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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凯（Charles O. Hucker）
1556年春夏时节，一个名叫徐海的中国匪首，率领着一伙倭寇在浙江东北一带烧杀抢掠。这伙人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官军多年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是这一年，有抱负、有智略的胡宗宪担任总督。1556年，这群倭寇攻城略地，打得官军闻风丧胆，抢夺了大量财物和人口。胡宗宪用智取而不强攻，一边挑拨匪徒的头目自相残杀，一边用金帛和封赏引诱他们，最终将他们消灭。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明史上，这场战役的影响都算不得多么深远，但在当时声名远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载。1我们可以从这场战役了解到，帝制时期的中国人在面临非常的军事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非常手段。
军事问题的性质
应对军事威胁的传统模式
千百年来，中国人逐渐适应了三种主要的军事威胁：（1）臣民心怀不满，发动叛乱。这种叛乱一旦成了气候，会有改朝换代的危险；（2）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小股劫掠，或偶尔大举内犯；（3）汉人的居住范围和政治社会组织在华南和西南稳步扩展，引起原住民的反抗。庞大的官僚机器释放着一股令人敬畏的道德至上的气息，朝廷对这种气氛压制内外挑战的功效很有信心。中国人风雅自赏的表象背后，是长城沿线和内地的水陆要冲驻扎的重兵。面对危险，朝廷的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一是军事手段：瓦解有威胁的军事联盟、占领自然缓冲区、炫耀武力震慑敌人；二是政治手段：招抚、威胁、利诱、迷惑、声东击西，以使得自己的安全免受威胁。
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冲突爆发时，官府一般都会考虑两种可能：一是直截了当的军事解决（“剿”或“灭”）；二是用间接的政治经济手段解决（“招安”或“招抚”），而辅之以不动声色的武力威胁。实践中，只有当国家的关键利益受到威胁，又不存在招抚的可能，且招抚的后果令人无法接受时，官员才会考虑使用最后的手段————剿。在解决内部叛乱时，中原王朝更青睐“抚”，而不是“剿”，只有少数穷兵黩武的君主例外。在家庭中和邻里间，中国人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事情“过得去”，力图通过调和妥协让大家都有面子。对“抚”的偏好无疑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前所未见的以日本为基地威胁中国的倭寇
日本是不与中国接壤却威胁中国安全的国家。从12世纪早期开始，日本海贼就开始劫掠朝鲜半岛。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度征讨九州失利，随后日本人将劫掠的范围扩展至中国沿海。明前期诸帝用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降低了日人劫掠的影响，将中日交流纳入朝贡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行为在纳入朝贡体系之后才算是可以接受的。然而1548年后，由于日本朝贡使团状况频出，中日正式的朝贡贸易中止了。2朝贡中止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沿海的劫掠就已经重新抬头，而且规模持续扩大，顶峰出现在16世纪50年代（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欧沿海也同样饱受北非海盗的困扰）。
以下因素使得解决倭寇问题十分棘手：
