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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迻译拙著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惟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
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非短简可荆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
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强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惟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其次，吾人必须晓喻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
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通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
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惟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于瑞士
原序
这第十一版的印行适逢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时节，因此，本书的内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尔斯泰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回教国————的思想家的关系，他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又录入托尔斯泰在逝死前一个月所写的一信的全文，他在其中发表无抵抗斗争的整个计划，为甘地在以后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作用的。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八年八月
第一章
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的心魂。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惟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
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的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后，俄罗斯艺术的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现了含有整个的伟大的人生的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的作品。
那时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的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古典传统的忠实信徒，有司汤达派与瓦格纳派，有无神论者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龃龉；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的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宙的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韦奈，我听见一个素来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万·伊里奇之死》。
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的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司汤达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的特征，在于他的生命的气息。
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听到这心魂的音乐时所感到的怀疑的激动呢？————而这声音我们已期待得那么长久，我们的需要已那么急切。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操上并无什么作用。我们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样，只在读过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才认识特·沃居埃著的《俄国小说论》；他的赞美比起我们的钦佩来已经逊色多了。因为特·沃居埃特别以文学家的态度批判。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的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们与死的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的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的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的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的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的眩惑。
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当时：是我们的力强、弱点、希望与恐怖的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把这颗反映着全宇宙的复杂心魂纳入狭隘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范畴；我们不愿效法人们，学着布尔热于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以各人的党派观念去批评他。仿佛我们的朋党一旦竟能成为天才的度衡那样！我们绝对不像今日的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连。
第二章
我们往昔不加解释而由本能来感到的，今日当由我们的理智来证实了。现在，当这长久的生命达到了终点，展露在大家眼前，没有隐蔽，在思想的国土中成为光明的太阳之时，我们能够这样做了。第一使我们惊异的，是这长久的生命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虽然人家曾想运用藩篱把它随处分隔，————虽然托尔斯泰自己因为富于热情之故，往往在他相信，在他爱的时候，以为是他第一次相信，第一次爱，而认为这才是他的生命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转变，同样的争斗，曾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他的思想的统一性是无从讨论的，————他的思想从来不统一的————但可注意到他种种不同的因素，在他思想上具有时而妥协时而敌对的永续性。在一个如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的心灵与思想上，统一性是绝对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他的热情的斗争中，存在于他的艺术与他的生命的悲剧中。
艺术与生命是一致的。作品与生命从没比托尔斯泰的联络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差不多时常带着自传性；自二十五岁起，它使我们一步一步紧随着他的冒险生涯的矛盾的经历。自二十岁前开始直到他逝世为止除了若干时期曾经中断过，————尤其有一次最长的，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八年止的他的日记，和他供给比鲁科夫的记录，他供给这些记录因为比鲁科夫为托尔斯泰作了不少传记，如《生活与作品》，《回忆录》，《回想录》，《书信》，《日记选录》，《传记资料汇集》等；这些作品都曾经过托尔斯泰亲自校阅，是关于托氏生涯与著作的最重要之作，亦是我参考最多的书。更补充我们对于他的认识，使我们不独能一天一天的明了他的意识的演化，而且能把他的天才所胚胎，他的心灵所借以滋养的世界再现出来。
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托尔斯泰与沃尔康斯基族），高贵的，古旧的，世裔一直可推到留里克，家谱上有承侍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战争中的将军，有拿破仑诸役中的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犯。家庭的回忆中，好几个为托尔斯泰采作他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亲王沃尔康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的贵族代表；他的母亲的堂兄弟，尼古拉·格雷戈里维奇·沃尔康斯基亲王，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中受伤而在战场上救回来的；他的父亲，有些像尼古拉·罗斯托夫的；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这温婉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丑的脸相，她的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对于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大家知道《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的可爱的叙述极少真实性。他的母亲逝世时，他还未满二岁。故他只在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的诉述中稍能回想到可爱的脸庞，老是显着光辉四射的微笑，使她的周围充满了欢乐……“啊！如果我能在艰苦的时间窥见这微笑，我将不知悲愁为何物了……”《童年时代》第二章。
但她的完满的坦率，她的对于舆论的不顾忌，和她讲述她自己造出来的故事的美妙的天才，一定是传给他了。
他至少还能保有若干关于父亲的回忆。这是一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显得忧郁，在他的食邑中度着独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失怙的时候正是九岁。这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童年时代》第二十七章。————这是儿童和恐怖的幽灵的第一次相遇，他的一生，一部分是要战败它，一部分是在把它变形之后而赞扬它。……这种悲痛的痕迹，在《童年时代》的最后几章中有深刻的表露，在那里，回忆已变成追写他的母亲的死与下葬的叙述了。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古老的宅邸中，他们一共是五个孩子。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意思是“栅栏”，是莫斯科南图拉城十余里外的一个小村，它所属的省分是俄罗斯色彩最重的一个省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诞生于这所屋里，直到八十二年之后逝世的时光才离开。五个孩子中最幼的一个是女的，名字叫玛丽亚，后来做了女修士。（托尔斯泰在临死时逃出了他自己的家，离别了家人，便是避到她那里去。）————四个儿子：谢尔盖，自私的，可爱的一个，“他的真诚的程度为我从未见过的”；————德米特里热情的，深藏的，在大学生时代，热烈奉行宗教，什么也不顾，持斋减食，寻访穷人，救济残废，后来突然变成放浪不羁，和他的虔诚一样暴烈，以后充满着悔恨，在娼家为一个妓女脱了籍和她同居，二十九岁时患肺痨死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他，那个人物是列文的兄弟。————长子尼古拉是弟兄中最被钟爱的一个，从他母亲那里承受了讲述故事的幻想，他曾写过一部《猎人日记》。幽默的，胆怯的，细腻的性情，以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充满着基督徒的温情。他亦把他所有的财产尽行分赠穷人。屠格涅夫说他“在人生中实行卑谦，不似他的兄弟列夫徒在理论上探讨便自满了”。
在那些孩儿周围，有两个具有仁慈的心地的妇人：塔佳娜姑母，托尔斯泰说：“她有两项德性：镇静与爱。”实际上她已是一个远戚。她曾爱过托尔斯的父亲，他亦爱她；但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一般，她退让。她的一生只是爱。她永远为他人舍身……“她使我认识爱的精神上的快乐……”另外一个是亚历山德拉姑母，她永远服侍他人而避免为他人服侍，她不用仆役，惟一的嗜好是读圣徒行传，和朝山的人与无邪的人谈话。好几个无邪的男女在他们家中寄食。其中有一个朝山进香的老妇，会背诵赞美诗的，是托尔斯泰妹妹的寄母。另外一个叫做格里莎的，只知道祈祷与哭泣……“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莎！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强，以至你感到和神迫近，你的爱是那么热烈，以至你的言语从口中流露出来，为你的理智无法驾驭。你颂赞神的庄严，而当你找不到言辞的时候，你泪流满面着匍匐在地下！这一切卑微的心灵对于托尔斯泰的长成上的影响当然是昭然若揭的事。暮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已在这些灵魂上萌蘖，试练了。他们的祈祷与爱，在儿童的精神上散播了信仰的种子，到老年时便看到这种子的收获。
除了无邪的格里莎之外，托尔斯泰在他的《童年时代》中，并没提及助长他心魂的发展的这些卑微人物。但在另一方面，书中却透露着这颗儿童的灵魂，“这颗精纯的、慈爱的灵魂，如一道鲜明的光华，永远懂得发现别人的最优的品性”，和这种极端的温柔！幸福的他，只想念着他所知道的不幸者，他哭泣，他愿对他表现她的忠诚。他亲吻一匹老马，他请求原谅他使它受苦。他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即是他不被人爱亦无妨。人们已经窥到他未来的天才的萌芽：使他痛哭身世的幻想；他的工作不息的头脑，————永远努力要想着一般人所想的问题；他的早熟的观察与回忆的官能；在他一八七六年时代的自传式笔记中，他说他还能记忆襁褓与婴儿时洗澡的感觉。瑞士大诗人施皮特勒亦具有同样的记忆力，对于他初入世界时的形象记得清晰，他曾为此写了一整部的书。他的锐利的目光，————懂得在人家的脸容上，探寻他的苦恼与哀愁。他自言在五岁时，第一次感到，“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初期回忆》。
幸而，他忘记了这种思念。这时节，他在通俗的故事，俄罗斯的ｂｙｌｉｎｅｓ神话与传说，《圣经》的史略中组织出他的幻梦来，尤其是《圣经》中约瑟的历史————在他暮年时还把他当作艺术的模范————和《天方夜谭》。为他在祖母家里每晚听一个盲目的讲故事人坐在窗口上讲述的。
第三章
他在卡赞地方读书。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七年。成绩平庸。人家说这兄弟三人：“谢尔盖欲而能。德米特里欲而不能。列夫不欲亦不能。”长兄尼古拉，比列夫长五岁，他在一八四四年时已修了他的学业。
他所经过的时期，真如他所说的“荒漠的青年时期”。荒凉的沙漠，给一阵阵狂热的疾风扫荡着。关于这个时期，《少年》，尤其是《青年》的叙述中，含有极丰富的亲切的忏悔材料。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处于永远的狂热境界中。在一年内，他重新觅得并试练种种与他适当的学说。他爱作关于形而上的谈话；他说：“尤其因为这种谈话是那么抽象，那么暗晦，令人相信他说的话确是所想的，其实是完全说了别种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斯多噶主义者，他从事于磨折他的肉体。伊壁鸠鲁主义者，他又纵欲无度。以后，他复相信轮回之说。终于他堕入一种错乱的虚无主义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他将发现虚无即在他的面前。他把自己分析，分析……“我只想着一样，我想我想着一样……”《少年时代》第十九章。
这永无休止的自己分析，这推理的机能，自然容易陷于空虚，而且对于他成为一种危险的习惯，“在生活中时常妨害他”，据他自己说，但同时却是他的艺术的最珍贵的泉源。尤其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如《塞瓦斯托波尔杂记》。
