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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德森（Charles A. Peterson）
学界对唐代军事史的研究异常薄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之一，它给人的印象就是武功赫赫、疆土广阔。这个图像的中心是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以及他的“昭陵六骏”。然而，唐代的历史还有不那么光鲜的一面，从755年开始，唐朝主要陷入了内部问题的纠缠。可以确定，唐朝中央政府在中亚以及华北的势力已丧失殆尽。由于强邻压境，对外防御不能忽视，但是内部的威胁才是心腹大患。王朝要对付组织完善的藩镇，后来还要对付处于巅峰的农民起义领袖。624——755年之间（从唐朝统一到安史之乱），战事只发生在边疆地区；而755——907年就不同了，帝国内部战乱频仍是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本文所处理的政治军事史时段更为广阔，远不能以唐朝灭亡为限。从8世纪直到979年宋朝戡定内乱，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个连续性极强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分散而不集中，主要用于内战，而非外战。由于没有外敌入侵的压力，所以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中原，而非塞外。这段时间里，中央政府难于、甚至不可能应对藩镇的挑战。压倒一切的问题就在明面上摆着：谁主天下？
对这一时期的战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内在趋势。此时少有传统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的边境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开大阖、以骑兵为主、以通信和补给为关键的战争。更多的战争是阵地战，而非运动战，敌军的地盘防御严密，补给充足。这些战争发生在定居的、人口稠密的地区，一方面可以获取充足的人力，另一方面，不只是地盘，百姓也处在危险之中。防御技巧的高度发达，使得婴城固守成为上上策。战争时间拉长了，攻城技术更是不可或缺。认为中原鏖战和塞上交锋完全对立自然是不对的；然而，这种区别为我们评价8——10世纪中国的主流战争形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本文是中晚唐藩镇军队防御能力的案例研究，聚焦于唐代的一次战争————唐朝中央政府在815——817年征讨藩镇淮西的战争。此战在当时影响极大，是唐宪宗（805——820年在位）一个里程碑式的政治成就。这场战争结束于一次奇袭，那算是中国历史上名头最响、戏剧性最足的奇袭之一，其本身就非常值得探究。2另外，关于这场战争的史料之丰富，整个唐代大概无出其右者，所以最有深入研究的可能。3
中晚唐的割据藩镇————淮西
这一场战事的起因要追溯到安史之乱（755——763）。安史之乱将唐代截然分为两段，4其最终结果是，藩镇长官长期控制长安之外地区。他们手握重兵，因而也取得了行政权。5其后数十年，中央政府为重新取得藩镇支配权，做了艰苦的努力。到了8世纪末期，大部分藩镇都回到了中央政府手中，藩镇的高级长官，无论文武，都由朝廷任命。然而，偏有七个强藩，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央之外的政治存在，自除官吏，自行其是。其中六个藩镇盘踞帝国东北角，约当今的河北、山东地区；而第七个藩镇淮西却地处唐代河南道的西南部、淮河上游。805年，宪宗甫一即位，就把淮西选为收复七镇的突破口。这意味着，朝廷与淮西等藩镇的直接武力较量将不可避免。这一主题贯穿了宪宗朝始终。宪宗虽然未竟全功，却也完成了大半。820年宪宗晏驾时，割据的藩镇只剩下两个了。帝国大体上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得以安然度过后来的近半个世纪。6
