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世纪前的中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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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从哪里来？只能靠猜想推出来。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史，只能读中国人自己写的编年史，但里面没有阐释从何而来这一问题。跟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写作风格一样，儒家经典《尚书》以王公诸侯传奇故事开篇，叙其德恶，以警示启迪后世君主。尧舜两位贤明皇帝大约于公元前三千年在世。在中国文献中，“尧舜之治”相当于西方的“黄金时代”。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史之初，中国人沿黄河而居。这一区域只相当于现今中国一小部分国土。他们务农为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东亚其他地区难以比及。黄河水势迅猛，水流湍急，不利航行，且混浊多泥。泥沙沉积于河床，渐渐高出周围乡村。突然改道时，滔天洪水冲走村庄城镇。在远古多数农业民族中，人们会对黄河这种河心生敬畏，形成迷信观念，以为生人活祭可避水患。但从《尚书》的字里行间几乎看不到迷信说法。尧舜禹都曾忙于治水。但他们用的是工程师的办法，并不是奇招神技。这至少表明，孔子在世时，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信仰。从下文对尧品格的描写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皇帝抱有怎样的期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

    ————《尚书·虞书·尧典》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记述的时间是公元前776年[2]，那一年发生了日食。因为时间太早，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记录大体正确，但定不下来确切的年代先后顺序。据推测，周朝建于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49年覆灭。到公元前776年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从这时起到接下来的500年间，皇帝的权位跟中世纪法国国王差不多，都处于最低谷。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每一王朝始强后弱，渐渐对诸侯失去控制，随之陷入混乱（有时可延续几百年），最终由新王朝接替，重建强势中央政府，但都不长久。历史学家往往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结于宦官专权，但这种解释可能是文学上的约定俗成。

    让皇帝殊于众人的不仅在于政治权力，更在于一定的宗教特权。因为政治权力会随皇帝个性的强弱而发生变化。皇帝是天子，要在冬至日祭天。中国古人把“天”用作“帝”的同义词。在他们眼中，“帝”代表一神论中的上帝[3]。翟理斯教授对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进行过分析，据此认为，皇帝这一称号的正确英文译法应为“上帝之子”。中文的“天”既指天空，也指上帝，但后一种说法现在很少有人用。“上帝”即“帝”，基本上用于孔子之前的时代。但这两个词最开始都代表一个上帝，与旧约中的上帝一样，都是人格神[4]。

    时间一长，“帝”之意义渐渐不明，而“天”却保留了下来，用来描述皇家仪礼。只有皇帝本人有权祭“天”。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前，祭天仪式几乎没有发生改变。到了近代，这种仪式在北京天坛举行（世界美景中，天坛为一胜）。孔子以前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得到官方认可，那就是天坛每年举办的祭祀活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活动也不能算是宗教的。因为佛教和道教这两种宗教从未与官府有过任何联系。

    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中国历史呈现出一些细节。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拉开序幕。鲁国以春秋时代开篇记述历史。而孔子曾在鲁国为吏。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件怪事，皇帝传继两千多年后，出了一位君王，自称“始皇帝”。公元前221年，打了几仗之后，始皇帝获得了整个秦帝国的统治权。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去世。除了攻城略地，秦始皇因三件事为世所瞩。第一，修长城，挡匈奴；第二，打破封建割据；第三，焚书。坦白地讲，打破封建割据这一举动不得不为后世许多君王所效仿。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封建割据就会再次形成。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中国全境有效行使权力的统治者。虽然他所缔造的王朝到了儿子一代就传不下去了，但有一个事实能让我们记住他。英语“China”一词很可能是从秦始皇的姓————“秦Chin”而来[5]。

    焚书一事非同寻常。秦王自称“始皇帝”，不愿听人说中国在他出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他憎恶历史。此外，秦国文人众多，追随孔学，推崇旧制。而始皇帝不遗余力改制创新。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始皇似乎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是纯汉人血统。因此，做事极端又重虚名的秦始皇下了这样一道诏令：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前引高第著作第203页）

