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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上海相类似的政策；在克复宁波周边市镇时，外国军队也给予了援助。华尔也率洋枪队赶来，但在9月21日攻打慈溪时，华尔受到重创。参与这场战斗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华尔的部队，还有英法联军的战舰，以及法国人训练的一支由1500名中国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华尔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松江厚葬，清廷还特意为他修建了祠堂以示追思。华尔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他怀抱着野心，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功业，但对他所获得的殊荣，却没有多少人唱反调。如果没有华尔，就没有后来戈登的成功，也没有上文提到的中法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力有2500人，起初由勒伯勒东和日益格率领。他们协助左宗棠克复了上虞，乐德克也参与了。1863年初，他们又协助朝廷克复了绍兴，当时太平军正在应付别处的战事，因此放弃了这座城池。勒伯勒东在攻打上虞时阵亡，他的军队由法尔第福接管，但不久后，法尔第福遇害，其职务由德克碑代任。
“常胜军”的将领不在了，军队暂由弗雷斯特率领。但是弗雷斯特并不想正式接管这支军队，最后白齐文接替了这个职位。
与此同时，太平军对曾国荃展开了长达46天的围攻，偏偏这时军营中又爆发了瘟疫，这让曾国荃所部的抵抗愈发艰难。出于战略考虑，除程学启外，各路将领也无法赶来增援。然而程学启一旦离开，江苏便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曾国荃便不再要求他前来增援。不过反对曾国荃的人认为他是怕有损自己的声望才会有此举动。曾国荃拒绝程学启援助一事让曾国藩十分难堪，因为他已经送出了求援的消息。但他尽了最大努力，给李鸿章写了封信，让他不用再派程前来，如果已经派兵，那也只需协助打一两场仗便可返回。
李鸿章提议派白齐文和“常胜军”出战。起初曾国藩想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援军营地不能靠清营太近，而应首先攻取江宁下游的下关或九洑洲，或者就在上游扎营；第二，如果江宁克复，白齐文的军队不可在城内抢掠，所有战利品一应上缴，一半运送到京城，一半分发给各个部队。白齐文的军队可以分得双份。采取任何行动前，双方都必须明确立约，以免军队之间产生纷争或误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嘱咐说，这支军队抵达后，大可好好利用，但不能让他们与其他部队交往过密。
△常胜军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
“白齐文部下名为洋兵，实皆广东、宁波之人，骄侈成俗，额饷极贵，弟军断不宜与之共处。凡长濠以内，总须主兵强于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号令归一，而后不至偾事。至嘱至嘱。弟若有信至沪，亦须先与说明。”
与白齐文的谈判搁置了。11月17日，曾国藩在信中说，他收到了与白齐文的契约概要，但他开始吃不准对方是否真的会如约前来。与此同时，无人增援的恶果终于降临到官军头上，好在11月26日，曾国荃战胜了太平军，解除了包围，将他们驱逐到了长江北岸。但曾国藩的焦虑并未减轻，他担心曾国荃会中太平军的圈套，被他们从江宁引开，而恰恰就在这一战之前，曾国藩曾催促其弟撤离江宁，因为那时官军在宁国受挫，曾国藩判断长江上游地带告急，而宁国一旦失守，那么官军不可避免地要向芜湖或金柱关撤退；鲍超的兵力已遭折损，曾国荃又刚刚脱离险境，如果两人都被击败，平叛的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12月4日、5日、6日和7日，曾国藩连续给曾国荃发了几封急件，请他不要在危险之地久留，以免最后满盘皆输。好在曾国荃虽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对自己所部的实力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理睬曾国藩的要求，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撤离的必要性也渐渐淡化了。11月底，包围解除，但直到12月中旬，官军才确定忠王不会再重新发动一次围攻。
至于白齐文为什么没有在最危急的关头前往江宁增援，理由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据说是欠款未付。从白齐文后来的表现看，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有诚意。很明显，清军是希望他赶来增援的，尤其是在11月的危急关头，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诿拖延，没有在清军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援助。就在他终于决定出发时，轮船却撤走了，这并非清廷不守信，而是官军已经不需要他增援了。
在上文摘录的曾国藩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欢迎“常胜军”。由于西方国家放弃了中立政策，于是“常胜军”也希望能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人认为这支军队花费太高，再加上它干涉松江民政事务，军队兵士喜欢惹是生非，对待中国百姓又十分专横，所以中国人对它十分反感。