安史之乱初期，淮西被忠于朝廷的军队控制。第一任淮西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贞，是东北地区少数几个没有跟随安禄山造反的将领之一，7所以辖境和职权比继任者都大。虽然此人的政治忠诚后来也没有根本改变，但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治淮西极少在意朝廷的功令。779年他在一场兵变中被驱逐后，淮西马上对朝廷构成威胁，直到817年。781年，淮西在新节度使的率领下参加了四镇之乱（781——786），而且同其他藩镇一样，在叛乱结束时并没有被击败。8后来一位忠于朝廷的节度使长期控制淮西，恢复了和平。他被武力推翻后，取而代之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断然走上了割据之路。9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淮西的三任节度使都姓吴，虽然并不都是一家血脉，却都警惕地守护着淮西的割据地位，必要时会动用武力。10淮西对朝廷的第一场成功的防御战发生在8世纪80年代早期，第二场发生在799——800年，朝廷大举讨伐淮西，却以失败告终。11815年朝廷第三次征讨时，对收复淮西的难度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平时，淮西等割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相安无事的局面，其关系并未到势不两立的田地。例如，藩镇遭遇灾荒，中央还会拨粮赈济。12大体而言，藩镇没有什么表示，更没有什么行动表明自己不服从朝廷。一旦节度使过世，他的继任者一定会争取朝廷对自己地位的认可，这是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神话的承认。此时新任节度使还没坐稳，正是朝廷下手的良机。宪宗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才对割据藩镇开刀的。809年，淮西就出现了此类情况，这是宪宗朝的头一遭。然而，宪宗正受另一场战争的牵制，难以抽出手来，于是他认可了自封的继任者，但是将淮西列为必除之患。814年底，淮西再度发生继承问题，宪宗决定出手。中央已经知晓淮西内部各首领的分歧以及即将到来的权力更迭，因此有余裕做军事准备。13
唐代的割据大藩集中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地界，相比之下，淮西的物产和幅员都不算大。其他藩镇通常领有六七个州，甚至更多，而淮西只领三州：蔡州（治所）、申州、光州，大致分别相当于今天的汝南、信阳、潢川，这个三角地带居于今天的开封和武汉之间，处在华北平原的西南角，属淮河流域。淮西大部属于平原，南有大别山，西有桐柏山（在这里，“山”译作“Hill”比“Mountain”更为恰当），都是重要的自然地理边界。然而，考虑到这一地区的东部有宋代的主要南北陆路通道，14尤其是汉族和外来军队在这一地区来往频繁，所以过分强调淮西拥有什么自然屏障，大概是不合适的。
与其他割据藩镇比，淮西战略劣势明显。其他割据藩镇集中在东北部，遇有朝廷进攻，可以互施援手，而淮西孤立一隅，四邻藩镇都忠于朝廷。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央政府看来，淮西的位置威胁很大，因为它向东可以破坏大运河地带，向南和东南则可以威胁富庶的江南。结果中央政府只得在周边藩镇遍立堡栅。
虽然相关数据付之阙如，但是当时的淮西地区应该和现在一样，是富庶的产粮区。从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就能看出其潜力。15我们只能极为笼统地推断9世纪初淮西的人口。8世纪中期的统计显示，淮西三州共有144 398户、806 541口，16这是时间最接近、也最可靠的数字。我们必须注意，这只是税收登记的户口数，并不是全面普查得来的数字。唐朝未登记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17因为本文研究的时段比8世纪中期晚了六七十年，又因为北人南迁的趋势从8世纪已经开始，所以淮西人口肯定因此增长。18说这一地区人口超过百万是不会夸张的。19简而言之，这一地区虽然没有八方辐辏的通都大邑，但是人力资源还是相当充足的。
淮西百姓是和淮西节帅一样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还是不满于节帅，希望与朝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间接的、有条件的。然而，考虑到本研究的特殊性质，这又不能忽视。第一，朝廷曾公开承认，割据政权通过经年累月的统治，已经在当地百姓眼中树立了合法性。这些地区由朝廷统治已经是好几代人以前的事了；如今当地百姓的利益和忠诚已经和节帅绑在一起了。20第二，藩镇对朝廷抵抗之强韧，标志着他们取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能够佐证这一观点的例子不少，而淮西是最适合的。藩镇放弃割据的情况是极少见的，直到后来才多了起来。退一步讲，不管当地百姓对军阀的想法怎样，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相信自己在执干戈以保乡曲，节帅当然也受惠于这种想法。
图3-1 9世纪初中原及东北的藩镇
战争的准备
