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民族独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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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章 民族独立

    不过，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大，难以用反动的方式摧毁。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紧随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民族情感

    假设我们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措施，那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吧，但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要知道，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持续不断的战乱记忆犹新的人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真心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朝着一个似乎最能保证欧洲长治久安的方向，重新安排了欧洲地图。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出于任何有恶意的用心。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旧式外交 学校毕业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这是一个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不过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方面，他显得极端地冷酷无情。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却宣扬过一种新信条————“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划的限制，与圆颅骨或阔鼻梁也没多大关系。民族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儿童宣讲法兰西的伟大时，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不久之后，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穿过封建城堡的废墟，发现他们伟大种族最久远的尸骨。而他们则自愧为这些伟大祖先的孱弱子孙。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历史发现的结果往往都引发出一阵阵对古老祖国的新生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坚信其伟大祖先的至高荣耀。

    可维也纳会议无视人们的情感。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它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一道，统统列入了禁书目录。

    不过历史对于所有会议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无情嘲弄。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但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将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 思考一样，以惨败收场。

    南美革命和门罗宣言

    有意思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是从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无暇他顾，南美大陆 的西属殖民地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于他，而拒绝承认1808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首航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出于一阵突发的博爱与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此前只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可他们的后悔与他们的冲动来得一样快。法国人很快又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了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议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决不利用和谈的机会加害他。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便死于一所法国的监狱。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这样，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大革命时代，他到访过巴黎，亲眼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状况。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返回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也成为革命将领之一。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出逃他乡。

    在接下来的5年里，玻利瓦尔独力领导着这项岌岌可岌岌可危、似乎注定无法成功的事业。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支持，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 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从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 ，使西班牙殖民者疲于应付。很显然，西班牙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反叛一一镇压的，必须紧急救助于神圣同盟。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担忧。如今，英格兰船队已取代荷兰人，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神圣同盟的行动。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正在此时，英国内阁发生人事变动。辉格党 被踢出局，由托利党 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使外交 手腕的乔治·坎宁担任了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将非常乐于以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支援美国。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将把神圣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企图，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行为的具体表现”。四周以后，英国报章刊载了“门罗主义”的全文，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做出抉择。

    梅特涅退缩了。从个人来说，他倒很乐意冒触怒美国的危险（自1812年失败的美英战争后，美国的陆海军一直不被重视），不过坎宁满含威胁的态度以及欧洲大陆 自身存在的麻烦使他不得不谨慎从事。于是，拟议中的远征被无限期搁置了，南美及墨西哥最终获得了独立。

    拜伦的希腊

    至于在欧洲大陆 ，骚动来得迅猛而激烈。1820年，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充当和平警察的角色。不久之后，当意大利“烧炭党 ”（由烧炭工人组织的秘密会社）为统一的意大利大做宣传，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时，奥地利军队又被派驻意大利，执行同样的“和平”使命。

    俄罗斯也传来了坏消息。亚历山大沙皇的去世引发了圣彼得堡的一场革命。因为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称为“十二月党 人起义”。这场短暂的流血斗争最后导致大批优秀的俄罗斯爱国者被绞杀或流放西伯利亚。他们只不过不满于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统治，希望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在艾刻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纳，梅特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得到欧洲各宫廷继续支持其政策的保证。各国的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准时到达这些风景宜人的海滨胜地（它们是奥地利首相度夏避暑的常地），共商“稳定”欧洲的大计。他们一如既往地承诺全力镇压起义，可每个人对能够取得成功都心中没底。人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骚动不宁，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处境发发可危。

    不过，真正的麻烦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蛮族人侵西欧的门户。起义最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该地原为古罗马达契亚行省，于公元3世纪脱离了帝国。从那时开始，摩尔达维亚就成了一块如阿特兰蒂斯洲（传说大西洋中一块沉没的大陆 ）一般的“失落的国土”。当地人民仍旧讲古罗马语言，自命罗马人，将他们的国家也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王子发动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俄国会支持他们的斗争。不过梅特涅的特急信使不久便风尘仆仆地奔行于前往圣彼得堡的大道，为俄罗斯统治者捎去了首相先生的信息。沙皇完全为奥地利人关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观点所说服，最终拒绝对罗马尼亚人施以援手。易普息兰梯被迫逃亡奥地利，沦为奥地利监狱的囚徒达7年之久。

