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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最后的继承者是满人。1644年，满人举兵入关，攻下明朝都城北京，登上了龙椅。
在过去数年间，国立北京大学国学门（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一直在努力整理、汇编内阁大库中海量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是北大历史学家收集的无序手稿，此前一直放在紫禁城中，无人问津。
如今，这批宝贵的文献存放于研究所的展览室，其中包括各大行会的请愿书，字里行间都是对新朝的恭顺感激。向我展示这些官方文献的那位教授学识渊博，他表示，已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文献系伪造，其史料中的各种细节也纯属子虚乌有，一切不过为了向后人证明，清自立朝以来一直备受万民拥戴而已。
若继续考究清朝档案，学界可能会有更多发现，也可能会重新评估正史。但无论研究结果如何，清朝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几大特征早已显现。
首先，我们发现，明清交替与史上其他王朝更迭有相似之处，即篡权者虽武力超群，文化上却稍逊风骚，因此便努力学习华夏文化。几位伟大的清朝皇帝，如康熙、乾隆都对文学和艺术兴趣浓厚，大力支持汉人的高雅文化，促使其发展到又一巅峰。康乾盛世，战果显赫，国力强盛，乾隆治下六十年间人口翻番，足见一斑。
城门前的骆驼队
清廷档案资料（所谓内阁大库档案）在交付给北京大学国学门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国学门的教授和学生们在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时的情形
但是，康乾之后，盛世落幕，荣光不再。嘉庆继位后，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国力羸弱，政治颓败。这在很大程度上因腐化堕落，深宫政治所致。结果，康乾盛世不再，王朝日渐式微。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皇室衰微只是其中部分原因。沉疴宿疾不断涌现，清朝统治在劫难逃。
内顾之忧中，人口过剩首当其冲，而前文所提之事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中国无法通过大规模海外移民缓解人口过剩，因此饥荒和革命就成了平衡人口的非常手段。
当时，这两种方法都起过作用。19世纪上、中叶发生大饥荒，五千万人因此丧命。随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其破坏力相对有限。1851年到1864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流域各省，导致中国人口从4.25亿减少到2.6亿，不过这一数据可能略有夸张。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我们西方人认为是查理·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的“壮举”————人称“中国戈登”————结束了（中国这场）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与我们有些许不同。戈登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周边地区，他所镇压的起义，在中国人眼中，却是反对腐朽清朝统治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中国评论家也不像仰慕戈登的洋人那样认为他的干预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对于清政府和中国百姓而言，最大的绊脚石其实是下一章所说的“白祸”，这一因素形态崭新、变化无常，但它却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生活。外国势力，特别是欧洲势力的影响持续增强，进而触及清廷命脉，“白祸”也应运而生。
午门————紫禁城内部最重要的大门，在午门大理石的栏杆后面皇帝通常会检阅来朝贡的各国使臣进入。雄伟壮观的大殿现在用作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因为这些建筑比周围的建筑要高出很多，因此在午门上可以自由地鸟瞰整个北京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博物馆有这样的一个周边环境，可以与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及其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高本汉教授在其著作《19世纪的东亚》中，已生动明了地讲述了这些事件。因此，此处只需介绍19世纪中国与列强关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和西方列强交涉之初困难重重，因为双方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截然不同。
中国自认天朝上国、唯一的文化大国，周边的戎狄夷蛮全是天子的附庸，其统治者和使节觐见天朝皇帝时，必须俯首叩头以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但对于欧洲使节来说，他们代表的则是世界强国的一国之君，要求这群顽固的英国贵族用同样卑微的姿态表示臣服，简直荒谬绝伦。欧洲列强派出的第一批使节在访问时，也许根本就没有深入了解过，中国那些要求的背后到底存在什么逻辑。
1792年出访的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使团以及1816年的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使团，不仅在所有谈判中都一事无成，还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双方首次明确的冲突源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贩运。广州当地官员违背清廷意志，擅自对非法进口的货物进行大额补贴，但这并不能成为洋人贩烟的借口，更有甚者，大量鸦片都是通过非法走私船甚至海盗运进来的。
中国大力禁烟，洋人却坚持从事利润丰厚的非法鸦片贸易，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中方节节败退，最终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人与中国达成了“共识”；同时，还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大通商口岸。香港被迫割让英国后，中国部分领土惨遭列强瓜分，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尤其是19世纪最后十年，民众怨声载道。
紫禁城内
因此，冲突很快再次全面爆发，但鏖战双方都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源自中方天朝上国思想和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原则之间的尖锐对立，前者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与中国平起平坐，除非遇到了不可抗拒的武力破坏。
欧洲人对当权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但却在面对来自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败下阵来。虽然欧洲的外交官理论上在为所谓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却由于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蛮行径而损毁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贸易愈发失控，走私和海盗活动尘嚣而起。
1856年，广州当局得到消息称，数名臭名昭著的海盗躲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避难，该船经英国当局同意悬挂着英国国旗。中方对该船进行了一番搜查后，抓获海盗，带走船员，并摘下了英国国旗。根据西方国际法，中国当局的做法显然侵犯并严重辱没了英国国旗。但当时中国正铆足全力，强力禁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却拒绝妥善处理“亚罗号”事件，还借口开战，实在为人不齿。战争爆发后，法国也想为一名法国传教士之死索要赔偿，于是英法结盟。欧洲盟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再轻松告捷，英方也于1858年6月在天津和平解决了此次事件。中英谈判双方分别是钦差大臣桂良、另一位中国代表，以及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及其助理布鲁斯和翻译李泰国、威妥玛。年长的翻译李泰国先生性情强悍，朝着中方代表乱发脾气。连额尔金勋爵自己都写道，他也被迫“举止粗暴”。
天安门，紫禁城最外面的一道门
此次东西会晤生动典型，情状跃然纸上。一边是英国贵族勋爵，身倚英式制胜法宝，又有铁血翻译李泰国的加持，另一边是中方特使，身受千年传统束缚，举止周到得体，表达克制内敛，将绝望郁塞心中，夹在洋人的冷言恶语和京城皇室的不悦之间，默默退让，步步妥协。
《中英天津条约》为此后外国人在华安家行事打下了基础。英国获得了一系列权利，包括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中国在伦敦也有相应的权利）；长江通航、新一批通商口岸开放；英国国民有权持护照进入中国内地；基督教传教士享有传教自由、享受传教保护；治外法权得到承认，即按照规定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仅由本国领事法庭管辖。
英国人开创了此类条约的先河，随后列强也纷纷效仿。《中英天津条约》签署次日，法国特使葛罗男爵（Baron Gros）便代表法国与中方签订了类似条约。
在交换条约批准书时，清廷竭力将令人生厌的外国使节拒之门外。条约规定，批准书应在北京交换，但朝廷却希望将这一程序转移至天津附近的海滨小镇北塘，法使节企图借助武装舰队强闯海河，但修缮一新的大沽炮台抵住了进攻，英法使节无计可施，只好放弃入侵北京。
1860年，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位公使再度归来，随行的还有一万一千名英国士兵和七千名法国士兵。清军多次与之交锋，却屡战屡败。1860年10月3日，北京首度落入欧洲军队之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
但清军无力继续抵抗时，暴力无处释放的英法联军便洗劫了北京城外的夏宫圆明园。额尔金勋爵竟然还下令将其烧毁！
多荫的长廊以及枝繁叶茂的树木使得紫禁城的西海成了具有田园风光的一片净土，尽管如此，这里有时也会上演真正的悲剧
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见证了外国势力对华关系的一段段血腥历史。列强上演了瓜分中国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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