814年初夏，朝廷收到消息，淮西即将出现权力更迭。21八九月间，22随着更迭的日子越来越近，朝廷开始为新节度使人选可能引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一、任命忠于朝廷的将领担任淮西周边关键藩镇的节度使；二、赏给某东北藩镇大笔钱财，确保其忠诚；可能还用了一部分他们的军队。23当时吴元济子承父业，自任淮西留后，朝廷虚与委蛇，意图先稳住他。毫无意外，这些手段统统失败，但其军事影响却被忽视了。24
吴元济很快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九月，他主要在东、北、东北三个方向大举焚掠，远及千里之外，大量百姓流离失所。25吴元济的意图之一当然是使得官民同感惊恐，取得心理优势。另一个意图可能是获得粮草军实，在持久作战中尤其需要。最重要的是，吴元济要取得一项军事优势，在淮西界外建立外围阵地，使得战火延烧到淮西的土地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战斗。26
不管朝廷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都不足以阻止吴元济占得先机。815年一月之后，朝廷的兵马才到位，具体作战命令才下达，27可以想见，军事上的准备，尤其是补给上的准备，早在吴元济叛乱之初就着手进行了。28然而，除了动员军队迟缓，朝廷迅速取胜还有一个障碍来自战场本身。朝廷倚仗的是高度分散化的军事架构和来源多样的军队。自安史之乱以来，唐朝的军队主要由各藩镇的军队组成，藩镇军队是由节度使直接指挥的。29虽然朝廷的威望与实力在宪宗初年已大大恢复，但藩镇军队仍然直辖于节度使，尽管节度使也由朝廷任命。这种体制的延续固然是由于惯性，但官兵的一致支持也是重要的原因。自780年起，朝廷组建了一支直辖军队————神策军。其主要职责是扼守京畿要地，承担西北边防。神策军虽然偶尔参与其他方面的作战，包括征讨淮西，但都不是主要的。
征讨淮西的朝廷军队之所以如此复杂，无非是出于政治考虑。以过往的经验看，立功的军队会私吞战利品，以壮大自己，要防止这一点异常困难。只要不分散使用这些军队，肯定会造成恶性循环。为了规避风险，一定要把战斗的任务与自我壮大的机会分得越散越好。据估计，朝廷从二十余个藩镇调兵遣将，最大的一支有数千人，但大多数都不足两千。这些军队布置在不同的地方，分由五名将领指挥。30这是朝廷打破藩镇军队建制的举措。朝廷将军队与将领打乱使用，大概是为了建立某种“国家”军队，让士卒明白，自己不是为节帅效命，而是为朝廷杀敌。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取胜，从一开始就应该想到此举有缺乏统一和默契的弊端，然而不幸的是，朝廷在实践中才认识到此举的弊端。
史书记载，朝廷征讨淮西的兵力达九万人，31似乎并不为多，很可能后来兵力又有增加。32这个数字和我们所知的这一时期的其他的兵力数据完全吻合。33朝廷军队和大部分叛军一样，都是职业军队。当时府兵制已经废弃百余年，军队职业化的转型到安史之乱时已彻底完成。34地方军队虽然活跃，但是像征讨淮西的作战，所有的朝廷军队当然都是正规军。正规军大概可以保证最低限度的训练和纪律。然而，因为一些最精锐的藩镇军队投入了战争，朝廷也就没有必要派出自己最精锐的军队。
想弄清淮西的兵力更为棘手。这不单是因为叛军史料的缺乏，还因为非职业武装在战争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这是一场在淮西本土及周边的防御战，所以倚重地方武装是可行而且必要的。35估计地方武装占总兵力的比例尚无可靠的办法，但按25%估计是不会夸大的。这还不包括临时拉来守城的平民，当时临时拉夫也是司空见惯的做法。36除了这些重要的辅助力量，主要承担作战的还是正规军。淮西军队的数量虽不是各镇最多的，但是精锐甲天下，未尝败绩，信心十足。37史料记载，淮西军队四出焚掠时，有三万兵马。在这种情况下，三万人有可能都是正规军。38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应该达到四万之谱，和同时代的其他数据也吻合。39
双方采用的战略，必然依各自的目标而定。淮西的目标肯定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生存下来。淮西无法消灭朝廷，但可以遏制朝廷，让朝廷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放弃。此类先例太多，绝非不切实际的目标。按常理，反叛的藩镇应该以逸待劳，然而，淮西却尽可能频繁地主动出击。
朝廷的目标则相对局限，即更换淮西节度使。就是说，朝廷并不想在战场上彻底消灭淮西的军队，更不想伤害百姓，除非不这样做就无法达到目的。40朝廷大肆宣扬仁慈的政策，想以此策反叛军的支持者。41尽管如此，战争还是旷日持久、伤亡惨重，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拉锯战。