    在1821这个多事之秋，希腊也发生了针对土耳其人的暴乱。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团 体便一直在筹备起义。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扯起独立大旗，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报复。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并在1821年复活节那天，将这位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处以绞刑。被同时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为以牙还牙，希腊人屠杀 了摩里亚首府特里波利的所有穆斯林。而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杀死2．5万名东正教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作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可梅特涅却大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食其果”（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首相殿下对俄国沙皇所说的话，“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生自灭”）。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前往援救为自由 而战的希腊人民。应土耳其的要求，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旗帜又飘扬在古雅典要塞特里波利的上空。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维持着当地的治安，而梅特涅密切注视着局势地发展，静待这一“扰乱欧洲和平的举动”变成陈年往事的那一天。

    可英国人又一次打乱了梅特涅的如意算盘。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它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海军，而是它为数众多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暗藏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区别的标志。不过，他们却不承认别人有权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 。如果他们认为在某件事情上政府做错了，他们便毫不犹豫

    地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的自由 表达的权力，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大众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喜欢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越他们的杰出个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相距多遥远，无论多势单力孤，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人民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他们紧盯手边的事务，为日常生计忙个不停，很少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娱乐性冒险”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卑贱人民而战的“古怪”邻居，他们却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葬礼，并以他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勇气与骑士精神的真谛。

    甚至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也动摇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援助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的诗歌打动过全欧洲的男男女女，使他们一掬同情的热泪。三个月后，消息传遍全欧洲：他们的英雄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诗人英雄式的死亡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所有欧洲国家，人们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 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四处奔走呼吁。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去希腊。钱物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正在那里挨饿的起义者。

    在英国，约翰·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看到了打击梅特涅的又一次良机。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待命。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派出了军舰。法国自十字军东征后便一直自诩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它的舰队也不甘落后地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彻底摧毁。在欧洲，从来没有哪场战役的消息受到过如此热烈的公众欢迎。西欧和俄国人民在国内深受压抑的自由 渴望，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829年，希腊和

    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正式宣布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破产了。

    如果我试图在短短一章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书籍。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面对维也纳会议苦心经营来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阵营，它是第一次成功的突防。虽然压迫的堡垒依然存在，虽然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终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还得第18年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大力推行着令人窒息的警察统治。乍看上去，这套体系几乎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可怜的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9年“和平生活”的折磨。事实证明，屈辱的“和平”甚至比帝国时代的10年战争还要悲惨。现在路易消失了，继位的是他的兄弟查理十世。

    路易所属的著名的波旁家族，他们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路易永远记得他兄弟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传到哈姆的那天早晨，他既恐惧又悲愤。这一幕一直索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君主会遭到如何下场。可查理却正好相反，他是一个在未满20岁时就已欠下5000万巨债的花花公子，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最终也不打算有所长进。当他一接替哥哥做了法国国王，他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的新政府（这一评论是由并非激进自由 主义者的惠灵顿公爵做出的，查理的胡 作非为可见一斑）。可以说，他的统治方式甚至使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当查理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

    自由 派报纸，并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国会时，他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

    1830年7月27日夜，巴黎爆发了一场革命。同月30日，国王逃往海岸，乘船去英国。一出“15年的著名闹剧”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被彻底赶下了法国王位。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此时，法国本可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政府，但这样的行动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欧洲的形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一簇反叛的火花越出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桶。维也纳会议强行将荷兰与比利时合并，可这个新尼德兰王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大败笔。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的一个叔叔的后裔）虽然也算个工作刻苦、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太缺乏必要的策略与灵活性，不能使两个心怀怨意的民族和睦相处。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逃难的天主教士涌入比利时，身为新教徒的威廉无论想做点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立即被众多激愤的臣民指为“争取天主教自由 ”的新一次企图，受到众口同声的拦阻。8月25日，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当局的群众暴动。两个月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推举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即科堡的利奥波德为他们的新国王。两个本不该合在一起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键。不过自此之后，它们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彼此和睦相处。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里程不长的铁路，消息的传播还很缓慢。不过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到达波兰，立刻引发了波兰人与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激烈摩擦，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年之后，战争以俄国人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他们以臭名昭著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的秩序”。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任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拥有统治波兰的神圣权利。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以亲身的磨难证明了，神圣同盟的“兄弟之情”在神圣沙皇那里不只是一纸空文。

    意大利同样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帕尔马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不过当滑铁卢战败之后，她离弃了他。在一阵突发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在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共和国。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一切依然照旧。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 大臣官郡一一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返工作岗位，“和平”被紧紧地维护着。又过了18年后，人们才再度发动了一场更为成功的革命，彻底将欧洲从维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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