救济委员会的委员，他所秉持的超然态度，可以说是中国人看待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

    这个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浏览了获得的统计数据，然后决定呼吁美国民众给予中国人民几百万美元的援助。一位头脑冷静的美国人随后提出，如果能展示中国最大的、最富裕的城市里人们正在做哪些事情来帮助他们的同胞，那么美国的反应就会更加迅速。然后，他转向了中国这位百万富翁并请他牵头来做这件事情。这位富有而文雅的绅士站起来宣布他无能为力，这令在场的所有富于同情心的人们感到震惊。他说：“如果救援不到位，这个省也许会有200万人饿死。然而，在这个人口过分稠密的地区，今年新出生的人口将超过正常死亡人数200万人。”

    饥荒救济委员会的热情瞬间就像被捅破的气球一样被泄尽了，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下再也没有人去呼吁美国的民众募集资金了。

    在中国要想读到闹饥荒地区的报告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穿越闹饥荒的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想用这样的方式决定外国是否给予援助也是不明智的。于是只好耸耸肩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然而在1928年初春，山东发生了一场饥荒。美国民众被呼吁起来捐款以帮助那里的饥民。在山东的省会济南府，有超过28000名来自受灾地区的饥民成群结队地到这里寻求避难。他们在城市周边的溪谷沟壑里安扎了下来，用编织的稻草搭起了矮小简易的帐篷，尽管寒风凛冽，雨雪交加，人们也只能睡在裸露的地面上。这28000名可怜的难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碗加了盐却没有任何肉类和蔬菜的热小米稀粥。

    尽管这28000名衣不蔽体的难民在他们省会的城门外冻得瑟瑟发抖，山东省长还是为庆祝他宽敞的衙门里安装了一套价值50000美元的中央供暖系统，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在那次宴会上，客人们使用的是一套价格为40000美元从比利时特别定制的雕花玻璃餐具。

    从整体上看，山东省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食物短缺，那个时候，在距离并不遥远的长江流域，大米的价格反而比十年前还便宜。但是，该省的一部分地区在夏季到来之前滴水未降，而在此前一年里农作物的收成也并不好。山东省的税务稽查人员来到了干旱地区，没有钱的人们只能拿他们储藏的粮食来顶替现金，当他们连足够的余粮也没有时，士兵们就拆毁他们的土房茅舍，并从里边拉走了还算值钱的木头大梁和檩子。整个地区的村庄都被废弃了，没有了屋顶的房子就那样露天矗立着，而从民众那里榨取来的钱财，都被用来购买中央供暖设备和那套雕花的玻璃餐具了。

    后来这位省长被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山东，流亡到了日本。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农民希望他能重新掌权并感叹着那“过去的好日子”，虽然当年的税收已经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了，但和今天的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进行援助就相当于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政。如果这位省长还继续掌权，而且整个情形并没有因国外的援助而得以纾解，那么，绝望而疯狂的人们站出来反对他，是迟早一天都会到来的事情。把募集来的资金作为饥荒救济基金用于恶政当道的地区，并非对饥饿人群的真正怜悯，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把钱补贴给了一群流氓，并使他们得以掌权。每一次危机的临时纾解，仅仅是推迟了中国人民采取行动起来反抗沉重压迫、推翻罪恶剥削日子的到来。

    然而，如果任由他们忍受苦难直至忍无可忍最终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可能就会变成红色。

    在沿海地区，缓解苦难的成本近乎荒谬的低廉。例如，在北京，救世军通常会在冬季救济约35000人，施舍给人们每人每天一碗稀粥，养活30个人一个月的成本仅需要中国货币53分。这包括谷物、盐和炊事用的燃料，一天每人用来煮粥的定量供应是七盎司的干粮。

    但在偏远的饥荒地区，救灾的成本就要高很多。1929年秋，陕西省小麦的价格已由通常的133磅8块大洋涨到了60块大洋。那里又一次因为各派武装你死我活的战争而将铁路切断，并使那里成为孤立无援的地区。

    在甘肃省西部的偏远地区，运输成本已经上升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牛、马、骡子都被军队或土匪赶走或者吃掉了。在兰州地区，运输短短80英里1200磅谷物的花费高达70美元。

    在这种情况之下，穿越六盘山区的商路被人们哀叹为“死亡之路”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调查人员的报告中提到：1929年的秋天，这条跨越了9000英尺高度的商路沿途到处都是尸体，那都是想要去有食物的地区乞食，但却死于虚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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