在这精神活动中，他失了一切信念：至少，他是这样想。十六岁，他停止祈祷，不到教堂去了。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忏悔录》第一章）但信仰并未死灭，它只是潜匿着。
“可是我究竟相信某种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还相信神，或至少我没有否认它。但何种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和他的教义；但建立这教义的立场，我却不能说。”《忏悔录》第一章。
有时，他沉迷于慈悲的幻梦中。他曾想卖掉他的坐车，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也想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牺牲，他自己可以不用仆役……“因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青年时代》第三章。在某次病中，他写了一部《人生的规则》。一八四七年三月至四月间。他在其中天真地指出人生的责任，“须研究一切，一切都要加以深刻的探讨：法律，医学，语言，农学，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与绘画中达到最高的顶点”……他“相信人类的使命在于他的自强不息的追求完美”。
然而不知不觉地，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性感与夸大的自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与物质的了。涅赫留多夫在他的《少年时代》中说：“人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他的自尊心。”一八五三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骄傲是我的大缺点。一种夸大的自尊心，毫无理智的；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必得在光荣与德性（我爱好的）中选择其一，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他的所以要求他的意志、肉体与精神达到完美，无非是因为要征服世界，获得全人类的爱戴。“我愿大家认识我，爱我。
我愿一听到我的名字，大家便赞叹我，感谢我。”（《青年时代》第三章）他要取悦于人。
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如猿子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根据一八四八年，他二十岁时的一幅肖像。因为无法改变这丑相，在童时他已屡次感到绝望的痛苦，“我自己想，像我这样一个鼻子那么宽，口唇那么大，眼睛那么小的人，世界上是没有他的快乐的。”（《童年时代》第十七章）此外，他悲哀地说起“这副没有表情的脸相，这些软弱的，不定的，不高贵的线条，只令人想起那些乡人，还有这双太大的手与足”。（《童年时代》第一章）他自命要实现成为“一个体面人”。“我把人类分做三类：体面的人，惟一值得尊敬的；不体面的人，该受轻蔑与憎恨的；贱民，现在是没有了。”（《青年时代》第三十一章）这种理想，为要做得像别个“体面人”一样，引导他去赌博，借债，彻底的放荡。尤其当他逗留圣彼得堡的时代（一五四七————四八年）一件东西永远救了他：他的绝对的真诚。
“你知道我为何爱你甚于他人，”涅赫留多夫和他说，“你具有一种可惊的少有的品性：坦白。”
“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在他最放荡的时候，他亦以犀利的明察的目光批判。
“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
用着分析法，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的原因：“一、犹疑不定或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切；————四、无谓的羞惭；————五、心绪恶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虑。”
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大学生时代，他已应用于批评社会法统与知识的迷信。他瞧不起大学教育，不愿作正当的历史研究，为了思想的狂妄被学校处罚。这时代，他发现了卢梭，《忏悔录》，《爱弥儿》。对于他，这是一个青天霹雳。
“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
他最初的几篇哲学论文便是关于卢梭的诠释（一八四六————四七）。
然而，对于大学和“体面人”都厌倦了，他重新回来住在他的田园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故乡（一八四七————一八五一）；他和民众重新有了接触，他借口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他在这时期的经验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便有叙述，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一篇优异的小说，其中的主人翁便是他最爱用的托名：涅赫留多夫亲王。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一八五四年）中，在《支队中的相遇》（一八五六）中，在《琉森》（一八五七年）中，在《复活》（一八九九年）中，都有涅赫留多夫这个人做。————但当注意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托尔斯泰也并不使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涅赫留多夫在《射击手日记》的终了是自杀的。这是托尔斯泰的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
涅赫留多夫二十岁。他放弃了大学去为农民服务。一年以来他干着为农民谋福利的工作；其次，去访问一个乡村，他遭受了似嘲似讽的淡漠，牢不可破的猜疑，因袭，浑噩，下流，无良……等等。他一切的努力都是枉费。回去时他心灰意懒，他想起他一年以前的幻梦，想起他的宽宏的热情，想起他当年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亦是真理，世界上惟一可能的幸福与真理”。他觉得自己是战败了。他羞愧而且厌倦了。
“坐在钢琴前面，他的手无意识地按着键盘。奏出一个和音，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和音并不完全是正则的；往往它们平凡到庸俗的程度，丝毫表现不出音乐天才；但他在其中感到一种不能确定的、悲哀的乐趣。每当和音变化时，他的心跳动着，等待着新的音符来临，他以幻想来补足一切缺陷。他听到合唱，听到乐队……而他的主要乐趣便是由于幻想的被迫的活动，这些活动显示给他最多变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形象与情景，无关连的，但是十分明晰……"他重复看到刚才和他谈话的农人，下流的，猜疑的，说谎的，懒的，顽固的；但此刻他所看到的他们，只是他们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坏处了；他以爱的直觉透入他们的心；在此，他窥到他们对于压迫他们的运命所取的忍耐与退让的态度，他们对于一切褊枉的宽恕，他们对于家庭的热情，和他们对于过去所以具有因袭的与虔敬的忠诚之原因。他唤引起他们劳作的日子，疲乏的，可是健全的……“这真美，”他喃喃地说……“我为何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一个绅士的早晨》第二卷。
整个的托尔斯泰已包藏在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与《童年时代》同时的主人翁中：在他的明确而持久的视觉中，他用一种毫无缺陷的现实主义来观察人物；但他闭上眼睛时，他重又沉入他的幻梦，沉入他对于人类中的爱情中去了。
第四章
但一八五○年左右的托尔斯泰并没如涅赫留多夫那般忍耐。亚斯纳亚令他失望，他对于民众亦如对于优秀阶级一样地厌倦了；他的职分使他觉得沉重，他不复能维持下去。此外，他的债权人紧逼着他。一八五一年，他避往高加索，遁入军队中，在已经当了军官的他的哥哥尼古拉那里。
他一到群山环绕的清明的境域，他立刻恢复了，他重新觅得了上帝：“昨夜，我差不多没有睡觉……我向神祈祷。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一日，在高加索斯塔里－尤尔特的营地。我无法描写在祈祷时所感到的情操的甘美。我先背诵惯例的祷文，以后我又祈祷了长久。我愿欲什么十分伟大的，十分美丽的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欲把我和‘神’融和为一，我请求他原谅我的过失……可是不，我不请求这个，我感到，既然他赐予我这最幸福的时间，他必已原谅我了。我请求，而同时我觉得我无所请求，亦不能且不知请求。我感谢了他，不是用言语，亦不是在思想上……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又听到罪恶的声音。我在梦着光荣与女人的时候睡着了，这比我更强力。不打紧！我感谢神使我有这一刻看到我的渺小与伟大的时间。我欲祈祷，但我不知祈祷；我欲彻悟，但我不敢。我完全奉献给你的意志！”《日记》。
肉情并未战败（它从没有被战败），情欲与神的争斗秘密地在心中进展。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记述三个侵蚀他的魔鬼：
一、赌博欲可能战胜的。
二、肉欲极难战胜的。
三、虚荣欲一切中最可怕的。
在他梦想着要献给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思想同时占据着他：某个高加索妇人的形象使他迷恋，或是“他的左面的胡须比右面的竖得高时会使他悲哀。”同前。（一八五一年七月二日）————“不妨！”神在这里，他再也不离开他了。即是斗争的骚乱也含有繁荣之机，一切的生命力都受着激励了。
“我想我当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轻佻的思念，实在是至高的主宰给我的感应。神灵的手指点着我，我不息地感谢他。我觉得在此我变得好了一些，而我确信我一切可能的遭遇对于我只会是福利，既然是神自己的意志要如此……”一八五二年致他的塔佳娜姑母书。
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谢神恩的歌。它布满了花朵。一切都好，一切都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的天才吐出它初期的花苞：《童年时代》，《一个绅士的早晨》，《侵略》，《少年时代》；他感谢使他繁荣的上帝。一幅一八五一年时代的肖像，已表现出他在心魂上酝酿成熟的转变。头举起着，脸色稍微变得清朗了些，眼眶没有以前那么阴沉，目光仍保有他的严厉的凝注，微张的口，刚在生长的胡须，显得没有神采，永远含着骄傲的与轻蔑的气概，但青年的蓬勃之气似乎占有更多的成分。
第五章
我的童年的历史
《我的童年的历史》于一八五一年秋在蒂弗里斯地方开始，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皮亚季戈尔斯克地方完成。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在一意要发现为他所从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这第一部作品中追寻他过去生活的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病着，军队中的服务中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又是孤独又是痛苦，正有感伤的倾向，过去的回忆便在他温柔的眼前展现了。他那时代写给塔佳娜姑母的信是充满了热泪。他确如他所说的“Ｌｉｏｖａｒｉｏｖａ－”（善哭的列夫）。（一八五二年正月六日书）最近几年的颓废生活，使他感到筋疲力尽般的紧张之后，去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时期”的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于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而且充满了青春的热情，怀着无穷尽的计划，他的循环式的诗情与幻想，难得采用一个孤独的题材，他的长篇小说，实在不过是他从不能实现的巨大的历史的一小系罢了；《一个绅士的早晨》是《一个俄国产业者小说》计划中的断片。《高加索人》是一部关于高加索的大小说之一部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作者的思想中是一部时代史诗的开端，《十二月党人》应当是小说的中心。这时节，托尔斯泰把他的《童年时代》只当作《一生四部曲》的首章，它原应将他的高加索生活也包括在内，以由自然而获得神的启示一节为终结的。
以后，托尔斯泰对于这部助他成名的著作《童年时代》，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
————“这是糟透了，”他和比鲁科夫说，“这部书缺少文学的诚实！它使他憎厌的理由正是使别人爱好的理由。我们的确应当说：除了若干地方人物的记载与极少数的篇幅中含有宗教情操，与感情的现实意味朝山者格里莎，或母亲的死足以动人之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此表露得极少。书中笼罩着一种温柔的感伤情调，为以后的托尔斯泰所表示反感，而在别的小说中所摒除的。这感伤情调，我们是熟识的，我们熟识这些幽默和热泪；它们是从狄更斯那里来的。在他八十一年的最爱的读物中，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过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巨大的影响。”他在高加索时还在重新浏览这部小说。
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两种影响：斯特恩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与特普费尔。“我那时，”他说，“受着他们的感应。”在致比鲁科夫的信中。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竟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个模型呢？可是一经知道，便不难在《童年时代》中找到它们热情而狡猾的纯朴，移植在一个更为贵族的天性中的痕迹因此，托尔斯泰在初期，对于群众已是一个曾经相识的面目。但他的个性不久便开始肯定了。不及《童年时代》那么纯粹那么完美的《少年时代》（一八五三），指示出一种更特殊的心理，对于自然的强烈的情操，一颗为狄更斯与特普费尔所没有的苦闷的心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年十月）中，《一个绅士的早晨》在一八五五年————五六年间才完成。托尔斯泰的性格，观察的大胆的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得明白地形成了。这短篇小说中，他所描绘的若干农人的出色的肖像已是《民间故事》中最美的描写的发端；例如他的《养蜂老人》《两个老人》。（一八八五年）在此已可窥见它的轮廓：在桦树下的矮小的老人，张开着手，眼睛望着上面，光秃的头在太阳中发光，成群的蜜蜂在他周围飞舞，不刺他而在他头顶上环成一座冠冕……但这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接灌注着他当时的情感之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侵略》（完成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壮丽的景色，尤足动人：在一条河流旁边，在万山丛中的日出；以强烈生动的笔致写出阴影与声音的夜景；而晚上，当积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雾氛中消失的时候，士兵的美丽的歌声在透明的空气中飘荡。《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尝试着生活了：如赫洛波夫大尉那个真正的英雄，他的打仗，绝非为了他个人的高兴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那些朴实的，镇静的，令人欢喜用眼睛直望着他的俄罗斯人物”中之一员。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事中，当大家都改变时，他一个人却不改变；“他，完全如人家一直所见的那样：同样镇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调，在天真而阴郁的脸上亦是同样质朴的表情”。在他旁边，一个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翁，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却装做似乎粗野蛮横。还有那可怜的少尉，在第一仗上高兴得了不得，可爱又可笑的，准备抱着每个人的颈项亲吻的小家伙，愚蠢地死于非命，如彼佳·罗斯托夫。在这些景色中，显露出托尔斯泰的面目，冷静地观察着而不参与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他已经发出非难战争的呼声：“在这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广大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么？在此他们怎能保留着恶毒、仇恨和毁灭同类的情操？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分，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侵略》（全集卷三）在这时期观察所得的别的高加索纪事，到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间才写成，例如《伐木》，全集卷三。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的记载————这是预示未来的记录；一八五六年又写成《在别动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的熟人的相遇》，全集卷四。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人物，变成一个放浪的下级军官，懦怯，酗酒，说谎，他甚至不能如他所轻视的士兵一般，具有被杀的意念，他们中最渺小的也要胜过他百倍。
