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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逃兵没钱回家，又不能重回军营，只能到处流窜。长年存在的流民问题和贫困问题在那段时间极度恶化，导致流浪人口激增。对付这些影响社会治安的群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倾全军之力去平息一个县的动乱，直到这个县恢复秩序，整个部队再转移到另一个县。只有这样，湖南才能恢复安宁，军队也才能放心离开。针对盗匪流窜的问题，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审案局，根据被捕盗匪所犯案情情节的轻重来判定相应的惩处措施。对于曾国藩在奏疏中提出的要彻底清剿盗匪的想法，咸丰帝给了肯定的答复。违法作乱者之中，一部分在案发当地就被惩处，另外很大的一部分都通过曾国藩的审案局被绳之以法。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个时候江忠源和他的部队正在赶往南昌的途中，他要赶去增援，把太平军挡在湖南的大门之外。行军途中，江忠源抽空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歼灭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集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4省之力，造出数百战船，并从广东和福建调数千人来驾驶。这几个长江沿岸的省份平定后，便可攻打江宁、扬州和镇江，从而迅速剿灭太平军。江忠源的提议很好，因为如果先前长江水师具备足够兵力，太平军是不可能到得了江宁的，况且当时水道完全在朝廷军队掌控之下，水路必然畅通无阻。但曾国藩对这个建议没作出什么回应，因为当时他兴办团练必须求快，而新建水师会耽误时间。
然而，虽未答复江忠源，但曾国藩还是仔细权衡了他的建议。采纳建议确实会耽误时间，但如果这个建议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么就算耽搁也无妨，毕竟前期准备不充分，结局只会一败涂地。况且就算只组建陆军，要等这支队伍强大到足以将湖南的叛军盗匪驱逐出去，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组建一支小型的水师也要不了太久。江忠源在了解了太平军的实力后，又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提醒他不要忘记，只要太平军能从水路来去自由，朝廷军就不可能一直占着先机，所以，组建水师势在必行。
第一个方案是从海路把广东的大型战舰调到长江，同时将快蟹船和拖罟船从广东梧州沿内河调往长江，中间会经过短距离的陆地运输，到湘江再重新走水路，最终与大型战舰汇合。曾国藩和湖南巡抚曾共同将这个方案上奏咸丰帝。
皇帝还没发表意见，麻烦就出现了，新军和官军起了冲突，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8月17日，湘军与提督手下的部队发生斗殴，曾国藩责罚了这些民兵，但在9月6日，两个部队间又发生了第2次冲突，这一次，曾国藩请提督按军法处置，提督并没有照做，而两天之后，涉事的官军部队袭击了塔齐布，要不是躲到了屋后的草丛里，他几乎性命难保。官军一把火烧了塔齐布的住所，竟然还转过头来袭击曾国藩。巡抚听到消息后，车轿都来不及让人准备，便直接跑着去了现场，经他一番劝说，官军这才收手。
此事发生之前，曾国藩就想过要到别处去训练湘军，袭击事件一出，他干脆将想法付诸实施了。他把大营迁到了衡州，又将新军派往湖南东部和南部边界各镇，既可对付盗匪，又可防止太平军从江西入侵湖南。
9月15日，曾国藩上书解释迁营缘由。他说因为盗匪肆虐，新军必须去维护治安，因此他把新军调离长沙，派往受盗匪骚扰的地区。此外，太平军还有可能从江西向湖南进军，路线有4条————第一条路线是通过平江，平江与江西北部战略重镇义宁相邻；第二条路线是通过茶陵、攸县，这两个县可连接江西吉安；第三条路线取道瑞州，从地处湖南中部的浏阳进入；第四条路线经袁州和萍乡到达醴陵。曾国藩没有派兵去平江，因为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其他几个地点都已派兵把守，以他手上有限的兵力精心布防，而衡州大营则可运筹帷幄。在这份奏疏中，他并没有参官军和朝廷将领一本，有人说这是他宽宏大量，但反对他的人说这是他谨小慎微。
太平军迅速向北方和长江上游方向扩张，江西湖北已被收入囊中。咸丰帝的谕令一道接着一道，催曾国藩赶紧出手。接了几道谕令后，曾国藩呈了一道很长的奏疏上去，说自己打算组建水师，已经从广东调了几艘战舰过来，衡州也正赶造能够装载千斤火炮的战船。皇帝在朱批中答复道，安徽陷落，太平军正溯江而上，因此责令曾国藩加紧出兵，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只好又拟了一道奏折，逐条陈明无法加紧发兵的理由，共有5条。其一，永兴境内有匪徒，广东通往湖北的道路阻梗，眼下只有83门火炮运达。另外，战船新造和改造自动工之日起不过80天左右，需等到新年过后尚可完工。其二，安徽、湖北告急，朝廷一则要他沿江东下援皖，二则要他驱逐楚地太平军，既要行军又要克复，他很难做到两全。不过他已经派江忠源、江忠濬和另一名将领率3000勇军前往增援，以济燃眉。其三，他已同湖南巡抚及江忠源等人商议，可否汇数省份之力合防，以守湖北。武汉三镇为长江中游战略要地，能扼住通往四川、广东和北方的要道。太平军穿过安徽，占据黄州、巴河一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下武昌。控制住了武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通往江宁的水路，因此，相比增援安徽，守住武昌才是最重要的。他提议先合湘鄂之兵共同防守，阻止太平军再度攻克武昌；随后再逐一清剿下游几处要地的太平军，若能进一步与皖赣形成合防，则终可肃清太平军。这是他与江忠源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共同商议的策略。其四，湖南盗匪肆虐，在东南部的衡州、郴州、永州和桂阳尤其猖獗，同时还有许多来自江西的盗匪窜入茶陵和安仁。常宁、嘉禾、蓝山和永兴也遭其抢掠，已派军队前去攻剿。现下船炮尚未齐备，盗匪之乱尚未平息，这种关头，他如何能撤回勇军，赴鄂皖增援？其五，如需出兵，必先解决粮饷问题。湖南藩库已无力支持，军队出省之前，这一难题亟待解决。