    可以看出，始皇帝有点像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国文人对他印象不佳。但中国现代倡导革故鼎新的人也曾遭到老派学者的阻挠，对秦始皇打破子民保守观念的行为倒有几分同情。李文彬[6]因此认为：

    中国发生的激烈变革无一不遭到儒生反对。今天是这样，秦时更是如此。大刀阔斧打破封建割据的确是一种激烈变革。但无论这变革有利与否，儒生都无暇探究。只要对祖宗是好的，也肯定对自己和子孙后代有益。他们引经据典，论证己方观点，不加斟酌就认为秦始皇有错。他们不断抨击朝政，崇古声之大，令朝廷不得不息之为快。至于焚书诏令执行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道诏令免去了官办图书馆及博士焚书之责。如果说这道诏令真给中国文学带来什么损害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其损害程度没有后世作家说的那么严重。但这一极端措施的确不如人愿，咸阳很多儒生都相继蒙受活埋之难。

    这段文字是从“少年中国”学派的视角来写的。当时的中国急于吸收西学，取代老朽古学。和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一样，中国也有阻碍进步的传统。中国人长于维稳，弱于求进。因此，“少年中国”认为工业文明是维持国运的关键。这样的中国自然而然以嘉许的眼光看待始皇帝与他那个时代反动腐儒之间的争斗。但从先秦传世文献来看，秦始皇的诏令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仅实施22年，就于公元前191年废止了。

    始皇帝之子不具备父亲的能力，统治时间不长。大汉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间存续。这一时期，中华帝国发展鼎盛，与罗马全盛期同时。其间，中国人在印度北部、中亚发起战事，与印度、波斯，甚至是罗马帝国有过接触[7]。中印关系对中国、日本的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于这一时期传入。罗马与中国建立关系，主要是想从中国获得丝绸。这一关系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建立。罗马对中国影响不大。但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两个情况：公元164年，古罗马帝国有一篇天文学著作传入中国[8]；马可·奥勒留在中国史书上留名，不过，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他被称作“大秦王安敦”。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直到19世纪欧洲陆海两军到来之前，中国在远东声名卓著。有时，人们会这样想，白人侵入中国可能最终跟匈奴人、蒙古人突袭欧洲一样，都只是暂时现象。我们西方人以为，欧洲对亚洲的军事优越是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但当然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的文明优越也只是一场幻觉。西方史书把地中海当作宇宙中心，这种视角大错特错。在论及汉朝时期的军事战役和航海发现时，高第说[9]：

    西方人明显缩小了世界史视角，把人类分作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对人类扩张发展情况知之甚少，对中国、印度洋海域上的航行活动，对驰骋在广阔中亚地区、纵贯波斯湾的骑兵一无所知。那些撰写自我小小世界历史的人对于宇宙最为精彩的篇章，对于比肩古希腊罗马文明，但自成一体的文明不知道、不理解，却以为全世界的历史都已在自己的笔下呈现。