在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的最高峰，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青春的歌曲，亦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虽然这些作品在一八六○年时才完成（发刊的时期是一八六三年），但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却在此时写成的。白雪连绵的群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着它们巍峨的线条，它们的诗意充满了全书。在天才的开展上，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之作，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远不能复得的天才的飞跃。”春泉的狂流！爱情的洋溢！
“我爱，我那么爱！”显然他在此不复是一个俄国士绅，莫斯科的社会中人，某人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但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麋鹿，如在他周围生存着徘徊着一切生物一样。
————他将如它们一般生活，一般死亡。“青草在我上面生长。……”而他的心是欢悦的。
在青春的这一个时间，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中。他抓扼自然而和自然融化，是对着自然他发泄他的悲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奥列宁说：“也许在爱高加索女郎时，我在她身上爱及自然……在爱她时，我感到自己和自然分离不开。”他时常把他所爱的人与自然作比较。“她和自然一样是平等的，镇静的，沉默的。”此外，他又把远山的景致与“这端丽的女子”相比。但这种浪漫底克的陶醉，从不能淆乱他的清晰的目光。更无别的足以和这首热烈的诗相比，更无别的能有本书中若干篇幅的强有力的描写，和真切的典型人物的刻画。自然与人间的对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亦是托尔斯泰一生最爱用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而这种对峙已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奥列宁在致他的俄罗斯友人们的信中便有此等情调的若干严酷的语调，以指责人间的喜剧。但对于一切他所爱的人，他亦同样的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恶习，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引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对于这真理精神的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当的阐发。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春时代的心腹，他的年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他的信仰”：“儿时，”他说，“我不加思想，只以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我一切是明白的、论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在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作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与幸福的时期。从来（不论在此时之前或后）我没有在思想上达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的深刻的观察，而那时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久的灵智工作中，我发现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为我是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现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
在信末，他又说：
“明白了解我啊！
第六章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初时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务，以后又转入克里米亚军队，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热情与爱国心。他勇于尽责，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尤其在一八五五年四月至五月间，他三天中轮到一天在第四棱堡的炮台中服务。
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正对着，他的宗教的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有一段祷文，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他继续予以默佑，“以便达到我尚未认识的，生命的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他的这个生命的目的，并非是艺术，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的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人类。”《日记》。这将是他暮年时的问题。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么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那部书是极混沌的：它的紊乱，及其抽象分析的枯索，如司汤达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大抵是本书诞生时的环境造成的。在同时代完成的《伐木》一著中，亦有此等方式。例如：“爱有三种：一、美学的爱；二、忠诚的爱；三、活跃的爱；等等。”（《青年时代》）————或如：“兵有三种：一、服从的；二、横暴的；三、伪善的；————他们更可分为：Ａ．冷静的服从者；．逢迎的服从者；．酗酒的服ＢＣ从者；等等。”见《伐木》。但一个青年的头脑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惊叹。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的城市写景，忏悔的故事，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例如这幅夏夜的写景：“新月发出它沈静的光芒。池塘在闪耀。老桦树的茂密的枝叶，一面在月光下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它的黑影掩蔽着棘丛与大路。鹌鹑在塘后鸣噪。两棵老树互相轻触的声息，不可闻辨。蚊蝇嗡嗡，一只苹果堕在枯萎的落叶上，青蛙一直跳上阶石，绿色的背在月下发光……月渐渐上升悬在天空，普照宇宙；池塘的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光亦愈透明……而我，微贱的虫蛆，已经沾染着一切人间的热情，但因了爱情的巨力，这时候，自然，月，和我，似乎完全融成一片。”《青年时代》第三十二章。（全集卷二）但当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时代》因此没有完成；而这位伯爵列夫·托尔斯泰中队副大尉，在棱堡的障蔽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间，观察着生人与垂死者，在他的不可磨灭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写出他们的和他自己的凄怆。
这三部纪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往常是被人笼统地加以同一的来批判的。但它们实在是十分歧异的。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操上，在艺术上，与其他二部不同。第一、第三两部被爱国主义统治着；第二部则含有确切不移的真理。
据说俄后读了第一部纪事寄给《现代人》杂志，立刻被发表了之后，不禁为之下泪，以至俄皇在惊讶叹赏之中下令把原著译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调，离开危险区域。这是我们很能了解的。在此只有鼓吹爱国与战争的成分。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没有动摇；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中。他在卫护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中还未看出野心与自负心，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他，这是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媲美”。此外，在这些纪事中，毫无经过想像方面的努力的痕迹，毫无客观表现的试练；作者只是在城中闲步；他以清明的目光观看，但他讲述的方式，却太拘谨：“你看……你进入……你注意……”这是巨帙的新闻记录加入对于自然的美丽的印象作为穿插。
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篇首，我们即读到：“千万的人类自尊心在这里互相冲撞，或在死亡中寂灭"后面又说：“……因为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亦是那么多……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即是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世纪的特殊箔…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之辈谈着爱、光荣与痛苦，而我们这世纪的文学只是虚荣者和趋崇时尚之徒的无穷尽的故事呢？”
纪事不复是作者的简单的叙述，而是直接使人类与情欲角逐，暴露英雄主义的背面。托尔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们的心底探索；在他们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看到骄傲，恐惧，死在临头尚在不断地演变的世间的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确切认明了，被他揭除了面幕，赤裸裸地发露了。这无穷的危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解了，他的真诚竟至可怕的地步。许多年以后，托尔斯泰重复提及这时代的恐惧。他和他的朋友捷涅罗莫述及他有一夜睡在壕沟掘成的卧室中恐怖到极点的情景。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的一切的感伤情调尽行丧失了，他轻蔑地指为“这种浮泛的，女性的，只知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经觉醒，有时竟含有病态，稍后，德鲁日宁友谊地叮嘱他当心这危险：“你倾向于一种极度缜密的分析精神；它可以变成一个大缺点。有时，你竟会说出：某人的足踝指出他有往印度旅行的欲愿……你应当抑制这倾向，但不要无缘无故地把它完全阻塞了。”（一八五六年书）但这项天才，从没有比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幻想的强烈程度。当炸弹堕下而尚未爆烈的一秒钟内，不幸者的灵魂内所经过的情景，有整整两页的描写，————另外一页是描写当炸弹爆烈之后，“都受着轰击马上死了”，这一刹那间的胸中的思念。全集卷四，第八二————八五页。
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战场的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而在成千成万的人呻吟转侧的庄严的沙场上，发出白日的交响曲，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诅咒那违叛神道的战争：“而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宣扬伟大的爱与牺牲的律令的人，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在赐予每个人的心魂以畏死的本能与爱善爱美的情操的神前，竟不跪下忏悔！他们竟不流着欢乐与幸福的眼泪而互相拥抱，如同胞一般！”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惨痛的语调，为他任何别的作品所尚未表现过的，————托尔斯泰怀疑起来。也许他不应该说话的？
“一种可怕的怀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应当说这一切。我所说的，或即是恶毒的真理之一，无意识地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魂中，而不应当明言以致它成为有害，如不当搅动酒糟以免弄坏了酒一样。那里是应当避免去表白的罪恶？哪里是应当模仿的、美的表白？谁是恶人谁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恶的……”但他高傲地镇定了：“我这短篇小说中的英雄，为我全个心魂所爱的，为我努力表现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美的，这即是真理本身。”
读了这几页，这几页是被检查处禁止刊载的。《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死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你在我们的艺术中所提出的真理对于我们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只怕一件：我怕时间，人生的懦怯，环绕我们的一切昏瞆痴聋会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们中大半的人一样，————换言之，我怕它们会消灭你的精力。”一八五五年九月二日书。
