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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土耳其式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眼睛盯着我的靴子。这时我正躺在一把藤靠背椅上，伸出去的两只脚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
“英国式的，"我有点惊奇地回答说，“在牛津大街拉梯默鞋店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显出不耐烦的神情。
“澡堂！"他说，“澡堂！为什么去洗使人松弛而费钱的土耳其浴，而不洗个本国式的澡提提精神呢？”
“因为这几天我的风湿病犯了，感到衰老了。土耳其浴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可取的疗法，一个新的起点，躯体的一种清洁剂。”
“唉，对了，福尔摩斯，"我接着说，“我不怀疑，对于周密的头脑来说，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不过，要是你能说清楚，我将十分感激。”
“这番道理并不太深奥，华生，"福尔摩斯说，顽皮地眨一眨眼。"我要用的还是那一套推论法。我来问你，你今天早上坐车回来，有谁和你同车。”
“我并不认为一种新颖的例证就是一种解释，"我带点挖苦地说。
“好啊，华生！好一个庄严而合理的抗议。我来看，问题在哪里呢？把最后的拿到最前来说吧——马车。你看，你的左衣袖上和肩上溅有泥浆。如果你坐在车子的当中，就不会有泥浆了。如果你坐在车子当中，要有泥浆当然是两边都会有。所以，你是坐在车子的一边，这很清楚。你有同伴，这同样也很清楚。”
“这很明显。”
“平淡无奇，是不是？”
“但是靴子和洗澡？”
“同样简单。你穿靴子有你自己的习惯穿法。我现在看到的是，靴子系的是双结，打得很仔细，这不是你平时的系法。你脱过靴子。是谁系的呢？鞋匠——要不就是澡堂的男仆。不可能是鞋匠，因为你的靴子差不多是新的。喔，还有什么呢？洗澡。太荒唐了，是不是？但是，总之洗土耳其浴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已经洗过土耳其澡，因为你要换换洗法。我建议你洗一个吧。我亲爱的华生，去一趟洛桑怎么样？头等车票，一切开销都会是有气派的。”
“好！但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靠回安乐椅里，从口袋中取出笔记本。
“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种人，"他说，“就是漂泊孤独的女人。她本身无害，而且往往是很有用的人，但却总是引起别人犯罪的因素。她无依无靠，到处为家。她有足够的钱供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她往往失落在偏僻的公寓和寄宿栈房的迷宫里。她是迷失在狐狸世界里的一只小鸡。一旦她被吞没，也很少有人想念她。我很担心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已经遇到了某种不幸。”
这样突然从抽象概括转到具体问题，使我感到欣慰。福尔摩斯在查阅他的笔记。
“弗朗西丝女士，"他接着说，“是已故拉福顿伯爵直系亲属中唯一的幸存者。你可能记得，遗产都给了儿辈，只留给她一些非常稀奇的古老西班牙银饰珍宝和精巧琢磨的钻石。她喜爱这些东西，真是爱不释手，不肯存放在银行家那里，老是随身带着。弗朗西丝女士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物，是个美貌的女人，仍然处在精力充沛的中年，可是，由于一次意外的遭遇，却成为二十来年前还是一支庞大舰队的最后一只轻舟。”
“那么她出了什么事啦？”
“咳，弗朗西丝女士出了什么事？是活着还是死了？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四年来，她每隔一个星期写一封信给她的老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这已成习惯，从不改变。杜布妮小姐早已退休，现在住在坎伯韦尔。前来找我的就是这位杜布妮小姐。五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讯。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饭店寄出的。弗朗西丝女士似乎已经离开那里，没有留下地址。一家人都很着急。他们非常有钱，如果我们能够弄清事情的真相，他们将不惜重金酬谢。”
“杜布妮小姐是唯一能提供情况的人吗？这位女士肯定也给别的人写信吧？”
“有一个通讯者是肯定的，华生，那就是银行。单身女人也得活。她们的存折就是日记的缩影。她的钱存在西尔维斯特银行。我看过她的户头。她取款的最后一张支票，只是为了付清在洛桑的帐目，但是数目很大，现款可能留在她手上。从那以后只开过一张支票。”
“给谁的？开到什么地方？”
“开给玛丽·黛汶小姐。开到什么地方不清楚。不到三个星期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纳银行兑现。总数是五十镑。”
“那么这个玛丽·黛汶小姐是谁呢？”
“这个，我查出来了。玛丽·黛汶小姐过去是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女仆。为什么把这张支票给她，我们还无法断定。但是毫无疑问，你的研究工作将会很快弄清这个问题。”
“我的研究工作？”