1863年1月，由于欠款一事，洋枪队发生兵变。上海方面派人传递了消息，说饷银两天内即可送到，白齐文借此安抚了士兵。但两天过去了，却还不见饷银，白齐文便亲自前往上海催款。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谁也没有承诺一定会在那个日期付款。白齐文当即大骂并拳脚相加，劫走了饷银，返回松江。他因此被撤职，其职位由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接替。弗雷德里克上任后，一些暴徒因不满将领的变动，恶意发动了几起兵变，都被弗雷德里克镇压了，而洋枪队在他的率领下，也逐渐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听闻白齐文的所作所为，曾国藩十分气愤，他致信李鸿章，提出想与他联合上疏朝廷，要求以故意殴伤道台的罪名严办白齐文。
但曾国藩对整个事件经过的描述与外国文献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曾国藩的说法如下：
查洋将白齐文常胜军，于九月中旬定议来援金陵，屡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启程，吴煦先带轮船两只赴镇江齐队。乃白齐文索饷迁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闭城滋闹；十五日，带洋枪队数十人至上海毒殴杨坊，刃伤其戚属，抢夺洋银四万余两而去。如此跋扈横行，毫无纪律，不特中国不能资其力以剿贼，亦为外国之所公恶。应由李鸿章奏明知会驻京公使，严行惩办。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对白齐文如此反感，坚决不同意让他官复原职，即便白齐文本人前往北京求得了英美驻京公使的支持，李鸿章也不肯买账。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白齐文最终决定出发增援江宁，朝廷却将轮船撤走，甚至要扣下这支军队的饷银，因为它实在是难以控制。
在斯塔弗利将军的帮助下，由查尔斯·乔治·戈登接管常胜军的协议很快便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并生效了。军队规模最多可增加到3000人。在等待英国政府批准期间，华尔旧部却开始闹事，要求白齐文继续担任指挥官，而荷兰又在2月15日攻打太仓失败，更是增添了麻烦。少校布瑞南不久后又在福山失手，李鸿章原来的支持态度已转变成了不满，差点将这支军队遣散。
幸好英国的批准及时下发，1863年3月25日，戈登正式接管了部队。这件事说明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完全向清廷倾斜，因为戈登活动的范围已超出了上海周边百里之外，而且他是一名英国派遣的军官，是受了英国政府的委派来执行任务的。
上任之后，戈登的第一个使命是救援常熟。4月7日，他手下的2250人与6000清军一道击退了敌军。随后他赶去太仓增援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太平军诈降以诱李瀚章进城，李瀚章中计。虽然戈登手下只有2800人，而太平军有一万多人，但他还是于4月30日和5月1日攻下了太仓。由于部队中白齐文的党羽闹事，戈登不得不返回松江处理，事后他重组了军队，换掉了一部分军官。随后他带领着这支部队去围攻昆山，于5月27号抵达城下。这时他手下已有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戈登启用了水陆两用汽船熙春号，在程学启的协助下，于6月1日攻下了昆山。程学启认为自己应享有大功，但实际上戈登在攻城时并未采纳他的建议。程学启嫉妒戈登的功劳，两人心生嫌隙，最后不得不由巡抚李鸿章和哈利迪·马格里爵士出面调解。戈登决定将军队基地从松江迁往昆山，又引起了军中的哗变，最后被戈登严厉镇压。此后，戈登开始整肃军队纪律，其间又有一次兵变发生，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后，洋枪队的军纪才变得严明起来。
戈登本有种种理由甩手不干，比如与下属之间的冲突，与程学启的过节，政府对合理要求的推拒，以及朋友的劝告。就在他打算前往上海的时候，他听说白齐文带着300人去苏州投奔太平军了，希望能借此机会为他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上海方面普遍认为，戈登手下白齐文的旧部一定会转而改投在旧主将的麾下，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戈登决定留下继续自己的工作。
洋枪队从昆山逼近苏州，7月29日协助清军克复苏州外围的吴江，8月29日，位于太湖半岛尖端的太湖县被收复，9月30日，官军的分遣部队攻下了江阴，联军已准备好举兵攻打苏州。
苏州由忠王最中意的将领————慕王谭绍光和其他几名将领把守。忠王本人则在天京劝说天王从都城撤离，另择栖身之处。从忠王的自述中，我们能看出，忠王已料到苏州守将会降清，而他自己绝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从太平天国起事时就已加入，对于他这样的人，朝廷只会严惩。所以，在离开苏州时，他曾对守将们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如果你们另有打算，我也不会强留你们了。”守将们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二心，然而他们的实际举动又并非如此。忠王没有料到，这些人打算除掉慕王。
