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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裁得当
紧接着七月革命的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这两年，在历史上是最特殊和最激动人心的时期。这两年与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的年份相比，仿佛两座大山。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可以看到悬崖峭壁。社会主体，文明的基础本身，层层叠叠、彼此依附、利益相关的社会集团，法兰西自古以来形成的古老面貌，每时每刻都通过各种体制、激情和理论的风云变幻，在这两年中出现了又消失。这种出现和消失称之为抗拒和运动。间或可以看到真理的闪现，真理乃是人类心灵之光。
这了不起的时代日子相当有限，开始离我们很远了，从现在起，我们能抓住它的主要脉络。
我们来尝试一下。
复辟时期是其中一个中介阶段，很难加以界定，积聚了疲倦、嘈杂声、喃喃声、睡眠、喧嚣，这只是一个伟大民族发展到一个阶段。这种时代是奇异的，常使那些想加以利用的政治家受骗。开始，民族只需要休息！人们只有一种饥渴，就是要和平；人们只有一种奢望，就是做小人物。这反映了要安定。重大事件、重大机遇、重大风险、伟大人物，感谢上天，这些看得够多了，感到厌烦。人们宁愿以普吕西亚斯[1]换掉恺撒，以伊弗托国王[2]换掉拿破仑。“这个小国王多好啊！”天一亮就赶路，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第一站跟米拉波，第二站跟罗伯斯比尔，第三站跟波拿巴；累得腰酸背痛。人人都要一张床。
献身精神已厌倦，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已满足，发财致富已实现，还寻找、要求、恳求、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他们有了。他们拥有和平、安定、闲暇；他们心满意足了。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事，要获得承认，来敲他们的门。这些事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它们存在着，生活着，有权安置在社会，而且安置下来了；这些事多半是中士和先行官，只是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
于是，政治哲学家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
在疲乏的人要求休息的同时，完成的事则要求得到担保。给事实担保，与给人休息是同一回事。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3]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室提出的要求。
这些担保是时代的需要。必须给予。由王公“赐予”，实际上是势所必然给予的。这是深刻的真理，知道这一点是有用的，斯图亚特王朝在一六六〇年并没有想到，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毫无觉察。
拿破仑崩溃的时候，那个注定命运的家族又返回法国；它天真得要命，以为是它给予的，它给予的就能重新拿回来；以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国什么也不拥有；以为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与的政治权利，只是神圣权利的一部分，由波旁王室分割下来，无偿地赐给人民，直至国王乐意重新收回。然而，既然赠与令它不快，波旁王室本该感到，赠与不是来自于它。
它在十九世纪颐指气使。它对民族的每一个进展都呈现出一副难看的面孔。这里用一个粗俗的，也就是通俗而真实的字眼，它拉长了脸。人民看到了。
它以为自身有力量，因为帝国像舞台上的一个布景，从它面前搬走了。它没有发觉，它也曾以同样方式被搬来。它没有看到，它也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只手里。
它以为自身有根基，因为它是往昔。它搞错了；它属于往昔，但全部往昔是法国。法国社会的根基决不在波旁王室那里，而在民族那里。这些隐秘的、生机勃勃的根基，决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根基到处存在，惟独不在王座下面。