“为此才要到洛桑去作一番恢复健康的探险呐。你知道，老阿伯拉罕斯生怕送命，我不能离开伦敦。另外，一般情况下，我最好不到国外去。要是没有我，苏格兰场会感到寂寞的，并且也会在犯人当中引岂不健康的激动。亲爱的华生，去吧。如果我的愚见每个字能值两个便士的高价，那就让它在大陆电报局的另一头日夜听候你的吩咐吧。”
两天后，我来到洛桑的国家饭店，受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经理莫塞先生的殷勤接待。据他说，弗朗西丝女士在此住过几个星期。见到她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年龄不超过四十岁，风韵犹存，可以想见得出她年轻时是如何一位美貌佳人。莫塞并不知道有任何珍贵珠宝。但是茶房曾说起过，那位女士卧室里的那只沉甸甸的皮箱总是小心地锁着。女仆玛丽·黛汶同她的女主人一样，与众人关系甚好。她已同饭店里的一个茶房领班订了婚，打听她的地址并不费事，那是在蒙彼利埃的特拉扬路１１号。这些我都一一记下了。我觉得即使是福尔摩斯本人，收集情况的本领也不过如此罢了。
只有一处还不清楚。这位女士突然离去的原因何在，尚未探明。她在洛桑过得很愉快。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她本想在这高踞湖滨的豪华房间里度过这个季节，但是，她却在预订之后一天就离开了，白付了一周的房金。只有女仆的情人茹勒·维巴提出一些看法。他把突然离去和一两天前一个又高又黑、留着胡子的人来拜访的事联系起来。“野蛮人——地地道道的野蛮人！"茹勒·维巴嚷道。此人住在城里某处。有人见过他在湖边的游廊上和这位女士认真交谈。随后他曾来拜访过。她拒不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是没有留下姓名。这位女士随即离开了那地方。茹勒·维巴，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茹勒·维巴的情人，都认为这次访问是因，离去是果。只有一件事，茹勒不能谈。这就是玛丽何以要离开女主人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不能也不愿说什么。如果我想知道，我必须到蒙彼利埃去问她。
我查询的第一部分就此结束。第二部分要谈的是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要去找的那个地方。关于这一点，似乎有某种秘密使人确信，她到那个地方去是为了甩开某一个人。否则，她的行李上为什么不公开贴上去巴登的标签？她本人和她的行李都是绕道来到了莱茵河游览区的。这些情况是我从当地库克办事处经理那里收集到的。我发电报给福尔摩斯，把我进行的全部情况告诉他，并且收到他的回电。他半诙谐地赞许了我一番。然后，我就前往巴登了。
在巴登追寻线索并不困难。弗朗西丝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半个月。她在那里认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女士和大多数单身女子一样，从宗教中获得慰藉。施莱辛格博士的超凡人格，他的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在执行传教职务过程中得过病，现正在恢复健康这一事实，深深打动了她。她帮助过施莱辛格太太照料这位逐渐恢复健康的圣者。经理告诉我，博士白天在游廊的躺椅上度过，身旁一边站一个服务员。他正在绘制一幅专门说明米迪安天国圣地的地图，并在撰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最后，在完全康复以后，他带着妻子去了伦敦，弗朗西丝女士也和他们一同前往了。这只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此后，这位经理就再没有听到什么了。至于女仆玛丽，她对别的女仆说永远不再干这行了。她早先几天痛哭了一场就走了。施莱辛格博士动身之前，给他的那一帮人都付了账。
“哦，对了，"经理最后说，“事后打听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的人不止你一位。个把星期之前，也有人到这儿来打听过。”
“他留下姓名没有？"我问。
“没有，不过他是英国人，虽然样子显得特别。”
“一个蛮子？"我说，照我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的方式把我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
“对。说他是蛮子倒很恰当。这家伙块头很大，留着胡子，皮肤晒得黝黑，看样子，他习惯住农村客栈，而不是高级饭店。这个人很凶，我可不敢惹他。”
秘密的真相开始显露，随着云雾逐渐散去，人物变得更清楚了。有一个凶险的家伙在追逐这位善良而虔诚的女士，她到一处，他追到一处。她害怕他，要不然她不会逃离洛桑的。他仍然在跟踪着。他早晚会追上她的。他是不是已经追上她了？她继续保持沉默的秘密是否就在这里？跟她作伴的那些善良的人难道竟不加以掩护，使她免遭暴力或讹诈之害？在这长途追逐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目的，什么深奥的企图呢？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
我写信给福尔摩斯，告诉他我已经迅速而肯定地查到案子的根由。我收到的回电却是要我说明施莱辛格博士的左耳是什么样子。福尔摩斯的幽默想法真是奇怪，偶尔未免有些冒失。现在开玩笑也不是时候，所以我就没有加以理会。说真的，在他来电报之前，为了追上女仆玛丽，我已经到了蒙彼利埃。
