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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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晚上空袭时，天空中比地面上更为动荡，空袭之后，天空平静下来，就象风浪平静后的大海一样。但是，犹如风浪平静后的大海，天空尚未恢复绝对的平静。几只飞机仍然飞到天上，就象火箭那样去同星星会合，而探照灯则在分割成块的天空中慢慢扫射，犹如天体和移动的银河中的苍白星星。但是，那些飞机镶嵌在星星中间，看到这些“新星”，人们感到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半天球之中。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他欣赏这些飞行员，他一面否认自己亲德和其他习性，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在这两个方面大肆发挥：“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同样欣赏驾驶哥达式轰炸机的德国人。而驾驶齐柏林飞艇，又需要怎样的勇敢！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英雄。炮台朝他们开火，但要是民用飞机那可怎么办呢？您是否害怕哥达式轰炸机和大炮？”我坦率地说不怕，也许我错了。也许是因为我生性懒惰，养成了习惯，总是把自己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拖到明天，所以在我的想象之中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你相信大炮不会在这一天打中你，你怎么会害怕它呢？另外，扔下炸弹、可能死亡这些想法是分别形成的，没有给我对德国飞行器经过的印象增添任何悲惨的色彩，直到有一天晚上，其中的一架摇摇晃晃，在我目光的注视下被动荡的天空中一团团薄雾打得支离破碎，虽说我知道这架飞机是用来杀人的，我却只是把它想象成天上的恒星，从这架飞机中我才看到朝我们扔下炸弹的动作。因为一种危险的最初现实，只有在这种新事物中才会被发现，这种新事物不能复原为人们已知的事物，被称之为一种印象，而且往往象上述情况那样，被概述成一行文字，这行文字能写出一种愿望，并包含着完成时会变形的潜力；而在协和桥上，在那架既进行威胁又受到围捕的飞机周围，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和杜伊勒里公园的喷水池仿佛映照在云端，探照灯射出的一条条明亮水柱在空中拐折，这一行行也充满愿望，充满着远见和保护的愿望，愿望来自聪明的权贵，对这种权贵，就象在东锡埃尔兵营里的一个夜晚中那样，我感谢他们的权势，以这种如此优美的准确性煞费苦心地守护着我们。

    夜象1914年时一样美，犹如巴黎象那时一样受到威胁。月光仿佛是一种柔和、持续的镁光，使人们最后一次摄取旺多姆广场、协和广场等优美建筑群的夜景，我对那些也许会立即将它们摧毁的炮弹的恐惧，同它们尚未遭到破坏的优美形成对照，反而使它们显得更加风采，仿佛它们朝前伸展自己的身子，听任它们不设防的建筑物遭受打击。“您不害怕吗？”德·夏吕斯先生重复道。“巴黎人没有这种体会。有人对我说，维尔迪兰夫人每天在家聚会。这事我只是听别人说的，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已经完全断绝往来，”他补充道。他不仅垂下眼睛，仿佛来了个送电报的，而且垂下脑袋和肩膀，然后举起手臂，那动作的意思，如果不是“我已经洗手不干”，至少是“我对您无可奉告”（虽说我什么也没有问他）。“我知道莫雷尔去的次数一直很多，”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重提此事）。“人们认为他非常留恋过去，希望同我重归于好，”他补充道。他一方面显得在同圣日耳曼区的男人说“人们谈论得很多，说法国同德国进行的对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还说谈判甚至已经开始”时一样轻信，另一方面又显得是最无礼的拒绝都无法使其相信的情人。“不管怎样，如果他愿意这样做，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比他老，不能由我来采取主动。”这种话也许不用说，事情太明显了。另外，这话也并不诚恳，正因为如此，德·夏吕斯先生叫人十分为难，因为人们感到，他在说不能由他来采取主动这句话时，恰恰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并期待由我来提出和负责这种重归于好。

    当然，我了解有些人的这种幼稚的或虚假的轻信，这些人喜爱某个人，或者只是得不到某个人的邀请，就把即使在令人厌烦的请求下此人也没有表现出来的愿望强加给这个人。但是，听到德·夏吕斯先生突然用颤抖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些话，看到他那在眼睛深处犹豫不定的模糊目光，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要求。我当时并没有弄错，我将立即说出两个事实，来证明我过去的这种感觉（第二个事实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去世之后，我提前许多年来讲此事。然而，他是在很久之后才去世的，我们将有好多次机会再见到他，他同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将有很大区别，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当他完全忘掉莫雷尔的时候）。说到第一个事实，只是发生在那天晚上之后的两至三年，那天晚上，我就这样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沿着环城路往下走。因此，大约在那天晚上之后的两年，我遇到了莫雷尔。我马上想到德·夏吕斯先生，想到他再次见到小提琴手会十分高兴，就再三请求莫雷尔去看他，即使去一次也好。“他过去对您好，”我对莫雷尔说，“他年纪已老，可能会去世，要消除老的纠纷，抹掉不和的痕迹。”对于希望缓和关系这点，莫雷尔看来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但他还是断然拒绝去看望德·夏吕斯先生，即使是一次也不去。“您这样做不对，”我对他说。“是因为固执、没空，是怀有敌意，出于不必要的自尊心，出于道德（您放心，它不会受到抨击），还是搭架子？”这时，小提琴手扭歪着脸，才说出看来使他极为难受的实话。只见他战粟地对我回答道：“不，这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中的任何一点；道德，我才不在乎呢；怀有敌意？恰恰相反，我已经开始可怜他了；不是搭架子，这无济于事；不是没空，有几天我整天无所事事。不，这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中的任何一点。这是，您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把这点告诉您可真是疯了。这是，这是……这是……因为害怕！”他说完就开始手脚发抖。我坦率地对他说，我对此不理解。“不，您别问我，咱们别再谈了，您不象我那样了解他，我可以说您完全不了解他。”————“但是，他会对您有什么损害呢？另外，既然你们之间不会再有怨恨，他就更加不会伤害您。再说您心里也清楚，他人很好。”————“当然喽！我知道他人真好！还有体贴和正直。不过您走吧，别再对我说了，我求求您，这说出来难为情，我害怕！”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夏吕斯先生去世之后，有人把他留给我的几件纪念品和一封连套三个信封的信交给我，这封信至少是在他去世前十年写的。但是，他当时得了重病，就作了善后的安排，接着他恢复了健康，后来又陷入一种状况，我们将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那个下午聚会上看到他处于这种状况；而这封信就同他准备遗赠给几位朋友的物品一起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在那里放了七年，在这七年中，他完全忘掉了莫雷尔。信上的字体纤细而又雄健，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上帝走的道路是不为人知的。有时，他利用一个庸人的缺点来阻止一位正义之士的出类拔萃变为泡影。您了解莫雷尔，知道他的出身，知道我想使他达到怎样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要他和我平起平坐。您知道，他宁愿重返的地方，不是任何男子，即真正的风凰可以再生的灰烬，而是蛇蝎爬行的污泥。他自甘堕落，却使我免于名誉扫地。您知道，我的纹章上刻有耶稣基督的座右铭：Inculcabissuperleonemetaspidem①，并画有一个男人，脚底下踩着一只狮子和一条蛇，作为纹章两旁的支撑形图案。然而，我能把我自己这只狮子这样踩在脚下，靠的全是那条蛇和它的谨慎，刚才我过于轻率地把谨慎称之为一种缺点，因为福音书的深刻智慧将它变成一种美德，至少对他人来说是一种美德。我们的蛇过去有一位施展魔力的诱惑者————他本人也受魔力诱惑————，所以它发出的咝咝的叫声十分悦耳，它不仅是叫声悦耳的爬行动物，而且具有谨慎这一美德，在必要时可以变得怯懦，我现在把这种美德奉为神明。这种神明般的谨慎，使他抵制了我让人转达的请他来看望我的要求，而我只有对您吐露此事，才能在人间得到安宁，才能在阴间得到宽恕。在这件事上，他被天主的智慧当作工具使用，因为我既然使他拿定了主意，他就不会活着走出我的家门。必须让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死去。我曾决定把他杀死。天主劝他谨慎，以便使我免犯杀人之罪。我现在相信，我的主保圣人、大天使米歇尔的说情，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请求他原谅我在这么多年中对他如此忽视，并以如此差的方式来报答他为我做的无数善事，特别是在我同恶所进行的斗争中。我应该感激天主的这位信徒，我怀着充分的信仰和智慧说，是天主示意莫雷尔不要来。因此，现在是我死去。您忠实的，Semperidem②，P．G．夏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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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意思是“你脚踩狮子和蛇”。

    ②拉丁文，意思是“永远如此”。

    这时我才明白莫雷尔为什么害怕；当然，这封信显得十分傲慢，又有不切实际的虚文。但它吐露的却是真情。莫雷尔比我更加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发现她的小叔子“近于疯狂的一面”，并非象我在此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那种在片刻间显露出来的肤浅而无效的狂怒。

    但是，我们得回到刚才所说的地方。我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沿着环城路往下走，这位先生刚才把我当作打开他和莫雷尔的和解大门的中间人。看到我没有回答他，他就说：“另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演奏，人们借口打仗就不再演奏，但人们还跳舞，还在市里设晚宴，妇女们为自己的皮肤创造了琥珀色。如果德国人还要向前推进，那些欢乐的晚会也许将会充斥我们的庞培城的末日。这将把它从轻浮中挽救出来。只要某个德国维苏威火山（他们海军的炮火同一座火山一样厉害）的熔岩在她们梳妆打扮的时候突然袭击她们，中断她们的动作，并使其永远保存下来，以后的孩子们就能在有插图的课本中看到莫莱夫人在去嫂子家赴晚宴之前即将抹上最后一层脂粉，或是索斯坦娜·德·盖尔芒特正画完她的眉毛，并从中得到教益；这将是未来的布里肖上课的内容；一个时代的轻浮，在经历了十个世纪之后，就是最严肃的研究课题的内容，特别是当它通过火山爆发或炮弹射击的同熔岩相似的物质而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同维苏威火山喷发出来的气体相似的窒息瓦斯，象曾经埋没庞培城的崩塌那样的崩塌，如能完整无缺地保存所有那些尚未将其绘画和雕塑运往巴约纳①的最冒失的女人，对未来的历史来说将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况且，一年以来，不是已经部分地变为庞培城？每天晚上，这些人钻到地窖里去，不是为了从里面拿出一瓶穆通·罗特希尔德或圣泰米利昂陈酒②，而是为了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和他们自己一起藏起来，就象赫拉克勒诺姆③的那些神父，在搬走圣器时突然死去。对物的依恋总是给占有者带来死亡。巴黎并非如赫拉克勒诺姆那样，是由赫拉克勒斯创建的。但却如此相似！我们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的时代，每个女人都已具有这种认识。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明天的命运可能和维苏威火山附近的那些城市相同，那么这些城市在当时也已感到自己正受到圣经中被诅咒的两个城市的命运的威胁。有人在庞培城一幢房子的墙上发现具有启示性的题词：索多姆、戈摩尔。我不知道是否是索多姆这个地名以及它所唤起的想法，或者是对炮击的想法，使德·夏吕斯先生在片刻间抬头凝视天空，但他很快又低头注视地面。“我欣赏这场战争中的所有英雄，”他说。“啊，我亲爱的，那些英国兵，在战争开始时我对他们的看法有点轻率，把他们看作普通的足球运动员，却相当自负，以为自己能同职业队进行较量，而且又是怎样的职业队啊！然而，光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希腊的竞技者，是希腊的，我亲爱的，他们是柏拉图笔下的年轻人，或者不如说是斯巴达人。我有个朋友去了鲁昂，在那里有他们的营房，我的朋友看到了奇迹，人们想象不到的真正奇迹。鲁昂变了样，变成了另一个城市。自然也有鲁昂的古城，有大教堂中消瘦的圣徒。当然喽，这也很美，但这是另一回事。而我们那些长毛的兵！我无法对您说我觉得我们长毛的兵、那些小巴黎人有怎样的味道，您瞧，就象那边过去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机灵而又滑稽的神态。我常常叫住他们，跟他们谈上几句，是多么灵敏，多么通情达理！而外省的小伙子，用舌尖颤动发r音，说话时带方言的切口，又是那么有趣、可爱！我过去总是在乡下住上很长时间，在那些农庄里过夜，所以我现在能同他们谈话；然而，我们对法国人表示欣赏，不应使我们因此而贬低我们的敌人，否则就等于是贬低我们自己。您不知道德国兵是怎样的兵，因为您不象我那样看到过德国兵检阅时走的步伐，走的鹅步，unterdenlinden④。”接着，他又重提他曾在巴尔贝克对我概述的阳刚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典型具有一种哲理性更强的形式，他还使用荒谬的推理，有时，虽说他刚才还显得才智过人，但这种推理却使人感到摆出的理由过于牵强，是出自普通的社交界人士之口，虽然这位社交界人士聪明。“您看，”他对我说，“德国兵是极好的小伙子，有强健的体魄，心里只想到自己的国家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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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专区政府所在地。

    ②穆通·罗特希尔德和圣泰米利昂均为法国波尔多的名葡萄酒。

    ③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区的古城，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所摧毁，后在火山爆发的熔岩上建立雷西纳城，现名为埃尔科拉诺。

    ④德语，意思是“菩提树下”，是柏林的一条大街。

    Deutschlandüberalles①，这并不是那么蠢，而我们呢————当他们在作阳刚的训练时————我们却沉溺于艺术爱好。”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艺术爱好这个词的意思也许同文学相近，他可能想到我喜欢文学，并曾经有过从事文学的愿望，所以立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拍的时候乘机倚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我压得很疼，就象我过去服兵役时，七六式步枪的枪托反冲到肩胛骨上一样疼），仿佛为了缓和他的指责，并对我说：“是的，我们沉溺于艺术爱好，我们都是这样，您也一样，您记得吗？您可以同我一样犯您的meaculpa②，我们过去太爱好艺术了。”我对他的指责感到突然，但又不能进行敏捷的答辩，由于我尊重对话者，对他友好的善意表示感谢，就对他作了回答，仿佛象他对我要求的那样，我也要拍打自己的胸脯，这样做实在荒唐，因为我丝毫不需要责备自己爱好艺术。

    “好吧，”他对我说，“我在这儿同您分手（在远处伴送我们的那群人终于离开了我们），我去睡觉了，就象一位年纪很老的先生那样，何况战争看来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习惯，这是诺布瓦喜欢使用的愚蠢格言之一。”我也知道，回到家里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因此而一直呆在士兵中间，因为他已把自己的府邸变为军医院，依我看，他这样做不是服从于他想象丰富的需要，而是服从于他心地善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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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德语，意思是“德国高于一切”。

    ②拉丁文，意思是“我的过错”。

    那天夜里月光明媚，没有一丝微风；在我的想象中，塞纳河在那些拱桥之间流着，应该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相象，而那些桥则由它们的平台和河的反光构成。月亮或者象征着德·夏吕斯先生的失败主义所预言的入侵，或者象征着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同法国军队的合作，那月亮又狭又弯，犹如一枚西昆①，仿佛将巴黎的天空置于东方的新月符号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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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古代威尼斯金币。