中国海岸线漫长，要在全线保持武备充足，事实上难以办到。3明朝皇帝想建一座“沿海长城”，从朝鲜到安南，用城垣、碉堡、栅栏、瞭望塔、烽火台连成一道防线。此外，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河口、港湾、海岛多不胜数，须编练水师巡弋。明朝水师的舰船比倭寇的船只先进，在面对面的海战中胜算很大。明政府明白，在海上截住倭寇，比等他们登陆之后再追击要好。然而，即使是一支强大的岸防舰队，也没有信心能够保证安全。追击满载赃物的海盗船诚然简单，但是预判这些船的来路并将其击退，则不那么容易了。无论如何严防死守，中国的沿海地区都极易渗入。
如果想捣毁倭寇巢穴，就必须占领琉球列岛、台湾岛，甚至日本的一部分。明初，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率舰队横越印度洋，那时明朝有可能建立一个海洋帝国。太祖（1368——1398）和成祖（1402——1424）都曾以出兵征讨来威吓日本，4不过他们并没有鲁莽到当真去征讨。明朝后来的皇帝都更关注北方的边患，放任中国的海上力量衰落下去。16世纪50年代，没有人认真考虑以攻为守的战略。5当海盗袭扰东南时，朝廷的注意力却灌注在北疆。当时蒙古在俺答汗的统治下再度崛起，成为中国百年来仅见的严重的军事威胁。61550年，俺答汗率军杀入北京近郊。之后直到1570年，北方边境一直警报频传，北方的边防牵制了明朝大量兵力。所以16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地区没有主动出击。
倭寇劫掠沿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外关系问题。最初实施劫掠的是日本人，但倭寇并不是日本的政府派出的。16世纪时（当时日本还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日本浪人只占沿海倭寇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人往往是由中国匪徒率领，还受到其他中国匪徒支持。海岛的居民、大陆的流浪者都在铤而走险，寻找发财的机会；葡萄牙人，以及随葡萄牙人而来的马来人也会参与其中。16世纪50年代明朝官府所称的倭寇，其实是一个国际联合体，包括被卷入劫掠的走私者及其大陆上的同谋，甚至包括一些颇有名望的人。这些倭寇很清楚大陆的情形，和各城镇都有密切的联系，明显得到了当地人的协助和引导，和官军的待遇并无二致。简而言之，入侵的“蛮夷”和团结御侮的地方百姓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就像镇压现代的游击队一样，想用军事手段毕其功于一役是很难办到的。
受倭寇蹂躏的地区财富丰饶，交通便利，使得问题更加棘手。倭寇重点劫掠的地区，传统上称为江南或者东南，包括今天上海到江苏苏州，以及浙江杭州到宁波一带，在中国的地区和国际关系上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唐宋以来，杭州和宁波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16世纪早期，宁波还是葡萄牙人在华活动的中心。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特别重视江南。宁波附近的舟山岛是当时英军的主要海军基地，以此为据点，英军攻占了宁波、乍浦（浙江北部邻近江苏的良港），以及拱卫宁波的定海。宁波和上海都属于向近代西方开放的第一批条约口岸，而上海则迅速成为近代中国最繁忙的口岸和人口最多的城市。
江南是明代倭寇劫掠的天然目标。春秋时节的盛行风使得从日本航行到浙江十分方便。江南又是一片河网纵横的平原，很容易乘船深入，沿岸又有无数条件良好的锚地。早在明代，江南就已经人口繁庶，农产业发达，手工业兴盛，产生了许多豪门巨室和书香门第，至今也是如此。江南还是明朝的粮仓，税粮通过运河从杭州北运京师和边疆。对于16世纪的倭寇来讲，到东南非常容易，又有大量财富可供掠夺。
1555年的东南防务