从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个性冷静沉着，没有充分准备绝不发兵，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贸然出兵，难免会重蹈江忠源兵败身死的覆辙，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他善于洞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危局当前，朝廷高官乃至皇帝的阁臣们纷纷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而曾国藩却总是不乱方寸。他似乎总比身边的人看得更加长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最终的胜利才是关键，眼下诸事未善，没有更充分的准备，是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的。他不仅世事洞明，而且极有耐心，因此他能坚持到所有障碍都被扫清的那一天；此外，他还知人善任，能找到合适的人为自己解决问题。对于曾国藩，咸丰帝几度失去耐心，几道谕令可谓气势汹汹，但作为九五之尊，他竟从未对自己的这位臣子失去信任，这一点相当难得，毕竟曾国藩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年冬天，曾国藩与自己的同僚发生了一些争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叫王錱的人，他提出要组建一支军队作为长沙的防守力量，湖南巡抚和布政使都已同意，让他招募3000人马。这原本是个不错的计划，但曾国藩觉得人数和准备都不够。此前，在派兵增援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们就产生过分歧。后来，在1854年春，王錱的部队和一部分太平军交手，歼敌30人，这一战最后被上报为一次大捷。原先的联衔奏稿曾国藩看过，也同意拜发。但是在呈递给朝廷的最终奏稿中，左宗棠做了一些增删，将王錱的战果拔高，上报为大捷。这个举动激怒了曾国藩，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谎报军情。此为后话。
曾国藩在衡州时，湖南巡抚派罗泽南率两个营的兵力去剿匪，部队1月5日经过衡州时，曾国藩与罗泽南见面，并商定了新军的组建规则和指挥原则。新军以营为单位，每个营的兵力是500人，另有180人负责其他各类事务。每个营可分为4个哨，每个哨又可分为8个队（护卫的一个哨只有6个队）。整套规则非常详尽，成为湘勇组建的基础。
为了加快军队组建，曾国藩在湘潭也设立了造船厂，与衡州原有的船厂一起赶造战舰。战舰一共有三种，最大的叫快蟹，中等的叫长龙，最小的是用渔船改造的，每艘小船上都安装了火炮。此外还另造了不少舢板和更小的船。
2月底，筹备工作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曾国藩终于向咸丰帝上疏，决定尽早出兵湖北。奏疏中提到，他的舰队包括一艘大型拖罟型的大型战舰，其余船只共360艘，四种类型，都可用作炮艇：
1.快蟹40艘，各载桨橹手36人，其余船员6人
2.长龙50艘，各载桨橹手20人，其余船员6人
3.舢板160艘，各载10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快蟹船，船两侧有成排的桨橹，外形活似蜈蚣和螃蟹，船体通常漆成红黑两色，元明时期叫“蜈蚣船”，清代称“快蟹”，出没于珠江口外贸的黄金水道，抢掠过往船只财物。无风举桨，起风扬帆，必要时桨帆并用。大型“快蟹”每侧船桨有20多具，每具配两名壮汉，在水上行走如飞，利用奇快船速追赶“猎物”及逃避追缉。
4.改装渔船120艘，人员与舢板相同
除船员外，每艘船还配有炮手。
水师的招募工作不太好做，因为只有长期生活在水上的渔民能适应内河航行，普通村民都不习惯水上风浪，对这种新的生存方式望而却步。不过最后曾国藩还是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力，并从广西调了船炮手过来训练新军。到出发前夕，新军部队的兵力已达到5000人，共10个营，一半兵力乘快蟹前进，作为攻击力量，另一半乘长龙，作为储备力量。两批人马以不同的旗帜区分，进攻军队的旗帜是单一颜色，而储备部队的旗帜是多种颜色混杂的。这支舰队的将领由褚汝航担任。
陆军兵力也有5000人，塔齐布担任将领。但陆军每营人数不等，并不都是500人。
出征新军的总人数，算上所有将士、工匠、侍从和杂役，共有17000人。武器弹药、军需粮草有专门的辎重船运送，共有大米12000石，木炭18000石，盐40000斤，油30000斤。
新军每月开支原先的预估是80000两白银，后经调整，减了10000两，即便如此，仅靠地方上的常规税赋是满足不了这个开支的。曾国藩奏请咸丰帝指派专门官员在湖南、江西和四川为新军筹集军费。此外，他还请朝廷发给他4000本空白的官凭，实衔虚衔都有，他通过卖官凭在三省筹集到了大笔饷银。这些非常手段都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筹不到军饷，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曾国藩的新军必然会陷入绝境，所以采取非常手段，实在是迫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