    然而，他在同我告别时，一时间把我的手握得象要握伤一般，这是感觉象男爵一样的人们的一种德国特点，他这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有几秒钟之久，戈达尔看到了会说是在按摩，仿佛德·夏吕斯先生想使我的关节恢复尚未失去的柔软。某些瞎子的触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视觉。我不太知道这时的触觉可代替何种感觉，他也许只是觉得在握我的手，就象他也许觉得只是看到一个塞内加尔人走到阴暗的地方，而没有发觉是在欣赏此人。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男爵都错了，他犯了握得过紧和看得过多的过错。“德刚、费罗芒丹、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全部东方不就在其中？”他对我说，仍然因塞内加尔人走过而一动不动。“您知道，我只是从画家和哲学家的角度对事物和人发生兴趣。再说我年纪也太老了。我们俩没有一个是土耳其皇帝的姬妾，不能作为画面的补充，多遗憾呀！”

    男爵离开我之后，在我想象中开始萦绕的不是德刚乃至德拉克洛瓦笔下的东方，而是我曾十分喜爱的《一千零一夜》中的古老东方；我渐渐走进这些网状的黑暗街道，不由想起在巴格达的偏僻街区寻找艳遇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另外，天气的炎热和行走后的炎热使我感到口渴，但所有的酒吧早已关门，而由于汽油匮乏，我所遇到的由东方国家的人或黑人驾驶的出租汽车，甚至对我叫车的手势不予理睬。我唯一能喝点东西、恢复体力以便回家的地方是旅馆。但是，我所在的街离市中心相当远，自从哥达式轰炸机对巴黎扔下炸弹以来，这条街上的旅馆都已停业。所有的商店也是如此，老板由于缺少店员或感到害怕而逃到乡下，在店门上贴了一张用手写的普通启事，宣布商店将在一个遥远的日期重新开业，但是否能兑现却很成问题。其他尚未停业的单位以同样的方式宣布，每星期只开门两次。人们可以感到，贫困、遗弃和害怕笼罩着整个街区。因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看到这些被人遗弃的房屋之间有一幢房子恰恰相反，屋内的生命仿佛战胜了恐惧和倒闭，保持着活跃和富裕。从每个窗户关闭的百叶窗后面，透出因警察条例而变得柔和的灯光，但却显示出完全不把节约放在心上。大门不时打开，以便让某个新的客人进去或出来。这是一座旅馆（由于其产业主赚得到钱），应该激起所有邻近的商人嫉妒，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在这时看到，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从旅馆里迅速走出一名军官，由于离我太远，我无法在黑夜中看得清楚。

    然而，有某种东西使我感到惊讶，我惊讶的不是他的脸，因为我没有看到，也不是他的军装，因为军装外罩着一件宽袖长外套，而是有两点极不相称，一是他身体经过的各个点的数目是如此之多，二是他出来所用的秒的数目是如此之少，而他之所以出来，看来是被困在里面的一个人的意思。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从外形上————我甚至也不会说从圣卢的模样、苗条、步履和敏捷上————认出他的话，那么是从一种他所特有的分身术上认出他。能在如此少的时间里占有空间中如此多位置的军人，已经消失在一条横马路里，他没有发现我，而我仍然在想是否应该进入这家旅馆，旅馆简朴的外表使我十分怀疑刚才从里面出来的人是圣卢。我不由回想起圣卢曾受到冤枉，卷入一桩间谍案，原因是在从一名德国军官身上搜查出来的信件里发现了他的名字。后来军事当局为他彻底平了反。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把这件往事和我现在看到的事联系起来。这家旅馆是否被间谍用作接头地点？

    军官走后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好几个兵种的普通士兵走了进去，这就更增加了我假设的分量。另外我当时口渴到了极点。也许我能在这里找到喝的，我就趁此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虽说其中也掺杂着不安。因此，我现在并不认为当时是由于那次相遇产生的好奇心才决定登上只有几个台阶的阶梯，阶梯上面是前厅，厅门开着，想必是因为天热。我起初以为我这种好奇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为我站在阶梯的阴暗处时，看到有好几个人来订房间，得到的回答都是全部客满。然而，这些人订不到房间，显然只是因为他们不是间谍窝中的一员，因为过了一会儿，一个普通的水手来要房间，服务台急忙把二十八号房间给了他。我在阴暗处可以不被别人发现，却能看到几个军人和两个工人在一个闷热的小屋里平静地谈话，小屋用杂志和画报上剪下来的彩色女人肖像作为装饰，显得矫揉造作。

    这些人平静地谈着话，正在阐述爱国主义思想：“你要我怎么办呢？得象战友们那样去干，”其中一个说。“啊！我当然希望不要被人打死，”另一个说。他是在回答一个我没有听到的祝愿，我听出他第二天要重返一个危险的哨所。“啊！二十二岁的人，只干了六个月，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叫道，叫声中不仅有活得长久的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论理正确的意识，仿佛只有二十二岁这个事实能赋予他更多的不被人打死的机会，仿佛他被打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巴黎真棒，”另一个说，“看不出是在打仗。那你呢，絮洛，你“但是，霞飞是个跟所有部长的老婆睡觉的男人，他没做过什么好事。”————“听到这样的事真扫兴，”一个年纪稍大的飞行员说，并朝工人转过身来，因为那工人提出如下劝告：“我不希望你们在前线这样说话，长毛的兵很快就会把你杀掉。”这些谈话十分平常，所以我不想再听下去；我要么再听下去，要么就走下阶梯，但正在这时，我听到下面那些话，非但不再感到无动于衷，而且感到颤抖：“太好了，老板还不回来，天哪，这么晚了，我真不知道他能从哪里弄到链条。”————“那人不是已经绑起来了。”————“他绑起来了，当然喽，他绑起来了，但又没有绑起来，我要是这样绑起来，就可以给自己松绑。”————“那挂锁不是锁上了。”————“当然锁上了，但锁上了还是可以打开的。问题是链条不够长。你别对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昨天打了整整一夜，两只手都打出了血。”————“今晚是你打？”————“不，不是我。是莫理斯。但星期天是我，老板答应过我。”我现在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水手的结实手臂。如果他们让安静的资产者远离这儿，那么这个旅馆就不是一个间谍窝。要是人们不能及时赶到，以便发现凶杀并逮捕罪犯，一桩残酷的凶杀案就即将在此发生。但是，在这表面平静却又受到威胁的夜晚，这一切却呈现一种梦幻和童话的色彩，因此，我既带有证实的自豪，又怀着诗人的快感，断然地进入旅馆。

    我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帽子，在场的人们虽说没有离开座位，但都以不同的程度有礼貌地对我还了礼。“你们是否能告诉我，我应该找谁？我想要一间房间，并让人给我送点喝的来。”————“请您等一会儿，老板出去了。”————“头儿不是在上面，”其中一个谈话者暗示道。————“不过你很清楚，不能去打扰他。”————“您是否认为会给我一间房间？”————“我想会的。”————“四十三号房间应该空着，”那个相信因为自己二十二岁而不会被打死的青年说。他说完在长沙发上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给我空出位置。“要是打开些窗子就好了，这儿都是烟！”飞行员说。确实，在座的每个人都在抽烟斗或香烟。“是啊，可是，得先关上百叶窗，你们很清楚，由于齐柏林飞艇，所以禁止开灯。”————“齐柏林飞艇不会再来了。报上甚至暗示，它们都给打下来了。”————“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了，你知道什么？等你象我一样在前线呆上十五个月，打下你的第五架德国佬飞机，你才能谈这个。不要相信报纸。昨天它们飞到贡比涅去了，打死一个家庭主妇和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家庭主妇和她的两个孩子！”那个不想被打死的青年说。他的眼睛里闪现怒火，脸上露出十分同情的神色。他的脸精神饱满、宽广开阔，非常讨人喜欢。————“人们没有是第一次。”————“他的教母是谁？”————“就是那个管公共厕所的女人，她的厕所比奥林匹斯山稍微低一点。”————“他们在一起睡觉？”————“你在说什么呀？她是有夫之妇，最稳重不过的了。她每个星期给他奇钱，是因为她心地好。啊！她是个穿着漂亮的女人。”————“那么，你认识大絮洛？”————“我当然认识！”二十二岁的青年热情地答道。“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象他那样我尊重的朋友不是很多。他又是个好伙伴，总是准备帮别人的忙。啊！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可真是天大的不幸。”有人提议玩一盘骰子，二十二岁的青年急忙兴奋地倒出骰子，叫出掷的结果，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不难看出，他具有赌徒的性格。我不大理解有个人后来对他说的话，只听见他以深为同情的口吻大声说道：“絮洛，靠女人卖娼的杈杆！就是说他说自己是个杈杆。不过他当不了这种人。我看到他把钱付给自己的女人，对，把钱付给她。就是说，我并不是说阿尔及利亚姑娘霞娜没给他什么，而是她给他的钱不超过五个法郎！而这个女人每天在妓院里赚的钱超过五十法郎。只拿到五个法郎！只有蠢得出奇的男人才会这样。现在她在前线，日子过得很苦，当然喽，她要多少就赚多少，不过，她一个子儿也不寄给他。啊！絮洛是个杈杆？按这种说法，许多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杈杆。他不仅不是杈杆，而且依我看，简直是个笨蛋。”这帮人中年纪最老的人，也许由于他年纪大，老板允许他穿得比较整洁，他当时去上厕所了，所以只听到谈话的结尾。但是，他不禁朝我看了一眼，并对他的穿着给我的印象表示明显的不快。二十二岁的青年刚讲完他对卖淫的理论性看法。年纪最老的人没有专门指这个青年，而只是笼统地说道：“你们谈得太多而且太响，窗子开着，有些人在这时已经睡觉。你们很清楚，老板要是回来，听到你们这样在谈话，他会不高兴的。”

    正在这时，听到大门打开，大家都默不作声，以为是老板来了，但来的只是个外国汽车司机，大家都对他热情接待。但是，二十二岁的青年看到司机的外套上露出一条漂亮的表链，就用询问和带笑的目光对他看了一眼，接着皱了皱眉头，并朝我这边严肃地眨了眨眼。我心里明白，第一个目光的意思是：“这是什么，是你偷的？我表示祝贺。”第二个目光是说：“你什么也别说，因为这家伙我们不认识。”突然，老板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好几米长的粗铁链，可以拴好几个苦役犯。他满头是汗，说：“我拿这么重的东西，要是你们不是这样懒，我也不用自己去了。”我对他说，我想要一个房间。

    “只要几个小时，我没叫到汽车，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希望能给我拿点喝的来。”————“比埃罗，到地窖去拿黑茶藨子酒，并且叫人把四十三号房间整理好。七号房间还在按铃。他们说不舒服。不舒服，去你的，这些人是要吸可卡因，他们的样子象是吸到一半，得把他们赶出去。二十二号房间里是否铺了两条床单？好！瞧，七号房间在按铃，你跑去看看，来吧，莫理斯，你在那儿干吗？你很清楚，有人在等你，到上面的十四号乙去。再快点。”莫理斯跟着老板走出前厅。老板见我看到他的铁链，感到有点不安，就把铁链拿走。“你怎么这样晚才来？”二十二岁的青年问那个司机。————“怎么，这样晚，我可早到了一个小时。不过走路太热。我约好是半夜十二点来的。”————“那你是为谁而来的？”————“为巫婆帕梅拉，”东方国家的司机笑着说，笑时露出漂亮的白牙齿。

    “啊！”二十二岁的青年说。

    我很快被领到楼上四十三号房间，但是房间里的空气使人感到很不舒服，我的好奇心又非常大，所以我喝完我的“黑茶藨子酒”后，就走下楼梯，这时又产生另一种想法，就又走上楼梯，但我走过了四十三号房间的那层，一直走到最高一层。突然，从走廊一端一间偏僻的房间里，传出沉闷的呻吟声。我迅速走到那里，把耳朵贴在门上。“我求求您，饶了我，饶了我，可怜可怜，给我松绑，别把我打得这么重，”一个声音说，“我吻您的脚，对您卑躬屈膝，我下次不干了。请您可怜可怜。”————“不，混蛋，”另一个声音回答说，“既然你大声嚷嚷，跪在地上，就把你捆在床上，决不可怜。”我听到掸衣鞭的劈啪声，鞭子上也许有尖刺，因为接着就传来疼痛的叫声。这时，我发现这个房间的侧面有个小圆窗，上面的窗帘没有拉上；我悄悄地走到阴暗处，一直走到小圆窗旁，我从窗上看到，有个人被链条捆在床上，犹如普罗米修斯被捆在悬崖上，并挨着掸衣鞭的抽打，那鞭上确实有尖刺，打他的人是莫理斯，我看到那人已经混身是血，身上全是瘀斑，说明受这样的酷刑并非首次，我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德·夏吕斯先生。

    突然，房门打开，有个人走了进去，幸好没有看到我，此人是絮比安。他走到男爵身旁，带着尊敬的神色和机灵的微笑问题：“嗨，您不需要我？”男爵请絮比安让莫理斯出去片刻。絮比安毫不客气地叫他出去。“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男爵问絮比安。絮比安说肯定不会。男爵知道，絮比安象作家一样聪明，毫不讲求实际，跟当事人讲话时总是使用无人会误解的暗示和众所周知的绰号。

    “等一会儿，”絮比安打断了话头，因为他听到三号房间按铃的声音。这是自由行动党①的一位议员要外出。絮比安不需要看旅客牌，因为他听得出议员的铃声，议员每天都是午饭后来的。那天，议员不得不改变时间，因为他女儿中午在夏约街心花园的圣彼得教堂举行婚礼，因此他晚上才来，但很早就想走了，因为他要是晚回家，妻子很快就会感到担心，特别是这些天飞机要来轰炸。絮比安一定要送他出门，以表示对议员的尊敬，而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益。这位议员放弃了《法兰西行动》②的夸张言词（另外，他也无法理解夏尔·莫拉斯或莱翁·都德的片言只字），虽说他和部长们关系很好，部长们也乐于应邀参加他的狩猎，但是絮比安同警察局发生纠纷时，决不敢请他帮半点忙。絮比安知道，他对这位鸿运高照、胆小怕事的议员谈起这件事是在冒险，如果谈起这种事，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最为无害的“搜查”，但也会立刻失去最为慷慨的顾客。议员把帽子拉到眼睛上，把领子翻上来，觉得把自己的脸遮住了，走到门口就迅速溜走，就象他在进行竞选时那样。絮比安把议员送到门口，就上楼回到德·夏吕斯先生身边，并对他说：“那是欧仁先生。”在絮比安的旅馆里，就象在疗养院里那样，对顾客称呼只叫他们的名字，而为了满足常客的好奇心，或是提高疗养院的声誉，就又在耳边悄悄说出他们的姓。但有时，絮比安不知道他那些顾客的真实身份，就凭想象说这是交易所的某个顾客，这是某个贵族，这是某个艺术家，由于这种暂时的错误对于那些被叫错名字的人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事，所以絮比安最终仍然无法知道谁是维克多先生。为了取悦于男爵，絮比安就养成了习惯，不按某些聚会中流行的做法行事。“我要向您介绍勒布伦先生”（在耳边则说：“他让别人叫他勒布伦先生，但实际上他是俄罗斯大公。”）相反，絮比安感到，把一个送牛奶的小伙子介绍给德·夏吕斯先生还不够，他眨了眨眼睛，低声对他说：“他是送牛奶的小伙子，但实际上却是贝尔维尔最危险的流氓之一。”（必须看到絮比安在说“流氓”时用了放肆的语调。）这些介绍仿佛还不足够，他就竭力补充几条“语录”：“他曾多次因偷窃和在别墅进行盗窃被判刑，他曾去弗雷纳进行斗殴（也是放肆的调子），把一些过路人几乎打成残废，他曾在非洲营服役。他打死了自己的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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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由行动党是雅克·皮乌创立的具有天主教倾向的政治组织，于1919年并入国民联盟。