对法国来说，波旁王室是它的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流血的交汇点，但不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因素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可以不要波旁王室；已经有二十二年不需要它；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怎么会意识到呢？他们想的是路易十七在热月九日统治着，路易十八在马伦哥战役那一天统治着。有史以来，还没有国王这样无视事实和事实所包含和颁布的神圣权力的部分。所谓国王权力这种人世的奢望，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力。
致命的错误导致这个家族伸手取回一八一四年“赐予”的担保和它所谓的让步。这是可悲的事！它所谓的让步，是我们赢取的；它所谓我们的侵占，这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时机来临的时候，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扎下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强大，自以为深入民心，便突然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一天早上，它挺身而出，面对法国，它提高声音，否认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否认人民的至高无上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
这就是七月敕令这臭名远扬的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台了。
它垮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说，它不是绝对敌视一切进步形式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袖手旁观。
在复辟王朝时期，人民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国所缺乏的；它也习惯于在和平中获得强盛，这是帝国所缺乏的。自由而强大的法国，对欧洲的其他民族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景象。在罗伯斯比尔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正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轮到智慧有发言权。风停了，火炬重新闪烁光芒。人们看到精神的纯洁光芒在宁静的峰顶闪烁。这是壮美、有益和迷人的景象。人们看到这种对思想家来说非常陈旧，而对政治家来说却非常新颖的伟大原则，在十五年的和平环境中，在公共广场上活跃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一八三〇年。波旁王室是文明的工具，在天主的手上碎裂了。
波旁王室的垮台充满了崇高，并非就他们而言，而是就人民而言。他们沉重地离开了王位，已经丧失了威望；他们沉落到黑夜中，不是那种庄严的隐退，给历史留下悲哀；这也不是查理一世幽怨的平静，不是拿破仑的鹰的长鸣。他们走了，如此而已。他们摘下了王冠，保不住光轮。他们是高尚的，但不能令人敬畏。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缺乏遭逢不幸的崇高。查理十世到瑟堡旅行时，叫人将一张圆桌锯成方桌，显得更关心岌岌可危的礼仪，而不是行将崩溃的王朝。这种委顿令自爱的忠臣悲哀，也令尊敬王族的严正的人悲哀。人民是了不起的。它在一天早上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感到固若金汤，并不愤怒。它起来自卫，保持节制，使物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将波旁王室放逐流亡，唉！到此为止。它把老王查理十世从荫庇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提将出来，轻轻放在地上。它悲哀地和小心地接触王室成员。这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这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的、沉醉于胜利的法兰西，好像记起、并在全世界面前实施纪尧姆·德·维尔在发生巷战[4]那一天以后所说的几句庄重的话：“那些习惯于获得大人物的恩宠，像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从厄运转到青云直上，但却敢于反对身处逆境的君王的人，那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对我来说，君王的命运，尤其受难君王的命运，总是值得尊敬的。”