寻找这位被辞退的女仆并获得她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困难。她很忠诚。她之所以离开她的女主人，只是因为她确信她的主人有了可靠的人照料，同时因为她的婚期已到，早晚总得离开主人。她痛苦地承认，她们住在巴登的时候，女主人曾对她发过脾气。有一次甚至追问过她，好象女主人对她的忠诚发生了怀疑。这样分手反倒更加好办，否则就会难舍难分。弗朗西丝送给她五十镑作为结婚礼物。和我一样，玛丽也非常怀疑那个使她的女主人离开洛桑的陌生人。她亲眼看见他公然在湖滨游廊上恶狠狠地抓住这位女士的手腕。他这个人凶狠可怕。玛丽认为，弗朗西丝女士愿意和施莱辛格夫妇同去伦敦，就是因为害怕这个人。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向玛丽提过，但是许多细小的迹象都使这位女仆深信，她的女主人一直生活在精神忧虑的状态中。刚说到这里，她突然从椅子上惊跳起来，脸色惊恐。"看！"她叫喊起来，“这个恶棍悄悄跟到这儿来啦！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透过客厅里敞开着的窗子，我看见一个留着黑胡子的黑大汉缓慢地踱向街中心，急切地在查看门牌号码。显然，他和我一样在追查女仆的下落。我一时冲动，跑到街上，上前去和他搭腔。
“你是英国人，"我说。
“是又怎么样？"他反问我，怒目而视。
“我可以请问尊姓吗？”
“不，你不可以，"他断然地说。
这种处境真是尴尬。可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常常是最好的方式。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他惊讶地看着我。
“你把她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追踪着她？我要你回答！"我说。
这个家伙怒吼一声，象一只老虎似地向我猛扑过来。我经历过不少格斗，都能顶得住。但是这个人两手如铁钳，疯狂得象个魔鬼。他用手卡住我的喉咙，几乎使我失去知觉。这时从对面街上的一家酒店里冲出一个满脸胡须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手拿短棍，一棒打在向我行凶的那家伙的小臂上，使得他松了手。这家伙一时站住了，怒不可遏，不知是否应该就此罢休。然后，他怒吼一声，离开了我，走进我刚才从那里出来的那家小别墅。我转身向我的保护人致谢，他就站在路上，在我的旁边。
“嗨，华生，"他说，“你把事情搞糟啦！我看你最好还是和我坐今晚的快车一起回伦敦去吧。”
一个小时后，穿着平时的服装，恢复原来风度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坐在我的饭店的房间里。他解释说，他之所以突然出现，道理极其简单，因为他认为他可以离开伦敦了，于是就决定赶到我旅程的下一站把我截住，而下一站是明显不过的。他化装成一个工人坐在酒店里等我露面。
“亲爱的华生，你做调查工作始终如一，不简单哪，"他说。“我一时还想不起你可能有什么疏忽之处。你的行动的全部效果就是到处发警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就是你来干，大概也不比我强，"我委屈地回答说。
“不是大概。我已经干得比你强。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在这里和你住在同一个饭店里。我们可以肯定，要进行更有成果的调查，他就是起点。”
一张名片放在托盘上送了进来。随即进来一个人，就是刚才在街上打我的那个歹徒。他看见我，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我得到你的通知，就来了。可是和这个人有什么相干？”
“这是我的老朋友兼同行华生医生。他在协助我们破案。”
这个陌生人伸出一只晒得很黑的大手，连声道歉。
“但愿没有伤着你。你指控我伤害了她，我就火了。说实在的，这几天我是不应负责任的。我的神经就象带电的电线一样。可是这种处境，我无法理解。福尔摩斯先生，我首先想要知道的就是你们到底是怎么打听到我的？”
“我和弗朗西丝女士的女家庭教师杜布妮小姐取得了联系。”
“就是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姗·杜布妮吗？我记得她。”
“她也记得你。那是在前几天——当时你认为最好是到南美去。”
“啊，我的事你全都知道啦。我用不着向你隐瞒什么了。我向你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男人爱女人象我爱弗朗西丝女士那样真心实意。我是个野小伙子，我知道——我并不比别的年轻人坏。但是她的心象雪一样洁白。她不能忍受丝毫粗鲁。所以，当她听说我干过的事，她就不理睬我了。但是她爱我——怪就怪在这儿——她是那样爱我，就是为了我，她在那些圣洁的年月里一直保持独身。几年过去了，我在巴伯顿发了财。这时候，我想我或许能够找到她，感动她。我听说她还是没有结婚。我在洛桑找到她，并且尽了一切努力。我想她变得衰弱了，但是她的意志却很坚强，等我第二次去找她，她已经离开洛桑了。我又追她到了巴登，没过多久，我听说她的女仆在这里。我是一个粗野的人，刚脱离粗野的生活不久，当华生医生那样问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弗朗西丝女士现在怎么样啦。”
“我们要进行了解，"福尔摩斯以十分严肃的声调说。"你在伦敦的住址呢，格林先生？”
“到兰姆饭店就可以找到我。”