为了作战，朝廷在淮西布置了五路兵马42：北、东北、东（或东南）、南、西（见图3-2）。在实际行动中，前两路往往协调行动，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北线。这两路士卒最精锐，兵力最雄厚，所以普遍认为北线是最关键的。朝廷命西路的严绶统一指挥各路兵马，43可见朝廷想以西路为主攻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严绶只有总指挥之实，并无相当的名义。以当时的军事和行政体制，能允许“同侪中居首位者”存在已经是最大尺度了。如果记载的战争的总体结果和战争规模是匹配的，那么这段战史的重建将会容易许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是史料的歪曲造成的。从道德角度来讲，朝廷的胜利才有记录价值，叛军的胜利是不值得记录的。所以，虽然仗打了三年，虽然官军的将领因无能被撤换，虽然不少朝中官员对战果非常绝望，呼吁讲和，但是从记载看，官军打胜仗的比例是叛军的三倍。有关官军的信息也大大多于叛军，关于伤亡的消息尤其如此。当然，朝廷的史官多少是被前线的将领蒙蔽了。战况不利时，前线将领会谎报军情。44此外，中国传统史书的编纂总被一种黑白分明的道德情感左右，自然导致了记载的失衡。
图3-2 淮西战况
出于种种原因，细致划分这场战争的阶段并不容易，不过可以大致划出两个阶段：815——816年，淮西军成功拖住官军，将其远远挡在外线，是第一阶段；817年初至该年十月，从官军实力开始占优，到战争戛然而止，45是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延续性极强，原因是：第一，至少到817年，双方的战略都没有根本性的调整；第二，直到817年初，没有出现足以改变战争进程的决定性战役。
第一阶段，815——816年
就战略而言，朝廷掌握着主动。然而官军开局不利，东西两线尤甚。815年二月，严绶吃了败仗，被迫放弃阵地，退守唐州。46同月，东路的指挥官丢掉了所有阵地，被迅速撤换。47据记载，东北路取得了几次小胜，或许还有一次大捷，但阵线并无前移的迹象。48815年，战事仍无进展，宪宗甚为焦躁，派他信任的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视察战况。49九月，西路师久无功，严绶失宠遭贬，声望素著的大将高霞寓继任节度使，50征讨淮西诸军都统也改由宣武节度使韩弘担任。宣武军地处运河要冲，向称雄藩。朝廷恐怕并未指望韩弘能立大功，因为其任命是出于政治考虑。51也没有迹象表明韩弘本人曾离开过宣武军的治所汴州（今开封）。上任不久，他就策划了一场各路联合进攻。虽然北线报捷，但整体战果极小。52
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棘手的问题牵制了朝廷的精力。割据藩镇中，平卢、成德二镇与朝廷关系最疏远。二镇都有理由相信，宪宗已经决心拿他们开刀。事实上，成德镇在宪宗朝一度成功守住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淮西虽然还没有求援，但二镇节帅都准备帮助淮西这样的难兄难弟，且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于是，二镇展开了有限但直接的干预。53
平卢的角色似乎更关键。815年初，平卢军派出三千人马，以支援朝廷征讨淮西为名，进入淮西以东地区。事实上，这支部队是来烧杀劫掠搞破坏的，直到年底才被彻底打败。同年四月，平卢招募盗贼将洛阳附近的河阴转运院付之一炬，给朝廷以重大打击，损失的绢帛、粮食、制钱不计其数。六月，平卢刺客又潜入长安，刺杀了一位主战的大臣。同年夏，平卢又策划在洛阳焚掠，谋泄事败。54
满朝文武都认为，成德军在上述事变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还搞了其他破坏。结果成德军与朝廷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816年初，朝廷发河东、河北六镇兵马讨伐成德。55此举又在朝堂上引起争议：同时对两个强藩用兵，尤其是同时在两条独立的战线作战，56是否明智？讨伐成德的战事持续到次年春天，以朝廷罢兵告终。不问可知，经此一役，朝廷方面的信心更加低落，物资更加紧张了。
整个816年，淮西的战事没有取得任何朝廷认可的战果。李文通稳住了东线，淮西开始感受到他带来的沉重压力。他号称打了一连串胜仗，却未得一城一地，然而对研究者而言，拔城略地才是军事胜利的唯一可靠指标。57北路的乌重胤和东北路的李光颜一直是战功最卓著的官军将领，58但这两线的进展也不大。官军首次攻克叛军的据点是在九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攻克的陵云栅可能尚在淮西军境外。59南路一直沉寂，究竟是主将不出力，还是没有什么胜仗可记，就不得而知了。60西路官军的运气更加糟糕。高霞寓并没有发挥出独当一面的能力，兵败铁城。因为大败难掩，七月被罢官，宿将袁滋继任。袁滋上任后，一度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西路从此一蹶不振，袁滋也在年内被罢。61鏖战两年，朝廷却没有得到实质战果，也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激励士气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朝廷得到的军事情报是否能充分证明战事应该继续，但今天在回溯时我们发现，很可能是一些手握军政大权的人、也包括宪宗自己的坚持，才使得裁抑藩镇的政策得以延续。