波旁王室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上文已经指出过，他们的不幸比他们自身更为壮伟。他们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随即在全世界找到朋友和敌人。有的人热情和快乐地奔向它，还有的人转过身去，因人而异。欧洲的君主起初如同猫头鹰遇到黎明，被刺伤，惊呆了，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来，咄咄逼人。惊惶可以理解，愤怒可以原谅。这场奇特的革命几乎算不上一次冲击，甚至对战败的王权也没有给予把它视为敌人、使之流血的荣幸。各国专制政府总是关心让自由诋毁自身，在它们看来，七月革命不该来势汹汹接着又保持平和。再说，也没有发生企图阴谋反对它的事件。最不满、最愤怒、最惊慌的人都向它致意。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一个在人力之上的人参与合作，使人产生神秘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的胜利。这是光芒四射的事件。
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由此放射出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光辉，由此也显示了它的宽容。胜利的民权决不需要激烈。
民权，这是正义和真理。
民权的本质，就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法律行为，即使是表面上最必不可少的，即使最能为当代人所接受，如果它只是作为法律行为而存在，包含的民权太少，或者根本不包含民权，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就必不可免变成畸形、邪恶、甚至极其可怕。要是想一下子看到法律行为会达到多么丑恶，只消隔开几个世纪，看一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决不是一个恶的精灵，不是一个魔鬼，也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作家；这只不过是法律行为。这不单是意大利的法律行为，也是欧洲的法律行为，十六世纪的法律行为。它看来是丑恶的，面对十九世纪的道德思想，确实如此。
这场民权与法律行为的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使纯粹思想和人类现实相融合，和平地让民权进入法律行为，并让法律行为进入民权，这就是圣贤的工作。
二、缝制蹩脚
但是，圣贤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〇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者就来拆沉船。
在本世纪，机灵者自封为政治家；以致政治家这个词最终有点成为一个行话的词。的确，不要忘记，哪里有机灵，哪里就必然有卑劣：机灵者，意思是说庸俗的人。
同样，政治家，有时等于说：不讲信义的人。
照机灵者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动脉；必须马上结扎。过于庄严地宣布的民权动摇了。因此，民权一经确立，就必须巩固国家。自由一经确认，就必须想到政权。
这里，圣贤还没有跟机灵者分道扬镳，但他们开始互不信任了。政权，是的。但首先，政权是什么？其次，政权从何而来？
机灵者好像没有听到喃喃地说出的异议，继续他们的活动。
这些政治家擅长给有利可图的设想戴上必须如此的假面具，据他们看来，在革命之后，倘若是在君主制的大陆，人民的第一需要，就是找到一个王族。他们说，这样，革命后人民便可以获得和平，就是说有时间包扎伤口，修葺家园。王族遮住脚手架，覆盖住野战医院。
然而，找到一个王族并非易事。
必要时，任何一个才智之士，任何一个有钱人，都可以做国王。第一种情况如拿破仑，第二种情况如伊图尔维德。[5]
但是，并非任何家族都可以成为王族。必须是年代悠久的世族，几个世纪的地层褶皱不会即时产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带有条件的，在一次革命之后，从中产生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品质呢？他可以是革命的，而且这样有用，就是说亲身参加这场革命，不管是不是干预，是不是受牵连或因此扬名，是弄斧还是使剑。
一个王族要有哪些品质呢？它应该是维护本国利益，就是说对革命保持一段距离，不采取行动，但接受思想。它应该年代久远，有历史渊源，前途无量，受到欢迎。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只满足于找到一个人物，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为什么后来的革命绝对需要找到一个家族，布伦斯维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王族就像印度的无花果树，树枝垂到地面就能扎根，变成一棵无花果树。每一分枝都能成为一个王族。惟一的条件是下垂到人民那里。
