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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研究之后,威斯康星大学农业教授、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金博士(F. H. King)于1911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四千年农夫》1,对于任何一个对远东集约化农业感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项有趣的研究。金的这部书正是以一种恰当的精神写就的,显示了他对这一主题的惊叹和热爱。如果说对他最为实际的论述方式有什么批评意见的话,那只能是因为他对勤劳的天朝高度发达的耕作方式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忽视了其中某些可能会得到根本改善的明显特征。

    他的旅行学习是一次愉快的冒险。他本人是一位一流的农业研究者,来自一个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农业机械使用方面是世界第一的国度。但他却以谦虚的观察家的身份来到远东,并对此次考察抱有很高的期望。

    随着他到中国粮田次数的渐增,他的惊叹也在不断增加。他的观察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我们美国人是初学者,会以粗放的方式从事农业,依靠矿物肥料,由于我们的卫生设施不利,而让大量的天然肥料流入河流和海洋。总有一天,当我们的人口增长时,我们必须到东方去学习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人们几千年来从事精耕细作的方法,谨慎使用所有的天然肥料,而不使用人造化肥,以便保持土地的丰收。

    劳作后休息的中国农民

    在我尝试着借助金教授的大量统计数据来描述中国农业之前,我想引用他书中的一些话,这些话对远东富有耐心的农民来讲是一首鼓舞人心的赞美诗: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亲眼看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民,在他们的田园中漫步,看看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农民,多个世纪以来由他们的需求和经验发展起来的一些方法、工具和各种步骤。我想知道,在经过20或30个世纪,甚至40个世纪的耕作之后,他们如何能够使自己的田地保持生产效率,以满足这些国家稠密人口的需要。

    为了准备堆肥,很重的黄土要被运到村子里

    我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几乎每天我都被传授一些技能,每天都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这些必须面对的各种状况和过程让我应接不暇:关于这些国家多个世纪以来保护其自然资源的方法和程度,对他们从田地里获得丰收的数量让人感到惊讶不已,并对他们为每天5美分的工资(包吃)或15美分(不包吃)而欣然付出的高效的人力资源感到不知所措。

    1911年美国的人口密度只有每20英亩2 1人,而中国的人口密度大约是美国的10倍,即每2英亩1人。金博士从山东平原的耕地中统计出了中国农业所能养活的人畜数量。在一种情况下,他发现每平方英里有3072人,256头驴,256头母牛和512头猪;在另一个例子中,在同一面积上有3840人,384头驴和384头猪。在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上,根据官方1902年的统计,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3700人。

    为了能在土地上有一个丰收,中国人从来不畏惧劳作

    对所有国家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工业和社会问题是,他们应该充分和正确地了解使中国、朝鲜和日本能够养活如此庞大人口的方法。这一发展所经历的许多发现和路径都永远埋藏在了过去,但这种独特的对生计的维持力量,东亚人在几个世纪前就获得了,一直延续到如今,几乎看不到衰退。这值得进行最彻底的研究,并且现在进行这种调查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世纪之初,从孤立的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在工业、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特别需要进行此类的考察。现在到了每个国家要研究其他国家的时候了,通过相互理解和合作努力,使所有人都能共享这些研究的成果。这项工作的方向应该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合作和互助因素。

    如果我想表达中国那独特生产力的秘密,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实际问题:

    蒙古高原上的定居地。中国在北方最外沿的前哨

    1.对农田的灌溉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

    2.可以保存和使用任何种类的垃圾作为肥料。

    3.每年的多次收获季。

    4.对土地和劳动的无限热爱;精耕细作,精益求精。

    对中国内地农业饶有兴趣的细心观察者首先会注意到,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耕地都是梯田。只有蒙古和东北的农业规模与新近的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南美洲、澳大利亚)一样大,但在整个中国内地,除了绝对平坦的冲积平原外,所有的耕地都是梯田。这些梯田在斜坡上,呈窄带状分布,由一个完全水平的地块和一个垂直的边界组成,边界的底部是下一个阶地。这条垂直的边界通常高出其本身的阶地1英尺3,从而形成一道矮堤,用于调节暴雨洪水以及旱季带来的灌溉用水。这座矮堤在一个或多个地方被挖开,为下一阶的灌溉提供了出水口,这些出水口用铺在砂浆中的石头予以加固,以防止矮堤被猛烈的暴雨冲垮,而这是在华北夏季经常发生的现象。

    如前所述,这些梯田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强降雨对农田造成的破坏。在地势高的地方,中国人既不能在那里引水,也不能取水,因此他们必须满足于旱作,这些梯田的唯一目的就是起保护作用。但是在所有有水的地区,梯田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用途,那就是调节灌溉,通过沟渠的入口让水进入梯田,直到其整个表面完全浇透。

    灌溉水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方法是把河水从周围的田地里引过来。中国北方的许多河流的落差都非常大,所以,可以在某个方便的地点抽出大量的水,然后通过沟渠将水分配到田野中,而沟渠的落差比河流要小得多。通过这种方式,灌溉用水可以被用在山谷下游一公里或更远处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主渠偏离河流附近的地方。因此,在河流周围,人们可以看到两岸的灌溉渠入口,一个在另一个的下方,河流周围的所有河谷平原都被灌溉渠网覆盖,灌溉渠网为该地区的每个部分提供所需的水量。