战争的第一阶段就这么过去了，时间比第二阶段长。在此阶段，淮西大获全胜。在认识淮西防御的具体性质之前，让我们先注意一下淮西胜利的几个因素。当然，胜利的前提条件是淮西军民的忠诚，至少是默认的支持。尽管这一情况很快起了变化，但直到817年初，淮西本土的边境还是稳固的，也没有反水的记载。其原因大概是淮西在这两年间还有相当的物资自给能力。防御牢固与补给充足相辅相成，只要官军打不进内线，粮食和其他物资的生产就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专就军事而论，淮西军队的防御极为得力。当然，淮西人保卫乡里的动机非常强烈。指挥似乎也很到位，虽然有一条史料认为吴元济无力控制前线指挥官。62淮西的步兵无论是野战还是守城都堪称一流，但骑兵才是决定性的。不少史料显示，淮西节帅大力推动养马。63皮货是淮西外销的主要货物。64战事一起，朝廷马上认识到（也可能是回忆起）淮西骑兵的战力，于是采取特别手段为官军提供充足的马匹。65淮西骑兵之中，有一支董重质指挥的精锐，尤为官军所惧，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的问题。66这支军队号称“骡子军”，顾名思义，士兵都乘骡而战。67如果确有其事，考虑到骡子并不适合骑兵作战，那么将“骡子军”看作是骑乘的步兵大概更为合适。他们高超的射箭和白刃格斗技艺已经让官军胆寒，再加上高度机动性，更是如虎添翼。另外一个更可取的解释是，“骡子军”的起源要追溯到二三十年前，当时马匹匮乏，只好权用骡子代替。此后数十年间，马匹的供给渐渐充裕，但是这支特殊军队的名称保留了下来，虽然已经不合于当时的情形。
如果我们能够多估计一点淮西军队的机动性力量的重要性，这将对解释它的胜利大有帮助。淮西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内线优势，它也可以以节约兵力的战法作战。于是，地缘的孤立和数量的劣势至少在有些情况下被抵消了。
另一方面，战争中敌对双方的能力也是互相关联的，官军肯定有失误，我们也能够看出几桩来。其一是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朝廷授予韩弘都统要职，大概希望能够激励他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战。68然而，他却辜负了朝廷的期望。于是，朝廷免去他的淮西行营都统之职，此后再没有一个擘画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帅。
起初调集的军队是否足够，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如果上文所举的数字大致不差，那么攻守双方的兵力比大概是2∶1至2.5∶1，对于这种战争来说，这一比例远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朝廷似乎从来不曾大举增兵，或许有战略考虑，或许也有财政原因。精兵要从边塞、内地要冲（尤其是运河周边）和东北藩镇周围抽调，所以抽调精兵就等于削弱这些要地的兵力。
按当时的制度，如果朝廷征调藩镇的部队，就要负担其军费。69所以这种战争对朝廷来说不仅仅是军费的增加，而是多出了一块全新的开支。平卢与成德的骚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可忽视。随着战事的绵延、物资的不断消耗，朝廷扩大财政支出的能力必然下降。数字的问题在朝廷所采取的战略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任知制诰的韩愈对战事的记载是官方难以接受的。据他记载，朝廷围着淮西修建了一圈堡栅。70然而堡栅的总数虽多，每一处的兵力却很少；堡栅之间距离太远，难以互相呼应，容易各个击破。官军将领未能充分集中兵力，韩愈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朝廷四面包围、平均用力的战略最终起到了在物质上困死淮西的效果，这可能同时也是遏制灵活机动的淮西军队的反击手段。查阅史书对一些主要战役的记载，就能知道官军还是采取了某些集中兵力的措施。总体上可以说，朝廷既没有充分地集中现有的兵力，也没有把兵力增加到与其防御战略相匹配的规模。