这就是机灵者的理论。
所以，伟大的艺术就在于此：给胜利多少配上一点灾难的音响，让得益的人也感到惊悸，每走一步都加上恐惧的佐料，增加过渡的弧度，放慢进步的速度，使这种曙光苍白一些，揭露和削减热情的激烈程度，去掉棱角和利爪，给胜利穿上棉袄，给民权穿上柔软的衣服，给高大的人民穿上法兰绒服装，让它快点睡觉，迫使这个精力过剩的人节食，把大力士看作初愈病人，将大事调和成权宜之计，给那些渴望理想的人喝些掺上药茶的美酒，采取措施防止过度成功，给革命安上遮光罩。
一八三〇年实践了这个理论，这在一八六六年的英国已经实施过。
一八三〇年是一场半途而止的革命。实现一半进步；实施准民权。然而逻辑不知道“差不多”的概念；绝对像太阳无视蜡烛。
是谁阻止半途而止的革命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满足了利益。昨天吊胃口，今天吃饱了，明天撑得过饱。
拿破仑之后一八一四年的现象，在查理十世之后一八三〇年重演。
企图把资产者当作一个阶级是错了。资产者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部分。资产者就是眼下有时间闲坐的人。一张椅子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想过早坐下，有可能阻挡人类的前进。这往往是资产者的错误。
它不是一个阶级，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自私自利不是分割社会等级的一个理由。
再说，即使对自私自利，也要公正，一八三〇年的震动以后，人民中所谓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渴望的状态不是掺杂了冷漠和怠惰并包含了一点羞耻的迟钝，也不是进入梦乡暂时忘却现实的睡眠，而是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这个词具有古怪的双重含义，而且几乎是矛盾的：前进中的部队，就是运动；到达一站，就是休息。
停止前进，这是力量修整；这是枕戈待旦的休息；这是大功告成又布上岗哨和保持戒备。停止前进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间歇。
这里所谓的战斗，也可以叫做进步。
因此，资产阶级和政治家一样，需要一个人表达这个词：停止前进。一个应运而生的人。一个有双重性的人，他意味着革命，又意味着稳定，换句话说，能明显地通过过去与未来并存，确立现在的人。
这个人是“现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普·德·奥尔良。
二百二十一人使路易-菲力普登基为王。拉法耶特负责加冕大典。他称之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大教堂。[6]
用半个王位来代替整个王位，这是“一八三〇年的业绩”。
当机灵者大功告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极大弊端也就显露出来。这一切都是在绝对权力之外完成的。绝对权力叫道：“我抗议！”然后，可怕的是，它又回到黑暗中。
三、路易-菲力普
革命有可怕的手臂和幸运的手；革命打得狠也选得好。革命即使不彻底，即使变质和变种，像一八三〇年革命一样降到二等革命的地位，也几乎总有足够的、来得正好的清醒，不会结局糟糕。它们的消隐不是让位。
但是，我们也不要大吹大擂；革命也有出错的时候，而且出过严重错误。
还是回到一八三〇年。一八三〇年虽有偏差，但有幸运之处。革命突然中止之后，在所谓社会秩序确立的过程中，国王比君主政体更有用。路易-菲力普是一个少有的人。
历史肯定会给他的父亲减轻罪责，他的父亲值得谴责，而他值得尊敬；他具有各种私人美德和几种公德；关心自己的身体、财产、人品、事务；了解一分钟的价值，而有时认不清一年的价值；有节制，宁静，平和，耐心；老好人，好君主；与妻子同床共寝，宫里有仆人负责让市民参观他们夫妻的床，在长房像旧日一样铺张淫靡之后，这样炫耀的夫妻生活就变得有益了；他懂得所有的欧洲语言，更为罕见的是，懂得各种利益的语言，而且会讲这些语言；他是“中等阶级”的出色代表，并超越这一阶级，无论如何比它伟大；尊重他出身的血统，又极为明智，特别倚重其固有价值，即使在血统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十分特别，自称是奥尔良族，而不是波旁族；他还仅仅是尊贵的殿下的时候，就已经是正统的首席王爷，一旦成为陛下，却是个坦率的市民；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啰嗦，而在私下里说话简洁；据说吝啬，但未经证实；说白了，他很节俭，但出于心血来潮或责任，也会挥金如土；有文学修养，但对文学不感兴趣；是贵族，但没有骑士精神；普通、平静而强有力；受到家庭和家族的爱戴；舌粲莲花；是个看穿世事的政治家，内心冷漠，受眼前利益主宰，事必躬