    ②法兰西行动是二十世纪前四十年中法国一个有影响的右翼反共和组织，成立于1899年，其首领莫拉斯提出一整套民族主义理论，要求恢复君主制度，日报与该组织同名。

    男爵甚至有点抱怨絮比安，因为这幢房子是他让管家替他买下的，并叫一个下属进行管理，他知道，由于德·奥洛龙小姐的舅舅笨拙，这幢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多少了解他的个性和名字（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个绰号，他发音不准，把名字说得走了样，因此，是他们自己的愚蠢保护了男爵，而不是絮比安的谨慎）。但是他认为，让自己放心，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自信，男爵知道别人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十分放心，就对絮比安说：“这个小伙子十分可爱，尽了自己的力，不过我不想在他面前说话。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十分粗鲁。他的脸讨我喜欢，但他说我下流，仿佛有人教过他一样。”————“哦！不，任何人也没有对他说过任何事情，”絮比安回答道，没有发现这种说法难以置信。“另外，他曾在维莱特的一个女门房凶杀案中受到牵连。”————“啊！这相当有意思，”男爵面带微笑说。————“不过我这里正好有个宰牛的，是在屠宰场做的，跟那个人很象，他是偶然过来的。您想试试吗？”————“是的，很想试试。”我看到屠宰场的人走了进去，此人确实有点象“莫理斯”，但是，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俩都具有一类人的某种特点，我个人从未明确看出这种特点，但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它存在于莫雷尔的面孔之中，他们俩若是不和我看到的莫雷尔有一定的相象之处，至少和某种脸型有一定的相象之处，这种脸型可以由一双看到的莫雷尔同我不一样的眼睛根据他的容貌勾勒出来的。我用回忆所取得的莫雷尔的相貌，在内心中勾划出他对另一个人可能呈现的形象，我立刻发现，他们虽说一个是珠宝店伙计，一个是旅馆职工，但两人都隐隐约约的是莫雷尔的替身。是否应该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呢？就是说德·夏吕斯先生至少在他爱情的某种形式中对同一种类型的人是始终不渝的，而使他接连选择这两个小伙子的欲望，和使他在东锡埃尔火车站的月台上把莫雷尔叫住的欲望是相同的。这三个人都有些象古希腊的青年男子，其外形凹雕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眼睛这颗蓝宝石上，使他的目光具有某种十分特殊的光彩，我到巴尔贝克的第一天曾因此而感到害怕。或是他对莫雷尔的爱情改变了他过去寻找的类型，为了不因失去莫雷尔而感到痛苦，他就寻找同莫雷尔相象的小伙子？我也作了一种假设，就是尽管有那些表面现象，在莫雷尔和他之间也许只存在友谊关系，而德·夏吕斯先生让一些相当象莫雷尔的青年到絮比安的旅馆里来，是为了在同他们的相处中能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同莫雷尔在一起时那样快乐。确实，想到德·夏吕斯先生为莫雷尔所做的一切，这种假设就会显得不大可能，如果人们不知道爱情不仅会使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作出最大的牺牲，而且有时还会使我们牺牲自己的欲望，而由于我们所爱的人感到我们爱得更深，这种欲望就更不容易如愿以偿。也会使这样的假设去掉乍一看来它似乎具有的不可靠性（虽然它也许并不符合实际）的因素，存在于德·夏吕斯先生神经过敏的气质之中，存在于他那热情深藏的性格之中，他的性格在这方面同圣卢的性格相似，它在他和莫雷尔发生关系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同他的侄子和拉谢尔发生关系的初期所起的作用相同，只是还有体面和消极的一面。同所爱的女人（这也可以扩展到对一个男青年的爱情）保持精神恋爱的关系，可以出于另一种原因，而不是因为女人贞节或她激起的爱情不具有肉欲的性质。这种原因可以是因为恋爱的男子爱得过深而过于急躁，不会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以等待他将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的时刻来到。他总是不断进攻，不断写信给他所爱的女人，他总是想见到她，而她则对他加以拒绝，他就感到绝望。从此以后她就知道，如果她同意和他作伴，和他友好相处，原以为已经失去这些幸福的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她就可以不必再给予更多的东西，因为他见不到她就感到无法忍受，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结束这场战争，她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一种和平强加于他，而这种和平的首要条件，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具有精神恋爱的性质。此外，在签署这个和约之间的所有时间里，恋爱的男子总是忧心忡忡，不断期待着一封回信、一个目光，所以就不再去想肉体上的占有，这种占有的欲望在开始时折磨着他，但以后却在期待中衰退，并被另一种需要所代替，这种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更加痛苦。于是，曾在第一天期望的抚摸的愉悦，人们在后来得到时却已改变了性质，变成友好的话语和见面的许诺，而在捉摸不定产生效果之后，有时只是在看了一眼之后，因为这种目光充满着冷淡的迷雾，把爱恋的男子拒之于千里之外，使他认为再也见不到她了，在这时，话语和许诺就会带来精神上美妙的轻松。女人们都能猜到所有这些，并知道可以得到一种乐趣，就是永不委身于那些她们感到对她们有一种无法消除的欲望的男子，条件是他们在最初几天里过于激动，没有对她们掩盖这种欲望。女人感到极为满意，因为她不付出任何代价，却得到比她平时委身于别人时多得多的东西。这样，那些神经极其过敏的男子就相信他们崇拜的女人是贞节的。他们在女人头部周围所画的光轮，是他们爱得过分的一种产物，但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这种产物是十分间接的。在女人中就存在着那种以无意识的状态存在于药物中的物质，这些药物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欺骗，就象催眠药、吗啡那样。对于它们给予睡眠的乐趣或一种真正的舒适的人们来说，它们并非是绝对必需的；用极高的价格来购买它们，用病人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它们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另一些病人（他们也许是同样的病人，但在几年以后变成了另一种人），那些人服了药后并不能入睡，也不能得到任何快感，但是只要他们没有药，他们就会感到烦躁不安，并希望用一切代价来消除这种折磨，即使自杀也在所不惜。

    总之，德·夏吕斯先生的情况虽说因性别相同而具有这种微小的差别，却也归属于爱情的普遍规律。对于他来说，他虽然出身于一个比卡佩家族还要古老的家族，虽然有钱，虽然是上流社会徒劳地寻求的对象，却无济于事，而莫雷尔在社会上毫无地位，他要是对莫雷尔说：“我是亲王，我是为您好”也是白说，就象他对我说过的那样，因为如果莫雷尔不愿意来，占上风的就是莫雷尔了。再说也许只要莫雷尔感到自己受人爱恋，就足以使他不愿意来。大人物对竭力想同他们交结的故作风雅之徒感到厌恶，阳刚的男子对性欲倒错之徒感到厌恶，女人则对任何爱恋过深的男子感到厌恶。德·夏吕斯先生不仅拥有一切优越的条件，而且一定会把其中的许多条件转让给莫雷尔。但是，这一切很可能被一种意志所摧毁。德·夏吕斯先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德国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从血统来说，他属于德国人，而在这时进行的战争中，正如男爵有点过于乐意地反复叙说的那样，德国人是各条战线上的胜利者。但是，既然在每次胜利之后，协约国更加坚决地拒绝德国人希望得到的唯一东西，即和平与和解，那么他们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拿破仑就是这样进入俄国，并宽宏大量地请当局派人来见他。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来。

    我下楼回到那小小的前厅，只见莫理斯正在那里和一个同伴打扑克，他不知道是否会把他叫去，絮比安也叫他等着，以防万一。他们对地上捡到的一个十字军功章感到十分不安，不知道是谁遗失的。应该交还给谁，以免使军功章的主人受到处分。接着，他们谈到一位军官的善良，军官为了救勤务兵的性命，自己被人打死。“在有钱人中间还是有好人。为了这样的人，我情愿被人打死，”莫理斯说。显然，他狠狠地鞭打男爵，只是出于一种机械的习惯，是教育不良的结果，是由于需要钱，并希望用一种比工作更为轻松的方法来赚到钱，也许用这种方法赚到的钱更多。但是，正如德·夏吕斯先生担心的那样，他也许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看来是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他在谈到那位军官之死时，眼睛里几乎要流出泪来，二十二岁的青年也一样激动。“啊！是啊，这些人真棒。象我们这样的穷光蛋，没什么东西可丢的，但一位仆人成群的先生，每天六点可以喝上开胃酒，这才妙呢！开玩笑怎么开都行，但看到这样的人死了，确实不好受。善良的上帝不应该让这样的有钱人去死，首先，他们对工人的用处太大了。光是因为象这样的死亡，就该把德国佬统统杀掉，杀得一个也不剩。还有他们在卢万①干的事，把小孩的手腕砍断！不，我可不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好，但是，我情愿去吃几颗子弹，也不愿服从于这种野蛮人，因为他们不是人，而是真正的野蛮人，你也决不会对我说出相反的话。”总之，这些小伙子都是爱国者。只有一个，就是手臂受了轻伤的那个，爱国心没有其他人那样强，因为他很快就要重返前线。他说：“当然喽，我受的不是好伤”（指能使军人提前退役的伤），正如斯万夫人过去所说的那样：“我找到了能得讨厌的流行性感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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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由行动党是雅克·皮乌创立的具有天主教倾向的政治组织，于1919年并入国民联盟。

    大门打开了，到外面去散了一会儿步的司机走了进来。

    “怎么，已经结束了？时间可不长，”他看到莫理斯后说。他以为莫理斯还在打那个绰号叫“戴上锁链的人”，这个绰号影射当时出版的一份报纸①。————“你出去散步了，对你来说时间是不长，”莫理斯回答道。他感到不快的是，有人看出他在楼上不讨人喜欢。“但要是你也象我那样，在这样热的天气，不得不用力抽打的话，那可就不同啦！要不是他给这五十个法郎……”————“另外，这个人谈吐不凡，可以感到他有教养。他说这很快就会结束？”————“他说我们不能打败他们，还说结果是没有人能占上风。”————真他妈的，他难道是个德国佬……”————“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说话的声音太响，”年纪最老的人看到了我，就对其他人说。“您已经把房间用完了？”————“啊！住嘴，你不是这里的当家。”————“是的，我用完了，我是来付钱的。”————“您最好把钱付给老板。莫理斯，你去把老板叫来。”————“但是，我不想麻烦您。”————“这事不麻烦。”莫理斯上了楼，回来时对我说：“老板就下来。”我给了他两个法郎作为酬谢，他高兴得脸都红了。“啊！谢谢。我把这钱寄给我兄弟，他当了俘虏。不，他并不苦。这主要得看俘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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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克雷孟梭创办的《自由人报》，1914年8月起改名为《戴上锁链的人》。

    这时，两位十分优雅的顾客出现在门口。他们身穿礼服，戴着白色的领带，外面套着大衣，我从他们轻微的口音中感到，这是两个俄国人。他们在商量是否要进来。看来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儿，想必是有人把地点告诉了他们，他们仿佛在欲望、诱惑和极其害怕之间犹豫不决。两人中的一个，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每隔两分钟就带着一种一半是询问一半是说服的微笑对另一位重复道：“怎么！总之，咱们不在乎？”但是，他徒劳地想以此来说出这样的意思：总之，咱们对后果不在乎。可能他对此并非这样不在乎，因为在这句话之后没有任何进门的动作，而只是对另一位再看一眼，接着是同样的微笑和同样的总之，咱们不在乎。这个总之，咱们不在乎，是一种美妙的言语一千例中的一例，这种言语和我们平常说的言语不大相同，在这种言语中，激动使我们想说的意思发生偏差，并在原来的位置上充分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从一个短语丛生的陌生的湖里冒出来的，这些短语同思想毫无关系，并因此而揭示思想。我记得有一次，阿尔贝蒂娜和我没有听到弗朗索瓦丝进来，她进来时，我的女友正好一丝不挂地和我抱在一起，阿尔贝蒂娜想告诉我，就不由自主地说：“瞧，漂亮的弗朗索瓦丝来了。”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当时也只是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穿过房间，本来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现。但是，“漂亮的弗朗索瓦丝”这样反常的话，阿尔贝蒂娜以前从未说过，这话本身就表明了它们的根源；她感到这话是因激动而偶然捡来的，不需要看任何东西就明白了一切，于是用她的方言低声说道“poutana”①这个词走了出去。另一次，是在很久之后，那时布洛克已经成为一家之主，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有一位不大礼貌的先生对她说，他好象听别人说过她是犹太人的女儿，并问她姓什么。这位少妇在娘家是布洛克小姐，就回答说姓“Bloch”，但按照德语的发音说出来，犹如盖尔芒特公爵那样（不是把ch这个音发成c或k，而是把它发成德语的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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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putain（婊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旅馆的情景（两个俄国人已决定进入旅馆：“总之，咱们不在乎”）。老板还没有来，絮比安已经进来抱怨说他们讲得太响，说邻居们会埋怨的。但是，当他看到我时，就惊讶地停住了。“你们全给我滚到楼梯平台上去。”当他们都已站起来时，我对他说：“最简单的办法是让这些年轻人留在这儿，我和您一起出去一会儿。”他跟我走了出来，神色十分尴尬。我对他解释我为什么会来。人们可以听到有一些顾客在问老板，是否能给他们介绍一个跟班、一个侍童、一个黑人司机。所有的职员都会使这些老疯子发生兴趣，在部队里则是各个兵种，以及各国的盟友。有些人特别需要加拿大人，也许是不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微弱的口音的诱惑，不知道这是古老的法国口音还是英国口音。苏格兰人大受欢迎，是由于他们穿着衬裙，是因为对湖泊的某些幻想往往同这种欲望结合在一起。由于任何怪癖都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一些特点，甚至会变本加厉，所以一个老人的好奇心如果都已得到满足，他就会再三询问，是否能给他介绍一个残废者。人们听到楼梯上有缓慢的脚步声，絮比安生性不能守口如瓶，忍不住对我说是男爵下楼来了，并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见到我，但是如果我愿意到与那些年轻人所在的前厅邻接的房间里去，他就去打开气窗。这个办法是他想出来的，可以使男爵看到和听到别人，却不会被别人发现。他对我说，他将让我来监视男爵。“只是您别动。”他把我推到黑暗的房间里之后就走了。另外，他也没有别的房间可以给我，虽说在打仗，他的旅馆还是全部客满。我刚离开的那个房间被古弗瓦西埃子爵租去了，子爵可以离开某某红十字会两天，就到巴黎来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回古弗瓦西埃城堡去见子爵夫人，并对她说，他没能乘上准点的火车。他没有料到德·夏吕斯先生会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德·夏吕斯先生也没有料到这点，因为男爵从未在絮比安的旅馆里遇到过这位堂弟，絮比安也不了解子爵精心隐瞒的个性。