最后，官军的致命弱点是极端缺乏团结。上文已经提到，官军由各路人马杂凑而成，韩愈着重指出了士兵远调而来的问题：不熟悉本地情形，又与本来所属的将校失去联系；待遇微薄，心孤意怯，难以有功。71数年之后的一条权威史料证明了他的观点。战争结束后，淮西大将董重质获得赦免，入朝为官。著名诗人杜牧性喜谈兵，经常请教于他。杜牧想知道，为何朝廷大军攻打区区一个小藩镇如此困难。72董重质同韩愈一样，着重强调了参战官军成分复杂这一原因。他通过讲述具体过程，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地剖析。各路军队远道而来，数量又少，本身不足以独立作战，既要编入“地主”，同时又保持“客军”的身份。73每有战阵，总是客军居前，地主在后。客军自然因此伤亡更重，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后面的本地官军未能有效支援客军。他们只在胜局已定时加入战斗，不然就徘徊观望，一见势头不妙便仓皇溃散。官军不但缺乏团结，其士气、纪律、指挥都相当堪忧。董重质说，战事延续两年之后，东、西、南三线的官军所剩无几，士气全无，淮西军队得以集中全力与北线的李光颜、乌重胤部相搏。
第二阶段，817年
将第二阶段的开端定在817年初，原因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大事，而是因为此时李愬接任了西线的指挥官74，而淮西方面初现颓态。李愬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但封喉一剑还是在数月之后才出鞘。物资短缺直接削弱了淮西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振作了宪宗及其谋臣的信心，使他们决意苦战到底。李愬是平定四镇之乱的功臣李晟的儿子。当时李愬的任命并没有什么特别。75他到达治所唐州后，发现麾下的西路军简直是一团乱麻，76屡败之下，士气低落，淮西方面认为西路不再会进攻，于是抽调大量兵力投入更关键的战场。被敌人忽视正是一种机会。李愬抓住了时机，不声不响地实施自己的计划。西路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军队，李愬将此事分为三步解决。第一步是恢复西路官军的战斗状态。他安抚士兵，表示自己新官上任，不会马上进攻，让他们不再恐慌。他逐渐熟悉部下，摸清他们的性情才能，认清可用之人；又慎重地派他们打了几场小仗。这样一来，他赢得了部下的信任，也恢复了部下的自信。第二步，补充两千西北骑兵（可能是突厥人）。77此举不仅增加了西线军队的数量，也提高了质量。李愬还招徕当地士卒，在战斗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78他又招募一批精锐的敢死之士，亲自教习，号为“突将”（可能是重骑兵）。李愬还练有一支精兵，号称“六院兵马”，可能是在李愬上任之后才组建的。79
李愬一边整军备战，一边展开政治攻势。下面这段史料虽然不免有点小说传奇的味道，但是可以看出他更加注重外交和妥协的新策略。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策反以削弱敌人，尤其是策反身居要职的敌人，因为这种人可以带着某处堡栅或某处地盘投奔李愬。在李愬眼中更重要的是，归顺的敌人是最佳的情报来源。他不但注重策反成建制的部队，还注重策反特定的知悉内情的个人。80李愬除了从他们那里获取情报，甚至还留他们在麾下效力。如此善用降人，也可以看出李愬自身的品质。他最终获得大捷的重要前提就是一位淮西降将提供的情报和配合。这种情况下，非凡的个人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记载上看，李愬到任后，西路官军大大活跃了。淮西方面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817年上半年，官军获得几场小胜，能够反映出战局逐渐对朝廷有利。81三月，官军在西线第一次取得进展。文城栅守将率众三千归附朝廷。需加注意的是，官军此前的进攻是失败的。82随后的几个月中，李愬没有再夺取地盘，反而在五月和九月吃了败仗。九月的那一战，李愬的人马已经攻破了外城，最终却未能得手。83李愬已经使西线的军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淮西的防御依然强固。
816年与817年之交，淮西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淮西的将领们则听之任之，因为存粮剧减，饥民的逃离可以缓解粮食供给的压力。817年二月，朝廷在北线的许汝行营之侧设行郾城，安置归降百姓，李愬对文城栅的淮西军民的慷慨，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归附。84此时北线官军有了推进的迹象，三月间大捷于郾城，四月，郾城守将举城投降，85这是北线取得的最大胜利。郾城、文城之降，都表明了淮西的粮草与士气已到相当危险的程度。