亲，不会记仇，也不报恩，无情地以高超才智对待庸才，善于利用议会的多数，批驳在王座下低声抱怨的不可思议的一致；感情外露，有时不够谨慎，有时又极其灵活；办法多，脸变得快，假面具也多；借欧洲恐吓法国，又借法国恐吓欧洲；不可否认热爱法国，但更喜欢他的家庭；更看重统治而不是权力，更看重权力而不是尊严，这种倾向有其有害的一面：一切力求成功，容忍诡计，绝对不放弃卑劣手段；但是这种倾向也有有利的一面：避免政治发生激烈冲突，国家发生分裂，社会发生灾难；细心，准确，警惕性高，专心一致，有洞察力，不知疲倦；有时说话自相矛盾，违背前言；在安科纳大胆反对奥地利，在西班牙坚持不懈地反对英国，炮轰安特卫普，赔偿普里查德[7]；满怀信心地唱《马赛曲》；从不沮丧，从不厌倦，不赞赏美好和理想，与大胆豪迈无缘，反对乌托邦、怪想、愤怒、虚荣、恐惧；具有顽强不屈的各种品质；在瓦尔米是将军，在热马普是士兵；八次遭到暗杀，始终笑容满面；像枪骑兵一样勇敢，像思想家一样勇往直前；仅仅担心欧洲可能发生动荡，不冒政治大风险；总是准备献出生命，而决不冒事业的风险；把自己的意图化为影响，以便让人听从智慧，而不是听从国王；善于观察，而不是猜测；不注意才智之士，却看人内行，就是说为了下结论需要观察；见识敏锐，洞察力强，务实慎重，能言善辩，记忆力惊人；不断地汲取这种记忆，只有这一点同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相似；了解事实、细节、日期、专有名词；不识倾向、激情、民众的各种才能、内心愿望、隐藏不露的心灵激动，一句话，一切所谓看不见的意识流程；表面上接受，但很少与深层的法国相一致；能敏锐脱身；治理过多，统治不够；首相是他自己；擅长以现实的小事挡住思想的宏大；将莫可名状的诉讼和程序的精神，放进文明、循序和组织的真正创造力中；一个王朝的创建者和代理人；既有点像查理大帝，又有点像诉讼代理人；总之，形象高大而新颖，这个君主既使法国不安而能掌权，既使欧洲嫉妒而显强大，路易-菲力普将跻身本世纪杰出人物之列，以及历史上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中，如果他有点爱荣誉，如果他意识到什么是伟大，就像意识到什么是有用的话。
路易-菲力普年轻时十分俊美，上了年纪仍然很优雅；总是受到世人诟病，但能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他讨人喜欢。他具有魅力这种天赋。他缺乏威仪；他虽然是国王，却不戴王冠，尽管是老人，却没有白发。他的举止属于旧制度，而习惯属于新制度，将高贵与平民混合在一起，适合于一八三〇年；路易-菲力普代表过渡政权；他保留了旧的发音和旧的拼写方式，用来为现代舆论服务；他热爱波兰和匈牙利，但他写成“波利人”，说成“匈牙兰人”。他像查理十世一样穿国民自卫军服装，像拿破仑一样戴荣誉团勋章绶带。
他很少上教堂，从不去打猎，决不去歌剧院。不受教徒、养狗仆人和舞女的腐蚀；这使他在平民中深孚众望。他根本没有宫廷。他出门时腋下夹着雨伞，这把雨伞长期就是他的光环。他会做点泥水匠、花匠的活计，也懂点医术；他给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车夫放血；路易-菲力普身上总带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总带着匕首；保王党嘲笑这个可笑的国王，说他是会放血治病的第一位国王。
历史对路易-菲力普的谴责，要扣除一部分；有的指责王权，有的指责君主统治，有的指责国王；这三笔账分别有不同的总额。民主权利被剥夺，进步退居第二位，上街抗议受到粗暴镇压，起义遭到武装弹压，暴动以武力平息，特朗斯诺南街事件[8]，军事法庭，无普选权的地区享有政治权利的人吞没了真正的人口，政府与三十万特权人物均摊盈亏，所有这些都是王权所干的事；比利时被拒之门外，征服阿尔及利亚时太强硬，就像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更多用的是野蛮手段，而不是文明手段，对阿布德-埃尔-卡德尔失信，[9]收买德茨，[10]赔偿普里查德，这些都是君主统治干下的事；政治偏重于家庭而不是全民族，这是国王干的事。
可见，这样一算细账，国王的责任就减轻了。
他的重大错误是：他代表法国时太谦虚了。
这个错误是怎样造成的？
我们来谈一谈。
路易-菲力普这个国王有太多父亲的成分；想把一个家庭孵化成王朝，便凡事都怕，不想受到干扰；过分胆怯由此而来，民事传统经历过七月十四日，军事传统经历过奥斯特利兹战役的人民，不免对此感到讨厌。
况且，如果撇开应该首先履行的公职不谈，路易-菲力普对家庭的深情，他的家庭是受之无愧的。这一家庭十分出色。德才兼备。路易-菲力普的女儿中，有一个叫玛丽·德·奥尔良，将族名列入艺术家之中，就像沙尔·德·奥尔良[11]将族名列入诗人中一样。她花心血雕塑了一尊大理石像，取名贞德。路易-菲力普有两个儿子获得梅特涅颇有煽动性的赞誉：“这两个年轻人是少见的，这两个亲王是见不到的。”
这就是路易-菲力普的真情实况，毫不掩饰，也毫不夸大。
