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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伴音樂舞蹈而俱生，爲人類發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學發展之程序，蓋未有早於詩歌者。《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漢書·藝文志》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是也。《詩大序》更暢論其發達之原因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蓋自人類語言開始以來，即有詩歌産生之可能性。沈約所謂：“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禀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謝靈運傳論》）
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於完善，民間有所謳詠，亦僅口耳相傳。《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後人僞托，無可徵信，且付“闕如”。周代尚文，始立採詩之官。《漢書·食貨志》云：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此種制度，雖起自何王，終於何代，無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頌、二雅、十五國風，即以近人之考證言之，《周頌》爲周代初年作品，《商頌》爲宋詩，《魯頌》爲魯詩，二雅、十五國風，大抵皆作於周代；然論時代則至少亦五六百年，論地域則有雍、冀、豫、青、兗諸州之國，不有專司其事者爲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諸管弦？且孔子既有“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之事，則《三百篇》之結集，殆出於周代之“大師”無疑。
《三百篇》雖間有雜言，如三言之“振振鷺，鷺於飛”，五言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鳥止於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摯虞《文章流别論》）。三五言調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二四言調之“魚麗於罾，鱨鯊”，六七言調之“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藥園閒話》）之類，然率以四言爲主。其形式之由散趨整，亦足見其曾經潤色，匪盡里巷歌謡之真面。所謂“風”“雅”“頌”之區别，據《詩·大序》：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朱熹《詩經集注序》則云：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近人則以“風”屬之民衆文學，“雅”屬之朝廷文學，“頌”屬之廟堂文學（陳鍾凡《中國韻文通論》）。而“風”有十五國：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於周，邶、鄘並於衛，合之檜、魏、陳、齊、衛、唐、曹、鄭、秦，又各因其地勢風俗之不同，而異其風格。約而言之，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多言農桑衣食，車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東，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其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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