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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我横穿河南省西部，做了一次地理勘察。从陕西省边界上的潼关出发，我沿着黄河一直向东，前往陕州。勘察途中，经过洛阳时，大家（我、我的助理徐先生还有我的仆人）留宿了一晚，以便等待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前往陇海铁路西头的终点站————山西省大同市的观音堂镇。
女孩（E. Long所画）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我们就起床了。这么早起床，外面还有些凉意。我们发现此次西行的火车只有一节旅客车厢，并且是一节货车。此外，我们与一些苦力和年老的村妇，挤在一节车厢里。
在车厢里，我看到了一位外国女子坐在狭窄的小木凳上。她身着朴素的蓝色长裙、身材矮小、谦恭有礼，眼中充满了善意和机智。我们攀谈起来，就像其他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果在旅途中邂逅，总会寒暄几句。起初我讲英语，她也讲英语，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彼此竟是同胞。我们互通了姓名，我得知，她叫玛丽亚·皮特森（Maria Pettersson），生于瑞典西格斯特兰（West Gothland）的龙兹布龙镇（Lundsbrunn）。如今她在河南省的新安县传教已多年了。大概一小时后，她到站了。皮特森女士下了火车，我则继续我的旅程。
之后我又多次造访新安县，每次前往，我都会在她那小小的传教站逗留几日。和蔼的皮特森女士总是格外热情地款待我，并对我的科学工作给予帮助。
位于新安县的传教站，隶属于瑞华会（the Swedish Missions in China）。这个小传教站里，只有两位女性传教士：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Maria Hultkrantz）。前者来自西格斯特兰的一户农民家庭，后者则是在维姆兰省（Vermland）的庄园里长大的。她们二位背景迥异，但相处却很融洽，这一点着实有趣。在我印象中，农家女出身的那位，反而更具有领导力，尤其是在宗教问题方面。
一群中国小孩
玛丽亚·皮特森从事传教工作多年。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多年，她就扎根于新安县了。她回忆起那难忘的一年，让我听起来既奇怪又荒谬，宛如神话故事一般。
她和其他几位女传教士被迫逃命，徒步走了650英里，一路从河南走到了南京。但是，尽管经历了几周的颠沛流离和性命之忧，玛丽亚·皮特森最珍视的回忆，竟是逃亡路上充满幽默的小插曲和她们这些逃亡者受到的优待。尽管有人辱骂和殴打她们，有时候也有人偷偷塞给这些外国女人一点儿吃的。
一次，有位好心的地方官请这些逃命的人吃大餐，足足有二十二道菜。玛丽亚·皮特森苦笑了一声：“但是，我们当时饥肠辘辘、狼吞虎咽，真是白白糟蹋了那些美食啊。”
后来，局势又逐渐恢复如常。皮特森女士重返新安县，如今她希望在这个无名小镇上继续传教，并最终安息在她的第二故乡。
正是在1918年晚秋时，我初次拜访了她的传教站。逐渐了解她之后，我愈发赞赏这位耶稣基督的信徒，因为她谦恭有礼、坚定不移、无所畏惧。
此行我的目的是根据之前发现的踪迹，来确定第三纪哺乳动物的精确遗址。如愿以偿，我们也成功收集到大量第三纪哺乳动物的标本。玛丽亚·皮特森请了一天假，在新安县的乡间小路上为我带路。第二天早上准备动身时，我得知目的地附近经常闹土匪后，我问她是否要带上我的自动手枪，她说不必。
出城后，我们步行了整整一天，翻山越岭，路经了许多小村庄。路上，她风趣地讲着有关土匪的故事。有一户农民，他家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两个儿子被土匪掳走，之后再无踪影。她猜想，兄弟二人可能被当成奴隶卖了，卖到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去挖金矿了。还有一次，土匪们伪装成出殡的队伍，路经一个村庄。当队伍行至村子正中时，杠夫们放下灵柩、掀开顶盖，里面不是一具遗体，而是一堆枪支。土匪们纷纷掏出枪来，勒令村民们保持安静，然后把村子洗劫一空。
河南新安县的传教点
我一边听着故事，一边后悔把枪留在了传教站。几周后，我与附近传教站的传教士们谈及此事时，他们笑着对我说，在新安县的地界上，无论是谁跟玛丽亚·皮特森出门，都绝对安全。我这才明白，即便是当地的土匪们，也敬重她几分。
一天晚上，新安县附近的土匪和当兵的打了起来，双方的伤员都到她的传教站去包扎伤口。形势十分危急，因为军队的援兵到了，看起来要在传教站的庭院里接着打。这时玛丽亚·皮特森开始指挥调度：
“士兵在西，土匪在东。都规矩点儿，谁再吵闹，我就撕开他的绷带，把你们都轰出去。”自从那晚之后，这个一向寡言少语的小个子女人被新安县的土匪奉为圣人。