郾城是整个战争中官军拿下的唯一县城，拿下郾城对叛军是一记重击。淮西必须集中人马于洄曲，建立新的防线。身处蔡州的吴元济感到局势危急，将蔡州的守城士卒，甚至自己的亲兵都派去支援洄曲。86六月，吴元济感到回天乏术，上表请降。据说朝廷已然接受了降表，而元济受制于左右，未能实行。87纵使如此，在朝中文武看来，前途依然渺茫。七月间，朝中又起争议，李逢吉认为战争没有尽头，继续下去并不明智。宰相裴度请求亲赴前线督师，宪宗才同意把仗接着打下去。88八九月间，淮西军队不但固守堡栅，还在北线和西线出击得胜，而淮西的南线明显也没有后顾之忧。89在时人看来，胜负尚在未定之天。最终智勇双全的致命一击，正是在这种混沌的事态下发出的。
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认为，李愬从一开始的谋划和措置都是为了奇袭蔡州，但他一直深藏不露，在发动进攻的最后一刻才禀报上司。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否认他早已盘算奇袭当然不妥，李愬一直有在817年发动奇袭的计划，其时机完全依整个战局的情况而定。李愬是能征惯战之将，精力主要放在西线的日常指挥之中。然而，到了817年年中他已经确信，淮西足以支持很久，若不是暴雨突至，打乱了部署，他早已下手了。多雨的天气持续了三个月，他的计划只能延宕到秋季。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无人知晓李愬计划的说法是错的。这条史料显示，朝中官员获悉了李愬的计划后，笑其痴人说梦。90这件事可能反而使李愬更能放手去做。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午后，91奇袭的队伍从文城大营出发，分作三部，各三千人，先锋是淮西降将李祐率领的三千突将，中军是李愬亲率的三千“六部兵马”，后军是马步三千。三军将士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强行军六十里到达敌方控制的张柴，突袭得手，尽杀戍卒，又切断敌军的道路桥梁。李愬让士卒吃饭、休息、整理兵刃器械，之后再度出发。此时将士们才知道他们要向蔡州去，都大惊失色。李愬有了李祐的帮助，似乎已经料到了一切，却没有料到天气。大军开出七十里，风雪大至，冻死了大批士兵和马匹。风雪虽然大大增添了官军的困难，却也保证了战斗的突然性。突然性才是此战的关键。黎明时分，官军进至蔡州，破城而入，守军毫无知觉。官军迅速控制全城。虽然官军攻破牙城、生擒吴元济又花了一天，然而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这一战中，李愬已臻于中国传统将才的最高境界，或许是出于无心，却绝非成于侥幸。他的行动完美地契合孙子的思想。孙子提出“兵之情主速”，而李愬正是“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92。他还践行了孙子的一个思想：“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93当然这种勇猛的举措也只有李愬这样的将才才能执行。
除了李愬的将才，奇袭的胜利还有四个因素。首先的一个前提是淮西兵力缺乏。淮西四周的防线、乃至蔡州本身，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奇袭。94第二，李祐的情报至关重要。他让官军知道淮西内部空虚，而且挑了一条防御最薄弱、最出乎淮西军队意料的路线，亲自为官军带路。95第三，此种任务非一流军队不能执行，士卒必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唐州军正符合这些要求，与李愬的将才相得益彰。最后，突如其来的风雪的助益也不能小觑。虽然没有风雪同样能够奏功，但有了风雪，蔡州乃至各处的守军必然都放松了戒备。96
这场奇袭对于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否不可或缺？它究竟是给一场难分胜负的战争的一锤定音，还是仅仅加速了一场必胜无疑的战争？董重质倾向于后一种说法。97他回顾前事，认为即使没有李愬的奇袭，官军也会节节胜利。如果朝廷只在北线取攻势，而在其他方向取守势，淮西也支持不了一年。这是一个权威的判断，点出了李光颜和乌重胤的关键作用。战争能够支持下去，全赖二人之力。然而，董重质还是忽略了关键一点：如果战争旷日持久，朝廷会转而接受政治解决。长远看来，这样也能结束淮西的割据地位，但淮西节帅不会治罪，他们对淮西的掌控还会更久一些。如果换作其他藩镇，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淮西何其不幸，苦战三年才发现，在宪宗这样的对手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皇帝的决断是影响朝廷政策及其实施的最关键因素。宪宗至少遭遇三次巨大压力以迫使他停止战争，他拒绝停战是冒着使一部分官僚离心的危险的。财政压力也日重一日。98为了应对浩繁的军需，宪宗不但加征重税，还不断拨内帑赡军。99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不仅仅是财力物力而已。宪宗坚持淮西之役不获全胜绝不罢兵，事后证明是英明的；因为这一场胜利是实现他整体战略的必要一步。平淮西后，他马上挥戈北向，平定平卢。到820年他去世时，已将割据藩镇压缩在河北一隅。淮西被一分为三并入邻近藩镇，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100于是这一地区获得了数十年的和平。