苏州守将开始与程学启联络，商议降清并交还苏州一事。他们答应除掉慕王，但不愿自动动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忠王。1863年12月6日，太平军守将交出了苏州城，负责与朝廷谈判的纳王被许以二品武官的官位。
但是，当留守苏州的诸王出城迎接李鸿章时，他们发现之前的约定就是一纸空文，官军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将他们全部处死。戈登目睹这一过程，认为杀降是不义之举，他非常气愤，带部下登上熙春号，想抓到李鸿章。还好他们没找到人，考虑了几周后，戈登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戈登离开期间，“常胜军”士气受挫，军纪松散，戈登回来后又马上恢复了。1864年春，它与清军一起从苏州向常州进军，5月11日攻克常州，戈登的部队起了主要作用。3月13日，法国人协助左宗棠所部攻克浙江杭州；江宁克复后，8月18日湖州又被官军攻占。不过常胜军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作战，它在1864年5月31日就解散了。
在评价这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应当看到，美、英、法三国军官的策略确实帮助清廷克复了不少重要的城池。没有外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无疑会持续更久，清廷也将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甚至危险。与清军相比，外国军队的装备显然更加精良，士兵也更加训练有素。在他们的协助下，清廷成功地保住了上海，没有让它落入太平军之手，从而也确保了李鸿章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军队粮饷。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援助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如果要说是戈登镇压了太平军，那就未免太草率了。戈登从未指挥过超过3000人的部队。他一直是与清军一起作战的，如果没有清军部队，戈登的军队必然会以失败收场。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和其他将领在安徽、江西和天京部署了兵力，太平军因此而焦虑不堪，湖北和河南也另有兵力以防止捻军和太平军联手。
也许一位专门研究常胜军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还算中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位历史学家摘录了一些针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接着他写道：
我已经说了不少违反戈登上校本人的意愿的话，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太多讨论，我必须在此重复，以解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是戈登上校镇压了太平军的叛乱，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李抚台在奏疏中将江苏平叛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戈登的部队如果孤军作战，江苏叛军也不可能被肃清。也许在这些战斗中戈登的部队确实在冲锋陷阵，但是一旦攻克了城池，他必然会请清军把守。程学启和其他将领一直是与洋枪队一起作战的，所以他们的功劳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前是因为曾国藩和其他将领的殊死拼杀，太平军才被逼退到沿海的江浙一带。朝廷似乎指望着联军帮他们守住上海和宁波。但是，如果联军没有增援，清廷也会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国家的同胞看到太平军逼近富庶的贸易殖民地，就惊慌失措，觉得胜利将要属于太平天国了，但实际上他们把结果想得太糟糕了。毫无疑问，如果太平军占领了上海和宁波，抢夺了外国的武器船只，并大量招募兵员，那么西方国家遭遇的麻烦比清廷要大得多，而西方国家如果放任不管，便违背了他们与清廷签订的条约中的义务。因此，清廷有双重理由不花太多力气去阻止太平军进犯这两个通商口岸，因为他们可以预料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出于义务，我们必然会出兵阻拦太平军。他们料得很准。其他情况下清廷会作何反应，我们便不去推测了，但是从形势和结果判断，我们可以肯定，就算清廷放任太平军进犯上海宁波，也不能证明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剿灭叛军。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态度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53年到1854年，他们拒绝承认太平天国政府，这对清廷有利。如果当时天京还有天德王或冯云山这样的人物在，也许太平天国政府就会得到西方的认可了。反过来，如果西方国家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援助太平军，清廷还是有可能获胜的，外国的援助只是为官军最后的胜利提供了更切实的保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