    确实，男爵很快就走了进来，由于鞭伤走起路来相当困难，不过他对自己被打伤想必习已为常。虽说他的欢乐已经结束，他进来也只是为了把他欠莫理斯的钱付清，他还是用温柔和好奇的目光环顾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并十分希望能有向每个人问好的乐趣，这种问好是精神恋爱式的，但带有爱情的延伸。他在这群差点儿使他惊慌失措的男宠面前表现出一种活泼的轻浮，从所有这种轻浮之中，我再次在他身上看到上半身和脑袋的那种晃动，看到他初次进入拉斯普利埃时曾使我感到惊讶的高雅目光，这种高雅是我不认识的某个祖母遗传下来的，在日常生活中，它被脸上更为阳刚的表情所掩盖，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一心想取悦于一个低级的阶层时，摆出贵妇人派头的欲望会使它以卖弄风情的方式在脸上充分展现。

    絮比安早已把他们介绍给和蔼可亲的男爵，并对他发誓，说他们都是贝尔维尔的“杈杆儿”。为了一个金路易可以给自己的亲姐妹拉生意。另外，絮比安既在说谎又没有说谎。这些人比他对男爵说的更好，更富有同情心，他们并不是一群野蛮人。但是，那些认为他们野蛮的人，在对他们说话时还是怀有十分的善意，仿佛这些可怕的人也应该具有同样的善意。性虐待狂者不管怎样认为自己是和杀人凶手在一起，他那性虐待狂的纯洁灵魂还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对这些人的谎话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完全不是杀人凶手，但希望能轻而易举地赚到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他们的父亲、母亲或姐妹会死而复生，又会重新死去，因为他们想尽量取悦于顾客，所以在同顾客进行谈话时自相矛盾。顾客十分幼稚，就感到目瞪口呆，因为他认为小白脸犯有许多凶杀案，而且对此十分得意，他对小白脸有这种武断的看法，就会对谈话中发现的矛盾和谎言感到惊愕。

    所有的人似乎都认识他，只见德·夏吕斯先生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很长时间，并用他认为是他们的语言来和他们说话，这既出于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极不自然的爱情，也出于一种参与荒淫无耻生活的性虐待狂的乐趣。“你真叫人恶心，我在奥林匹亚音乐厅前面看到你同两个男人约会，是为了挣钱。你就这么来骗我。”听到这句话的人算是运气，因为他来不及声明他决不会接受一个女人的钱，这样倒会减弱德·夏吕斯先生的兴奋，只见他把自己的异议留在句子的末尾，并且说：“哦！不，我没有骗您。”这句话使德·夏吕斯先生产生一种强烈的乐趣；但由于同他的意愿相反，那种智慧，当然是他的那种，是通过他所喜欢的小伙子产生的，所以他就朝絮比安转过身来：“他真好，对我说了这话。他说得真好！这简直就象真的。总之，他既然让我相信了这点，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两只小眼睛多漂亮！喂，小伙子，为了这个我要好好地亲你两个嘴。你在战壕里将会想到我的。那里不太苦吧？”————“啊！怎么不苦！有几天，当一颗手榴弹扔到你身边时……”这个青年接着就开始模仿手榴弹的爆炸声，飞机的声音等等。“但是，还得和其他人一样的干，您可以确信无疑，咱们一定打到底。”————“打到底！要是能知道打到怎样的底就好喽！”男爵忧郁地说，因为他是“悲观主义者”。————“您没有看到萨拉·贝尔纳①在报上说过这话：“法国，一定会打到底。法国人，宁愿打到最后一个人。”————“我毫不怀疑法国人会英勇地打到最后一个人，”德·夏吕斯先生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虽说他本人不想做任何事，但希望以此来纠正他在忘乎所以时给人留下的和平主义者的印象。“我对此并不怀疑，但我在想，萨拉·贝尔纳夫人在何种程度上有权代表法国讲话……但是，我感到，我不认识这位可爱的，这位美妙的青年，”他在发现另一个青年时补充道。他不认识这个青年，或者说他从未见过这个青年。他对青年行了礼，犹如他在凡尔赛时对一位亲王行礼那样，并乘机多得到一个不花钱的乐趣————就象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在布瓦西埃那儿或古阿施那儿②刚订完货，帐台上的一位太太给我一粒糖，我就拿了，糖是在一只玻璃瓶里拿出来的，那些太太就端坐在几只玻璃瓶之间————，他握住这个可爱的青年的手，并且久久地握着，用普鲁士的方式握着，两眼微笑地注视着青年，时间长得毫无止境，就象以前的摄影师在光线暗淡时让你摆姿势的时间一样长：“先生，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头发漂亮，”他转向絮比安时说。然后，他走到莫理斯跟前，以便把五十法郎交给他，但是首先搂住莫理斯的腰：“你从未对我说过，你用刀子捅过贝尔维尔的一个女门房。”说着，德·夏吕斯先生激动得喘起气来，并把自己的脸贴近莫理斯的脸。“哦！男爵先生，”由于别人忘了同他打招呼，小白脸就说，“您会相信这样的事吗？”也许这件事确实不是真的，也许事情倒是真的，但做这件事的人觉得事情干得可恶，必须加以否认：“我会去伤害同我一样的人？去伤害一个德国佬，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打仗，但伤害一个妇女，而且是老年妇女！”这种道德标准式的声明给男爵的印象，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般，只见男爵冷冷地离开了莫理斯，但还是把钱交给了他，不过脸上显出扫兴的神色，仿佛是被人诈骗后不愿惹事就付了钱，但心里很不痛快。男爵的坏印象还因受惠者向他表示感谢的方式而增加，因为此人说：“我将把这钱寄给我年老的父母，还要给我兄弟留一点，他在前线。”这些动人的感情使德·夏吕斯先生失望的程度，几乎同表达这种感情的话使他不快的程度相差无几，这些话略带传统的农民意识。絮比安有时告诉他们，要显得更为反常。于是，有个人带着承认干过某件坏事的神态，大胆地说：“喂，男爵，您是不会相信我的，我小的时候，曾在锁孔里看我的父母拥抱接吻。这样不好，是吗？您好象认为这是骗人，不，我可以向您起誓，我对您说的是真话。”对于这种假装反常的努力，德·夏吕斯先生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恼火，因为这种反常的结果只是揭示出如此的愚蠢和无知。即使是最为果敢的小偷和杀人犯，他也不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不会谈自己的罪行。另外，在性虐待狂者————不管他如何善良，不管他如何之好————身上，都有一种对恶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作恶的人无法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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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女演员，因主演伏尔泰的《扎伊尔》、拉辛的《淮德拉》和雨果的《爱尔那尼》而名声大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已截去右下肢，仍赴前线慰问士兵。

    ②布瓦西埃和古阿施是两家糖果店，前者位于嘉布遣会修女大街，后者位于马德莱娜大街。

    这个青年明白自己的错误为时已晚，他说自己不喜欢警察，甚至斗胆对男爵说：“你给我约个地方”，但都无济于事，因为魅力已经消失。人们感到他装腔作势，就象那些竭力想说切口的作者所写的书那样。青年徒劳地列举他和老婆干的所有“肮脏事”，德·夏吕斯先生只是感到惊讶，这些肮脏事怎么如此之少。另外，这不光是不真诚的问题。任何事都不象肉体的快感和性欲倒错那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改变话的含义，人们确实可以说，人们总是在进行性欲倒错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人们以为德·夏吕斯先生是亲王，那末与此相反，旅馆里的人们都对有个顾客去世感到惋惜，这个顾客的小白脸们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好象是个男爵”，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富瓦亲王（圣卢的男友的父亲）。他在妻子那儿说，他的许多时间是在俱乐部里度过的，但实际上，他好几个小时都在絮比安那儿闲谈，在一些二流子面前讲述社交界的故事。他是个高大的美男子，就象他儿子一样。奇怪的是德·夏吕斯先生不知道他和自己有相同的嗜好，这也许是因为男爵都是在社交界看到他的。人们甚至说，他把那些小白脸捧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高，他儿子当时还是初中生（圣卢的男友），不过这可能不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他十分了解许多人一无所知的习俗，所以他对儿子来往的朋友非常注意。有一天，一个出身低下的男于跟随小富瓦亲王一直走到他父亲的府邸，小亲王在府邸里把一封情书从窗口扔了出去，被他父亲捡到了。但是，跟随其后的男人，虽说不是和大富瓦亲王一样属于贵族阶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象是贵族的一员。他毫不费力地在一些双方共同的同谋中找到一个调解人，调解人把德·富瓦先生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此人向亲王证明，怂恿一个年龄大的男子作出这种大胆举动的正是小亲王本人。这是可能的。因为富瓦亲王要使儿子不交上坏朋友，可以通过自己的外力，但不能通过遗传的内因。另外，小富瓦亲王同父亲一样，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对这方面的事一无所知，虽说他同另一个圈子的人们所干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厉害。

    “他多么平易近人！任何时候都看不出他是男爵，”几个常客在夏吕斯男爵出去后说。絮比安一直把男爵送到下面，男爵则不断对絮比安抱怨这个青年的道德。絮比安想必事先对这个青年进行过训练，从他不满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将把这个假杀人犯狠狠地训一顿。“这跟你对我说的完全相反，”男爵补充道，以便使絮比安能在下次吸取教训。“他象是生性善良，对自己的家庭表达了敬意。”————“但是，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絮比安反驳道，“他们住在一起，却不在同一个酒吧间喝酒。”这同凶杀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罪孽，不过絮比安确实是措手不及。男爵再也没说什么，因为他虽说想要别人为他的欢娱作好准备，却又要使自己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他的欢娱并没有准备好。“他真是个强盗，他对您说这些话是要骗您，您也太幼稚了，”絮比安补充道，以便替自己辩护，但他的话只能刺伤德·夏吕斯先生的自尊心。

    “看来他每天要花掉一百万，”二十二岁的青年说，但他的这种说法连自己也感到无法相信。不久人们听做汽车行驶的声音，汽车是来接德·夏吕斯先生的。这时，我看到有个人走了进来，那人步履缓慢，身边有个军人，那军人显然是和此人一起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的，我感到那人是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夫人，穿着黑色的裙子。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看错了，那人是个神甫。神甫品行不端，是罕见的事，在法国更是绝无仅有。显然，军人正在嘲笑自己的同伴，说他的行为很不符合他的服装，因为神甫正神态严肃地把神学博士的手指举向丑陋的面孔，并用说教的口吻说道：“您要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我以为他会说‘圣徒’）女天使。”另外，他需要的只是离开这儿，就同絮比安告辞，絮比安送走男爵后刚从楼上下来，但品行不端的神甫由于健忘而忘了付自己的房钱。絮比安的头脑从不糊涂，他平时把每个顾客的捐助放在一只箱子里，这时就摇动箱子，把箱子摇得直响，并说：“礼拜的捐款，神甫先生！”这个淫乱的人连忙表示道歉，付了钱就走了。

    絮比安到这个漆黑的地方来找我，而我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请到我那些年轻人坐着的前厅去坐一会儿，我上去把房间的门关好，您是顾客，这样十分自然。”老板在那儿，我就把钱付给了他。这时，一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走进门来，并威风凛凛地向老板问道：“我明天中午在城里吃饭，明天上午我要莱翁的时间不是原定的十一点，而是改在十一点差一刻，行吗？”————“这要看，”老板回答说，“神甫留他多少时间。”这个回答看来并末使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感到满意，他好象已经准备对神甫破口大骂，但当他看到我后，他的怒气就改变了方向，直接出到老板身上：“他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他低声说道，声音虽低，却怒气冲冲。老板心里十分烦恼，但还是作了解释，说我在场没有关系，说我是一个顾客。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看来丝毫没有因这一解释而平息下来。他不断重复道：“这叫人极不愉快，这种事是不该发生的，您知道我非常讨厌这点，您这样干我就再也不踏进这儿的门。”但是，这一威胁看来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因为他走的时候虽然怒气冲冲，但还是要求莱翁尽量在十一点缺一刻时腾出身来，如有可能则在十点半。絮比安下楼来找我，同我一起走到街上。

    “我不希望您对我有不好的看法，”他对我说，“这幢房子给我赚到的钱，并不象您认为的那样多，我尽量接待正派的顾客，当然喽，要是只接待这种顾客，就会亏本。这里同加尔默罗会①完全相反，美德是依靠恶习而生存的。不，我买下这幢房子，或者确切地说，是您刚才看到的代理人买下这幢房子，唯一的目的是替男爵效劳。让他愉快地度过晚年。絮比安不想把谈话局限在我所看到的那种性虐待狂的场景和男爵的恶习付诸实施的场景。即使是为了谈话，为了和他作陪，为了打扑克，男爵也只喜欢和搜刮他的平民在一起。也许下等人的故作风雅也和上等人的故作风雅一样会被人理解。再说这些人互相轮换，已长期聚集在男爵周围，而德·夏吕斯先生则找不到一个相当优雅的男子来进行社交界的交往，也找不到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来进行其他方面的交往。“我厌恶中间的类型，”他说，“资产阶级的喜剧显得浮夸，我需要的要么是古典悲剧中的公主，要么是粗俗的闹剧。不要中间道路，要么是《淮德拉》要么是《街头卖艺人》②。但到最后，这两种故作风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也许是因为老人的厌倦，也许是因为肉欲扩展到最为平庸的交往，男爵就只同“下级”生活在一起，并不由自主地成了他某个老祖宗的接班人。拉罗什富科公爵、阿古尔亲王和贝里公爵，在圣西门的笔下是同自己的仆人们一起生活的，而仆人们则从他们身上刮到一大笔钱，他们同仆人们一起打牌，那些大贵族去拜访他们时，看到他们同仆人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打牌或喝酒，感到十分尴尬。絮比安补充道：“这主要是为了使他避免麻烦，因为正如您看到的那样，男爵是个大孩子。现在他在这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即使这样，他有时还要淘气。象他这样慷慨，在现在这时候往往会出事。有一天，男爵答应把许多钱送给一个旅馆服务员，不过要他到男爵家里去，不就把他吓得要死？（到男爵家里，多不谨慎！）这小伙子喜欢的只是女人，当他了解要他干的事时，才放下心来。他听到答应给他这么多钱，还以为男爵是间谍。但当他知道要他出卖的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自己的肉体时，他才感到松了口气，这件事也许不大道德，但风险却比较小，而且干起来更加容易。”我听着絮比安的话，心里在想：“德·夏吕斯先生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多可惜呀！不是为了描写他将会看到的事，而是一个夏吕斯对性欲的态度，会使他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迫使他严肃地对待生活，并把感情置于快感之中，使他不会停止、固定在一种对事物讽刺和外在的看法之中，并在他身上不断接通痛苦的电流。当他作出爱情的表示时，即使没有进监狱的危险，也几乎每次都要受到当众侮辱。”打耳光不光是教育孩子的方法，而且是教育诗人的方法。絮比安为男爵安排的这幢房子，大大减少了风险，至少是（因为总得担心警察的搜查）对于某个个人所冒的风险，而要是在街上，男爵对这个个人的情绪就会心中无数。如果德·夏吕斯先生是小说家，这幢房子对他来说将会是一种不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艺术上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并没有想到要进行写作，也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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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加尔默罗会是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该会靠募款为生，戒律严格，鼓励圣母崇拜。

