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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拉斐尔·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1837——1923）在他的自传《我的回忆》1中曾经讲述过1863年他在上海的一次亲身经历：
一艘刚修好的汽船，载着许多像我一样在上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外国人在吴淞江上游览。当汽船全速行进时，我们看到远处驶来一艘满载砖块的舢板船，上面有四个中国苦力正在艰难地划船前行。他们看到我们的汽船驶来，马上意识到河道太狭窄，于是使出全身的力气，试图给汽船让路。在汽船快接近舢板船时，游客们站在汽船上，看着舢板船费力、缓慢地滑动时，我正在试图去听，看汽船是否鸣笛，以示暂时熄灭发动机，减速慢行。那只蹩脚的小船，仍然在溪流中央，船上的苦力们一边甩开膀子，用力划船，一边苦苦请求汽船帮忙减速，避免相撞。事实上，当时汽船仍有足够的时间避免相撞。此时，汽船领航员问船长：“船长先生，我们可否停一下？”“不！”船长大吼一声，“继续前进。”汽船并没有躲让他们。听到这样冷血的回答，我感到异常恐怖，我屏住呼吸，等待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听到一声大叫，接着是“啪”的一声，我们乘坐的汽船晃了一下，继续沿着小河前行。我跑到船尾，只看见一个苦力，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在甲板上的许多外国人，很少有人流露出应有的神情。船长和大副从汽船的栏杆处平静地瞥了一眼，检查船桨的轮子是否撞坏，他们的谈话根本就没有提及舢板船上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我补充一下，当时只有少数几位游客看到了事情的经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如果发生在现在，肯定难逃法网。
庞佩利先生的描述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不需要做太多评论。很明显，这位外国船长表现出的傲慢及其草菅人命的行为根植于那些年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的传统中。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傲慢至今仍然存在于生活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外国人居住区中。
在我开始讲述去年春天在上海发生的灾难性的事件之前，作为一个背景介绍，我想描述一下1920年我在中国的几次小小的经历。这些事情看似不起眼，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对待中国的态度。
1920年1月，我在南京地区考察遍布长江沿岸的铁矿开采地点。那时，我早已经开始研究自然史，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时我身边有两个帮手，他们是中国人，每日不辞辛苦地帮我为瑞典皇家博物馆收集了大量的自然标本。经过多方协调，我最终顺利地将这些标本带回了瑞典。这两个人中有一位姓陈。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动物、鸟类标本剥制方面的专家，曾在美国博物学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手下干过，这一点伦伯格教授可以证明。另一位姓姚，他同山西太原府附近一位也许是最富有、最知名的化石收藏家陈嘉瑜（Chen Chia Yü）有联系。现在瑞典皇家博物馆化石标本收藏分馆中的许多保存完好的动物、鸟类化石标本就是从陈嘉瑜那儿收集到的。我讲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明，这两个人是真正有能力的野外博物学家。
我的采集员陈德广
有一天，我决定去上海。在上海，我有很多事情要办。但此前我从未去过上海。于是，在离开南京前，我跟陈先生和姚先生说，我要离开南京几天，这段时间你们可以稍事休息。
陈先生走过来问我，他和姚先生能不能和我一起去上海。他说：“我们两人已经为瑞典博物馆收集了很多动物标本，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博物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博物馆。如果我们两人能去的话，我们会自己买火车票，付旅馆住宿费。”
这个要求不错，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我欣然答应，并表示自己也很愿意支付他们的交通食宿费用。于是，我们就动身出发了，但我们不知道，两个中国人要进上海的博物馆有多么困难。
周日傍晚，我们坐着夜间火车从南京出发，周一凌晨抵达上海。周一上午我去拜访亚瑟·史丹利（Arthur Stanley）医生。他是外国侨民居住区的一位内科医生，是一位业余自然史研究爱好者，也是一座并不起眼的自然博物馆、不拿薪水的志愿馆长。
我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描述了我在中国的职位，以及长期以来我作为自然历史调研员从事的各种活动。史丹利医生以一位英国人对待陌生人时特有的那种得体、冷淡、拘谨、但又礼貌的方式接待了我。我参观博物馆没有任何障碍。白种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参观，平时上午、下午都可以，周日也开放几个小时。作为博物馆馆长，他甚至非常礼貌地请我有机会在适当场合对博物馆和里面的展品发表评论。
但是，当我问到能否允许我的两位中国标本采集员一起参观博物馆时，我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史丹利医生明确表示，博物馆只在周六下午对中国人开放。
凡是了解英国人习惯的人都会完全明白，他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周六下午是周末，中国人很少会想着去参观博物馆。相应地，那也是上海博物馆管理层认为适合让中国人参观的一小段时间。除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规定一些人不得入馆参观；但多数情况下，给本地人参观博物馆规定时间，并令他们处于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他们一定会感觉，一周只给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实在是令人气愤的一件事。