16世纪40年代，东南地区已经饱受匪徒蹂躏，防御也稳步增强。71547年，朝廷首次向浙江派出了巡抚，掌管浙江全省及福建沿海诸府州军务。1554年，杭州被大掠之后，朝廷又设立新的职位————浙直总督（辖区包括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统领整个东南沿海的抗倭事业。1550年初，许多内陆城镇由于受到掠夺和威胁，历史上首次修筑了城墙。8虽然当时北方边疆也需要内地增援，9但为了补充江南兵力，朝廷还是从遥远的省份调兵前来。1555年，战局不断恶化，朝廷派工部侍郎赵文华（1529年进士）10到东南监军。不久，总督张经（1517年进士）下狱论死，11南直隶巡抚周玧（1532年进士）成为新的总督。12上任甫月余，周玧就同浙江巡抚李天宠（1538年进士）一道被革职，李天宠和张经被处斩。13南京户部尚书杨宜（1523年进士）14，成为当年的第三位总督。胡宗宪当时只是都察院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超擢为浙江巡抚。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杨宜被革职，于是胡宗宪升任总督，浙江巡抚之缺由浙江提学副使阮鹗（1509——1567）继任。15但是在前线待了不到一年的赵文华，信心满满地认定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于是返回京师。
无论怎么看，1555年都是东南倭乱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16浙江的十一府州中，只有三个最偏远的内陆府州————中部的金华府、西部毗邻江西的衢州府、西南毗邻福建的处州府，在这一年中似乎没有受到侵扰。六个沿海府州，从北到南依次是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都惨遭劫掠，处于内陆的两个州————杭州西南的严州和杭州西北的湖州，也未能幸免。处于内陆的嘉兴府崇德县，县城被攻破，损失惨重。南至福建，北至上海、苏州地区，甚至长江三角洲的北岸也受到袭扰。一伙匪徒向西深入，穿过安徽，到达南京郊外，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无论是战略意义还是象征意味都非常重要。
官军面对1555年的劫掠活动并非毫无作为，但是总体上效果并不好，除了极少一些例外。官军最得意的行动要属王江泾大捷。王江泾位于浙江的最北部，一伙倭寇五月从沿海巢穴柘林（位于南直隶的金山卫以北）出发，在王江泾被总督张经设伏歼灭。张经不久就因为督战不力论斩。据记载，此役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人，归功于新到来的永顺、保靖土兵投入战斗，也归功于抗倭宿将卢镗、俞大猷（1503——1579）的指挥。17
图7-1 明嘉靖时期浙江的府城
1555年对苏杭要地的劫掠主要由徐海指挥，不久前在王江泾遭到重创的就是他的主力。徐海原是杭州古刹虎跑寺的僧人，法号“明山”，时人常常用法号称呼他。落草时间不详。落草后，因算卦灵验受到倭寇的尊敬，被奉为“天差平海大将军”。16世纪50年代初，他是倭寇诸头领中名头最响亮的。另外一个倭寇头领王直，号称“倭寇王”，盘踞在九州的五岛列岛。徐海的地盘在九州岛最南端的萨摩藩，他的手下主要来自萨摩和附近的出水、肥前。他在1555年的赫赫战功使他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倭寇首领。18
胡宗宪的难题与策略
1556年初，胡宗宪接过了抗倭的重担。他是江南徽州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19做过两任知县，而后奉调入京，升任监察御史。曾出任北直隶巡按御史，巡按北方边境的宣大地区，之后调任浙江巡按御史，不久就参与到了抗倭的斗争中，并被超擢为总督。
史书上对胡宗宪的评价，大体是有智略、有雄心。他在浙江的任职是由于严嵩的提携，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政治投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他都因此饱受争议。嘉靖朝政局复杂，宦途险恶。世宗皇帝（1522——1566年在位）即位之初，就因为“大礼议”与满朝文武对抗，后来反复地表现出酷虐不仁、喜怒无常的性格。16世纪50年代他沉迷于炼丹修道，将朝政交给大学士严嵩（1480——1565）20打理。严嵩把持朝政二十年（1542——1562），其子严世蕃（1513——1565）是他的帮手。严世蕃贪腐的恶名早已远扬，那时就被视作阿谀奉承、贪得无厌、私心自用的权奸。无论这个评价是否公允，在当时，如果一个人没有严氏父子的支持，不帮着他们中饱私囊，那他在朝中什么事也办不成。
