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活的中世纪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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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主日这天，马拉尔（Malar）地区的人们会用树叶为古老的圣井做顶；沃普尔吉斯之夜（Wapurgis Night，基督教界日，也是北欧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郊区的人们会在自家花园中点燃灌木堆。无论庆祝何种节日，我们都是在沿袭古老的习俗。相关研究已向我们表明，即使是圣诞节这样明显属于基督教的节日，也混合了许多异教的尤尔节元素。托尔斯维（Torsvi）和弗罗斯维（Frosvi）这样的地名，也暗示着这些是祭祀古代神灵的地方。

    既然现代化如瑞典般的民族尚能保存如此众多的史前遗迹，那么于中国人这样一个如此保守并在种种方面都更原始的民族而言，不住怀想留念那云雾朦胧的往事亦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村子里随处可见男人们将羊毛纺成纱线（奇怪的是，在当地纺纱是一种男性职业），用着一根带石盘的构造极简的纺纱杆，与五千年前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纺锤盘毫无区别。然而，这纺纱杆也并不算稀奇，毕竟在北欧博物馆里，能看到几个世代前，我们的先人使用的也是近似构造的纺纱杆。

    我曾指出，从前中国北方各地木匠所用的斧头是槽斧（槽斧是欧洲在青铜时代普遍使用的一类斧头，但于铁器时代被我们现在所习用的样式所取代），引起了我们考古学家更浓的兴趣。槽斧仅由带刀锋的一块金属外加凹槽中空处的木制斧柄构成。显然，这一类型的斧头对于我们北欧的祖先来说尤其实用，因为当时要尽可能地节省青铜这种昂贵的金属。对于讲究节约的中国人来说，即便廉价如铁，俭用金属也是值得的；因此他们惯常使用铁制的槽斧，并以长而重的木柄施加劈砍的重力。

    他用纺锤织出棉线，这跟他的祖先在五千年前所使用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还在中国石器时代的民居中发现了一种更加了不起的古代工具，那就是以石灰岩与板岩精制而成的所谓矩形的刀具。它依然由铁制成，是中国北方妇女用以收割高粱的一种常见工具。高粱是一种长势高大的谷物，也即我们熟知的“蜀黍”（durra，亚洲和北非等干旱地区所种的一种谷物）。

    大约在耶稣诞生前后也即中国的汉代时产生了这样一种习俗：人们把各种实用物品的泥塑模型和遗体一同放置于坟墓中，模型有牛、盛有五谷的瓮、炉灶，乃至整栋的房屋。这些物品中，有些是为了供养逝者在阴间的新生活，摆成微缩农场的样式，一角有一座小房子，四周还建起了围墙。这栋房屋就像一座瞭望塔矗立在围墙一角，让我感到困惑不已。它似乎与中国目前的建筑景观并无相似之处。但是上一次旅行途中，我偶然来到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农场，看到了一栋极其类似的角楼（虽然该角楼是两层）矗立在围墙一角————完整再现了汉代墓葬的泥塑建筑。

    有瞭望房的农民的田庄（甘肃省）

    截至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在我们的观念中，若提起中国人的古老特征，首先会想到中国人的四方城墙以及他们热衷于城墙保护的活跃举措。在西方语言中，长城（The Chinese Wall，这一词的字面含义是中国的墙）已成为其与外界的精神隔绝的一种形象化表达。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依据现实，不如说是源于我们习惯性地对中国国情毫无所知。然而，不得不承认，勤劳并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在包括家庭交往的各种群体交往过程中设置尽可能坚固的“势力墙”来求得庇护。

    有城门和城楼的城墙

    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被防御墙所包围。防御墙上设有垛口并有凸出的塔楼加固，以便对敌人进行纵向火力攻击，从而有效守卫护城河和另一侧的城墙。我们维斯比（Visby）的城墙在结构和外观上基本都与北京的城墙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维斯比的塔楼高耸于城墙之上，而中国城市的塔楼同城墙一样高。此外，中国的城门结构使得城墙俨然成为独立的小堡垒，而据我所知，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并无这一特征。

    中国人对城墙的偏爱从皇城城墙中便能看出一二。北京皇城有不下三道城墙，一堵围着一堵。外面是高大而强力的鞑靼城墙，它把周长为23.5公里的整个鞑靼城1都围了起来；靠近城市中心是最近才修筑的红墙，红墙结构相对薄弱，周遭未设置沟渠；最里面是护城河墙，它包围着皇城的核心部分————紫禁城。

    不仅城市设有防御墙，村庄也普遍有城墙防守。这些城墙通常设有垛口并配有加固型城门。村上独立的农场也各有围墙和结实的大门，天黑时门就会闩上。在山东各地，我还看到郊区的富人除了在庄园周围筑起防御墙外，还建造了住宅，真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堡垒，不仅结构有趣，防御功能也相当强大。