第二年，即1919年，我又去了一趟新安县。当时新安县周边一带都在闹饥荒，百姓们一边眼巴巴地盼着秋收，一边把黏土和少量野菜揉成窝头，靠吃烤“窝头”勉强果腹。两位玛丽亚（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全力投入到救灾之中。她们站在大锅边上，分发食物给那些赤贫的饥民。而出现饥饿症状的儿童，一律被抬进一间狭小的育婴室。那些乡下饥民家送来的孩子最危急，只有一息尚存。但是这些孩子在育婴室被悉心照料的时间越长，就能越快转危为安、恢复健康。“这些孩子好脏啊。”我鲁莽地说了一句。因为这句话，玛丽亚·皮特森义正词严地给我上了一课。她使我深刻反省自己，并进而敬重两位异国他乡的女性连续几周的救灾工作。毫无疑问，她是正确的。那种认为给这些孩子洗衣服或者彻底擦干净身体的想法，实际上是很荒唐的。毕竟，人家二位传教士正在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想方设法地抢救孩子，而饥饿的孩子们正在各村的人群中等待一线生机。
后来我又去了新安县一次。这次，玛丽亚·皮特森正在全力以赴地为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女婴重建一个家。这一直是她的夙愿，如今即将得偿所愿，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亲爱的玛丽亚·皮特森，如果你看到这些文字，请允许我向您致敬，向您不屈不挠的勇气、乐观开朗的性格、济弱扶倾的大爱表示我的敬意。无论是信仰上还是行动上，您都证实了自己是神的信徒，因为神所宣扬的正是对孩子们的爱。正是以您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使得传教的工作被中国人民敬重和尊崇。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各种滔天罪行，正是你们，在替他们赎罪。
乔尔·埃里克森（Joel Erikson）何时来中国传教、怎样来的，我都不得而知。1919年，我初访他的传教站时，在当地蒙古人心中，他已经是位值得信任的“名医”了。无论是被强盗打伤，还是被恶狗咬过，他都能救治。妇女生育难产了，他也能接生。咳嗽、消化不良、各种疑难杂症，他基本都能治愈。当时许多蒙古族成年人都感染了梅毒，根治梅毒是当务之急。年老体弱的部落头领们，染病后无法开口讲话，甚至无法起身站立。还有的人，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没了人样了。类似的病人，都被送到他这里。几周的水银疗法创造了奇迹。头领们竟能骑着马回家了，并送回一头奶牛给他作为酬谢。很快乔尔“大夫”就在草原上威名远播了，甚至远方的蒙古人也慕名而来，向他求医问药。在蒙古人的圈子里，外国传教士的工作一向鲜为人知。但是大家对攻克梅毒的陌生人反而兴致勃勃。最后，当形势最严峻时，甚至传授蒙医的寺院，竟也派出喇嘛，来请教乔尔大夫。
1919年初传教会由于饥荒而安置的孩子们。背景是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两位牧师及传教站的三位中国工作人员
瑞典蒙古传教点中哈伦乌苏（Hallong Osso）传教站
乔尔·埃里克森于美国人在北京创立的医学院接受了系统培训。1921至1923年期间，他休假时回到瑞典。多亏了卡尔·威南（Carl Winan）教授的多方联络，我为乔尔·埃里克森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让他到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多个诊所分享了自己的行医实践。
如今，除了先前的疗法，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我还得知，他甚至成功地进行了精细的白内障外科手术。
同一传教站有几位训练有素、手脚麻利的护士，在库伦的工作一直很顺利。后来由于苏联的态度转变，她们被迫撤回。就在最近，又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内科医生加入了他们在蒙古的传教站。有了新人的支持，乔尔·埃里克森就可以进一步开展救死扶伤的工作了。
瑞典在蒙古的传教活动，虽然只能以医疗救助的形式才能顺利进行，已经算走运了。因为喇嘛人数众多，喇嘛教（藏传佛教）对蒙古人的影响力简直太大了。较之于中国其他地区，在蒙古传教的任务困难更大。想要一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传教士们能担起责任，一直支持皈依者及其家人。喇嘛们会诅咒皈依者，而引火烧身的“叛徒”绝对会被蒙古族人排挤出去。
乔尔·埃里克森，这幅照片中不仅展示了一位优秀的传教会的医生，同时也可以看到高粱丰收。在哈伦乌苏附近的中国拓荒者也能在好的年份有所丰收
在这种天然不利的水土条件下，医疗救助就像是犁，可以疏松土壤，让传教士们得以播撒基督教的种子。乔尔·埃里克森，虽身材矮小，但是衣着整洁、性格阳光、天真烂漫。马格纳斯·约翰逊（Magnus Johansson），这位同事年龄稍大、动作沉稳、极有毅力。安妮·埃里克森（Annie Erikson）、格尔达·奥伦（Gerda Ollén）、胡尔达·维克隆德（Hulda Wiklund），这三位都是女助手，她们开创性的工作带来了物质援助和精神教化。蒙古人不太愿接受后者，他们曾经虽强大但野蛮、好逸恶劳。
身在甘肃的乔治·芬德利·安德鲁（George Findlay Andrew）也曾帮助过我在蒙古的研究工作，就像河南省的玛丽亚·皮特森和蒙古的乔尔·埃里克森一样。在作为我的助手的传教士中，以上三位最为重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精神饱满、生机勃勃。我相信，他们性情中这种自然的活力，仅仅是心胸开阔的一面而已。正因如此，才能使他们对我的工作也感兴趣，而我的工作与他们的天职截然不同。