1555年在浙江督师的赵文华就是严嵩的门生。赵氏为人傲慢贪婪，是抗倭的一大阻碍。总督张经和巡抚李天宠因为对他不够恭顺便遭到革职，但胡宗宪却很得赵文华宠信（事实上很可能是胡宗宪主动巴结），还通过赵氏得到了严嵩的信任，于是一举飞黄腾达。然而，胡宗宪的权位是岌岌可危的。就冲着他和严嵩、赵文华的关系，随时随地可能遭到弹劾。无论军情如何，弹劾的机会都俯拾即是，因为胡宗宪必须压榨自己的下属和百姓，才能给自己的恩公源源不断地“上供”。所以，1556年初徐海率部卷土重来时，胡宗宪面临的问题是多面的。首先，他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落马的前任总督就是前车之鉴。为了防止朝中的弹劾给自己招祸，他必须维持严嵩对自己的信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避免军事灾难；为避免军事灾难，鉴于上一年一连串的惨败，他必须非常善用谋略。无论朝廷和百姓多么渴求一战“剿”灭倭寇，事实都反复证明，即使各省军队汇集江南，这一点也是难以办到的。而“抚”，对于朝廷或者倭寇双方，都不一定能够接受。北方边疆的俺答汗受抚就是因为边境贸易正常化，但16世纪50年代的明廷是坚决反对贸易正常化的。所有东南地区寇乱的根源，都是朝廷不肯给外人以常规贸易的机会。如果朝廷政策有变，并且赦免犯禁者，那么倭寇的大头领王直随时可以受抚。而1555年徐海抢掠得盆满钵满，他显然对现状特别满意。即使朝廷开出了招抚条件，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处。1554年年中就有人建议用开放贸易之外的办法招抚,21并且朝廷也尝试批准了，但是招抚的风险仍然极大。
招抚的主要风险有三：（1）抚寇而没有足够的军力可恃，东南地区将可能出现大溃败；（2）招抚容易给胡宗宪落下“纵寇”的口实，这个罪名已经断送好多人的前程；（3）士气已极端低落，招抚可能会使士气瓦解。他们似乎相信，不管上一场战斗如何惨败，下一仗一定大胜。浙江巡抚阮鹗和浙江总兵俞大猷是胡宗宪的直接下级，都极力反对招抚。22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风险，1555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向赵文华进言，倭寇不是单凭军事手段就能消灭的。他派出一个使团前往五岛列岛与王直谈判，借口是侦查倭寇在日本的巢穴，并争取日本官方与中国合作剿倭。这场谈判的结果又是另外一个重要而有趣的事件了，它的高潮是1557年末王直在宁波自首。23和本文直接相关的是， 1556年和徐海的整个较量中，胡宗宪一直在与王直谈判，劝服他帮助自己对付徐海。他一面向王直隐瞒朝廷的真实意图，一面向朝廷隐瞒他对王直的许诺。结果证明，胡宗宪是骗人的好手。
1556年徐海来到江南之前，胡宗宪派出与王直谈判的一名使者已经从五岛列岛返回，还带着几个倭寇首领，包括宁波人毛海峰，他又名王滶，是王直的义子和心腹。另外一名使者留在日本，事实上是留在王直处作为人质。而表面的理由是，日本列国林立，没有统一的政权，胡宗宪要求“日本王”镇压倭寇的信函需要逐个递送，速度自然会变慢。胡宗宪殷勤地款待王滶，努力让王直相信自己的真诚。而朝廷下令王滶亲自参与剿倭，以证明王直的忠心。
1556年初王滶在浙江与胡宗宪接触时，他透露，徐海带着他的萨摩手下要再次劫掠江南，对于王直无法干预此事表现出明显的歉意。二三月间，徐海果然在乍浦一带登陆，剿灭他成为胡宗宪的当务之急，直到八月，胡氏的精力都灌注在这件事上，虽然也不能完全搁置与王直谈判以及对付自己辖境内的其他倭寇的任务。
再谈谈浙西的可用之兵。整个战役展开的地区在传统上称为“浙西”，即杭州和杭州湾以北的地区。当时胡宗宪在这一地区可以依靠三类人。一是地方官吏：杭州、湖州、嘉兴三地的知府及其属吏（嘉兴尤其重要，是主要战场所在）；嘉兴府七属县的知县；省级衙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浙江都指挥使司；都察院派驻浙江的监察御史；浙江巡抚。府县官员有守土之责，所以掌握着一部分武装；监察御史和巡抚对本省军务有监督之责。
图7-2 浙西地区
图7-3 浙西地区的主要卫所
二是浙江都指挥使司掌握着浙江的常备军。24浙西有三个卫（官兵都是世袭），杭州前卫和杭州后卫，治所在杭州城中；海宁卫，治所在浙江东北沿海的海盐县城。理论上讲，每个卫都有五千六百名世袭的士兵和二十九名世袭军官。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卫所缺员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而且各卫士兵是分散部署的。大约同时的史料表明，海盐驻军员额是一千二百四十人，海盐总部下辖人数不固定的卫所，驻守在南部澉浦和北部乍浦的有护墙的堡垒中。杭州卫辖下的一个卫所，驻扎在杭州和乍浦之间的海宁县城中。其他的卫所军队，常规的是七十人一队，分驻沿海的六个巡检司，给养由杭州和嘉兴两府供应。25其他卫所的士兵一定有派出任务，分作小队，驻扎海边星罗棋布的堡垒或哨所。杭州郊区有一个小堡，还有五个堡垒在澉浦周围，两个在海盐附近，十三个在乍浦与浙江东北省境之间。