可是不用怕这些。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加增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时，严重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过于严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叙述————《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中，讲着两个以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中止了叙述，说：“但在这幅景象之前赶快把幕放下罢。明日，也许今天，这些人们将快乐地去就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种顾虑固然没有丝毫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人物的选择已可相当地表现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的事迹和它的悲壮的失陷，便象征在两个动人的高傲的人物中：这是弟兄俩，哥哥名叫科泽尔特佐夫大佐，和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他的自尊心和他的生命融和在一起了；他看不见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不是富有自尊心便是把自己毁灭……他爱在他举以和自己相比的人中成为具有自尊心的人物。”另外一个是沃洛佳旗手，胆怯的、热情的、狂乱的独白，种种的幻梦，温柔的眼泪，无缘无故会淌出来的眼泪，怯弱的眼泪，初入棱堡时的恐怖，（可怜的小人儿还怕黑暗，睡眠时把头藏在帽子里，）为了孤独和别人对他的冷淡而感到苦闷，以后，当时间来到，他却在危险中感到快乐。这一个是属于一组富有诗意的面貌的少年群的，（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彼佳和《侵略》中的少尉，）心中充满了爱，他们高兴地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死神前折丧了。弟兄俩同日————守城的最后一天————受创死了。那篇小说便以怒吼着爱国主义的呼声的句子结束了：“军队离开了城。每个士兵，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怀着一种不可辨别的悲苦，叹着气把拳头向敌人遥指着。”一八八九年，托尔斯泰为叶尔乔夫的《一个炮队军官的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作序时重新在思想上追怀到这些情景。一切带有英雄色彩的往事都消失了。他只想起七日七夜的恐怖，————双重的恐怖：怕死又是怕羞————可怕的精神苦痛。一切守城的功勋，为他是“曾经做过炮铳上的皮肉”。
第七章
从这地狱中出来，————在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的底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的文人中间，他对于他们感着一种憎恶与轻蔑。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谎骗的。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的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格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题赠给他的，————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一八五六年时代的一幅肖像，正是他处于这个团体中时的留影：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正如苏亚雷斯所写说：“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像是看守这些人物。竟可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苏亚雷斯著：《托尔斯泰》。（一八九九年出版）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是拥有双重的光荣：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屠格涅夫，在读着塞瓦斯托波尔的各幕时哭着喊Ｈｏｕｒｒａ的，此时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但两人不能谅解。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他们在视觉中却灌注入两个敌对的灵魂色彩：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强项的，骄傲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尔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的首领。在对于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在某次谈话中，屠格涅夫埋怨“托尔斯泰对于贵族出身的无聊的骄傲与自大”。还有一项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认，————便是“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我对于一般的潮流感着厌恶。”（致比鲁科夫书）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谎骗。
“他永远不相信别人的真诚。一切道德的跃动于他显得是虚伪的。他对于一个为他觉得没有说出实话的人，惯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视着他……”屠格涅夫语。
“他怎样的听着！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他的口唇抿紧着，用着何等的讥讽的神气！”格里戈罗维奇语。
屠格涅夫说，他从没有感得比他这副尖锐的目光，加上二三个会令人暴跳起来的恶毒的辞句，更难堪的了。于也纳·迦尔希纳著：《关于屠格涅夫的回忆》。（一八八三年）参看比鲁科夫著：《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一八六一年，两人发生最剧烈的冲突，以致终身不和。屠格涅夫表示他的泛爱人间的思想，谈着他的女儿所干的慈善事业。可是对于托尔斯泰，再没有比世俗的浮华的慈悲使他更愤怒的了：————“我想，”他说，“一个穿装得很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着些龌龊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诚性的喜剧。”争辩于以发生。屠格涅夫大怒，威吓托尔斯泰要批他的颊。托尔斯泰勒令当时便用手枪决斗以赔偿名誉。屠格涅夫就后悔他的卤莽，写信向他道歉。但托尔斯泰绝不原谅。却在二十年之后，在一八七八年，还是托尔斯泰忏悔着他过去的一切。在神前捐弃他的骄傲，请求屠格涅夫宽恕他。远离之后，他们都镇静下来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但时间只使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团体分隔得更远。他不能宽恕这些艺术家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他们使我憎厌。”《忏悔录》，全集卷十九。
他和他们分离了。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在我们和疯人院间，”他说，“绝无分别。即在那时，我已模糊地猜度过，但和一切疯人一样，我把每个人都认为是疯子，除了我。”（同前）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挣得“女人，金钱，荣誉……”“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要人之一。我享有舒服而极有利益的地位……”为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愿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到外国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参看这时期，他给他年轻的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姑母的信，那么可爱，充满着青年的蓬勃之气。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的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写于卢塞恩地方），全集卷五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的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的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那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亚斯纳亚，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的个人意识，而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意识。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作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京结识普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尤其在一八六一————六二年间。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他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强迫教育的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教育与修养》。参看《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卷二。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的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的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亚斯纳亚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更似他们的同学。托尔斯泰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中发表他的理论（一八六二年），全集卷十三。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为克拉皮夫纳区域的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政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的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的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一八五六年）全集卷四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的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戎写的《阿尔贝》全集卷五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同前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
死已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特的矛盾，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思想上的轻佻……"死……这时代，它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心魂。在《三个死者》（一八五八————五九）中，全集卷六。已可预见《伊万·伊里奇之死》一书中对于死的阴沉的分析，死者的孤独，对于生人的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妇，痨病的老御者，斫断的桦树————确有他们的伟大；肖像刻划得颇为逼真，形象也相当动人，虽然这作品的结构很松懈，而桦树之死亦缺少加增托尔斯泰写景的美点的确切的诗意。在大体上，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的艺术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文学鉴赏人协会的招待席上，他的演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演辞的题目是：《论文学中艺术成分优于一切暂时的思潮》。倒是该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这个纯艺术的文学的代表”致敬之后，提出社会的与道德的艺术和他抗辩。他提出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三个死者》作为抗辩的根据。
一年之后，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耶尔地方患肺病死了，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着了。他是，如他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须留在室内”。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耽搁了几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马拉地方疗养。自一八七○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的事情。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的憧憬。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们！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犷野的兽类！”（与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惟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惟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致费特书。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一八六一年写于比京布鲁塞尔一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同时代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简单的游记，名字叫做《雪的苦闷》（一八五六年），描写他个人的回忆，具有一种极美的诗的印象，简直是音乐般的。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为托尔斯泰移用在《主与仆》（一八九五年）一书中。
第八章
这个过渡时期内，托尔斯泰的天才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似乎在不耐烦起来，“没有强烈的情欲，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多夫亲王一般，可是在这时期中产生了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精纯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一八五九年）。全集卷五。这是爱情的奇迹。
许多年来，他已经和别尔斯一家友善。他轮流地爱过她们母女四个。童时，在一个嫉妒的争执中，他把他的游戏的伴侣，————未来的别尔斯夫人，那时只有九岁，从阳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跛足。后来他终于确切地爱上了第二个女郎。但他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还是一个孩子：她只十七岁；他已经三十余岁：自以为是一个老人，已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无邪少女的生活结合了。他隐忍了三年。参看《夫妇间的幸福》中谢尔盖的倾诉：“假定一位先生Ａ，一个相当地生活过了的老人，一个女子Ｂ，年轻的，既不认识男子亦不认识人生。由于种种家庭的环境，他如爱女儿一般地爱她，想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以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讲述他怎样对索菲娅·别尔斯宣露他的爱情和她怎样回答他的经过，————两个人用一块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描划他们所不敢说的言辞的第一个字母。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般，他的极端的坦白，使他把《日记》给与他的未婚妻浏览，使她完全明了他过去的一切可羞的事；亦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索菲娅为之感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们结婚了。