对淮西防御性质的假设
淮西之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淮西的防御非常得力。例如，突袭蔡州之前，经过近三年的战争，只有郾城一座县城落入官军之手。第二，防御纵深相当充足。没有史料显示官军此前曾深入淮西内部。第三，永久堡栅几乎无法攻克。官军不管围困也好，突袭也罢，没能拿下一处深沟高垒的据点。蔡州是个例外，因为那个雪夜的蔡州几乎是空城一座。还有两次战斗，官军已经占领了城垣，结果还是被守军击退，损失惨重。101如果细绎史料，还可得出两个更深一层的结论：一、堡栅的防御还有赖于大量辅助工事；第二，这些辅助工事流动性是很强的。
淮西防御系统的骨干是一系列堡栅，尤其是那些处在本镇外围的主防御点。这些地方是州县的治所、行政的中心，往往也是人口、贸易、交通的中心。在晚唐乃至五代时期，由于贸易的兴盛，许多新城镇应运而生。它们的人口或许不如治所之众，然而战略意义往往不下于治所。这一时期还有大量城垣重筑。安史之乱后，战火从边疆转移到了内地，各地城垣的重筑就是这一转移的结果。其线索很难追寻，但到了淮西之役时，事实已经清晰可见了。城邑变成堡垒在当时司空见惯。其他的要冲也都筑起高城深池，变成了要塞。最典型的例子要属东北线的洄曲。洄曲城之筑，必然是因为淮西的东北边界缺少大邑。设防的城邑和纯军事的堡垒，撑起了淮西防御系统的骨架。
这些地方城的数量必然极多。一般来讲，城的最外面是一圈“羊马城”，通常齐肩高，土筑，与主城拉开一段距离。102它是最外围的防线，可以随时毁弃。城内军队主动出击，事前也在这里集结。主城墙（一般称为“罗城”，或径称为“城”）是防御设施的主体。103它们的特点如何，典型的规模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到，初唐时城高通常是五十尺。104好战如淮西者，城高至少不会低于这个标准。攻方纵使占领了罗城，也不一定能拿下全城。在上文提到的两个战例，攻城部队都已经登城，还是被打退，死伤惨重。这是因为许多城都筑有内城（子城），大概与西方城堡的主堡类似。105它是城中之城，或许并不像罗城那样能够长期坚守，但至少可以让守军集结反攻或固守待援。106蔡州罗城陷落、吴元济避入子城时，他也不是全无翻盘希望。他在等一支前线军马的回援。然而，这支人马已经被招降了。至少在某些藩镇的首府中设有较小的“牙城”，里面有节度使等高官的衙署和住宅。107牙城主要是为了保护高官的人身安全，在城防中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虽然主防御点是防御的关键，但是它们防御的范围是有限的。例如，在近300千米长的东北防线上，似乎只有四座较大的城邑，填补其中空隙、形成连续防线的，是史书中称为“栅”的次级防御点。“栅”字本身用法就很多。它的本意是“围栏”以及简易工事，引申为军队在战斗时搭建的“野战工事”，后来就有了“堡垒”的意义，“堡垒”就是永久或者半永久的设施了。108后一种用法，甚至又扩大了范围，用来指称大城，比如文城栅（守军三千）、陵云栅。次级防御点还有“栅”“堡”等常见名称（正如大型堡垒常称为“城”，野战的营盘则称为“营”），然而最常用的还是“栅”。109本文所说的“栅”是防御性的，然而在实战中，进攻时也会立栅。这种情形下，栅必然是临时的，带有野战工事的性质。110
这些次级防御点大小不一，与主防御点相比，有三不如：规模之大不如，墙垣之高厚不如，辐射范围之广不如。次级防御点数量极多，要在地图标出具体位置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对唐代或者唐代之前的县城的位置，也只能大概估计。次级防御点固然在边界上绵延甚长，在纵深上一定也有相当的布置，否则官军深入淮西不会如此艰难。所以准确地讲，淮西建立的不是一条防御线，而是一条防御带。另外，从兵力和据点（包括主防御点）的布置上看，淮西的意图是使其相互呼应，而不是各自为战。至于其呼应程度如何，则很难测算。但至少可以讲，每个地段都有防御点负责。其防御之严密，不但能抵挡官军的纵深突破，还能遏制其横向移动。
淮西的兵力极为分散，应无可疑。812年，李绛在上宪宗的奏疏中无意间透露了这一情形。李绛主要谈的是割据藩镇的节帅的权力：
臣窃观两河蕃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己故也。诸将势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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