哨所分布得更加均匀：杭州和海宁之间有六个，海盐和乍浦之间有五个，乍浦和东北省境之间有九个。26守卫内陆城镇的城垣和衙署，也需要卫所派人。假设浙西三卫基本满额，有一万至一万两千兵力，大部分兵力以及临时组织的团练，也是在固定据点守卫，不能轻易撤防。所以，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肯定只占总兵力的一小部分。而且非常明显是，世袭的卫所军队早已不堪使用，即使是守卫据点，也恕难胜任。要想追击歼灭倭寇，需要组建特殊武装。27
第三类可依靠的人可以称为机动力量，28包括地方官、军官和非正规武装。巡抚和监察御史可以视为这个机动力量的组成部分，而浙江省的常规行政管理层则不属于。更特别的是，一名按察副使被任命为嘉湖兵备道，统辖浙西军务。浙西机动力量的军官————有正式的武官职务但是另有差遣————包括浙江总兵官（浙江的最高前线指挥官），以及副总兵官；驻扎海盐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参将；驻杭州的浙江游击将军。这些军官统率的机动部队，无疑是从各卫所和部队抽调的，但是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包括了特别招募的当地雇佣兵（募卒），以及外省派来支援浙江的军队。明代的惯常做法，就是将华中或者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军队派出支援外省，但在16世纪50年代的抗倭战争中，这些军队也并不那么可靠。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1556年初胡宗宪就任总督时，他的前任总督从四川、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山东、河南借来的军队都已解散且返回原籍了，原因是赵文华向朝廷保证，沿海的倭寇已经得到控制。胡宗宪手下的主力只有三千募卒，不堪作战。他唯一的专门预备队是一千名来自今天湖北容美的土兵，以及游击将军宗礼（1510——1566）从华北地区招募的八百人。29以上估计可能不包括总兵官俞大猷和副总兵官卢镗所部，俞卢二人都是在沿海地区久历战阵的宿将。以上的估计还不包括胡宗宪管辖范围内可以调派的常备军和非常备军，比如现在江苏省境内的部队和杭州湾以南的浙江省军队。在浙西一地，能够立即投入进攻徐海的战斗的机动部队接近一万人。
1556年胡宗宪和徐海的较量
关于16世纪50年代的抗倭战事，史料非常丰富，有当事人自己的记载，也有其他时人的记载。朝廷非常重视倭患，当时官方的编年中收录了很多相关文献。东南是人文渊薮，当时东南的士大夫对倭患有亲身的经历与观察，留下的关于倭患的文字甚至更多，例如著名的文学家归有光（1506——1571）、唐顺之（1506——1560）等都有关于倭患的文章。30不幸的是，对于理解范围如此广泛的众多事件，这些史料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它们对某一事件的时间和结果的记载，常常语焉不详，甚至相互抵牾。后世的中日史学家披览搜辑甚勤，力图书写可信的倭乱大事记，做出可信的分析。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甚至简单的时间问题都没有厘清。
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人深入研究1556年讨徐海的战事。原因大概是史料常常自相矛盾，令人无所适从。为了在下文的概述中确定这场战役中一些主要事件具体时间，我主要依靠两种当时的史料。第一种是《记剿除徐海本末》，专门记述平徐海之役，作者茅坤（1512——1601）是胡宗宪的幕友；31第二种是《倭变事略》，记载的是1553——1556年浙西抗倭之役，序言作于1558年。32此书范围更广，细节或更翔实，作者是来自海盐的采九德。我相信，将这两种史料与朝廷编纂的《实录》33之类的史料结合起来，就可以大体了解徐海在1556年的活动，以及胡宗宪的应对。胡宗宪的战略一向是后发制人 ，战争第一个阶段以徐海的活动为主。