    ②《街头卖艺人》是（1831）法国作家泰奥菲尔·迪梅桑（1780————1849）的三幕喜剧。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然而，干人们并不认为有罪的事而得到收入，难道是要禁止的？您读的书比我多，您也许会对我说，苏格拉底认为不能用教书来赚钱。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教师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些医生、画家、剧作家和剧院经理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您别以为干这行接触的只是些流氓。当然，这种机构的经理就象只大母鸡那样，只接待男人，但接待的是各种各样杰出的男人，在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人一般属于他们这行中最敏锐、最富有同情心、最和蔼可亲的男人。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幢房子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思想事务所和一个新闻社。”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德·夏吕斯先生挨打的情景，仍然萦回在我的印象之中。

    老实说，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吕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对社交界乐趣的厌烦，他那种十分容易变成对最下等、最坏的男人的恣意纵情的任性，人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暴发户得到一大笔财产感到心花怒放，是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公爵，并邀请几位殿下同自己一起打猎，而德·夏吕斯先生拥有这么多财产感到心满意足，则是因为他可以控制一个乃至好几个机构，其中经常有一些他喜欢厮混的男青年。为此他也许并不需要有恶习。他是这么多大贵族的继承人，他们是王族成员或公爵，圣西门告诉我们，他们不同任何“有称号的”人交往，而是把时间花在和仆人们打扑克上，并且把大笔大笔的钱送给仆人！

    “在目前，”我对絮比安说，“这幢房子并非如此，它比疯人院还要疯，因为关在疯人院里的疯子发疯就象演戏那样，是真实的再现，是显而易见的事，而它简直是个魔窟。我过去象《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那样，认为可以及时赶到去救一个挨打的人，而我现在亲眼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变为现实，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条母狗，就自愿叫别人打她，以便恢复原形。”絮比安听了我的话，显得非常局促不安，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了男爵挨打的情景。他一时间默不作声，而我叫住了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在恢复本相时所具有的这种机灵，常常使我感到惊讶，这时他就象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院子里碰到弗朗索瓦丝或我时那样，说出一番极为美妙的话来：“您谈到《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他对我说，“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一本书的书名并非没有关系，那本书我好象是在男爵那儿看到的（他指的是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的一个译本，译本是我寄给德·夏吕斯先生的）。如果您什么时候有兴趣，譬如在某一天晚上，想要看的话，我不说有四十个，但有十来个小偷，您只要来这儿就行了；要想知道我是否在这儿，您只要看一下上面的窗子，我把自己的那窗小窗开着，里面点着灯，就说明我已经回来，可以进来了，这就是我的芝麻。我说的只是芝麻。因为关于百合，如果您想要的是百合，那就到别处去找。”他象海盗那样指挥着贵族顾客和一帮青年，所以有点不拘礼节，这时他相当放肆地对我行了礼，准备同我告别，只听到一声巨响，但炸弹爆炸前并没有发过警报，于是他建议我暂时和他留在一起。不久就开始了拦阻射击，射击是如此猛烈，使人感到德国飞机就在旁边，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片刻之间，街道变得一片漆黑。只是在有时，一架飞得相当低的敌机照亮了它想扔炸弹的那个点。我无法再找到自己的路。我想起了那一天，就是我去拉斯普利埃的时候，我碰上了一架飞机，如同遇到了一位使我的马匹直立起来的天神。我心里在想，要显现在碰上的话就会不一样，恶的天神就会把我杀死。我加快步伐，以便避开它，犹如被怒潮追逐的旅客，我在那些漆黑的广场中兜圈子，再也无法从里面走出来。最后，一片火光照亮了我的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然而炮声仍在不断地劈啪作响。但是，我的思想已经转向另一个物体。我在想絮比安的房子，它现在也许已化为灰烬，因为当我刚走出那幢房子时，一颗炸弹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对于那幢房子，德·夏吕斯先生原可以预卜先知地写出《索多玛》，就象以同样的预卜先知，或者在火山爆发、已经酿成灾害的初期，庞培城那个不知名的居民所写的那样。但是，对于前来寻欢作乐的人们来说，警报和哥达式轰炸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爱情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我们几乎不去想它。海上惊涛骇浪，船只在前后左右颠簸，被风刮得弯弯曲曲的水流从天上直泻而来，但我们最多对这一望无际的环境赋予片刻的注意，以便避开风浪给我们带来的不便，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和我们试图接近的肉体都显得微不足道。预告轰炸的警报声并没有使絮比安的那些常客感到不安，就象一座冰山的存在不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一样。更有甚者，威胁肉体的危险反而使他们解除了长期来象疾病那样纠缠着他们的担心。然而，认为担心的大小同他们感到的危险的大小相符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担心睡不着觉，但决不会担心一场认真的决斗、一只老鼠，也不会担心一头狮子。在几个小时之中，那些警察只会去关心居民生活这样的小事，所以没有使他们败坏名声的危险。好多人不仅恢复了放荡不羁的本性，而且受到街上突然出现的黑暗的诱惑。天火已经朝庞培城居民的身上纷纷落下，他们之中有几个钻到了象地下墓穴一样暗的地铁走廊里。他们确实知道里面还有别人。然而，作为一种新的环境而笼罩任何事物的黑暗，会产生一种对某些人来说无法抗拒的诱惑，其结果是取消了快感的第一阶段，使我们直接进入抚摸的领域，而在平时，人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这一领域。如果觊觎的对象确实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即使必要的前提是容易接近，又无须象在沙龙里那样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情（至少在白天），在晚上（甚至是在一条灯光昏暗的街上）至少也有一个前奏，这时只有一双眼睛在寅吃卯粮，而被追求者对过路人的担心，使追求者只能用眼睛看用嘴巴说，而不能做其他事情。在黑暗中，这老一套的把戏全都可以废除，手、嘴唇和身体可以首先进入角色。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可以推托是黑暗的关系，以及因黑暗而引起的错误。如果对方接受，身体就会立即作出回答，不是往后退缩，而是向前靠拢，这就使我们对自己在沉默中进行交际的女人（或男人）产生一种看法，觉得她毫无偏见、充满恶习，不由使幸福锦上添花，因为能吃到果子，又不需先用眼睛觊觎，也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已经是一种幸福。但是，黑暗仍在持续；沉浸在这新的环境之中，絮比安的常客们感到自己经过了旅行，来观察一种自然现象，例如潮汐或是日食，他们来享受的不是准备就绪、固定不变的乐趣，而是在未知的事物中萍水相逢的乐趣，他们在火山爆发般的炸弹轰鸣声中，在庞培城般藏垢纳污场所的旁边，在地下墓穴的黑暗之中来举行秘密的仪式。

    在同一个大厅里，许多不愿躲避的男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互不相识，但可以看出，他们几乎全都属于有钱阶层和贵族阶层。每个人的外貌中都有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想必是对有损名誉的欢乐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有一位身体庞大，脸上全是红斑，象个酒鬼。我得知他起初并不是酒鬼，只是叫一些青年来喝酒取乐。但是，他一想到自己会被应征入伍就感到害怕（虽说他看来已年过半百），由于他十分肥胖，他就开始不断地喝酒，竭力使自己的体重超过一百公斤，因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者即可退役。现在，这种心计已变成嗜好，不管人们在哪里同他分手，不管人们如何对他进行监视，人们总可以在一个酒店里再次见到他。但是，他一开始讲话，我就看出，他虽然智力平平，却具有很多知识，受过很多教育，是个很有教养的人。这时又进来一个人，此人是社交界人士，十分年轻，外表极为高雅。说实在，在他的外表上还没有留下恶习的任何痕迹，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内心有恶习的痕迹。他身材十分高大，面孔讨人喜欢，他说话时显露的智慧，同他旁边的酒鬼完全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智慧确实出色。但是，他每说一句话，都要显出一种表情，不过这种表情应该和一句与此不同的话对应。他虽然掌握人类脸部表情的全部宝库，却仿佛曾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他用不该采用的次序来排列这些表情，他露出的微笑和目光仿佛是偶然采摘而来，和他听到的话毫无关系。我对他的看法是，如果他还活着，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他过去所受的折磨并不是长期的疾病，而是短期的吸毒。如果向所有这些人索取名片，人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全都属于上流社会。但是，某种恶习，而且是最大的恶习，即缺乏意志，使他们无法抗拒任何恶习，就聚集在这儿，当然是在单独的房间里，有人对我说是在每天晚上，这样一来，虽然他们的名字为社交界女士们熟悉，这些女士却渐渐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并且再也没有机会接待他们的来访。他们仍然接受邀请，但习惯使他们回到鱼龙混杂、藏垢纳污的场所。另外，他们并不隐瞒此事，相反，隐瞒此事的却是供他们寻欢作乐的小服务员、工人等等。除了人们能猜到的许多原因之外，这可以用下列原因来解释：对于工厂的雇员和仆人来说，到那儿去象被人认为是正派的女人到妓院里去一样；某些承认去过那儿的人，则否认自己后来又去过那里；絮比安本人也不说实话，以便保护他们的名誉，或者避免竞争，只见他肯定地说：“哦！不，他不来我这儿，他不想来这儿。”对于社交界的先生来说，问题没有这么严重，更何况不去那儿的社交界青年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所以不去关心我们的生活。而在一个航空公司里，如果某些装配工去过那儿，他们的同事就监视他们的行动，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去那儿，原因是害怕被人发现。

    我一面走近自己的住所，一面心里在想，意识停止和我们的习惯进行合作是如此之迅速，它让我们的习惯自由和发展，但不再去关心它们，从此之后我们会感到多么惊讶，如果我们只是从外部看到男人们的行动，并设想个人已全部投入到这些行动中去，这些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才能可以不受约束地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当然是教育上的一种缺陷，或者说是缺乏任何教育，再加上他们惯常的赚钱方式即使不算最为轻松（因为许多工作更加舒服，但是譬如说病人，虽然他认为正在和他斗争的疾病往往只是微恙，但由于怪癖、忌口和服药，不正在为自己创造一种比疾病难受得多的生活？）至少是尽量少花力气，这种方式使这些“年轻人”为了微薄的收入，可以说是无知地在干一些不给他们带来任何乐趣的事情，这种事在开始时甚至使他们感到十分厌恶。①根据这点，人们原可以认为他们非常坏，但是他们不仅在战争中曾是出色的士兵、无与伦比的“勇士”，而且在平民生活中往往心地善良，即使不能说完全正派。他们对自己所过的生活道德还是不道德，早已失去了概念，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这样，当我们研究过去历史的某些阶段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些个性善良的人肆无忌惮地参加大屠杀和献祭活人，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两千年后阅读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人，也许将会感到某些温柔和纯洁的心灵同样沉浸在一种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中，而这些心灵感到习以为常的环境，将会显得象魔鬼一样有害。另一方面，在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我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在智慧或敏感方面具有絮比安这样的天赋；因为构成他谈话的精神脉络的这种美妙“知识”，并非来自任何中学的教育，也不是来自任何大学的教育，他要是受到这些教育，就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而社交界的许多青年却没有从这些教育中得到任何好处。这只是他天生的感觉、自然的见解，他不过是在空闲的时间里，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偶然阅读少量书籍，却能说出如此正确的话来，他的话显示了语言的全部对称，展现了它们的美。然而，他干的职业虽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最有利可图的行当之一，但也是最为低劣的行当。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那贵族的自豪本应使他对“别人的闲话”有某种蔑视，某种自爱感和自尊感怎么不能迫使他的淫荡放弃某些看来只有完全痴呆才能得到原谅的满足呢？但在他身上，就象在絮比安身上那样，把道德和各种行为分开的习惯（另外，这也应该存在在许多职务之中，有时在法官的职务中，有时在政治家的职务中，以及其他许多职务之中）应该早就养成，因此习惯（从不向道德感征求意见）越来越加深，直至这个表示赞同普罗米修斯让人用力量钉在纯物质的岩石上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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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絮比安的房子被描写成庞培城，使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末期，所以这种描写非常符合同督政府时期十分相似的时期，这一时期即将开始。新的舞会已在到处组织，而且是通宵达旦地跳舞，仿佛和平已提前实现，但这些舞会仍在暗中进行，以便不过于公开地违反警察局的规定。除此之外，某些艺术观点的反德倾向没有战争初期那样强烈，这些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被窒息的思想喘过气来，但是，必须具备公民爱国证书，才有胆量介绍这些观点。一位教授写了本关于席勒的出色论著，报上对此作了报道。但是，在谈论该书作者之前，先写他参加过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曾两次受到嘉奖，两个儿子又阵亡，仿佛是为了取得出版许可证。然后才赞扬他关于席勒的著作清晰、深邃，并说这本书可以被称为伟大的著作，只要在书中不说“这个伟大的德国人”，而说“这个伟大的德国佬”。这是文章的口令，于是就立即放行。————作者注。