    根据瑞典人的理解,这些灌溉渠中有许多都和一条小河一样宽,沿着河流延伸大约10公里,但是下降得更为缓慢,因此它们的水位可能比河流高出10米左右。这种大小的水渠被分成若干小水渠,这些小水渠将水分配到通常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的各个村庄,水首先流到哪个村庄,这取决于哪个支渠比其他支渠的倾斜度更大。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是建立在许多村庄的协作基础之上的,当水按适当的顺序输送到各个地块时,水的分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兰州的天主教传教团在城外拥有一座宽敞美丽的花园,传教士告诉我,只有在每三个星期的某一天的某个时候,他们才有机会给花园浇水,如果不抓住机会,就别无选择,只能等到下一次轮到他们的时候了。

    在甘肃省的某一个地方,一条河流经一条————从地质学上讲————新近形成的沟渠,这条河道大体位于平原陆地以下约10米处。在这里,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河流的直接入口,如我所描述的,但是这里的水必须升高到平原的高度。这是通过所谓的“波斯轮”(Persian wheel)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完成的,这是一种由河水的急流驱动的直径从12米到14米的强大水车。在这个轮子的一边有许多长的桶形容器,当它们被推到河里时,里面装满了水,在轮子旋转的顶端,这些容器被倒进了排水沟。这些轮子会相互照应着,并在整个播种期不间断地工作着。在甘肃,水轮是用木头做的;在四川,它们也很常见,新式的是用竹子做成的。

    甘肃的水车

    在不能从河流或小溪中取水的地区,人们除了打井灌溉之外别无选择。最简单的起重装置形式是自制的三腿柱绞盘。这种轻便的小型设备,特别适用于在地表附近随意挖浅井取水的情况。

    在河南和山西的壤土地区,人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井,井里有一个更大、更有效的升降机,由一只小驴子带动,它的双眼被蒙着,这样每次小跑几个小时都不感到疲倦。

    我刚才描述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正在中国北方的肥沃地区使用着。在中国南方,我们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里的降雨量要丰富得多,地下水离地表更近,田野里到处都是开敞的水坝。三角洲平原被人工挖掘的运河网络所横贯。那里有大量的水可供使用,所要做的就是提高所需的水量,以便充足供应任何一个有良好堤坝的梯田。4为此,当地人使用一个由两三个人操作的小型链条泵。

    与灌溉同时进行的是对河流的治理,河流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华北冲积平原上,河床的水位不断上升。因此,在夏季发生特别猛烈的洪水时,河流可能会冲破一个薄弱点,造成毁灭性的洪水泛滥。为了制止或至少是限制这些自然灾害,这些河流都建有巨型的堤坝,这项工作有时需要许多省份的合作,例如,当所涉及的河流恰好是“中国的忧患”(China's Sorrow)————黄河时,其泥浆量之大,着实是难以估量的。

    湖北省的稻田。水通过小的、木制的翻斗式提升设备被抽到田里

    关于中国人控制这条河的努力,金博士发表了以下措辞得体的评论:“四十个世纪以来,一个民族一直与这样一条巨大的河流保持着冲突,这条大河不断沉积泥沙形成他们的家园,甚至比他们的田地还要高————形成悬河,人们不得不为它建造两岸的围墙,我们怎能不钦佩这个民族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非总是成功地驾驭了这条河,但他们在每次失败后都毫不犹豫地重新开始新的斗争。”

    肥沃的长江流域修建了大堤,以保护最外层的耕作区免受海洋的蹂躏。这个三角洲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因此最古老的部分位于三角洲,只有相当新的区域形成在海上。这种逐年给予中国农民新土地的填海活动,不仅作为自然的无定向的工作进行,而且也是人们有意识地将泥沙引向他们希望去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伟大的农业倡导者罗西奥(Rösiö)经常在他的赞美诗中插入一句激励人心的田间劳作颂歌,而肥料是所有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罗西奥一定是中国人的热心信徒,因为在保存和使用这些珍贵的肥料方面,没有谁能胜过中国人。

    在《中国经济》一章中,我描述了村里人是如何在行人必经的小路上铺设稻草来收取过路费的:驮着行李的牲畜误入此道无法继续前行,行人便不得不交过路费了。我还提到在乡间小路上,甚至是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上,一些人在那儿捡拾牲畜的粪便,如羊粪或者牛粪,小心翼翼地保存好,回去作为稻田的肥料。

    金博士讲了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收集牲口粪便上具有先见之明。有一次,他在长江三角洲的一块耕地上,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赶着两头母牛,牛拉着水车,去田里浇水。这个男孩手持一把长竹竿,竹竿上面绑着一把木勺。一看到哪只母牛有排便的迹象,他立刻拿起木勺,去接牲口的粪便。

    黄土地可以通过犁轻易地耕作,这是在农民劳作之后可以顺便就做了的事情

    金博士同样讲述了在桑园里,蚕的排泄物连同其蜕掉的皮、树叶和细枝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被埋入树下的土里的。桑园从树叶中生产丝绸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弥补。其他一切都被带回土里,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

    另一个说明中国人用粪肥厉行节约的习俗与他们在寒冷季节给乡下房子取暖的方法有关。住宅中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炕”(k'ang),这是一个高平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地面空间,是用来睡觉的地方。炕上总是铺着一张草席,上面铺着被褥。

    这个炕是用晒干的“土坯”砌成的,而这些“土坯”是用泥土做的,里面混合着麦秸和少量的草。与炕相连的是一个炉灶,要么在同一个房间里,要么在墙外旁边,在这个炉灶里燃烧着草、树枝和其他可燃物。以氯化铵形式存在的氮,以及少量的磷和钾盐被带入烟雾之中,并随着烟灰沉积在长长的烟道内侧的土坯上。几年后,炕的地基变得愈来愈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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