但以前的三年中，在写《夫妇间的幸福》时，这婚姻在诗人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也许他还加入若干回忆；一八五六年他在亚斯纳亚写过一部爱情小说没有完成，其中描写一个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轻佻与浮华的，为他终于放弃了的，虽然他们互相真诚地爱恋。在这三年内，他在生活中早已体验到：爱情尚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日子，爱情已经发露了的那些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那时间，为了“一去不回的幸福”而流泪的时间，还有新婚时的得意，爱情的自私，“无尽的、无故的欢乐”；接着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着的灵魂慢慢地分解了，远离了，更有对于少妇含有危险性的世俗的迷醉，————如卖弄风情，嫉妒，无可挽救的误会————于是爱情掩幕了，丧失了；终于，心的秋天来了，温柔的、凄凉的景况，重现的爱情的面目变得苍白无色，衰老了，因了流泪，皱痕，各种经历的回忆；互相损伤的追悔、虚度的岁月而更凄恻动人；————以后便是晚间的宁静与清明，从爱情转到友谊，从热情的传奇生活转到慈祥的母爱的这个庄严的阶段……应当临到的一切，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体味到。而且为要把这一切生活得更透彻起见，他便在爱人身上实验。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惟一的一次，————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不是倾吐出来而惟令人窥测得到。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具有一部拉辛式作品的完美。
婚姻，为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它的甜蜜与骚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是疲乏了，病了。厌弃自己，厌弃自己的努力。在最初诸作获得盛大的成功之后，继以批评界的沉默与群众的淡漠。自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一年。高傲地，他表示颇为得意。
“我的声名丧失了不少的普遍性，这普遍性原使我不快。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我有大声地说的力量。至于群众，随便他们怎样想罢！”一八五七年十月《日记》。
但这只是他的自豪而已：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无疑的，他能主宰他的文学工具；但他不知用以做什么。像他在谈及《波利库什卡》时所说的：“这是一个会执笔的人抓着一个题目随便饶舌。”一八六三年致费特书。（《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职务。同年，警务当局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大事搜索，把学校封闭了。那时托尔斯泰正不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着肺玻“仲裁事件的纠纷为我是那么难堪，学校的工作又是那么空泛，为了愿教育他人而要把我应该教授而为我不懂得的愚昧掩藏起来，所引起的怀疑，于我是那么痛苦，以至我病倒了。如果我不知道还有人生的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得救的话——————这人生的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生活，也许我早已陷于十五年后所陷入的绝望了。”《忏悔录》。
第九章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家庭的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尼娅（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托尔斯泰的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的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的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的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一八六四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这时期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费特书）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托尔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歌德：《赫尔曼和多萝特》……颇为重大的影响。”“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歌德的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一八六五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法译本是于一八七八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一八八五年在阿谢特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的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瓦西里亲王才发出一声生人的叫喊：“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
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与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例如天真朴讷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与俄罗斯情操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饱含着青春之气的罗斯托夫；————在善良与退忍的灵魂中，例如玛丽亚公主；————还有若干并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难的人，如安德烈亲王。
可是波涛开始翻腾了，第一是“行动”。俄罗斯军队在奥国。无可幸免的宿命支配着战争，而宿命也更不能比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领袖并不设法要指挥调度，而是如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般，“凡是在实际上只是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成绩，或竟是偶然的现象，他们必得要令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谐一致的”。这是听凭命运摆布的好处！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则健全的情状。惶乱的精神重复觅得了它们的均衡。安德烈亲王得以呼吸了，开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于在他的本土和这生命的气息与神圣的风波远离着的地方，正当两个最优越的心魂，皮埃尔与玛丽亚公主受着时流的熏染，沉溺于爱河中时，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受伤了，行动对于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无限清明的启示。仰身躺着，“他只看见在他的头上，极高远的地方，一片无垠的青天，几片灰色的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何等的宁静！何等的平和！”他对着自己说，“和我狂乱的奔驰相差多远！这美丽的天我怎么早就没有看见？终于窥见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此，颂赞上帝罢！”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烦闷的人们，深自沮丧，在都市的颓废的诱惑的空气中他们在黑夜中彷徨。有时，在浊世的毒氛中，融泄着大自然的醉人的气息，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塔莎去接近安德烈亲王，而她不久以后，却投入第一个追逐她的男子怀中。尘世已经糟蹋了多少的诗意，温情，心地纯洁！而“威临着恶浊的尘土的无垠的天”依然不变！但是人们却看不见它。即是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茨的光明。为他，天只是“阴郁沉重的穹窿”，笼罩着虚无。
对于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的骚乱重新来刺激他们。国家受着威胁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鲍罗金诺村失陷。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埃仇恨都消灭了。道洛霍夫亲抱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车中的邻人，阿纳托里·库拉金遭受患难而痛哭，充满着温情与怜悯。由于热烈的为国牺牲和对于神明的律令的屈服，一切心灵都联合了。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战争……最艰难的磨炼莫过于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从神的意志上才显出心的质朴。”
大将军库图佐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运命的代表：“这个老人，在热情方面，只有经验，————这是热情的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干；但他谛听着，能够回忆一切，知道在适当的时间运用他的记忆，不埋没其中有用的成分，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在他的士兵的脸上，他会窥到这无可捉摸的，可称为战胜的意志，与未来的胜利的力。他承认比他的意志更强有力的东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的动向；他看到这些事物，紧随着它们，他亦知道蠲除他的个人意见。”
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俄国民族的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在那可怜的乡人，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质朴的，虔诚的，克制的，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和的微笑。经过了种种磨炼，国家多难，忧患遍尝，书中的两个英雄，皮埃尔与安德烈，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与信仰，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托尔斯泰并不就此终止。叙述一八二○年时代的本书结尾，只是从拿破仑时代递嬗到十二月党人这个时代的过渡。他令人感到生命的赓续与更始。全非在骚乱中开端与结束，托尔斯泰如他开始时一样，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继起的阶段中。我们已可看到将临的英雄，与又在生人中复活过来的死者，和他们的冲突。娶娜塔莎的皮埃尔·别祖霍夫，将来是十二月党人。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监护公众福利。娜塔莎热烈地参与这个计划。杰尼索夫毫不懂得和平的革命；他只准备着武装暴动。尼古拉·罗斯托夫仍保持着他士兵的盲目的坦白态度。他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之后说过：“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尽我们的责任，上场杀敌永远不要思想”，此刻他反对皮埃尔了，说：“第一是我的宣誓！如果人家令我攻击你，我会那样做。”他的妻子，玛丽亚公主赞同他的意见。安德烈亲王的儿子，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只有十五岁，娇弱的，病态的，可爱的，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热情地谛听他们的论辩；他全部的爱是为皮埃尔与娜塔莎；他不欢喜尼古拉与玛丽亚；他崇拜他的父亲，为他所不十分回想清楚的，他企望要肖似他，要长大，完成什么大事业……什么？他还不知……“虽然他们那么说，我一定会做到……是的，我将做到。他自己便会赞同我。”————作品即以这个孩子的幻梦终结。————如果《十二月党人》在那时写下去，这年轻的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定将是其中的一个英雄。
以上我试把这部小说分析出一个重要纲目：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书中包罗着成百的英雄，每个都有个性，都是描绘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遗忘，兵士，农夫，贵族，俄国人，奥国人，法国人……但这些人物的可惊的生命力，我们如何能描写！在此丝毫没有临时构造之迹。对于这一批在欧罗巴文学中独一无偶的肖像，托尔斯泰曾作过无数的雏形，如他所说的，“以千万的计划组织成功的”，在图书馆中搜寻，应用他自己的家谱与史料，他以前的随笔，他个人的回忆。我说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个大族，在许多情节上和托尔斯泰的父系母系两族极为相似。在《高加索纪事》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我们亦已见到《战争与和平》中不少的士兵与军官的雏形。这种缜密的准备确定了作品的坚实性，可也并不因之而丧失它的自然性。托尔斯泰写作时的热情与欢乐亦令人为之真切地感到。而《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尤其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更无别的作品较本书更富于童心的了，每颗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净，如莫扎特的旋律般婉转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和可怜的小彼佳。
最秀美的当推娜塔莎。可爱的小女子神怪不测，娇态可掬，有易于爱恋的心，我们看她长大，明了她的一生，对她抱着对于姊妹般的贞洁的温情————谁不曾认识她呢？美妙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凭栏幻梦，热情地说话，隔着一层楼，安德烈倾听着她……初舞的情绪，恋爱，爱的期待，无穷的欲念与美梦，黑夜，在映着神怪火光的积雪林中滑冰。大自然的迷人的温柔吸引着你。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智陶醉了；心的狂乱，沉浸在爱情中的肉体的狂乱；洗濯灵魂的痛苦，监护着垂死的爱人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唤引起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禁要发生和在提及一个最爱的女友时同样的情绪。啊！这样的一种创造和现代的小说与戏剧相比时，便显出后者的女性人物的弱点来了！前者把生命都抓住了，而且转变的时候，那么富于弹性，那么流畅，似乎我们看到它在颤动嬗变。————面貌很丑而德性极美的玛丽亚公主亦是一幅同样完美的绘画；在看到深藏着一切心的秘密突然暴露时，这胆怯呆滞的女子脸红起来，如一切和她相类的女子一样。
在大体上，如我以前说过的，本书中女子的性格高出男子的性格多多，尤其是高出于托尔斯泰托寄他自己的思想的两个英雄：软弱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与热烈而枯索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这是缺乏中心的灵魂，它们不是在演进，而是永远踌躇；它们在两端中间来回，从来不前进。无疑的，人们将说这正是俄国人的心灵。可是我注意到俄国人亦有同样的批评。是为了这个缘故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的心理老是停滞的。“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的迟疑，只是情操的颤动。”一八六八年二月书。（据比鲁科夫申引）托尔斯泰自己亦承认他有时为了伟大的史画而稍稍牺牲了个人的性格。他说：“特别是第一编中的安德烈亲王。”