“我劝你回到那里去，不要离开，我们万一有事可以找你，好不好？我不想让你空抱希望，但你可以相信，为了弗朗西丝女士的安全，凡是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一切在所不惜。现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我给你一张名片，以便和我们保持联系。华生，你整理一下行装，我去拍电报给赫德森太太，请她明天气点半钟为两个饥肠辘辘的旅客准备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房里，已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们。福尔摩斯看了电报又惊又喜。他把电报扔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一切，"福尔摩斯回答说。“你应当记得，我问过一个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的左耳。你没有答复我。”
“我早已离开巴登，无法询问。”
“对。正因为如此，我把一封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答复。”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危险的人物，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就是亨利·彼特斯，是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最无耻的流氓之一——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某些道貌岸然的人物。他的拿手本领就是诱骗孤身妇女，利用她们的宗教感情。他那个所谓的妻子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帮手。我从他的做法的性质看破了他的身份，还有他身体上的特征——一八八九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发生过一次格斗，他在这次格斗中被打得很厉害——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竟落到了这一对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恶魔似的夫妻手里，华生。说她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死，无疑也被软禁起来了，已经无法写信给杜布妮小姐和别的朋友，她根本就没有到达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经过了伦敦。不过第一种可能未必能成立，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对大陆警察耍花招是不容易的。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大可能找到一个地方能轻易地把一个人扣押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是在伦敦，不过我们目前无法说出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吃我们的饭，养好我们的精力，耐心等待。晚上，我将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谈一谈。”
正规警察也好，福尔摩斯的高效率的小组也好，都不足以揭露这一秘密。在伦敦数百万茫茫人海中，我们要找的这三个人无踪无影，仿佛根本就不存在。登广告试过了，不行。线索也追过了，一无所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作了推断，无济于事。把他的老同伙监视起来了，可是他们不去找他。一个星期无所适从地过去了，忽然闪露出一线光亮。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票里，有人典当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耳环的人个子高大，脸刮得很光，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但从所说情况看，肯定是施莱辛格。
我们那个住在兰姆饭店的满脸胡子的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了三次。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一新的发现还不到一个小时。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服显得越来越肥大了。由于焦虑，他似乎逐渐在衰弱下去。他经常哀求说：“是不是让我干点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开始当首饰了。现在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
“这是不是说弗朗西丝女士已经遭遇什么祸害了？”
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摇摇头。
“现在也许把她看管起来了。很清楚，放走了她，他们就会自取灭亡。我们要作好准备，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能干点什么？”
“那些人认不出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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