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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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顺利。“最高长官”号列车准点抵达，它一向如此。我的目标像一只戴着餐巾的袋鼠一样醒目。她手里只拿了一本平装书，一进大厅就把它扔到跟前的垃圾筒里。然后她坐下来，低头看着地板。她是我见过的那种不快乐的女孩。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却一本书也没拿又走开了，接着看了一眼墙上的大钟，进了一间电话亭关上门，向投币孔投了一枚硬币，和什么人交谈了一会儿，表情仍然没有一丝变化。然后她挂了电话走到杂志架旁，拿起一本《新纽约人》，再次看了看表，就坐下读起书来。

    她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定做的套装，领口处露出里面的白色衬衫，别着一支大大的蓝宝石胸针。她可能还戴了同款的耳环，但头发遮掩，我没有看见耳环。头发深栗色。她看起来和照片上一样，只是比想象中的稍高些。她头戴一顶深蓝绶带的帽子，一小截纱网飘缀下来，手上戴着手套。

    过了一会儿，她穿过大厅拱门，外面停着一长排候客的出租车。她向左边张望，看了看那边的咖啡厅，又转身回到候车大厅，目光逐一扫过商店、报摊、服务台和坐在木椅上休息的人群。售票窗口有些开着，有些则关闭了，她对这些不感兴趣。她重新坐下，抬头看着大钟，摘下右手手套调试腕表，那是一块小巧精致的纯白金腕表，没有镶钻。她看起来也不见得有多温柔、多刻板或者多拘谨，但弗米利耶和她一比就显得轻佻随便多了。

    这次她也没坐多久又站起身来回走动，先是出了候车厅走到院子里，然后回来又走进商店，在书架旁待了一会儿。显然，她似乎在等什么人，而这人的火车还没有到。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等候火车的姑娘。然后她进了咖啡厅，坐在一张高脚椅上，看看店里卖的东西，然后又开始读杂志。接着一个侍者自然端上冰水和菜单。她点了些什么，然后侍者走开，她继续读杂志。这时大约九点五十。

    我穿过拱门出去，那儿有个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孩正在出租车启动处等车。“你是‘最高长官’号的工作人员？”我问他。

    “是的，算是吧。”他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我指间夹着的一块钱硬币。

    “我在等人，他乘坐华盛顿到圣地亚哥那班车，有人下车了吗？”

    “你是说下车，领走行李吗？”

    我点点头。

    他想了想，一双栗子般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我。“是有一个乘客下车，”他最后说，“你朋友长什么样？”

    我描述了一个男人的相貌，有点像爱德华·阿诺德。贝雷帽摇了摇头。

    “不是，先生。下车的那人根本不是这样。你的朋友可能还在车上。他们现在不必下车，可以在七十四号月台转车，十一点半车才开，火车现在还没到呢。”

    我回到候车厅，透过玻璃向里看。

    我跟踪的那个女人还在读杂志，漫不经心地啜饮咖啡，小口尝着点心。我走到一个电话亭，给我熟悉的一家车行打电话，要求他们如果我在半夜前不再打电话，就派人把我的车送回去。他们做这事有经验，手里都有一把备用钥匙。我走到车旁，拿出准备过夜的背包塞到一个小行李箱中。在宽敞的候车室，我买了一张去圣地亚哥的往返票，再快步返回咖啡厅。

    我的目标还在那儿，但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家伙坐在她对面，微笑着和她谈话。很明显，她认识这个人而且不怎么喜欢他。这个家伙是个典型的加利福尼亚人，脚踩一双酒红色拖鞋，身穿一件黄格子衬衫，没系领带，外面罩一件浅黄色粗硬布运动衫。大约六英尺一英寸高，瘦高个儿，一张瘦瘦的自以为是的脸，满嘴乱七八糟的大牙，手里搓弄着一张纸片。

    那人外套的胸袋里插着一块黄色手帕，像一束水仙花从那里探出头来。无疑，那女孩不喜欢他待在那儿。

    他继续说话，手里揉搓着那张纸。终于，他耸耸肩膀，从椅子上站起身，伸出指尖在女人脸上滑过，那女孩猛然一躲。然后，他摊开那团纸，小心地放在她面前。他微笑地等待着。

    她慢慢地把目光转向那张纸，眼神专注，刚伸手去拿，却被他抢先一步。他一把抓住纸片放进口袋，仍然微笑着。然后，他拿出一个活页便签本，用一支钢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撕下来放到她面前。那张才是她的。她拿起来看了看，放进皮包。最后，她看看他，终于露出微笑。我猜那个微笑是硬挤出来的。他拍拍她的手，然后离开那张桌子出去了。

    他进了一间电话亭，关了门拨号，讲了一会儿话。然后那男人出来找到一个贝雷帽，让他带自己找到储物柜，拿出一个乳白色手提箱和一个同款的衣物箱。贝雷帽把这两个箱子拿出大门走到停车场，停在一辆锃亮的两门敞篷别克前。贝雷帽把行李斜着塞进车座后，拿了小费走了。穿运动外套、戴黄手帕的家伙钻进车里，倒车、戴上墨镜，点着一支烟，然后把车开走了。我记下车号，又回到大厅。

    接下来的一个钟头就仿佛过了半个世纪。这个女孩离开咖啡厅，在候车厅继续读她的杂志，但是心不在焉，不时地重翻已经读过的部分。有时她根本就没在读书，只是捧着杂志，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读进去。我拿了一份晚报，借报纸的掩饰监视她，不时在头脑中盘算着整件事，但并没有理出什么头绪，只是消磨时光罢了。

    那个刚才和她共处一桌的家伙既然领了行李，下了车，那他极有可能和她坐同一班车，又同时下的车。而她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她并不喜欢那男人在身边转悠。但是他却有把握能凭着手中的一片纸威胁她，而事实也是如此，那女人后来对他客气多了。但是他们本来可以在车上悄悄地协商，但却下了车才谈，这只能说明他在火车上没拿到那张纸。

    就在这时，这个女孩突然站起来，走到报摊前，拿了一包烟回来。她撕开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她有些笨拙地抽着烟，似乎以前没怎么抽过。抽完那支烟，她的表情似乎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烦躁和凶狠，似乎她出于某种目的悄悄做了什么决定。我看看墙上的表，十点四十七分，我继续盘算着这一切。

    那张皱巴巴的纸片看起来像页剪下的报纸，她试图抓住，但他不让，然后他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一些字递给她，接着她就看着他笑了。结论：她一定有什么把柄抓在那个痞子手上，不得不假装喜欢他。

    我考虑的另一点是那个男人之前离开过车站去了什么地方，可能去取车，也可能去找剪报，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可能。那就意味着他不怕找不到她，这更强化了一点：他没有把话说完，只透露了一部分。也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一点有待验证。但是现在，他亮出底牌后就安心地带着自己的行李，开着别克走了。可见，他不再担心找不到这个女人的行踪，有一种相当牢固的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

    十一点零五分，我把这一切都扔出脑海，开始换个角度思考。但一无所获。十一点十分，播音员广播说，前往圣安娜，欧申塞德，德尔玛尔和圣地亚哥的乘客可以在七十四号月台登车了。一大群人离开候车厅，那个女孩也在其中。另一群人在收票口。等那个女孩一穿过大门，我就奔往电话亭，扔进一枚硬币，拨通了克莱德·乌姆纳办公室的电话。

    弗米利耶小姐接的电话，她除了报出一串号码再没说别的。

    “我是马洛，乌姆纳先生在吗？”

    她一副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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