的确，《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民族移殖与国家争战的追怀。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他们后面，如在荷马的英雄背后一样，有神明在指引他们；这些神明是不可见的力：“是指挥着大众的无穷的渺斜，是“无穷”的气息。在这些巨人的争斗中，————一种隐伏着的运命支配着盲目的国家，————含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在《伊利亚特》之外，我们更想到印度的史诗。可惜其中的诗意有时受了书中充满着的哲学的唠叨————尤其在最后几部中————的影响，为之减色不少。托尔斯泰原意要发表他的历史的定命论。不幸他不断地回到这议论而且反复再三地说。福楼拜在读最初二册时，“大为叹赏”，认为是“崇高精妙”的，满着“莎士比亚式的成分”，到了第三册却厌倦到把书丢了说：————“他可怜地往下堕落。他重复不厌，他尽着作哲学的谈话。我们看到这位先生，是作者，是俄国人；而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自然’与‘人类’。”（一八八○年正月福楼拜致屠格涅夫书）《安娜·卡列尼娜》与《战争与和平》是这个成熟时期的登峰造极之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部法译本于一八八六年由阿谢特书店发刊，共二册。在法译全集中，增为四册。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的思想具有更纯熟的艺术手腕，更丰富的经验，心灵于它已毫无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伟大的气势。托尔斯泰已没有同样的欢乐来创造了。新婚时的暂时的平静消逝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围建立起来的爱情与艺术周圈中，重新有精神烦闷渗入。
婚后一年，托尔斯泰写下《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章；安德烈向皮埃尔倾诉他关于婚姻问题的心腹语，表示一个男子觉得他所爱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漠不相关的外人，是无心的仇敌，是他的精神发展的无意识的阻挠者时所感到的幻灭。一八六五年时代的书信，已预示他不久又要感染宗教的烦闷。这还只是些短期的威胁，为生活之幸福所很快地平复了的。但当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时，却发生了更严重的震撼————几天之内，他离开了家人，到某处去参观。一夜，他已经睡了；早上两点钟刚打过：“我已极度疲倦，我睡得很熟，觉得还好。突然，我感到一种悲苦，为我从未经受过的那么可怕。我将详细告诉你：致其夫人书。这实在是骇人。我从床上跳下，令人套马。正在人家为我套马时，我又睡着了，当人家把我喊醒时，我已完全恢复。昨天，同样的情景又发生了，远还没有前次那么厉害……"这可怕的一夜的回忆，在一个《疯人日记》（一八八三）中亦有述及。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以爱情建造成的幻想之宫崩圮了。《战争与和平》的完成使艺术家的精神上有了一个空隙，在这空隙时间，艺术家重又被教育学、哲学一八六九年夏，当他写完《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立时醉心于他的学说：“叔本华是人类中最有天才的人。”（一八六九年八月三十日致费特书）的研究抓住了：他要写一部平民用的启蒙读本；这部启蒙读本共有七百至八百页，分为四编，除了教学法外，更含有许多短篇读物。这些短篇以后形成“四部读本”。第一部法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八年，译者为夏尔·萨洛蒙。他埋首工作了四年，对于这部书，他甚至比《战争与和平》更为得意，他写成了一部（一八七二年），又写第二部（一八七五年）。接着，他狂热地研究希腊文，一天到晚地研习，把一切别的工作都放下了，他发现了“精微美妙的色诺芬”与荷马，真正的荷马而非翻译家转述出来的荷马，不复是那些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与福斯1731——1826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辈的庸俗萎靡的歌声，而是另一个旁若无人尽情歌唱的妖魔之妙音了。他说在翻译者与荷马中间的差别，“有如沸水之于冷泉水，后者虽然令你牙齿发痛，有时且带着沙粒，但它受到阳光的洒射，更纯洁更新鲜”。（一八七○年十二月致费特书）“不识希腊文，不能有学问！这是一种疯狂：他自己亦承认。他重又经营着学校的事情，那么狂热，以致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到萨马拉地方巴奇基尔斯那里疗养。那时，除了希腊文，他对什么都不满。一八七二年，在讼案完了后，他当真地谈起要把他在俄罗斯所有的财产尽行出售后住到英国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禁为之悲叹：“如果你永远埋头于希腊文中，你将不会有痊愈之日。是它使你感着这些悲苦而忘掉目前的生活。人们称希腊文为死文字实在是不虚的：它令人陷入精神死灭的状态中。”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文件。
放弃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之后，终于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地，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完成于一八七七年。在他为这部小书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受着家庭中许多丧事的影响变得阴沉暗淡，三个孩子夭殇（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二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终）。塔佳娜姑母，他的义母（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彼拉格娅姑母（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相继去世。他的妻子亦病了。“家庭中没有完满的幸福……”一八七六年三月一日致费特书。
作品上便稍稍留着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的热情的痕迹。“女人是男子的事业的障碍石。爱一个女人同时又要做些好的事业是极难的；要不永远受着阻碍的惟一的方法便是结婚。”（《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册————阿谢特法译本）除了在讲起列文订婚的几章的美丽的文字外，本书中所讲起的爱情，已远没有《战争与和平》中若干篇幅的年青的诗意了，这些篇幅是足以和一切时代的美妙的抒情诗媲美的。反之，这里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统制这部小说的定命论，不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种神克里希纳，不复是一个运命的支配者，而是恋爱的疯狂，“整个的维纳斯”在舞会的美妙的景色中，当安娜与沃伦斯基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的时候，是这爱神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种几乎是恶魔般的诱惑力”。《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一册。当沃伦斯基宣露爱情的时候，亦是这爱神使安娜脸上发出一种光辉，————“不是欢乐的光辉。而是在黑夜中爆发的火灾的骇人的光辉。”同前。亦是这爱神使这光明磊落、理性很强的少女，在血管中，流溢着肉欲的力，而且爱情逗留在她的心头，直到把这颗心磨炼到破碎的时候才离开它。接近安娜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这潜伏着的魔鬼的吸力与威胁。基蒂第一个惊惶地发现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的欢乐的感觉中也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她面前，失掉了他全部的意志。安娜自己亦知道她已不能自主。当故事渐渐演化的时候，无可震慑的情欲，把这高傲人物的道德的壁垒，尽行毁掉了。她所有的最优越的部分，她的真诚而勇敢的灵魂瓦解了，堕落了：她已没有勇气牺牲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她的爱人之外更无别的目标，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她受着嫉妒的煎熬，完全把她征服了的性欲的力量，迫使她在举动中声音中眼睛中处处作伪；她堕入那种只要使无论何种男子都要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她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不可容忍的苦恼，和为了自己精神的堕落而悲苦的情操迫使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而那胡须蓬乱的乡人”，————她和沃伦斯基时时在梦中遇见的幻象，————“站在火车的足踏板上俯视铁道”；据那含有预言性的梦境所示，“她俯身伏在一张口袋上，把什么东西隐藏在内，这是她往日的生命、痛苦、欺妄和烦恼……”“我保留着报复之权。”书首的箴言。上帝说……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为托尔斯泰一鼓作气以极深刻的笔触描写的一幅画。在这悲剧周围，托尔斯泰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插下好几个别的人物的小说。但这些平行的历史可惜衔接得太迅骤太造作，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中交响曲般的统一性。人们也觉得其中若干完全写实的场面，————如圣彼得堡的贵族阶级与他们有闲的谈话，————有时是枉费的。还有，比《战争与和平》更显明地，托尔斯泰把他的人格与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的景色交错在一起。但作品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富丽。和《战争与和平》中同样众多的人物，同样可惊地准确。我觉得男子的肖像更为优越。托尔斯泰描绘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可爱的自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见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还有卡列宁，高级官员的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远借着讥讽以隐藏自己的情操：尊严与怯弱的混合品；虚伪世界的奇特的产物，这个虚伪世界，虽然他聪明慷慨，终于无法摆脱，————而且他的不信任自己的心也是不错的，因为当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摆布时，他便要堕入一种神秘的虚无境界。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一八六○年时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的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与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在本书的结尾中，还有明白攻击战争、国家主义、泛斯拉夫族主义的思想。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的变相，————即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的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耍一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的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对于社会，罪恶是合理的。牺牲爱，却是不健全。”（《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二册）列文所以如化身的托尔斯泰般在书的结尾中亦变得升华者，是因为死亦使他感动了之故。他素来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彻底怀疑”。出处同前。自从他看见他的兄弟死后，他为了自己的愚昧觉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时期内曾抑住这些悲痛的情绪。但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之后，它们重复显现了。他时而祈祷时而否定一切。他徒然浏览哲学书籍。在狂乱的时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杀。体力的工作使他镇静了：在此，毫无怀疑，一切都是显明的。列文和农人们谈话；其中一个和他谈着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这对于他不啻是一个启示。他发现理智与心的敌对性。理智教人为了生存必得要残忍地奋斗；爱护他人是全不合理的：“理智是什么也没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启示给我的。”《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二册。
从此，平静重新来临。卑微的乡人————对于他，心是惟一的指导者————这个名辞把他重新领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不想知道。这时候的列文，如将来长久时期内的托尔斯泰一般，在教会前面是很谦恭的，对于教义亦毫无反抗的心。
“即是在天空的幻象与星球的外表的运动中，也有一项真理。”同前。
第十章
列文瞒着基蒂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亦即是托尔斯泰同时瞒着他的妻子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实在说来，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只愿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的精力与勇气。《安娜·卡列尼娜》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所羁绊住了，我惟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一八七六年致费特书）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害怕。于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见《忏悔录》（一八七九年）。全集卷十九。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在此我把《忏悔录》中一部分作概括的引述，只保留着托尔斯泰的语气。“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爱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杀的诱惑一般。”这种精神状态并非是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的自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的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一八八○年左右，欧洲盛行着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的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忏悔录》。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这时代的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性。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画像（一八七三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须与鬓毛十分凌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毛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的意义方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个人只知道别人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们成为和他们一样不是仗我们自己就可办到的。我们徒然祈求上帝；徒然张着渴望的臂抱倾向着他。上帝躲避我们，哪里抓住他呢？