第一阶段 徐海来寇
概述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在王直的统一指挥下，几支倭寇在东南沿海分数处登陆。据记载，第一支倭寇数千人，登陆江北，掠扬州、镇江二府，威胁大运河的心脏地带；第二支人数相仿，在上海登陆，沿吴淞河内犯；第三支人数也是数千，登陆杭州湾以南，袭扰宁波地区。这三支人马规模较小，官军不久就发现他们是牵制部队，目的是诱开浙西的官军。徐海亲率人马万余，想先下杭州，再北掠湖州、苏州，最终威胁留都南京。徐海的人马首先进犯乍浦，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当地水师，登陆后焚毁自己的海船，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其后乘小船从金山卫附近北犯，到倭寇的巢穴柘林，陈东、叶麻率领的倭寇在柘林与徐海会合。陈、叶的巢穴在萨摩，当时已经蹂躏了上海地区。三四月间，两股倭寇合流，南下围攻乍浦，大概一周后撤围而去。同时，其他两支策应的倭寇分别从柘林、上海进逼嘉善。
图7-4 明军应对乍浦敌军的部署
正当倭寇在乍浦及其以北地区登陆时，胡宗宪刚接任总督，身在杭州的总督衙门。他提醒所有的部下警惕倭寇，并派兵到澉浦至海盐一线支援。嘉兴和湖州的守备刘焘（1538年进士）离开驻地海盐，增援乍浦。浙抚阮鹗将崇德附近的可调之兵统统带走，驰援乍浦。胡宗宪则亲率一支人马到嘉兴居中策应，既可以警戒北面沿吴淞河方向来犯之敌，又可以向东支援乍浦。34
最首要、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北面，倭寇经过嘉善直指嘉兴。胡宗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智取胜于强攻，便用小舟载满毒酒，让两名军士扮作为官军送酒的差役，故意让倭寇前锋发现。倭寇截获这船酒后，停止前进，开怀畅饮。此时，数千名保靖土兵（来自今天的湖南省）刚刚开到，归胡宗宪指挥。他们求战心切，胡宗宪警告他们倭寇诡计多端，土司却没放在心上，结果中了埋伏。胡宗宪收拢残部，也设了一个埋伏，给敌军以重创。敌军匆匆撤往苏州。35
三四月时，刘焘已经身陷乍浦之围，很可能率领军民做了英勇的抵抗。不久，徐海侦知胡宗宪、阮鹗正率部驰援乍浦，很快解围而去。
第二阶段 深入内地
概述 四月初徐海从乍浦撤围后，即率部内犯。他们击败了海宁和海盐官军，在硖石、袁花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四月中旬，徐海经杭州继续深入内陆。四月十八、十九日，掠皂林、乌镇。乌镇地处嘉兴、湖州、苏州三府交界的要冲，1555年，徐海曾以乌镇为巢穴劫掠苏州、嘉兴。倭寇与官军在皂林、崇德之间激战三次，受到重创，徐海受伤。二十三日，徐海所部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倭寇的谍人侦知，官军也已经筋疲力尽，粮饷告罄，附近也没有援军。于是徐海又率军血战一场，杀得官军尸横遍野。
胡宗宪从探子口中得知徐海部向乌镇移动，于是调兵准备在乌镇包围徐海。他下令：（1）苏州方面的官军南下到乌镇以北；（2）湖州方面的军队乘船进至乌镇以西；（3）在嘉兴的河朔兵到乌镇附近构筑防御工事。他亲率募卒和容美土兵，小心翼翼地向乌镇移动。巡抚阮鹗同时从崇德北上，中途正遇游击将军宗礼率领河朔兵从嘉兴西移，于是率河朔军一道行动。
图7-5 向乌镇集结的各路人马
宗礼率领的九百河朔兵在皂林附近遭遇优势兵力的倭寇，连战数日，几乎全军覆没。史臣称赞宗礼“兵兴以来，用寡敌众，血战第一功”。36茅坤记载，第一场遭遇战后阮鹗就逃离了皂林，而采九德记载，阮鹗是在宗礼部覆没之后才赶到的。当时胡宗宪正向乌镇进发，最远不会超过崇德。
从徐海乍浦解围到宗礼皂林覆军的这段时间，东南地区其他各路倭寇非常活跃。一路倭寇沿长江北岸烧杀，掠无为、瓜洲。瓜洲是大运河“过江”的地方。倭寇在上海周边也不断兴风作浪，最终被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和苏松海防佥事董邦政合力击败。杭州、宁波间，倭寇肆意劫掠，七日之内两次洗劫诸暨县城。最南一路倭寇攻略温州府。
第三阶段 桐乡之围