做个平等君主，身上兼容复辟和革命的矛盾，具有革命者令人不安的一面，而这革命者作为统治者又令人放心，这正是路易-菲力普在一八三〇年的命运；人和事件从来没有这样完全适合；一个进入另一个，浑然一体。路易-菲力普，这是一八三〇年造就的人物。再者，他有一个条件，王位非他莫属，就是流亡过。他曾经被放逐，流浪，贫穷。他曾自食其力。在瑞士，这个拥有法国最富庶采邑的王公，为了吃饭，卖掉了一匹老马。在赖什瑙，他给人上数学课，而他的妹妹阿黛拉依德做刺绣和缝纫。记起一位国王的这些经历，激起资产阶级的热情。他曾亲手拆掉圣米歇尔峰的最后一个铁笼，那是路易十一建造，路易十五使用过的。他是杜穆里埃的同伴，拉法耶特的朋友；他曾是雅各宾俱乐部成员；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丹东曾对他说：“年轻人！”九三年他二十四岁，叫德·沙特尔先生，坐在国民公会一个幽暗的小间里，目睹对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路易十六的判决。革命的远见是盲目的，在国王身上粉碎了王权，并随着王权一起粉碎了国王，却几乎没有注意在思想的摧枯拉朽中的人，审判大厅掀起一场大风暴，公众愤怒质问，卡佩不知怎么回答，在这罡风中，国王的头吓呆了，晃动着，在这场灾难中，无论判决者和被判决的人，所有人都相对而言是无辜的，他看到这种场面，观看了这些令人意夺神摇的景象；他看到了历代沿袭的君主政体来到国民公会的法庭前；他在路易十六这个不幸的替罪羊身后，看到可怕的被告，即君主制站立在黑暗中；他在心灵中始终保留一种敬畏，敬畏几乎像天主的审判一样冷漠无情的人民的大审判。
大革命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匪夷所思。他的记忆仿佛是这些伟大的年代分分秒秒的活印记。一天，面对一对我们不可能怀疑的见证人，他凭记忆纠正了制宪议会按字母排列的名单。
路易-菲力普是一个嵚崎磊落的国王。他统治时期，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和言论自由。九月法令[12]是宽松的。他虽然知道阳光对特权的侵蚀能力，还是将王座放在阳光下。历史将会考虑到他的光明磊落。
路易-菲力普如同所有退出舞台的历史人物，今日受到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初审。
历史以可敬而自由的声调说话的时刻，对他还没有到来；对这个国王最后审判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严厉的著名历史学家路易·布朗[13]最近亲自减缓了他最初的判决；路易-菲力普是由二二一和一八三〇这两个半拉子，也就是半拉子议会和半拉子革命选出来的；无论如何，从哲学应处的高级角度来看，我们只能以绝对民主的原则作出某些保留，在这里评论他，正如上文所述；以绝对的观点看，在这两种权利————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之外，一切都是僭越；作过这点保留，现在我们所能说的是，总之，无论从哪种方式看，单就本人和人类善心的角度看，用旧史籍的古老语言来说，路易-菲力普将仍然是登过基的最好君主之一。
有什么可以臧否他的呢？这个王位。从路易-菲力普身上去掉国王，他就是人。而且这个人是好的。他有时好到很出色。往往在忧思重重中，经过一天同大陆整个外交使团的斗争以后，晚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精疲力竭，困极想睡，他做什么呢？他拿起一份卷宗，整夜复查一件罪案，认为同欧洲对抗固然重要，但从刽子手那里夺回一条人命更为重要。他常常固执己见，不同意司法大臣；他对王家检察官，即他所谓“这些法律的快嘴”寸步不让，争夺断头台的地盘。有时，一摞摞卷宗盖满了他的桌子；他全都加以审阅；抛弃这些被判决的可怜虫，他要坐卧不安。一天，他对上文提过的同一个见证人说：“昨晚，我救了七个人。”在他统治初年，死刑可以说取消了，竖起断头台是对国王犯下的暴力行为。长房统治时期，格雷夫广场的行刑随着长房统治的垮台而取消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夫广场以圣雅克城门的名字建立起来；“务实的人”感到需要有一个可以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狭隘观点的卡西米尔·佩里埃[14]对代表自由观点的路易-菲力普的一个胜利。路易-菲力普亲手注释过贝卡里亚[15]的著作。在破获菲埃斯希[16]的爆炸装置后，他叫道：“我没有受伤是多么遗憾呀！我本来可以赦免他。”另外一次，关于一个我们时代最勇敢的政治犯，[17]他针对大臣们的抗拒态度，写道：“同意赦免，只等我去争取。”路易-菲力普像路易九世一样和蔼，像亨利四世一样善良。
但对我们来说，在历史上，善良是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总要排在伟大的人前面。
路易-菲力普受到一些人的严厉评价，受到另外一些人也许粗暴的批评，有一个人，今日成了幽灵，[18]认识这位国王，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这是非常普通的；这个证词无论如何，显然首先是无私的；死者写下的墓志铭是真诚的；一个亡灵可以安慰另一个亡灵；同在冥府，便有权颂扬；用不着害怕有人对流亡中的两座坟墓说三道四：“这一个吹嘘了那一个。”