一天，神的恩宠获得了。
“早春时的一天，我独自在林中，我听着林中的声音。我想着我最近三年来的惶惑，神的追求。从快乐跳到绝望的无穷尽的突变……突然，我看到我只在信仰神的时候我才生活着。只要思念到神，生命的欢乐的波浪便在我内心涌现了。在我周围，一切都生动了，一切获得一种意义。但等到我不信神时，生命突然中断了。我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那么，我还寻找什么呢？便是‘他’，这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神和生活，是一件事情。神便是生……“从此，这光明不复离开我了。”《忏悔录》。
他已得救了。神已在他面前显现。实在说来，这已非第一次。《高加索纪事》中的青年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的军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亲王与皮埃尔，都有过同样的幻觉。但托尔斯泰是那么热情，每次他发现神，他必以为是第一次而以前只是黑夜与虚无。在他的过去，他只看见阴影与羞耻。我们由于他的《日记》，比他自己更认识他的心灵的变化史。我们知道他的心即在迷失惶惑时亦是含有深刻的宗教性的。而且，他亦承认，在《教义神学批判》的序文中，他写道：“神！神！我在不应当寻找的地方寻找真理。我知道我是在彷徨。我明知我的性欲是不好的，我却谄媚它；但我永不会忘记你！我永远感到你，即在我迷失的时候”————一八七八————七九年间的狂乱只是一场比别次更剧烈的精神病，也许是因为连年所受的人口亡故的刺激与年龄增高的影响。这一次病变的惟一的特征，即神的显现并未在冥思出神的境界过去之后消散，托尔斯泰受着经验的教训，急急地“前进，只要他抓着光明的时候”，并在他的信心中归纳出整个的人生观。并非他从来不曾作过此种试验，（我们记得他在大学生时代已有“人生的规律”这概念了，）而是在五十岁的年纪，热情去诱惑他走入歧途的机会较少。
但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不能以冥想入定为满足；因为他的亚洲人的幻梦中又杂有西方人的重视理智与要求行动的性格，故他必得要把所得到的显示，表现诚实地奉行的信仰，从这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规律。毫无成见地，为了愿真诚地相信他的家族们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参与的罗马正教的教义。关于这一段纪事的《忏悔录》，署有下列的小标题：《教义神学批判及基督教主义检讨导言》。且为更加迫近这教义起见，他在三年中参与一切宗教仪式，忏悔，圣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断，只自己发明种种解释去了解他觉得暗晦或不可思议的事。为了信仰他和他所爱的人，不论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个相当的时间，“爱会替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他的努力只是徒然：他的理智与心互相抗争起来。有些举动，如洗礼与圣餐，于他显得是无耻的。当人家强使他重复地说圣体是真的基督的肉和血时，“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堵不可超越的墙壁的，并非是教义，而是实行问题。————尤其是各个教会中间的互相仇恨，“我，是把真理放在发情的单位中的我，觉得宗教把它所要产生的自己毁灭为可怪。”（见《忏悔录》）和不论是绝对的或默许的杀人权，————由此产生战争与死刑这两项。
于是，托尔斯泰决绝了；他的思想被压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决绝尤为剧烈。他什么也不顾忌了。他轻蔑这为他在隔昨尚在笃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不独把神学当作“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我确信教会的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的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一九○一年四月四————十七日）参看《教会与国家》。（一八八三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的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的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的联络”。在他的《四福音书一致论》（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的基捶一八八三）。
这信仰便在下列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的主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信心的基础是摩西在山上的宣道，托尔斯泰把这些教训归纳成五诫：
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为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其积极部分只包括在一条告诫中：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
基督说过，谁对于这些诫命有何轻微的违背，将在天国中占据最小的地位。
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
“不论这显得多么可异，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后，发现这些规律如一件新颖的事迹。”
那么，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以赛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类史上自有宗教的统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圣贤————自释迦牟尼至康德————的平行性。他写道：“耶稣的主义，对于我只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犹太、印度、中国等各种思潮的一流。耶稣的两大原则：对于神的敬爱，即绝对的完满；对于同类的博爱，即一视同仁，毫无分别；这两项原则都曾为世界上古代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近代贤哲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等所共同宣扬。”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人，————这些印度、中国、希伯莱的半神与先知者的信徒。他竭力为他们辩护。攻击他所称为“伪善者”与“法学教官Ｓｃｒｉｂｅｓ”的一流，攻击已成的教会，攻击傲慢的科学的代表者。托尔斯泰辩称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虚心而认识界限的。这并非说他欲借心灵的显示以推翻理智。自从他脱离了《忏悔录》上所说的烦闷时期之后，他尤其是理智的信奉者，可说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最初是Ｖｅｒｂｅ（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和圣约翰一样的说法，“Ｖｅｒｂｅ，意即‘理智’。”
他的《生命论》一书（一八八七），在题词中曾引用帕斯卡尔的名句：“人只是一支芦苇，自然中最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包含在思想中……因此我们得好好地思想：这即是道德的要义。”托尔斯泰在精神狂乱的时候，常常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致费特书中曾经提及。
全书只是对于理智的颂诗。
“理智”固然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全体，把肉的生活当作全部生活的”，而是统制着人的生命的最高律令，“有理性的生物，即人，所必然要依据了它生活的律令”。
“这是和统制着动物的生长与繁殖，草木的萌芽与滋荣，星辰与大地的运行的律令类似的律令。只在奉行这条律令，为了善而把我们的兽性服从理智的规条的行为中，才存有我们的生命……理智不能被确定，而我们也不必加以确定，因为不独我们都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理智————而非由信仰————而知道的……只在理智有了表白的时候生命方才开始。惟一真实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某男爵书中，托尔斯泰亦言：“人所直接受之于神的，只有认识自己和接触世界的一种工具。这工具，便是理智，理智是从神来的。它不独是人类崇高的品性，且是认识真理的惟一的工具。”
那么，有形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因为它不是由我们自主的。”
“我们肉体的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我们这时代一切赋有理智的人，个人的善行之不可能，已成为确切不移的真理。”见《托尔斯泰传》。
还有许多前提，毋容我在此讨论，但表现托尔斯泰对于理智怀有多少的热情。实在，这是一种热情，和主宰着他前半生的热情同样的盲目与嫉忌。一朵火焰熄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或可说永远是同一朵火焰，只是它变换了养料而已。
而使“个人的”热情和这“主智的”热情更形肖似的，是因为这些热情都不能以爱为满足，它们要活动，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当做。”基督说过。
理智的活动现象是什么？————爱。
“爱是人类惟一的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它所需的，便是什么也不掩蔽理智的光芒，因为惟有理智的光芒方能助长爱。……爱是真实的善，至高的善，能解决人生一切的矛盾，不独使死的恐怖会消灭，且能鼓舞人为别人牺牲：因为除了把生命给予所爱者之外，无所谓别的爱了；只有它是自己牺牲时，爱才配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人懂得要获得个人的幸福之不可能时，真正的爱方能实现。那时候，他的生命的精髓才能为真正的爱的高贵的接枝，而这接枝为了生长起见，才向这粗野的本干，即肉的本体，去吸取元气……”见《托尔斯泰传》。
这样，托尔斯泰并不如一条水流枯竭的河迷失在沙土里那般地达到信仰。他是把强有力的生命的力量集中起来灌注在信仰中间。————这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这热烈的信心，把爱与理智密切地结合了，它在托尔斯泰致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复书中找到了完满的表白：这宗教思想必然是由好几个问题演化出来的，尤其是由于那涉及未来生活的概念。
“我相信神，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的意志从没有比在基督的教义中表现得更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而向他祈祷，这将冒犯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的意志，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了他们服务，如神要一切人类为了他而活动一般；这便是，据福音书所说，一切的律令和预言的要旨。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的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我们的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是更完满的福乐；我相信这爱的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换言之，是以一种含有协和、真理、博爱的新的系统来代替一种含有分离、谎骗与强暴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在爱情中获得进步起见，我们只有一种方法：祈祷。不是在庙堂中的公共祈祷，为基督所坚决摈绝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则般的祈祷，孤独的祈祷，使我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具有更坚实的意识……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人是依了他的行为而获得酬报，现世与来世，现在与将来，都是如此。我对于这一切相信得如是坚决，以至在我这行将就木的年纪，我必得要以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我私心祝望肉体的死灭————换言之，即祝望新生命的诞生。”见一九○一年五月一日巴黎《时报》所发表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文。
第十一章
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见前书。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惟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八六）全集卷二十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一八八五年时代的照相，见全集版《我们应当做什么？》中插图。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
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辞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国检查委员会删去。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造成悲惨的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罪恶的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的工作的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惟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的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诫条。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塔耶夫的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塔耶夫与邦达列夫。”（见前书）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塔耶夫的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一八九五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着：《为何人们会麻醉》。《残忍的享乐》，印行于一八九五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晴。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第十二章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矗”一八七八年夏。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莱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一八八二年。
她写信给他道：