我跟史丹利医生解释说，我带来的两个人需要在周三回到南京，因此，我必须在周一或周二带他们参观博物馆。我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说他们是动物、鸟类标本剥制能手，说他们是如何请求来上海参观博物馆，我已经保证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史丹利医生用生硬的口吻说道：“哦，安特生博士，你要理解，我们不能为中国人破例。”
我非常生气，用礼貌的瑞典语回答道：“好吧，史丹利医生。我就和我的两个中国朋友一起进博物馆，我想看看哪个人敢拦着我们。”
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显得很激动，感觉刚才也许说的话有些过头。我的两个中国朋友在史丹利医生门外不远处等我，那儿离博物馆就几步之遥。我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一起朝博物馆走去。我当时心里非常紧张，担心史丹利医生给博物馆打电话，命令今天闭馆。
但是，感谢上帝保护了一个失去理智的纳克人2！我们来到博物馆门口，特别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值班的是三个中国人，其中领班是陈先生的老朋友。他们两人曾一起跟一位美国传教士学习过动物标本剥制，他现在是史丹利医生的动植标本制作师，认出了陈先生。陈先生的老朋友特别兴奋，张开双臂欢迎他和姚先生进博物馆。
陈先生站在博物馆的台阶上，看着我，带着不确定的口吻问他的老朋友：“这是我的上司，安特生博士，他不能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陈先生的老朋友说道，“安特生博士，当然欢迎你了！”
因此，碰巧了，本身不被允许进馆的陈先生却帮助我进入了史丹利医生的圣殿，在那儿，我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发现。后来，我给博物馆主任写了一封信，特别请他注意，博物馆里的野猪不是猛兽，流星仅仅是棕色的铁矿石，蕨类植物化石也只是树枝化石而已。3
第二天上午，我和姚先生去上海市本地一条街采买一些“龙牙”和“龙骨”。这是中国人给地质学上第三纪哺乳动物的牙齿和骨头起的神奇的名称。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中药，能治百病。这些化石是在中国进行常规采矿时发现的。在中国医药典籍中，“龙牙”是特别重要的药物。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一家中药批发经营店询问有关“龙牙”“龙骨”化石的情况，希望了解到一些新的种类或者发现地点。
上海所有的大药房都在一条街上，它们都相互挨着，离得很近。我们从一家药店到另一家药店，询问“龙骨”的情况。但是，每到一处，我们都得到同样简短且令人不解的答案。听到我们的需求后，过了一会儿，有店家说他们店里不经营这些东西；但有些店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是不想跟我们做生意。
我问姚先生，这种不友好的回答是什么意思，但他无法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四家药店都一无所获后，我们走进另一家药店。这家药店的主人看起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这次，我乘兴而来，不想再败兴而归。于是，我拿出自己的中文名片，请姚先生跟这位老先生解释，说我们三人从北京来，我为中国政府工作。
老先生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名片，然后转向他的几位助手，低声地跟他们说了一些话。最后，他打开一间清净的房间，彬彬有礼地请我进来。我被安排在贵客座椅上，仆人给我端上茶，递上烟。然后，这位年老的商人开始说道。
“非常抱歉！这儿出了点误会。我们从其他商铺得知，有一位外国人想看‘龙骨’。我们这些药商很少跟外国人接触。我们上海的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因此，我们药界有一个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尽量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您所到之处，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龙骨’。
“现在我了解到安先生（我的中文姓是‘安’）从北京来，他为中国政府工作。他对我们中国人的态度跟别的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不一样。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代表我们这儿所有药商对您表示歉意。我们这条街上有的所有‘龙骨’，一会儿都会送到这个房间，所以，安先生不需要到其他药店，就可以看到。”
确实，几分钟后，一篮子又一篮子的“龙骨”“龙牙”化石相继送了过来，我所要做的就是挑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了。
上海的外国人聚居区，也就是公共租界，连同附近的法租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单位。它在很多方面，带有现代版汉萨商业同盟城市的特点。这个区域由外国市政委员会，也就是“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来管理，其法律事务交由一个综合司法系统执行，即“会审公廨”（Mixed Court）；其警察由专人组成，完全由外国人控制。经过多年发展，这个大商业中心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政运作模式。它几乎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是在维护区内外国人的利益，它把居住在租界的中国居民当作二等公民或仆人看待。这些中国人的存在是有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租界，他们没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
在天津、汉口、广州也有从中国司法权中划拨出来的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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