安德鲁与人相处时，总是充满了幽默。事实上，他幽默背后、深藏于心的却是严肃与赤诚。由于这些品性，他在当地人心中颇有威望。
1924年春，海外传道部（Board of Missions）把安德鲁从兰州调往山东烟台的一所英语学校任职。甘肃的陆洪涛省长曾两次尝试通过海外传道部留安德鲁在甘肃。省长是位老将军，竟想让这位外国人留在身边，这着实让我吃惊。后来我逐渐发现了他此举的动机。安德鲁向来直言不讳，在众多场合都仗义执言。不同于司空见惯的唯唯诺诺，正是这种坦诚，既无所畏惧，同时又大快人心，赢得了将军的信任。将军觉得，危急时刻，当别人都缄口不言时，唯有安德鲁能提醒他以解燃眉之急。
安德鲁的社交对象，以及他本人的研究主题，都是甘肃的穆斯林。关于他们，他还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书。甘肃有五位桀骜不驯的将军都姓马，人称“五马”，都是他的朋友。他结识的其他穆斯林也是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从下文的一段逸闻趣事，读者们能体会到安德鲁对他的穆斯林朋友们的确直率。
一天，安德鲁安排一位穆斯林请我俩吃饭。对方积极有为但是有点儿粗暴，他盛宴款待，对安德鲁格外敬重。宴席之上，安德鲁说：“安特生博士，请大胆设想一下。当本市新建的监狱落成后，咱们这位似乎有点过度兴奋的主人，将会第一个入住。”
一位穆斯林，竟会貌似喝高了？这真是荒唐之至！我鲁莽地面露惊色，朝马将军看去。很明显，马将军也略显吃惊，但很快他就点头同意了安德鲁的判断。看起来，安德鲁想借此场景以幽默的方式意味深长地提醒朋友：喝酒适可而止，醉酒则下不为例。
在我的桌子上有一本小书《中国对基督教的挑战》（China's Challenge to Christianity），该书精妙地分析了在中国传教的现状，还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发展传教事业的种种方法。
这本书基于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文化也十分尊重。
中国人，品性善良、冷静、平和、守法、富有活力而且耐性十足。
中国人有悠久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接触，开展传教工作时要心怀敬重和理解：敬重中国文化独特和珍贵的特点；理解中国人的性情和中国文化创造的生活之道。越是敬重和理解中国人，就越容易以基督之名与之相处。
我为这本书感到自豪，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他就是心胸开阔、宽容大度的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他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从小就熟悉汉语和中国人的性格。他在美国上的大学，回到中国时竟自称“留学生”，即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后归国的中国学生。博晨光先生操着流利的汉语，读汉字也轻松。他学贯中西，能迅速判断中国的局势，着实令人羡慕。
他先在北京美以美会差会（the Mettodist Mission at Peking）主办的高中当了几年老师，然后追随夏德教授（Professor Hirth）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了两年名誉教授，主讲汉学。在美国执教两年后，他再度返回北京，在那里与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1880——1959）一道组建了燕京学社（the 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该学院受到了美国的大力资助，学院的宗旨就是促进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
在中国的所有传教士中，博晨光先生学识最丰富，视野也最开阔。正是由于他和与他类似的英才，我们才心存希望，希望心胸狭窄和自以为是不会扼杀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开明，这些骨干们才能领导我们让传教事业渡过难关，免受排外运动的沉重打击。这场排外运动完全是外国人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现在传教士们却被牵连其中、深受其害。
玛丽亚·皮特森，是神淳朴、忠实的仆人。乔尔·埃里克森，是成功的业余医生。乔治·芬德利·安德鲁，是被汉人和穆斯林都信任的朋友。博晨光是具有高等学历、胸襟开阔的老师。以上诸位是我在华工作中遇到的众多传教士中的优秀代表。除此之外，我还要补充几位：最近离世的奥贝格（Oberg），是包头萨拉齐镇（Saratsi）孩子们的良师益友。范·迪克（Van Dyk）生活在宁夏，是训练有素的艺术爱好者。还有许多，恕我不能在此逐一列举了。
客观公正地说，如今在华工作的传教士中，也有一些人表现平平、心胸不够开阔、接受的教育不够全面。
我也必须强调一点：我对于传教士问题的见解，几乎完全是基于本人与新教接触的经历。相比之下，我与天主教的传播接触不多。天主教的传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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