    当然，我清楚地感到，这是德·夏吕斯先生疾病的一个新阶段，自从我发现他患病之后，根据我亲眼看到的各个阶段来看，他的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继续发展。现在，可怜的男爵离结局和死亡已不是十分遥远，即使并非象维尔迪兰夫人预言和希望的那样在死亡前受到监禁，在他这样的年龄，监禁也只会加速死亡。不过，也许我说得不对：纯物质的岩石。在这个纯物质中，可能还会浮现出一点精神。不管怎样，这个疯子清楚地知道，他是一种疯狂的猎物，他在这样的时刻仍在玩耍，因为他十分清楚，打他的人并不比在打仗的游戏中抽签抽到当“普鲁士人”的小男孩更加凶恶，在这种游戏中，大伙儿都带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假装的愤怒之情朝小男孩冲去。一种疯狂的猎物，这种疯狂还是带有德·夏吕斯先生的一点个性。即使在这些反常的行为中，人性（正如它在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旅行中所做的那样）仍用真实的要求来表露信仰的需要。我曾对弗朗索瓦丝谈到米兰————这座城市她也许永远不会去————的一所教堂或兰斯大教堂————即使是谈到阿拉斯①大教堂！————，这些教堂她不会看到，因为它们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摧毁。当我谈起这些教堂时，弗朗索瓦丝就羡慕有钱人能看到这样的珍宝，并带着一种思乡的忧愁说道：“啊！这该有多美！”她住在巴黎这么多年，却从未有兴趣去看看巴黎圣母院。这是因为巴黎圣母院正是巴黎的组成部分，是弗朗索瓦丝的日常生活进行的城市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的老女仆很难————如果对建筑的研究没有在某些方面纠正我身上的贡布雷本能的话，我也很难————确定她梦想的客体。在我们喜爱的人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固有的某种梦想，这种梦想我们不能始终看出，却在继续追求。我相信贝戈特和斯万，就爱上了希尔贝特，我相信坏家伙希尔贝，就爱上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而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最痛苦、最嫉妒、看来是最具个性的爱情中，又蕴藏着多么广阔的海洋！另外，正是由于人们所热衷的这种个性，对这些人的爱情已经有点反常的味道（肉体的疾病，至少是那些与神经系统关系较密切的疾病，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器官和我们的关节染上的一些特殊爱好或特殊恐惧？它们对某些气候产生一种无法解释和难以改变的恐惧，就象某些男人对戴单片眼镜的女人或对精通马术的女人的偏爱一样无法解释和难以改变。这种欲望，在每次看到一个精通马术的女人时都会被唤起，谁又能说它同哪一种持久的、无意识的梦想联系在一起？这种欲望是无意识的，又是神秘的，就象某一个城市对一个终生患哮喘病的人一样神秘，这个城市在外表上同其他城市相似，却能使他第一次自由地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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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省会，最初由高卢——罗马人建立。

    然而，反常行为就象爱情一样，其中病态的缺陷已将一切覆盖，已将一切感染。爱情甚至和最疯狂的反常行为也有相同之处。德·夏吕斯先生坚持要别人把他的手脚用牢固可靠的链条捆起来，要求戴上镣铐，据絮比安对我说，男爵还要一些残酷的刑具，这些刑具即使请水手帮忙也极难搞到————因为它们用于酷刑，而酷刑在惩戒最严的船上也已废除————这一切归根结蒂，是德·夏吕斯先生身上有着阳刚的全部梦想，这种梦想在必要时可用粗暴的行为加以证实，他内心还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彩色装饰，他用这种方式来发出彩色装饰的某些映象，有正义的十字，有封建的酷刑，都用他那中世纪的想象来加以装饰。每当他来到时，他就带着同样的感情对絮比安说：“今晚至少不会有警报，因为我从这里看到自己被这种天火煅烧，就象索多姆的居民那样。”他装作害怕哥达式轰炸机，并不是因为他对这种飞机有丝毫的害怕，而是为了等警报一响，就能以此为借口冲到地下铁道的防空洞里，希望在里面得到在黑暗中摩肩接踵的某种乐趣，并带有中世纪的地道和inpace①的模糊梦想。总之，他被人用链子系住和挨打的欲望，以丑陋的形式表露出一种诗意的梦想，这种梦想同其他人去威尼斯或供养舞蹈女演员的欲望一样富有诗意。德·夏吕斯先生非常希望这种梦想能使自己产生真实的错觉，所以絮比安只得卖掉四十三号房间中的木床，并用一张更适合链条捆绑的铁床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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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拉丁文，意思是：修道院中监禁终身禁锢者的地牢。

    当我回到家里时，军号声终于响了。消防队员的声音受到一个男孩的议论。我看到弗朗索瓦丝正和管家一起从地窖里出来。她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对我说，圣卢来过，一面表示抱歉，一面想看看他上午来看我时是否把他的十字军功章掉在这儿。因为他刚发现自己的十字军功章丢了，而他第二天上午要回部队，所以想碰碰运气，看看是否在我这儿。他和弗朗索瓦丝到处都找遍了，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弗朗索瓦丝认为他可能是在来看我之前丢失的，因为据他说，她感到她可以发誓，她在看到他时他没有戴十字军功章。这点她弄错了。这就是证词和回忆的价值！不过，这并不十分重要。圣卢既受到军官们的器重，又受到士兵们的爱戴，所以这件事很容易得到解决。另外，我见他们谈论他时热情不高，就立即感到，圣卢给弗朗索瓦丝和管家留下的印象不大好。也许是因为管家的儿子和弗朗索瓦丝的侄子作了一切努力，以便远离火线去做没有危险的工作，而圣卢却成功地作出相反的努力，以便去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弗朗索瓦丝和管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却不能相信这点。他们相信的是，有钱人总是躲在安全的地方。另外，即使他们知道罗贝尔英勇的真实情况，也不会受到感动。他没有说“德国佬”，而是对他们赞扬德国人的勇敢，他也没有把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没能打胜仗的原因归咎于叛国。然而，这正是他们希望听到的话，这正是他们所认为的勇敢的标志。因此，虽然他们在继续寻找十字军功章，我仍感到他们对谈论罗贝尔显得冷淡。我猜到这枚十字军功章遗忘在何处①，就让弗朗索瓦丝和管家去睡觉。但是，自从管家依靠战争而找到一种比驱逐修女和德雷福斯案件更为有效的折磨弗朗索瓦丝的方法以来，他从不急于离开她。那天晚上，以及我在去另一家疗养院以前在巴黎逗留的几天里，每当我来到他们的身旁，我就听到管家对惊恐失色的弗朗索瓦丝说：“当然喽，他们是不会着急的，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但到那一天，他们将拿下巴黎，而在那一天是不发慈悲的！”————“主啊，圣母玛利亚！”弗朗索瓦丝大声说道，“他们征服了可怜的比利时还不满足。它可受苦了，这个比利时，在入浸②的时候。”————“这个比利时，弗朗索瓦丝，但相比之下，人们在比利时干的事算不了什么！”战争在老百姓谈话这个市场上抛出了大量术语，老百姓只是通过眼睛和阅读报纸来熟悉这些术语，因此不知道它们的发音。只见管家补充道：“我不能理解，世界怎么会这样疯狂……您将会看到这点，弗朗索瓦丝，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比其他所有的进攻规幕③更大的新的进攻。”我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如果说不是因为可怜弗朗索瓦丝和顾及战略常识，至少是为了语法的缘故，我说应该说“规模”，但得到的结果只是在我每次进入厨房时让弗朗索瓦丝把这个可怕的句子再说一遍，因为管家一方面以吓唬自己的同伴为乐趣，另一方面几乎以同样的乐趣向主人表示，他虽说是贡布雷的老园丁和普通的管家，按照圣安德烈教堂的教规却依然是法国良民，他根据人权宣言有权不受任何约束说成“规幕”，也有权在一个不属于他服务范围的问题上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自从大革命以来，任何人也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因为他和我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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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但是，那天晚上圣卢之所以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只是因为他在等待，原因是他又渴望再次见到莫雷尔，就使用了他在军队里的一切关系，来打听莫雷尔在哪个部队，以便能去看望，但他至此只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答复。————作者注。

    ②原文为envahition，是弗朗索瓦丝生造的词，应为envahissement（入侵）。

    ③原文为enverjure，是管家的发音错误，应为envergure（规模）。

    因此，我忧郁地听到他和弗朗索瓦丝谈论一次大“规幕”的战役，他坚持要这样说是为了向我证明，这样发音并非是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意愿。他用同样的充满怀疑的“人们”，把政府和各种报纸混为一谈。他说：“人们对我们说德国佬的损失，人们不对我们说我们的损失，看来我们的损失是他们的十倍。人们对我们说，他们已精疲力竭，他们已没有吃的东西，依我看，他们吃的东西是我们的一百倍。总不该来哄骗我们。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东西，他们就不会这样打仗，那天我们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给他们杀了十万人。”他就这样不时夸大德国人的胜利，就象他过去夸大激进派的胜利那样；同时，他也叙述他们的残酷，让这些胜利使弗朗索瓦丝感到更加难受，弗朗索瓦丝则不断地说，“啊！天使的圣母！啊！天主之母玛利亚！”有时，为了以另一种方式使她感到难受，他就说：“另外，我们也并不比他们好，我们在希腊干的事并不比他们在比利时干过的事漂亮。您会看到，我们将会让所有的人来反对我们，我们将被迫同所有的国家打仗”，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他就进行报复，对弗朗索瓦丝肯定地说，战争将要持续三十五年，而在预料可能的和平时则说，和平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月，接下来还要打仗，相比之下，现在打的仗如同儿戏一般，而将来的仗打完之后，法国将荡然无存。

    看来，协约国的胜利如果不是即将来临，至少是基本肯定，不幸的是必须承认，管家对此感到遗憾。由于他把“世界性”的战争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缩小为他同弗朗索瓦丝进行的秘密战争（尽管如此，他喜欢她，就象人们可以喜欢一个人，同时却在玩多米诺骨牌时让这个人输掉，高兴地把这个人弄得每天都勃然大怒），所以在他眼里，胜利的实现就象在第一种谈话时那样，在这种谈话中，他会痛苦地听到弗朗索瓦丝对他说：“总算结束了，他们给我们应该比七○年我们给他们的要多。”另外他也一直认为，“这命中注定的日子是会来到的，因为一种无意识的爱国主义使他相信，就象所有和我患病以来一样成为同一种幻想的牺牲品的法国人那样，胜利————犹如我康复一样————在第二天就会实现。他抢先对弗朗索瓦丝宣布，这个胜利也许会来到，但他的心会因此而流血，因为革命会紧接而来，然后是外国入侵。啊！这场该死的战争，只有德国佬会很快恢复过来，弗朗索瓦丝，他们在战争中已经赚到几千亿法郎。但是，要他们吐给我们一个铜板，简直是开玩笑！这种事也许会登在报上，”他补充这点是出于谨慎，以防万一，“以便安慰老百姓，就象说战争将在第二天结束已说了三年一样。”弗朗索瓦丝过去相信的是那些乐天派而不是管家，她听了这些话感到更加不安，是因为她确实看到，她以为尽管有“入浸可怜的比利时”也会在两星期内结束的战争，却一直持续着，也不能取得进展，这种前线固定的现象，她不大理解其中的含义，再加上她那些不知其数的“教子”中的一个对她说，有人隐瞒了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她在我们家挣到的钱全都给了那个教子。“所有这些都将由工人来承担，”管家总结道。“有人会把您的田拿去，弗朗索瓦丝。”————“啊！老天爷！”但是，他喜欢的不是这些遥远的不幸，而是更为临近的不幸，因此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希望能向弗朗索瓦丝宣布一个战败的消息。他等待坏消息就象等待复活节彩蛋一样，希望情况不妙得足以吓唬弗朗索瓦丝，但不足以使他自己确实感到难受。这样，齐柏林飞艇的空袭可以使他看到弗朗索瓦丝躲到地窖里去而欣喜若狂，因为他相信，在象巴黎那样大的城市里，炸弹不会恰巧另外，弗朗索瓦丝开始不时恢复她在贡布雷时的和平主义。她几乎怀疑“德国的残酷”。“战争开始时，人们对我们说，这些德国人是杀人犯、土匪、真正的强盗、德德德国鬼子……”（她说德国鬼子这个词时说了好几个德，是因为她觉得把德国人说成杀人犯还是可以接受的，但说成德国鬼子就骇人听闻，几乎难以置信。只是很难理解，既然这是在战争开始时，弗朗索瓦丝赋予“德国鬼子”这个词以何种神秘可怕的含义，而她说出这个词时又带有怀疑的神色。因为怀疑德国人是罪犯可能确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的观点来看，这种怀疑并不包含着矛盾。但是，既然德国鬼子这个词在大众语言中的意思正是德国人，怎么能怀疑他们是德国鬼子呢？也许她只是用间接引语来复述她当时听到的过火的话，这些话特别强调了德国鬼子这个词。）“我相信了所有这些，”她说，“但我刚才在想，我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是坏蛋。”这种亵渎神明的想法是管家阴险地给弗朗索瓦丝培养出来的，但看到自己的女伴对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有某种偏爱，就不断对她说，在国王作出让步之前，我们一直不给国王吃东西。因此，国王逊位使弗朗索瓦丝十分激动，她甚至说：“我们并不比他们好。要是我们在德国，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不过，在这几天中，我很少见到她，因为她常去表兄弟家。有一天，妈妈在对我谈起她的那些表兄弟时说：“你要知道，他们比你还要有钱。”然而，人们已经看到，这种如此美好的事那个时代在全国是如此常见，如果有一个历史学家使这种事永远流传下来，那么它就会证明法国的伟大、它的伟大精神和它符合圣安德烈教堂的伟大，展现这种伟大的既有后方这么多幸免于死的老百姓，也有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的士兵。弗朗索瓦丝的一个侄子在渡船贝里村①被打死，这个侄子也是弗朗索瓦丝那些百万富翁表兄弟的侄子，她的表兄弟过去是大咖啡馆的老板，发财后早已退隐。可他被打死了，这个没有财产的小咖啡馆的老板，他在二十五岁时应征入伍，留下他年轻的妻子独自管理小咖啡馆，而他还以为过几个月就会回来的。他被打死了。于是人们看到了下面的事。弗朗索瓦丝那些百万富翁表兄弟，同这个年轻的妇女，即他们侄又不要赚一个子儿；每天上午六点，百万富翁的妻子，一位真正的夫人，穿得同“她的吧女”一模一样，准备帮助自己的侄媳妇和表弟媳妇。将近三年以来，她们就这样洗杯子、端饮料，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半，连一天也不休息。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没有一个人物是“真实的”，全是由我根据论证的需要而臆造的，但我应该在赞扬我的国家时说，只有弗朗索瓦丝那些为帮助无依无靠的侄媳妇而离开退隐地的百万富翁表兄弟，只有那些人才是实际存在的人。我确信他们的谦虚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也因为他们决不会读到这本书，既然不能列举其他许多想必作出同样的事情并使法国得以幸存的人们的姓名，我就怀着孩提般的喜悦和深深的激情，在此写出他们真实的姓：他们的姓是十分法国化的，叫做拉里维埃。曾经有过几个远离火线工作的卑鄙军人，就象我在絮比安那儿看到的那个穿无尾常礼服的蛮横青年，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是能否在十点半得到莱翁，“因为他在市里吃午饭”，如果有过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已被圣安德烈不可胜数的全体法国人赎救，已被我认为能同那些拉里维埃媲美的所有崇高的士兵赎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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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17年4月16日，法军在该村附近首次使用坦克作战。

    管家为了煽风点火，增加弗朗索瓦丝的不安，就把他找到的一些老掉牙的《大众读物》拿给她看，在这些刊物（是战前出的几期）的封面上画着“德国皇室”。“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主子”，管家指着“威廉”对弗朗索瓦丝说。她睁大眼睛，然后指着威廉旁边的那个女人说：“这是女威廉！”

