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剿捻之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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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总督，并于1867年5月走马上任。昔日镇压太平军的将领再次联手对付捻军。江宁有曾国藩，武昌有李瀚章、曾国荃，直隶有官文，陕甘有左宗棠，李鸿章又亲临战场，剿捻事务助力强大，有望早日取胜；现在有8个省份能给李鸿章供饷，对比一年前，能给曾国藩提供财政支援的省份连一半都不到。当年6月，张宗禹和任柱率部东进，入侵山东，李鸿章集结了4省的兵力与之相抗。11月，任柱所部战败，次年1月4日，赖文光被处死，至此，除张宗禹所部，东捻军全部败亡。同年年初，张宗禹率军入侵直隶，震动京师，李鸿章和左宗棠即刻赶赴直隶追剿。当年4月，张宗禹所部又从直隶窜入山东，适逢潮涨，追击的官军被拦住去路，等到7月才得以继续追剿，最终俘虏了张宗禹，捻军之乱终于平息。1867年9月8日，曾国藩上书朝廷，称捻军已全部肃清。

    曾氏弟兄已不如4年前那般炙手可热了。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因协助李鸿章剿捻，好歹还有些封赏，但曾国荃已不在任上，担任湖北巡抚期间的种种难处让他心灰意冷，而且他一向心高气傲，无法忍受那些因为他剿捻无果而引发的指责。1867年10月，曾国荃请假开缺，返回了湖南。此事能明显反映曾氏弟兄性格的差异。作为兄长的曾国藩并不是没有过一败涂地、颜面尽失的经历，但他能做到岿然不动，直到成功扭转乾坤；即便是在自己名誉扫地的时候，他写给其弟的书信中还是多有激励的言辞。1867年4月，就在曾国荃即将离任返乡之时，曾国藩曾劝解他说，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觉得前路暗淡，但唯有浴火方得涅槃。他在信中写道，“安知此两番之打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恭然自馁也。”但是曾国藩的这番现身说法毫无成效；他提醒曾国荃，他们兄弟二人荣宠加身，曾氏家族一时也算风光无两，他们必须为国尽忠，方能报效朝廷，但这番提点也是徒劳，曾国荃做不到愈挫愈勇，也不懂得位高责重，虽然辞官归里后又被重新起用，授予高位，但以今人的眼光看，他从未企及其兄长的高度。

    关于江宁政务，在此就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钢铁厂，也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的创办，这是曾国藩及其同僚对中国国计民生所作的最深远的贡献。1863年末，太平军叛乱尚未平定，当时中国第一批赴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中有一个叫容闳的人，他来到安庆的总督衙门谒见曾国藩，提出应在中国创办工厂，生产蒸汽机船和各类机器。曾国藩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开明，并给容闳提供了财政支持。1866年，容闳从国外购得百数十种机器返国，次年1月底，所有设备装配就绪。1868年，新钢铁厂的第一艘轮船问世，且不论其吨位如何，这毕竟是中国国产的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这一成果让曾国藩意识到，之前他在战场上所使用的船舰注定会被淘汰，汽船一定会取而代之；而且大清国的水师，尤其是海军，必须经历现代化的整改。轮船完工后被送到江宁检视，曾国藩亲自将其命名为“恬吉号”。虽然船长只有185尺（可能是中国的度量），但“恬吉号”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的一次进步。当时那所钢铁厂占地面积只有73亩，它能够生产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炼矿、制造枪支、处理木工、锻造钢铁、生产火箭弹和其他弹药。工厂内不缺仓库和办公室，就是少一块船只维修的地方。曾国藩还意识到，他们急需技术类书籍，将国外的此类书籍翻译成汉语已经势在必行。

    △江南机器制造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其附属设施广方言馆等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 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同年还发生了扬州教案。8月22日，中国内地传教会所在房屋遭民众攻击，这所房屋不久前被几名传教士租下，他们之中有男有女。英国传教士戴德生遂向扬州知府衙门寻求庇护。当时民间有传言称传教士诱拐并虐杀孩童，为的是用其身体的某个部分入药。传教士一再请求，但官衙没能为他们提供庇护，至少其财产并未得到保护，因此在华的外籍人士纷纷揣测，这起教案的幕后推手就是当地官绅。在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扬州官员似乎比较消极，可能是害怕遭到报复。曾国藩派布政使李宗羲和另外两名职位较低的官员去处理此事。朝廷答应给予适当赔偿，但谈判进展缓慢，于是外方派炮艇驶入江宁，向曾国藩发出最后通牒，并扣押了他的一艘汽轮，可能就是恬吉号。曾国藩立刻处理了此事，英国代表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但此后曾国藩的声誉在洋人的心里打了折扣。遗憾的是，曾国藩就扬州教案发出的函件并没有收录在官方文献中，只能在他本人的书信中找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因此我们只能借助国外的文献来了解这个案件，但是这些文献中的记载大多带有敌意，至少有失公允。两年之后，又发生更为严重的天津教案，从曾国藩对待天津教案的态度，我们可以推测，在扬州一案中，英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曾国藩可能正在处理此事，只是态度比较谨慎；而且因为此案罪责明晰，曾国藩原本就应该能作出公允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