四、基础下的裂缝
路易-菲力普统治初期，乌云压顶，本书叙述的故事即将进入这片云层中，因此不能模棱两可，有必要对这位国王作一番解释。
路易-菲力普登上王位，没有使用暴力，没有直接干预，而是由于革命转向，这显然与革命的真正目的迥然不同，但他，德·奥尔良公爵，他个人在这中间没有采取任何主动。他生为王公，自认为是选定的国王。他决没有向自己委任；他决没有攫取委任状；这是别人给他的，他接受了；他深信，诚然这种深信是错了，但他深信，这是根据权利给予的，也是根据责任接受的。因此，他真心诚意掌权。然而，我们真诚地说，路易-菲力普是真心诚意掌权，民主派是真心诚意抨击他，从社会斗争中产生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件，既不能由国王负责，也不能由民主派负责。原则的冲突就像元素的冲突。海洋保卫水，风暴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权，民主派保卫人民；君主制作为相对，要抗拒作为共和国的绝对；社会在这种冲突下流血，但今天所受的痛苦会是后来的救星；无论如何，这里根本没有必要谴责互相争执的人；两派中有一派显然错了；权利并不像罗得岛的巨人[19]那样横跨两岸，一脚踩在共和国上，另一脚踩在王国上；它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但是，那些犯错误的人是真诚地犯错误；一个瞎子不是罪人，正如一个旺岱人不是一个匪徒。[20]只能把这些可怕的冲突归罪于时乖运蹇。不管这些风暴多么猛烈，人卷入其中并无责任。
让我们结束这一论述。
一八三〇年的政府，马上有一段艰难的历程。昨天它才诞生，今天就必须战斗。
它一建立，便已经感到处处有隐约的牵制，作用于七月刚安装的、很不稳固的国家机器。
抵制第二天就产生；也许在前一天已经产生。
敌视逐月增长，由暗争转为明斗。
上文说过，七月革命在国外不被各国国王接受，在国内有不同的解释。
天主将其明显的意图通过事件传达给世人，这是用神秘语言写成的天书。人们马上作出各种解释；这是匆匆的，不正确的，充满错误、缺点和误解的解释。很少有人明白天书。最聪明、最冷静、最深思熟虑的人，慢慢解读，等他们拿出诠释来，早就有了结果；公共广场上已经有二十种解释。每一种解释产生一个党派，每一种误解产生一个派别；每个党都认为获得惟一真正的诠释，每个派别都认为掌握了真理。
往往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派别。
在革命中有逆水游泳的人；这是旧党派。
旧党派抓住天主安排的承袭，认为既然革命是由反抗权利产生的，也就有权反抗革命。大谬不然。因为在革命中，反抗者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正好是反抗的反面。凡是革命，只要正常完成，自身都包含合理性，假革命者有时糟蹋这种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尽管受到玷污，仍然持续下去，即使鲜血淋淋，依然存在下去。革命不是从偶然事件，而是从必然性产生的。一场革命是由伪归真。因为必须有革命，才有革命。
正统派旧党因此从错误论证出发，不遗余力地攻击一八三〇年革命。错误是绝好的炮弹。凡是革命脆弱之处，缺少盔甲和逻辑的地方，他们就灵巧地加以打击；他们抓住王位问题攻击这场革命。他们叫道：“革命，为什么还要这个国王？”他们虽是瞎子，却打得很准。
共和党人同样发出这样的叫声。但是，来自他们的叫声是合乎逻辑的。正统派那边的盲目，在民主派这边却是洞彻。一八三〇年使人民破产。愤怒的民主派为此加以谴责。
七月建立的政权在过去和未来的夹击下挣扎。它代表短暂的一刻，一方面要同几百年的君主制搏斗，另一方面要同永恒的权利搏斗。
另外，一八三〇年既然不再是革命，成了君主制，那么在国外就不得不同欧洲步伐一致。保持和平，就更为复杂。逆向寻求和睦，往往比打一场仗更加所费不赀。这种暗斗总是保持沉默，但又总要大发雷霆，从中产生保持警戒的和平，这种办法花费过多，文明不禁怀疑起自身。七月建立的王权套在欧洲各国内阁的车辕里，尽管受制约，还是要直立起来。梅特涅很想用皮带把它系住。这个王权在法国受到进步推动，在欧洲，它推动着君主制这慢行动物。它受牵引，又在牵引。
然而，在国内，贫困、无产者、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富有、苦难、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货币、信贷、资本权利、工作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在社会上层出不穷；险象环生。
除了这些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还出现另一种动向。哲学的骚动和民主的骚动相呼应。精华人物像民众一样，感到骚动不安；方式不同，但一样强烈。