    我离开巴黎的时间因一则消息而推迟，这消息使我感到悲伤，我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无法启程。我获悉的是罗贝尔·德·圣卢的噩耗，他是在返回前线的第三天，在掩护他的士兵们撤退时被打死的。从未有人象他那样没有老百姓的那种仇恨（至于皇帝，他出于特殊的、也许是错误的原因认为，威廉二世与其说想发动战争，不如说想阻止战争的爆发）。他也不恨德语的特有表达方式：六天前，我听到他嘴里说出的最后几个词，是舒曼一个歌曲开头的几个词，他在我的楼梯上用德语对我哼着这些词，以至我因为邻居的缘故不让他哼。他因极其良好的教育而习惯于他的行为中清除任何赞扬、任何斥骂和任何空话，因此他在敌人面前，犹如在应征入伍时那样，没有说出本来可以保住他性命的话，而是在他人面前抹去自己，其象征是他的所有举止，乃至他关上我马车车门的举止，每当我走出他的家门，他就不戴帽子送我出来。好几天，我都关在房间里想念他。我想起他第一次来到巴尔贝克的情景，他当时身穿微白的毛衣，暗绿色的眼睛如大海一样变动，他穿过大厅，大厅同玻璃朝向大海的大餐厅相连。我想起这个我当时感到与众不同的人，想起这个我曾十分希望结交的朋友。这个希望的实现，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程度，但当时几乎没有使我产生任何乐趣，而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隐藏在这种优雅外表后面的所有大的优点以及其他的东西。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一样，他每天都毫不吝惜地献出，而最后一件东西是在进攻一条战壕时献出的，这是因为他慷慨，能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来为他人效劳，就象有一天晚上他奔向餐厅的长沙发，为的是不打扰我。总的来说我看到他的次数是那么少，又是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每次的间隔时间又是如此之长，如在巴尔贝克的那个大厅里，在里夫贝尔咖啡馆里，在骑兵营地和在东锡埃尔的军人晚餐时，在他打了一个记者耳光的剧院里以及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但这只会使我对他的生产生更加强烈、更加清晰的印象，对他的死感到更加清醒的悲伤，我们对爱得很深的人们也往往没有如此的印象和悲伤，这些人和我们一直有来往，所以我们在头脑中保存的他们的形象，只是无数差别难以察觉的形象的一种模糊的平均值，而我们已得到满足的友情，就不会象我们只是在并非由于他们和我们的缘故而没有进行到底的会见中见到过片刻的人们那样，对可能产生更加亲密的友情抱有幻想，得不到这种友情只是因为没有机遇。①我那天看到他戴着单片眼镜在巴尔贝克的那个大厅里跑，在我的想象中他十分高傲，在那天之后没过几天，我在巴尔贝克海滩上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个形象现在也只是存在于回忆的状态之中，这就是阿尔贝蒂娜，她在这第一个晚上脚踩沙滩，对众人都漠不关心，她在海边犹如一只海鸥。我很快就爱上了她，为了每天都能和她一起外出，我从未去看过在巴尔贝克的圣卢。但是，我同他交往的历史，也为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喜爱阿尔贝蒂娜提供了证明，我去东锡埃尔在罗贝尔身边住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忧郁地看到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感情没有得到回报。他的一生和阿尔贝蒂娜的一生，这么晚才为我熟知，而且都是在巴尔贝克，又是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两种生活差一点交织在一起；是他，当他看到年华的灵巧梭子在初看起来最不受束缚的我们回忆的经纱之间编织着纬纱时，我反复在想，是他，在阿尔贝蒂娜离开我之后，被我派去见邦当夫人的。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都有一种我没有怀疑到的类似秘密。圣卢的秘密也许比阿尔贝蒂娜的秘密给我带来更多的悲伤，因为她的生活已同我毫不相干。但是，我无法消除痛苦的是，她的一生和圣卢的一生会如此短暂。她和他都因关心我而经常对我说：“您有病。”可现在他们死了，他们在战壕前和河流中的最后形象，与他们最初形象的间隔时间是如此短暂，所以我可以将这两种形象进行对照，而即使是阿尔贝蒂娜的最初形象，也只有在同海上日落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时对我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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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至于弗朗索瓦丝，她对德国人极其仇恨；这种仇恨只会因我们那些部长使她产生的仇恨而减弱。因此我不知道她更加希望兴登堡死还是克雷孟梭死。————作者注。

    弗朗索瓦丝对他的死比对阿尔贝蒂娜的死更为同情。她立刻扮演起她那哭丧妇的角色，用哀号和悲痛欲绝的挽歌来悼念死者。她显示自己的悲伤，只有当我不由自主地露出悲伤的神色时，她才转过头去不哭，想装出没有看到我悲伤的样子。因为正如许多神经过敏的人那样，别人的神经过敏也许同她过于相象，就会使她恼火。她现在喜欢让人发现她最轻微的脖子酸痛，她头昏眼花，以及她给碰了一下。但是，如果我谈到自己的一个病痛，她就重又变得淡漠、严肃，装出没有听到的样子。“可怜的侯爵，”她说，虽然她不禁会想，他本来可以设法不上前线，即使在应征入伍之后，也可以设法避开危险。“可怜的夫人，”她想到德·马桑特夫人时说，“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死了，大概哭了！要是她能再见到他就好了，不过也许最好还是见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断成两截，他已面目全非。”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但透过泪水可以看出这个农妇的残酷好奇心。也许弗朗索瓦丝是真心实意地同情德·马桑特夫人的痛苦，但她感到遗憾的是不知道这种痛苦以何种形式出现，也不能看到这种痛苦并为之伤心。由于她很想哭泣，很想让我看到她哭，她就练习着说：“真叫我感动！”在我身上，她也渴望地观察着悲伤的痕迹，这种渴望使我在谈论罗贝尔时装出几分冷漠。更确切地说也许是出于模仿心，同时也因为她曾听人说过这话————在政府机关和文艺社团中都有一些口头禅————她不断地说，并且多少带有一个穷人的满足：“他所有的财产没能使他不象别人一样死去，这些财产对他再也没有用了。”管家则乘机对弗朗索瓦丝说，这当然是件伤心事，但同政府竭力隐瞒的每天阵亡几百万士兵的事实相比，这就算不了什么了。但在这次，管家没能象他预期的那样增加弗朗索瓦丝的痛苦，因为她对他回答道：“确实，他们也虽为法国而死的，但这些人是陌生人，认识的人门①总是更有意思。”在哭泣中得到乐趣的弗朗索瓦丝还补充道：“要是报上谈到侯爵的死，可得注意告诉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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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文为genss，是弗朗索瓦丝的发音错误，应为gens（人们）。

    在战争爆发前很久，罗贝尔常常悲伤地对我说：“哦！我的生命，咱们别谈它，我是个提前被判死刑的人。”他是否在暗示他在此之前瞒过众人但他自己了如指掌的恶习？他也许夸大了这种恶习的危险性，就象第一次作爱或在此以前独自寻找这种乐趣的孩子们，把自己想象成撒出花粉之后就会立刻死去的植物。对于圣卢和孩子们来说，这种夸大的原因，也许就象想到尚未熟悉的罪孽那样，是由于一种全新的感觉有一种几乎是可怕的、接着又逐渐减少的力量；或者说他在必要时用他那相当年轻就被夺去生命的父亲的死来加以证实，预感到自己的早夭？也许这种预感看来并不可能。然而，死亡显然服从于某些规律。例如，人们往往会说，父母去世得很晚或很早，他们的子女也几乎必然会在同样的年龄死去，父母带着忧郁和不治之症一直活到一百岁，他们的子女虽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都在一个不可避免而又过早的日期，被一种病痛夺去生命，这种病痛来得非常及时又十分意外（不管它在体质中有何种深刻的根源），仿佛它只是使死亡变为现实的必要形式。难道不可以说，意外的死亡————就象圣卢之死，他的死同他性格有联系的原因也许更多，所以我认为不必一一列举————本身也已被预先记录下来？这种死亡只为神衹知晓，凡人是看不出来的，但通过一种一半是无意识、一半是有意识的悲伤显示出来（在后一种情况下，甚至完全真诚地向他人表达出来，人们通常用这种真诚来宣布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已经避开、但将确实发生的不幸），这种悲伤是带有悲伤而又不断在自身中象看到一个座右铭、一个致命的日期那样看到悲伤的人所特有的。

    他在那最后的时刻想必十分美。在这一生之中，他即使是坐着，即使是在一个客厅里走路，也仿佛总是怀着冲锋的激情，并用微笑来掩盖他那三角形头脑中百折不回的毅力，最后他进行了冲锋。封建领主古堡的墙角塔，里面的书被搬走之后，又用来打仗。这位盖尔芒特死去时更象他自己，或者确切地说更象他家族的成员，他曾同这个家族融为一体，在这个家族中他只是一位盖尔芒特，就象在贡布雷的圣伊莱尔教堂中为他举行的葬礼中象征性地看到的那样，教堂里全都张挂着黑幔，而在闭合的花圈下，没有名字和爵位的开头字母，只有盖尔芒特的G以红色显现出来，因为他通过死又变为盖尔芒特。

    这个葬礼并没有立即举行，但葬礼之前，我就写信给希尔贝特。我也许应该给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写封信，但我心里在想，她对罗贝尔之死会无动于衷，就象我看到她对其他许多看来同她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的人们的死表现出无动于衷一样，我又想，她具有盖尔芒特家族的性格，也许甚至会竭力表明，她并不迷信血统关系。我当时过于难过，所以不能写信给所有的人。我过去认为，她和罗贝尔在相爱，即社交界人士所说的那种相爱，也就是说，他们相互倾诉他们当时感到的温情柔意。但是在远离她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说她愚蠢，如果说她有时感到一种想见到他的自私乐趣的话，我却看到她无法使出最小的劲儿，无法稍微使用自己的一点影响来帮他一个忙，甚至使他免遭不幸。罗贝尔重返摩洛哥时，她不愿把他推荐给德·圣约瑟夫将军，她对他表现的这种恶意证明，她在他结婚时表示的忠心，只是一种不花她一点力气的报答。因此，我十分惊讶地获悉，由于罗贝尔被打死时她身体不适，人们认为不得不在好几天时间里，以最最虚假的理由作为借口，把那些可能使她获悉这一噩耗的报纸通通藏起来，以便使她不至于因此受到打击。但是，我更加惊讶的是，我获悉在人们最终只得向她说出真相之后，公爵夫人哭了一整天，又病倒了，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有一个多星期，这在她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当我得知这种痛苦时，我被感动了。这种痛苦使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也会肯定地说，在他们之间曾有过深厚的友谊。但是，当我想起这种友谊包含着这么多恶言中伤，为朋友帮忙又如此缺乏诚意时，我心里就想，社交界的这种深厚友谊实在算不了什么。

    此外，在不久之后，在一个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情况下，不过这种情况并不能使我的心更受感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表现更能博得别人的好感。大家还记得，她在当姑娘时，曾对俄国皇室说过许多大胆放肆的话，在出嫁之后，也一直毫无拘束地同他们谈话，这种无拘无束，有时被人指责为不知轻重。在俄国革命之后，也许只有她一人对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她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尔大公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她总是把保罗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费尔森伯爵夫人称为“保罗大公夫人”。尽管俄国革命没有真正爆发，我们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莱奥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莱奥”，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样，有着自以为风趣的缩略语），还是不断收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发来的电报，因为公爵夫人想得到玛丽·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在很长时间里，这位公主不断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只是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一人。

    圣卢如果说不是因为他的死，至少是由于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所做的事，引起的悲伤比公爵夫人的悲伤还要大。其实，在我看到他的那个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对莫雷尔说“我是要报仇的”之后过了两天，圣卢为找到莫雷尔而进行的活动有了结果，就是说他活动的结果是莫雷尔应该服役的那个部队的将军得知莫雷尔是逃兵，就派人寻找并逮捕了莫雷尔，将军为了对圣卢感兴趣的人即将受到的处罚向圣卢表示歉意，就写信给圣卢以便把这件事告诉他。莫雷尔相信他被捕的原因是德·夏吕斯先生怀恨在心。他想起了“我是要报仇的”这句话，认为这就是报仇，就表示希望揭出真相。他说：“我是开了小差。但我走上了邪路，这难道全是我的错？”他叙述了有关德·夏吕斯先生以及和他同样闹翻的德·阿尔让古尔先生的一些故事，老实说这些故事和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个人通过情人和性欲倒错者的双重媒介对他叙说的，这就使德·夏吕斯先生和德·阿尔让古尔先生都被逮捕。这一逮捕给他们俩带来的痛苦，也许要小于他们各自得知对方是自己的情敌这个一直不知道的事实时的痛苦，预审结果表明，他们有大量默默无闻、平平常常和街上找来的情人。不过他们很快就被释放。莫雷尔也是如此，因为将军写给圣卢的信退了回来，上面批了“已去世，死于战场。”将军想为死者做些事，就只是把莫雷尔送到前线，莫雷尔在那里表现勇敢，逃脱了所有的危险，战争结束后戴着十字军功章回来，为了这枚十字军功章，德·夏吕斯先生以前曾徒劳地为他求情，圣卢则间接地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此之后，当我回想起那枚丢失在絮比安那儿的十字军功章时，我经常在想，要是圣卢还活着，他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在战后举行的选举中被选为议员，战争留下了愚蠢的泡沫和荣誉的光辉，如果消除几个世纪的偏见，在战争中失去一个手指的人可以通过出色的婚姻进入一个贵族家庭，如果十字军功章是在参谋部的处室里获得的，就足以使人通过胜利的选举进入众议院，甚至法兰西学院。圣卢由于有“神圣的”家族，他的当选就会使阿蒂尔·梅耶先生的眼泪和墨水如泉水一般涌出。但是，也许他对人民的爱过于真挚，不会去夺取人民的选票，而人民也一定会因贵族居住区的利益而原谅他的民主思想。当然，那些英雄是会理解他的，几位罕见的商人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国民联盟的幼稚轻信，政界的那些老混蛋也被找了回来，并且总是再次当选。那些未能进入飞行员议院的老混蛋，至少得进入法兰西学院，就哀求元帅们、共和国总统、众议院议长等人的选票。那些老混蛋是不会赞成圣卢的，但他们赞成絮比安的另一位常客，即自由行动党的众议员，此人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再次当选。虽然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穿着本土保卫军军官的军装。对他的当选表示高兴的有一致提他的名的所有报纸，有贵族夫人和富裕的女士，她们只穿破旧的衣服是出于礼节和害怕捐税，而交易所人士则不断购买钻石，这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妻子，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任何人民的信任，就把这种摸得着的财产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这样就使比尔股票上涨了一千法郎。这么多的蠢事使人感到有点不快，但人们对国民联盟的抱怨反而减少，因为人们突然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牺牲品，一些大公夫人衣衫褴褛，她们的丈夫被杀死在两轮车里，她们的儿子没有吃的，还要挨别人扔来的石块，他们在嘲骂声中被迫劳动，被人扔到井里，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染上了鼠疫，会传给别人。那些得以逃脱的人突然重新露面……