    今天，这种偏狭短浅在我们的文化中处处可见，很容易导致政治灾难，祸及人类文明。如果我们不想激惹亚洲，让他们怒中而起，彰显自己，我们就必须将亚洲纳入我们的思维空间。

    汉朝覆亡后，各王朝如走马灯不断更替，社会失序，唐朝（618——907）建立后才趋安定。盛唐时期，中华帝国版图最大，艺术诗歌达到巅峰[10]。虽然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的帝国面积更大，控制中国大部分疆域，但他是从异域外邦征服中国。他和手下将领从蒙古起势，在中国、印度、波斯、俄国所向披靡。成吉思汗纵横中亚地区，每征服一座城池，那里的男人、女人、小孩一个都活不下来。中亚城市梅尔夫沦陷时，化作一片荒地，70万人惨遭屠戮。但也有人说，很多人混在死尸中假死逃过一劫。因此，在随后攻打伊朗内沙布尔时，成吉思汗下令砍掉所有居民的头。砍下的头颅做成了三座金字塔，男人、女人、小孩各一座。为防止有人挖地洞逃生，成吉思汗又留下一支分遣队，看见一个杀一个[11]。类似恐怖事件也在莫斯科、基辅、匈牙利、波兰上演。但制造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凶手却是人称“圣路易”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以及教皇四处寻找、结盟交好的对象。成吉思汗时代让人们联想到当下。不同点在于，成吉思汗的杀人法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康边停战协定》以来采用的办法仁慈。

    我们通过马可·波罗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知道了忽必烈（1215——1294）这个名字。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皇帝的蒙古人，让宋朝（960——1277）垮台灭亡的就是他。到了这一时期，蒙古人与中国已有接触，暴虐程度比祖宗要轻。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到北京。由他敕建的城墙还围着北京城。他还在墙上建了一座观象台，存留至今。1900年前，忽必烈敕建的天文仪器中有两台还留在这座观象台内。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德国人把这两台仪器搬到了波茨坦[12]。据我所知，根据《凡尔赛条约》其中一款规定，这两台仪器得到了修复。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可能是《凡尔赛条约》给全世界带来的最大好处。

    忽必烈在日本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腓力二世在英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腓力二世曾遣无敌舰队征伐英国，而忽必烈两次派舰征服日本，两人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的失败部分是因为风急浪大，部分是因为日本人英勇应敌。

    忽必烈死后，蒙古皇帝越来越多采用中国的制度习俗，不复专制暴虐。1370年，蒙古王朝走向终结，接替的明王朝完全由汉族人所建。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王朝也采纳了中国的制度习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清朝对中国本土文化贡献不多，最显眼的就是那条绑在男人脑后的长辫子。辛亥革命后，留辫一习正式遭禁。

    中华帝国之所以存续到今天，不是因为兵精器锐。相反，鉴于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时候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弱势，表现不济。中国南邻跟中国比起来，更不好战，而且国土面积更小。北西两面邻国土壤贫瘠，多为沙漠，人烟稀少。百年战事后，匈奴败退。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中国。但他们人数太少，文明开化程度低，不足以让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反，中国还把他们给同化了，并自行其道，仿佛这些外族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罗马本来可以在哥特人入侵时屹立不倒。但当时来的不仅有哥特人。一波波蛮族接踵而至，来得太快太猛，根本来不及吸收罗马文明。中国因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天障，免遭此运。但白人渡海而来，原有地缘障碍消失。中国人要想保持民族独立，就必须下更大力气。

    中国有地缘优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佛教传入以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现象很不一般。埃及和巴比伦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自这两种文明消失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明能与中华文明相媲美。也许，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极多，中华文化自成一体。据估计，18世纪中叶中国约有5000多万人口，但10年后，遭遇战祸，减到1700万左右[13]。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各时期人口，但一般只统计房屋，不统计个人。从房数来计算人数，多少有点让人怀疑。而且还有这种可能：不同情况用不同办法，得出的数字自然不一样，所以也就比不出来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辛博森[14]写道：

    1651年，社会恢复安定，清王朝第一次统计人口，发现人口在5500万，比公元1年汉朝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要少，大致与1295年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人数相当（此处可能是误印，忽必烈卒于1294年）。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公元纪年伊始，因内讧祸乱、边疆战事，中国人口伤亡巨大。因此，尽管中国一直在扩张版图，1600年间人口却大致保持不变。这在其他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但此后一场巨变降临。1720年，清名君康熙死后三年，人口增长到1.25亿。另一名君乾隆执政之初（1743年），人口在1.45亿。乾隆末年，即1783年，人口翻番，增长到2.83亿。嘉庆年间（1812年），人口又增到3.6亿。太平天国运动以前（1842年），增长到4.13亿。但这场运动破坏不小，过后降到2.61亿。