“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她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罢，只要他不哭。”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她预想到她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她重新拆开她的信，在爱的狂热中写道：“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得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的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子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与的痛苦而懊丧烦恼。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她知道，“惟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的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诱惑。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的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制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的运命系在你们手掌之间！”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最后几行。时代是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的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像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致友人书。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的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言归旧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尔斯泰致书屠格涅夫请其原谅。屠格涅夫于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尔斯泰回拜他。大家对于他举动的改变，他的温和，他的谦虚都感着惊讶。他仿佛是再生了。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致卜龙斯基书。（见比鲁科夫引述）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吉瓦尔地方所发的信。
全欧洲的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请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转的讽劝：“杰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终了，俄文原版第十二章。他写道：“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惟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注意到在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文中，特·沃居埃不知不觉间也采用了托尔斯泰的语气，他说：“不论是有理无理，也许是为了责罚，我们才从上天受到这必须而美妙的缺点：思想……摈弃这十字架是一种亵渎的反叛。”（见《俄国小说论》，一八八六年）————可是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三年时写信给他的姑母说：“各人都应当负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的工作，坏的，骄傲的，充满着诱惑。”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为了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而托尔斯泰，如普洛斯帕罗一样，把他创造幻象的魔棒永远折毁了。普洛斯帕罗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特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
第十三章
奇怪的是人们讲起托尔斯泰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思想时，往常竟不注意他表露这些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在此，托尔斯泰第一次攻击科学与艺术；以后的战斗中更无一次是与这初次冲突时的猛烈相比拟的。我们奇怪最近在法国对科学与知识阶级的虚荣心加以攻击之时，竟没有人想起重新浏览这些文字。它们包含着对于下列种种人物的最剧烈的抨击：“科学的宦官”，“艺术的僭越者”，那些思想阶级，自从打倒了或效忠了古昔的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居然占据了他们的地位，不愿或不能为人类尽些微的力，借口说人家崇拜他们，并盲目地为他们效劳，如主义一般宣扬着一种无耻的信仰，说什么为科学的科学，为艺术的艺术，————这是一种谎骗的面具，借以遮掩他们个人的自私主义与他们的空虚。
“不要以为，”托尔斯泰又说，“我否定艺术与科学。我非特不否定它们，而是以它们的名义我要驱逐那些出卖殿堂的人。”
“科学与艺术和面包与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的科学是对于天职的认识，因此是对于人类的真正的福利的认识。真的艺术是认识天职的表白，是认识全人类的真福利的表白。”
他颂赞的人，是：“自有人类以来，在竖琴或古琴上，在言语或形象上，表现他们对着欺罔的奋斗，表现他们在奋斗中所受的痛苦，表现他们的希望善获得胜利，表现他们为了恶的胜利而绝望和为了企待未来的热情。”
于是，他描画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形象，他的辞句中充满着痛苦的与神秘的热情：“科学与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僭越任何权利而只认识义务的时候才有善果。因为牺牲是这种活动的原素，故才能够为人类称颂。那些以精神的劳作为他人服务的人，永远为了要完成这事业而受苦：因为惟有在痛苦与烦闷中方能产生精神的境界。牺牲与痛苦，便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运命：因为他的目的是大众的福利。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我们没有时间去闲逛与作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一般人素所相信的那样，留在奥林匹克山的高处，他永远处于惶惑与激动中。他应当决定并说出何者能给予人类的福利，何者能拯万民于水火；他不决定，他不说出，明天也许太晚了，他自己也将死亡了……并非是在一所造成艺术家与博学者的机关中教养出来的人（且实在说来，在那里，人们只能造成科学与艺术的破坏者），亦非获得一纸文凭或享有俸给的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这是一个自愿不思索不表白他的灵魂的蕴藉，但究竟不能不表白的人，因为他是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着：这是他的内在的需要与他对于人类的爱情。决没有心广体胖、自得自满的艺术家。”见《我们应当做什么？》第三七八————三七九页。
这美妙的一页，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不啻展开了悲剧的面目，它是在莫斯科惨状所给予他的痛苦的直接印象之下，和在认科学与艺术是造成现代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与伪善的共同犯这信念中写成的。————这种信念他从此永远保持着。但他和世界的悲惨初次接触后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痕也渐次平复了；他甚至要辩明痛苦，————不独是个人的而且是别人的痛苦。“因为抚慰别人的创痛才是理性生活的要素。对于一个劳动者，他的工作的对象怎么会变为痛苦的对象？这仿佛如农夫说一块没有耕种的田于他是一桩痛苦一般。”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我们一些也找不到像这部书中的痛苦的呻吟与报复式的忿怒。无论何处也找不到这个以自己的鲜血来创造的艺术家的宣道，这种牺牲，与痛苦的激动，说这是“思想家的宿命”，这种对于歌德式的艺术至上主义的痛恶。在以后批评艺术的著作中，他是以文学的观点，而没有那么浓厚的神秘色彩来讨论了，在此，艺术问题是和这人类的悲惨的背景分离了，这惨状一向是使托尔斯泰想起了便要狂乱，如他看了夜间栖留所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哭泣叫喊一般。
这不是说他的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有时会变得冷酷的。冷酷，于他是不可能的。直到他逝世为止，他永远是写给费特信中的人物：“如果人们不爱他的人群，即是最卑微的，也应当痛骂他们，痛骂到使上天也为之脸红耳赤，或嘲笑他们使他们肚子也为之气破。”据一八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讯。————托尔斯泰所以不喜屠格涅夫的哀怨病态的艺术者以此。
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便实践他的主张。否定的部分————谩骂与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至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与讥讽。他也过分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与敏感，以至他们把他认做不独是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永远紧接着建设的。他从来不为破坏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破坏。且在他谦虚的性格中，他从不自命建立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防卫艺术，防卫它不使一般假的艺术家去利用它，损害它的荣誉。一八八七年，在他那著名的《艺术论》问世以前十年，他写信给我道：“真的科学与真的艺术曾经存在，且将永远存在。这是不能且亦不用争议的。今日一切的罪恶是由于一般自命为文明人————他们旁边还有学者与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如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之故。这个阶级却具有一切阶级的缺点。它把社会上的原则降低着来迁就它本身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所称为科学与艺术的只是一场大骗局，一种大迷信，为我们脱出了教会的古旧迷信后会堕入的新迷信。要认清我们所应趱奔的道路，必得从头开始，————必得把使我觉得温暖但遮掩我的视线的风帽推开。诱惑力是很大的。或是我们生下来便会受着诱惑的，或者我们一级一级爬上阶梯；于是我们处于享有特权的人群中，处于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的僧侣群中了。我们应当，好似对于婆罗门教或基督教教士一样，应当有极大的真诚与对于真理的热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的特权的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一个严正的人，在提出人生问题时，决不能犹豫。为具有明察秋毫的目光起见，他应当摆脱他的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的地位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迷信。使自己处在一个儿童般的境地中，或如笛卡尔一样的尊重理智……”这封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曾于一九○二年发表于巴黎《半月刊》上。
这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的迷信，这“大骗局”，被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揭发了。《艺术论》（依原文直译是《何谓艺术？》今据国内已有译名）于一八九七————九八年间印行，但托尔斯泰筹思此书已有十五年之久。用严厉的辞句，他揭发它的可笑，贫弱，虚伪，根本的堕落。他排斥已成的一切。他对于这种破坏工作，感到如儿童毁灭玩具一般的喜悦。这批评全部充满着调笑的气氛，但也含有许多偏狂的见解，这是战争。托尔斯泰使用种种武器随意乱击，并不稍加注意他所抨击的对象的真面目。往往，有如在一切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他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卫护的人物，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因为他过于激动了，在动作之前没有相当的时间去思索，也因为他的热情使他对于他的理由的弱点，完全盲目，且也————我们应当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充分之故。
在他关于文学方面的浏览之外，他还能认识什么现代艺术？他看到些什么绘画，他能听到些什么欧罗巴音乐，这位乡绅，四分之三的生活都消磨在莫斯科近郊的乡村中，自一八六○年后没有来过欧洲；————且除了惟一使他感到兴趣的学校之外，他还看到些什么？————关于绘画，他完全摭拾些道听途说的话，毫无秩序的引述，他所认为颓废的，有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他为了他们所表现的善良的情操而佩服的，有布雷东，莱尔米特，但他蔑视米开朗琪罗，且在描写心灵的画家中，亦从未提及伦勃朗。————关于音乐，他比较更能感觉，关于这点，我将在论及《克勒策奏鸣曲》时再行提及。但亦并不认识：他只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中，只知道在一八四○年时代已经成了古典派的作家，此后的作家他一些不知道了（除了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使他哭泣）；他把勃拉姆斯与理查·施特劳斯同样加以排斥，他竟教训贝多芬，他的偏执自一八八六年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一书中，他还不敢得罪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亚。他反而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指摘他们。“伽利略、莎士比亚、贝多芬的活动和雨果、瓦格纳们的绝无相似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见上述书）而在批判瓦格纳时，只听到一次《西格弗里德》便自以为认识了他全部，且他去听《西格弗里德》，还是在上演开始后进场而在第二幕中间已经退出的。那时他还想在第一幕未定前就走掉。“为我，问题是解决了，我更无疑惑。对于一个能想像出这些情景的作家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我们可以预言他所写的东西永远是坏的。”————关于文学的知识，当然较为丰富。但不知由于何种奇特的错误，他竟避免去批判他认识最真切的俄国作家，而居然去向外国诗人宣道，他们的思想和他的原来相差极远，他们的作品也只被他藐视地随手翻过一遍！大家知道，他为要在法国现代诗人作品中作一选择起见，曾发明这可惊的原则：“在每一部书中，抄录在第二十八页上的诗。”
他的武断更随了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莎士比亚论》（一九○三）————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埃内斯特·格罗斯比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的论文所引起的。
这种肯定真堪佩服！托尔斯泰不怀疑。他不肯讨论。他握有真理。他会和你说：“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或：“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的Ｅ调夜曲，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或：“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且在描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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