思想家在思索，而人民这片土地在震颤，革命潮流冲刷而过，潮流下面也发生难以描绘的隐约的乱颤。这些思想家，有些是孤立的，还有些成帮结伙，平静而深入地搅动着社会问题；冷漠的矿工在火山深处静悄悄地往前推进他们的坑道，略微受到无声的震动和隐约可见的烈焰打扰。
这种平静不失为这个动荡时代的美景。
这些人把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关注幸福问题。
人的幸福，这是他们想从社会提炼出来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农业、工业、商业问题，几乎提到宗教的神圣高度。文明的形成，少量归于天主，大半归于人类，种种利益根据那些经济学家即政治的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的一条活跃法则，进行组合、聚集和混合，形成了真正坚硬的岩石。
这些人在不同的名称下结合起来，但可以总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竭力穿透这块岩石，让人类幸福的活水喷涌而出。
他们的工作从研究断头台问题到战争问题，无所不包。对于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权，他们增添了妇女权利和孩子权利。
人们不会惊讶，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在这里不想从理论角度，彻底谈论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我们只限于指出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者向自身提出的所有问题，撇开宇宙起源的幻想、梦想和神秘主义，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
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问题包括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问题涉及享受的分配。
国家力量产生于合理使用劳力。
个人幸福产生于合理分配享受。
所谓合理分配，不是指平均分配，而是指公平的分配。首要的平等，就是公平。
外有国家力量，内有个人幸福，两者的结合便产生社会繁荣。
社会繁荣，意思是说个人幸福，公民自由，民族强大。
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它分配得很糟糕。这样只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必然导致两个极端：贫富悬殊。某些人享受到一切，另外一些人，就是人民，样样缺乏；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从劳动本身产生。国家力量建立在个人的贫困上，国家的强盛扎根于个人的痛苦上，这种局面徒有虚名而又危险。所有物质因素拥塞在一起，而没有任何精神因素，这样的强盛结构是糟糕的。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旨在解决第二个问题。它们搞错了。它们的分配扼杀了生产。平均分配取消了竞争。因此也取消了劳动。这是屠夫的分配方式，宰杀了他分享的东西。因此，不能停止在这种所谓的解决方法上。消灭财富，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要一起解决才能解决得好。两种解决办法要合二为一。
只解决第一个问题，你就会成为威尼斯，成为英国。你会像威尼斯一样，只有人为的强盛，或者像英国一样，只有物质的强盛；你会是一个蹩脚的富人。你会像威尼斯一样死于非命，或者像英国要垮台一样陷于破产。世界会让你死掉和破产，因为世界会让只图私利，不能代表人类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垮掉和死掉。
毋庸置疑，威尼斯、英国这些字眼，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会结构；是指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寡头势力，而不是民族本身。民族总是得到我们的尊敬和好感。人民的威尼斯会再生；贵族的英国会垮掉；但人民的英国是不朽的。表明这一点，我们再往下说。
解决这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困，结束强者对弱者不合理的剥削，止住半路上的人对到达者不公正的嫉妒，以骨肉之情精确地调整劳动工资，在儿童的成长时期实施免费和义务教育，以科学知识作为成年人的基础，在注意使用手臂的同时，发展智力，既让人民强大，又让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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