概述 徐海打败宗礼之后，所部损失严重，本人也受了伤。随后他率兵将阮鹗包围在桐乡。因为知道桐乡有诱人的粮草物资，徐海包围桐乡将近一月，动用了楼橹、撞竿、将军筒等各式武器攻城。桐乡城墙为1553年新筑，又有知县金燕（1553年进士）以过人气魄胆识拼死守城，倭寇很快对损失巨大的攻城失去了兴趣，改为围困，同时在周边劫掠。阮鹗利用倭寇的疏忽大意，乘夜逃出城去。倭寇首领之间也相互猜疑。徐海和他的有力盟友陈东势同水火，最终在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双方各自撤围，分道扬镳。
身在崇德的胡宗宪得知宗礼全军覆没，阮鹗被困桐乡的消息后，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据茅坤记载，胡宗宪是这样考虑的：
河朔之兵既败，我兵皆气夺莫敢战，东南之事无复可支矣！贼已困桐乡，假令复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两人譬之抱而自沉也。国家且奈何！37
为谨慎起见，胡宗宪退回杭州，但是摆出要解桐乡之围的阵势（见下图），命各路人马向桐乡附近集结：一路从嘉兴南下，一路从湖州到乌镇，一路从海盐到王店，一路从崇德到石门。38他还命宗礼的河朔残部在崇德附近集结。他知道，皂林败后，所有部队都士气低落，于是请奏朝廷速派保靖、永顺土兵支援。围城中的阮鹗派人偷偷送信求援，39言辞激烈，颇有责难之辞，胡宗宪不为所动。他决定一边静待援军，一边对徐海使用已然对王直奏效的“抚”的办法。茅坤记下了胡氏的想法：
直与海虽顺逆不同，其势固唇齿也，直既悔悟，海独不可以大义说之乎？不然被贪人也，诱之以利，或可以狙其心。闻桐乡城小而坚，缓之数十日，则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40
于是总督大人开始通过中间人和徐海谈判。
徐海负伤后，又陷入旷日持久的围城，此时胡宗宪的使者又带来消息，王直的义子王滶归降已久，在宁波当人质，保证王直本人正为准备接受招抚（桐乡之围结束之前，王滶还协助官军打败了一支从诸暨撤退的倭寇）。胡宗宪的使者劝告徐海，避免玉石俱焚的唯一办法就是和总督大人合作，徐海则说，他不是一个人，他没办法说服自己的盟友陈东。但是胡宗宪的使者告诉他，胡宗宪已经和陈东达成了协议，这使得徐海非常愤怒，对陈东信任全无。此时，陈东得知官府的使者络绎不绝地拜访徐海，也对徐海疑心大起。徐海最终答应，如果胡宗宪给他足够的财物让他安抚日本部下，并且上奏朝廷赦免自己，那么他就接受招抚。胡宗宪很痛快地同意了这两个条件。使者带着大量的金银布帛送到桐乡城外徐海的大营。徐海的代表反复表达他们的感激，为表诚意，徐海交还了两百多名俘虏。41撤离桐乡时，他故意告诉守城的军民小心陈东。看到盟友背叛了自己，陈东怒不可遏，又铆足气力攻城一天，随后也撤退了。
图7-6 支援桐乡的各路兵马的部署
得知皂林之败和桐乡之围后，朝廷随即传檄全国，派兵支援东南。五月八日，赵文华再次赴东南督师。十七日，应胡宗宪之请，拨六千保庆、永顺土兵归胡氏调遣。42
第四阶段 退守海滨
概述 五月，倭寇弃围桐乡，满载而归，已经无心再挑起大战。据采九德记载，他们掠来的财货装了上千条船，行至嘉兴府城外时，整个船队迤逦二十里。43这肯定只是徐海的部队，因为陈东和叶麻已经撤往柘林以北的金山，在金山海滨安了营寨。而徐海则经硖石地区撤退，44他的人马分别在王店、袁花、海盐扎营。之后他命令各部在乍浦附近重新集结，陈东、叶麻也率部来会（见下图）。倭寇退向海滨的途中发生了若干小战。有一队很可能是陈东、叶麻所部的倭寇，在途经嘉兴时与官军交战，损失二三十艘船只。徐海在海盐击败了一支海宁卫的官军。45六月初，各路倭寇会于乍浦，首领之间的猜忌愈发强烈，进而互相陷害，到七月底，只有徐海还没有落网。
倭寇从桐乡撤往海滨时，胡宗宪的一些部下力请纵兵截击。胡宗宪认为，官军仍寡不敌众，即使局部的胜利也可能导致全局的溃败，所以坚持继续推行抚绥之策，让倭寇首领鹬蚌相争，主动请降，官府坐收渔利。徐海口头上已经答应受抚，然而行动上并没有兑现。胡宗宪一直派使者不断地造访徐海，许了很多承诺，劝他效法王滶，再做一些实际的事以表忠心。
图7-7 倭寇从桐乡退往乍浦
诸暨劫掠之后，六月以来王滶一直帮助官军围剿舟山岛、里朴湾的倭寇。官府让他帮助围剿徐海时，王滶拒绝了。他说，这件事只有他干爹王直有权决定。46胡宗宪将王滶的立功事迹上奏朝廷，请求重赏。兵部尚书主张给胡宗宪以便宜行事之权：“兵法用间用饵，或招或抚，要在随宜济变，不从中制。”47朝廷准许了这一奏请。于是胡宗宪决定给王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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