    街景

    乡下各地往往位置偏远，村庄围墙也算不上坚固，自然会使用这种特殊的防御体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防守精良的大城市里，所有房屋————无论是富人豪宅还是穷人的住所————都有各自的围墙。若在北京的大街上溜一遭，迎接你的会是一处处高墙和一扇扇坚固气派的大门。要想了解墙内的模样，必须要经过特别引荐或者仰仗亲友交情。夏日的倾盆大雨骤降过后，几乎每条小巷里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家墙壁都会成片倒塌。只有这个时候，趁着墙壁尚未修复信步穿过这些贫民街巷，外人才有机会一睹墙内那往往有些许滑稽的生活之面貌。

    对西方人来说，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一点可能是，在大面积场所，宅邸的不同区域之间甚至会用界墙分开。主人和仆人的住处区隔尤是如此。

    在大宅院的复杂构造中，譬如在布局颇具中国古典风格的农商部大型住宅区里，人们能找到为数众多的界墙，界墙中常设有古色古香的不带门圆形走廊。各式各样的墙壁、过道和走廊使得这种类型的“衙门”（官方办公建筑）成了名副其实的迷宫。尽管不以实用著称，却精致美丽，很多安静的角落还可供人们休息与坐禅。

    商店的整个前半部分向街道的方向开放着，货物陈列在店前的台阶上

    与城乡中大小围墙所展露的隔离和御敌追求相伴的是各种形式的通关费壁垒现象频发。除了管控进出口税费的海关外，还设有负责征收国内关税的“本土海关”机构。例如，若我欲将我们的藏品经天津、秦皇岛运至上海，再由瑞典的海船运到哥登堡，除了要得到北京关税总局开出的特别许可证，还要确保货品顺利通过各个收费关口，不会被扣在某处，同时还要特别留意天津的“本土海关”，因为它总会制造各种麻烦。

    除了国内外的进口税，还有一个尤为遭人厌恶的机构————厘金局。它数不清的办事处遍布了整个城市，阻碍了通信业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因巨额税收而不堪重负。公共舆论要求清算厘金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改革相对而言更为可取，因为厘金税作为地方税，已经成为地方当局，特别是军事领导人对劳苦大众征收大量非正常税收（即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税收）的试验田和借口。

    若旅行者来到某个内陆城市（在那里，譬如汽车等现代发明尚未普及），在城门口经历完一系列护照检查、警察审查、军事审查后，他接下来看到的场景会莫名使他联想起中世纪的欧洲城镇。可以说，人们在街头过着一切生活。如前所述，街边私人住宅的坚固大门时常紧闭，工匠和商人的店铺前门则白天朝向大街，晚上插上木闩，关门停业。清晨门闩拉开时，街边营业的作坊和摊位便为五彩缤纷、熙熙攘攘的生活拉开了序幕。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这些匠人的店铺是所有铺子中最气派的，得益于一叠又一叠坚实的棺材与艳丽的华盖，以及大红漆杆子等配套用品。

    木工或许是为了方便行人观看，常常在街道上完成大部分工作，而铁匠也常常在店铺外摆开风箱打铁，敲击的火花会飞到马路对面很远的地方。铁匠在户外工作自有他们的缘由，但我在兰州隆冬时节仍看到金匠坐在摊位入口外的小桌子边上时，还是感到惊讶不已，也许他们是为了精雕细刻时光线更好吧。

    在中国是这样锯木头的

    棺材铺

    染工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公众的注视下工作。他们的摊位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轻松认出，大条大条新染的蓝色纺织品（蓝色是最常见的颜色）直接横挂在街道上晾晒着，因此有时从布料下钻过去还需费点劲。造纸商也把湿纸片贴在周围房屋的墙上晾晒，这样一来，整排墙都贴满了纸片。还有一种在街道上晾晒的产品是寺庙祭坛上焚烧的熏香。熏香的使用量很大，所以这份工作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业。

    说到行业，这里不妨提一提小饭馆————菜肴置备在户外，顾客大多也都在户外用餐。看着中国厨师赤裸上身，把通心粉面团揉成细条，或者听着他有节奏的巧妙摔打面的声音，也颇令人难忘。

    正如工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开工作，商人们也力图将商品尽数罗列摆开，供顾客一览其胜。他们在距街道一步之遥的柜台上谈起生意，甚至就在柜台前，台阶上，凸出的侧墙上也陈列着商人的货品。譬如，在粮铺前的宽台阶上，便可见各种谷物与豆类陈列在柳条筐里。

    在街上小餐一顿

    很多商人就生活在街道上

    到目前为止，我只提及了那些有固定门面的商人。但街上同样挤满了流动摊贩，各自拨弄着乐器种种欲以引人注意。卖柠檬水的小贩手里两个小铜碗叮当作响，活像打起了响板；卖布的敲着锣，灵活地挥舞着锣棒；磨剪刀的要么摇着一包包哗啦啦的铁片，要么就吹着一根长长的喇叭；剃头师傅则敲着一把大音叉宣告着他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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