    我认为这些数据并不确凿。《1919年中国年鉴》第1页（我见过的最新统计数据）有这样的话：

    西方国家采用的人口普查办法，中国从来没有用过。结果是，总人口估计数据相差很大。也许，1910年的那次普查用的估算办法是最可靠的。结果还写进了报告，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见习翻译雷蒙德·P.丁尼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报告指出，就连这次普查也只是近似数据。因为，除了几个特例外，普查都是以户数而非人数为单位计算的。

    根据这份普查，中华帝国人口估计为329,542,000。不同年份人口估值如下：

    这些数字足以表明，我们对中国人口知之甚少。同一年份估值相差很大，比如1760年。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些数字也是可信的。辛博森可能会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从1580年的6000万下降到1662年的2100万，是受战争影响。但没有人会相信，1711——1736年，中国人口从2800万增加到1.25亿，也不相信1790——1792年，人口翻了一番。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到底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中国家庭规模是大还是小；有没有其他事实能说明白这些人口动态统计数字的含义。对这些主题的论述虽显武断，但也只是猜测而已。就连北京现在有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据说有90万左右，但也可能是在80万到100万之间。至于中华帝国的总人数，可以假设是在3亿到4亿之间，说不超过3.5亿也是有可能的。至于以前中国有多少人，证据非常少，谁也没把握。就是因为证据太少，我们对文中列数据的作者不能不表示怀疑。

    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征，成就了特殊品格。以下我试举最重要的三个特征：1. 使用表意文字，不用字母；2. 受教育阶层修习儒家伦理，不信教；3. 科举取仕，而非世袭贵族当政。家族体系让传统中国有别于现代欧洲，但其他多数文明也经历过这一阶段，所以不能算是中国特有。上述我列举的三点能把中国与以前其他所有国家区分开来。现逐一阐示如下：

    1.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用字母，中国人不用，而用符号标志表达整个词汇。这当然造成了很多不便，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为了学写字，要记住很多不同的符号，不像我们只有26个。第二，因为不以字母排序，字典、文件、目录等很难组织，也不可能用莱诺铸排机整行排字。第三，外来词汇，比如专有名词、科学术语等不能像欧洲语言那样根据发音写出来，必须特意造出某个词来表示[15]。所以，志于改革、务求先进的中国人推行拼音运动。我认为，这项运动至关重要。中国要想在喧闹哄嚷的列国间找到一席之地，就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国家以为别人都比不过自己，只有自己最优秀。即便没有别的观点支持采用拼音，只看看小学教育这一项就够了。小学阶段读写占用时间太长，不用拼音很困难，笃信民主价值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因此，从实际功用出发，应支持拼音书写运动。

    虽然欧洲人看不太出来，但可以从很多方面考虑，推断中国为什么会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理解中华文明稳固之所在。对我们来说，有一点似乎不言自明：写在纸面上的一个词必须表示一个声音。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词表示一种思想。在数字方面，西方采用了中国的体系。比如：1922这个数字。英语、法语，或其他语言发音各不相同，但意思一样。类似的情况是：汉字在中国各地写法一样，但方言不同，说出来相互之间听不懂。就连日本人，虽然不知道汉语某个词怎么说，但可以在日语中写出汉字，也能读出英国人写出的一列数字。而且，现在的中国人还能读懂古文，但汉语口语肯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法语虽然源自拉丁语，但变化很大一样。

    汉语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这种优势使得汉语存续时间更长，能够成为一种工具，沟通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但因为口语因时因地变化，书写的典型优势就要通过文字来体现。这种文字不能以表示口语发音为目的。

    纵观历史，中国书写的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代表所有文字都可能会经历的阶段罢了。世界各地的文字似乎都以图片形式起源，而不代表声音符号。我认为，可将埃及象形文字从表意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作为一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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