    我新住进的那家疗养院给我治病的疗效，并不比第一家疗养院好，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离开这家疗养院。我在乘火车回巴黎的途中，想到自己没有文学才能，而我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却发现自己有这种才能，但我在天黑前好多时间，在回当松维尔吃晚饭之前，每天同希尔贝特一起散步时，更加伤心地认识到这种没有文学才能的想法，在离开这块领地的前夕，我在阅读龚古尔兄弟的几页日记时，几乎把这种想法同虚荣心和文学的欺骗性等同起来，这种想法也许不大痛苦，但更为忧郁，如果我赋予它的客体不是我自身的病弱，而是我曾相信的理想并不存在，这种想法已有很久没有在我的脑中再现，现在却重又使我激动，而且带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的力量。我记得那是在火车停在乡下的时候。阳光一直照到铁道沿线一排树木的树干一半的地方。我想：“树木，你们已无话可对我说，我心灰意懒再也不会听到你们说话。但是，我在这里是在大自然之中，那末，我的眼睛是冷漠而又无聊地看到你们发亮的前额和你们阴暗的躯干之间的分界线。如果说我曾以为自己是诗人，那末我现在知道自己不是诗人。在我的生命即将开始但已枯竭的新的部分之中，人们也许会赋予我大自然不再给予我的启示。然而，我也许能对大自然进行讴歌的那些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虽然用可能对人进行的观察取代不可能得到的启示这点来安慰自己，却知道自己寻求的是给自己一种安慰，而我自己也知道这种安慰毫无价值。如果我真的有艺术家的灵魂，在这排被落日照亮的树木面前，在边坡上几乎一直长到车厢踏板高度的那些小花面前，我将会感到何种乐趣？我可以数出这些小花的花瓣数，但我不想描绘它们的颜色，而许多文章写得好的人却会这样去做，因为人们是否能指望把读者没有感觉到的乐趣转达给读者呢？不久之后，我又以同样的冷漠看到一幢房子的窗户上有金色和橙色的玻璃；最后，由于时间已晚，我看到另一幢房子仿佛是用一种相当奇特的玫瑰红材料建造的。但是，我作出这些不同的发现都极其冷漠，就象在一个花园里同一位女士一起散步时我看到一个玻璃片，在稍远处又看到一个同大理石相仿的一种物质构成的物体，它那不同寻常的颜色决不会使我摆脱最为无精打采的烦恼，但是出于对这位女士的礼貌，为了说些话，也为了表示我已发现这种颜色，我就在路过时指了指那片有色玻璃和那块仿大理石的毛粉饰。同样，为了问心无愧，我对自己就象对某个可能会陪伴我并从中得到比我更多的乐趣的人那样，指出了玻璃窗上火一般的反光和房子被抹上透明的玫瑰红色。但是，通过我而发现这些奇特印象的同伴，生性也许不象许多看到这种景象会欣喜若狂的心情愉快的人们那样热情，因为他看到这些颜色时没有任何喜悦。

    我长期不在巴黎，但由于我的名字留在老朋友们的名单上，所以他们仍然忠心耿耿地给我寄来请帖，我回来时看到这些请帖，其中一份是拉贝玛为女儿和女婿举办的茶点，另一份是第二天在盖尔芒特亲王府举行的下午聚会。我在火车上进行的悲伤的思考，并不是促使我去参加聚会的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我心里想，放弃社交界人士的生活确实没有必要，因为长期以来我每天都希望在第二天开始的这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不适合去做，或者说不再适合去做，也许这个工作不符合任何现实。老实说，这个理由完全是消极的，只是使那些可能使我不去参加这个社交界音乐会的理由失去价值。但是，促使我去参加聚会的原因是盖尔芒特这个姓，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它一直在我的脑海之外，所以当我在请帖上看到它时，它对我来说重新具有我在贡布雷时发现的魅力和意义，当时我在回家途中路过鸟街，从外面看到象一个深颜色的漆器那样画有坏家伙希尔贝即盖尔芒特老爷的彩绘玻璃窗。一时间，盖尔芒特家族的成员又使我感到和社交界人士完全不同，和他们无法比拟，和任何活着的人都无法比拟，即使是君主也是如此；这些人出自我度过童年的阴郁城市贡布雷中带酸味的流通空气，出自人们在城市小街的彩绘玻璃窗上看到的过去。我想要前往盖尔芒特府邸，仿佛这应该使我接近我的童年和我在其中看到童年的记忆深处。于是我继续重读请帖，直至那些组成这个如此熟悉、如此神秘的姓的字母起来造反，并同贡布雷这个名称一样，重新取得自己的独立性，在我疲倦的眼睛前显现时犹如一个我不知道的名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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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妈妈正好去萨士拉夫人家吃茶点，她事先就知道这个聚会十分乏味，所以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前往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府邸。————作者注。

    我乘上一辆车，以便前往盖尔芒特亲王府，亲王住的已不是过去的府邸，而是他在布洛尼街建造的一座豪华府邸。社交界人士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懂得他们要我们相信他们，首先得相信自己，至少得尊重我们信仰的基本要素。在我相信————即使我知道事实恰恰相反————盖尔芒特家族根据继承权住在某个宫殿里的时候，进入巫师或仙女的宫殿，让那些不念咒语无法打开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对我来说仿佛和获准同巫师或仙女谈话一样困难。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别人使我相信更加容易，如相信前一天雇来的或由博代尔及夏博食品杂货店提供的老仆人是有大革命前早就服侍这个家族的那些仆人的儿子、孙子或后代，所以我怀着无限的诚意把上一个月在小贝内姆那儿买来的肖像画称之为祖先们的肖像画。但是，魅力不能转让，回忆不能分割，现在盖尔芒特亲王搬到布洛尼街居住，就自己打破了我信仰的幻想，所以亲王已变得无关紧要。当仆人通报了我的姓名之后我担心会塌下来的天花板，下面本应还会对我呈现出许多昔日的魅力和敬畏，现在却庇护着我不感兴趣的一个美国女人的夜晚。当然，事物本身并无能力，既然这种能力是我们赋予它们的，某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中学生此刻站在布洛尼街的这座公馆前面，想必会有我过去在盖尔芒特亲王旧公馆前面时那样的感觉。这是因为他还处于信仰的年龄，而我已超过这个年龄，所以我失去了这种特权，犹如过了十年时代就失去了儿童把吸入的牛奶离解成易消化的成分的能力，因此成年人为了谨慎起见，只吃少量的牛奶，而儿童却可以一口气吸入无限量的牛奶。盖尔芒特亲王府易地对我来说至少有这个好处：来接我送我去的车，即我在里面产生这些想法的车，必须穿过那些通往香榭丽舍大街的街道。当时，这些街的路面很差。但我一进入这些街道，我还是因一种特别温柔的感觉而摆脱自己的想法，产生这种感觉，一般是在车突然开得不费力、缓慢和没有声音的时候，犹如花园的栅栏门打开之后，人们走到铺满细沙或枯叶的小径上面；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我突然感到外面的障碍都已消失，因为对我来说再也没有适应或注意的努力，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新事实面前所做的努力：我这时经过的街道，就是我过去和弗朗索瓦丝一起去香榭丽舍大街时走过的街道，这些街道早已被我遗忘。地面本能地知道应该通向何处，它的阻力也就被克服。我就象一个在此之前一直在地面费力地滑行的飞行员突然“起飞”，慢慢地上升到回忆的宁静高空。在巴黎，这些街道将永远用一种和其他街道不同的材料清楚地展现在我的心中。我来到王家街的街角，这里过去有个露天商贩在卖弗朗索瓦丝喜欢的照片；这时，我感到车被几百个古代的活动攻城塔拉着，只能在原地转动。我穿过的不是和那天在外面散步的人们一样的街道，而是一个面滑、悲伤和温柔的过去。另外，这个过去又由如此多不同的过去组成，我由于伤感难以看清，这种伤感是因为迎着希尔贝特来的方向走去，又怕她不来，是因为走近某一幢房子，在那里我曾听说阿尔贝蒂娜已和安德烈一起走了，还是因为一条道路仿佛具有哲理空虚的含义，这条路人们已走过一千次，并怀着一种不会再维持下去、也没有得到结果的热情，就象我曾在午饭后走过的那条路，我当时如此匆忙、如此兴奋地奔跑，是为了去看浆糊未干的《淮德拉》和《戴风帽的黑色长袍》①的海报。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之后，由于我对盖尔芒特府举行的音乐会不大想从头听到尾，所以我就让车停了下来，我正准备下车走几步，却惊奇地看到有一辆车也正在停下来。一个男人两眼发呆，驼背，说他在车里坐着倒不如说是放在里面，他为了立直身子所做的努力，就象人们要孩子听话时孩子所做的努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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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戴风帽的黑色长袍》（1837）是法国作曲家埃斯普里·奥贝（1782——1871）的三幕喜歌剧，也是他最成功的歌剧之一。

    但是，他的草帽下露出完全发白、难以制服的竖起的头发；他下巴上长出的白胡子就象雪在公园河里的雕象上增添的胡子。只见絮比安在他身边忙个不停，而此人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他中风之后正在康复，但我不知道他得过中风（我只是听说他眼睛瞎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视觉障碍，因为他现在又能看得十分清楚），除非他在此之前染了发，除非有人禁止他继续疲于染发，这中风犹如产生一种化学沉淀，使得现在由纯银构成的一绺绺头发和胡子，如同一个个间歇热喷泉那样，射出业已饱和的金属，并使所有这些金属变得显而易见、光彩夺目，而且还强行把莎士比亚戏剧中李尔王的威严，赋予这位失势的老亲王。眼睛并未处于头部的这种全局性的动乱和冶金质变之外，但由于一种反向的现象，它们已失去全部的光彩。但是，最令人激动的是，人们感到这种失去的光彩是精神上的自豪，正因为如此，德·夏吕斯先生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能在贵族的自豪感消失后继续存在，人们在一时间曾认为这种自豪感和他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融为一体。这时，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乘四轮敞篷马车经过，她可能也是去盖尔芒特亲王府，男爵曾认为这位夫人对他来说不够漂亮。絮比安象照顾小孩一样照顾他，这时在他耳边低声说这是个熟人，是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德·夏吕斯先生象一个希望显示自己能完成对他来说还是困难的所有动作的病人那样，立即极其艰难但又十分认真地脱帽鞠躬，向德·圣德费尔特大人致意，其尊敬的程度就象她是法国王后一般。在德·夏吕斯先生作这种致意的艰难之中，也许在他看来包含着作出此事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更能感动别人，因为这种对病人来说痛苦的行为可以两面讨好，行为的发出者令人赞叹，行为的接受者感到高兴，可见病人们对礼节的夸张如同国王们一样。在男爵的动作中也许还有那种因脊髓和大脑的障碍而引起的运动失调，所以他的动作超越了他的意图。对我来说，我从中看到的不如说是一种近于肉体的温柔，一种对生活现实的超脱，这种温柔和超脱在那些已经在死亡的阴影下徘徊过的人身上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头发中银矿的裸露所显示的变化，没有社交界无意识的谦卑那样深刻，这种谦卑颠倒了一切社会关系，在德·圣德费尔特夫人面前，也会在最卑贱的美国女人（她最终也会使用男爵的那种礼节，即她在此以前无法使用的礼节）面前，使看起来最为豪放的故作风雅变得谦卑，男爵一直在生活，一直在思考，所以他的智力未受影响。男爵对德·圣德费尔特夫人殷勤而又谦卑的致意，要比索福克勒斯的某个合唱队可能对奥狄浦斯被压抑的骄傲所作的评论，要比死亡本身和对死亡的任何悼词，更能说明对世上荣华富贵的喜爱和人类的一切骄傲是何等脆弱和无法持久。德·夏吕斯先生在此之前不会同意和德·圣德费尔特夫人共进晚餐，现在却对她一鞠躬到底。①接受德·夏吕斯先生的敬意，对她来说全是故作风雅，就象男爵过去拒绝向她表示敬意也全是故作风雅一样。然而，德·夏吕斯先生得以使德·圣德费尔特夫人这位对他来说重要的人物相信的这种无法理解而又珍贵的本性，却被他用竭力装出的羞怯和他脱帽时提心吊胆的热情一下子化为乌有，而在他出于恭敬并以博叙埃②般的说服力不戴帽子的全部时间里，他银发的洪流从帽子底下涌现出来。当絮比安扶着男爵下了车，我对男爵行过礼之后，他对我说话的速度很快，声音又是那么细微，以致我听不清他对我说的话，当我第三次请他重复时，他不由做出不耐烦的手势，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脸在开始时毫无表情，这也许是因为他还有一点瘫痪的症状。但是，当我终于习惯这种喃喃而语的最低音时，我发现这位病人完整无损地保存着自己的智力。另外，至少存在着两个德·夏吕斯先生。在这两个人之中，理智的那位一直在抱怨他会得失语症，他老是把一个词、一个字母当作另一个词或字母说出来。但是，当他确实这样做时，另一个潜意识的德·夏吕斯先生立即出现，这位先生非常想使我羡慕，就象第一位非常想使人怜悯一样，并有着第一位不屑一顾的殷勤。这时，这位先生犹如一个乐师们不知所措的乐队中的指挥，马上停止说出已开始的句子，并极为巧妙地把接下来的话和已经说出的词连接在一起，这个已经说出的词实际上是当作另一个词来说的，但现在却象是他有意选择的一样。甚至他的记忆也完整无损，因此他还要献献殷勤，但并非没有显出最为专心致志时的疲劳，他的殷勤就是回忆过去的某一件事，这件事并不重要，但同我有关，并会向我表明，他保存着或已恢复头脑的完全清醒。他的脑袋和眼睛保持不动，也不用改变音调来改变自己的语速，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例如：“这是一根柱子，上面贴了一张广告，同我第一次看到您时您在看的那张广告相似，那是在阿弗朗什，不，我弄错了，是在巴尔贝克。”而这确实是一张介绍同一种产品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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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他这样鞠躬也许是因为不知道他鞠躬的人的身份（社会法典的条文就象记忆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会因发病而消失），也许是因为动作失调，这种失调用表面的谦卑来表达他对这位路过的女士的身份的疑虑，没有表面的谦卑，这种疑虑就会变得高傲。他对她鞠躬，犹如被母亲叫来害羞地向大人们问好的孩子们那样彬彬有礼。而他现在所变的，是一个失去了孩子们自豪感的孩子。————作者注。

    ②博叙埃（1627——1704），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支持法王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论。

    在开始时我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就象人们在一个窗帘全部拉上的房间里开始时看不清楚东西一样。但是，如同在昏暗中的眼睛一样，我的耳朵很快习惯于这种最低音。我也认为，男爵说话时声音逐渐提高，也许他声音低的部分原因是神经性的惧怕，这种惧怕在他被第三者分心而不再想到它时就会消失，也许恰恰相反，他声音低符合他的实际情况，而他在谈话时说话暂时有力，是由于一种假装的、短暂的乃至致命的兴奋，这种兴奋会使外人说：“他已经好点了，不该让他去想自己的病”，但他那会立刻复发的病也可能反而会更加严重。不管怎样，男爵在此刻（甚至考虑到让我适应）抛出的话语更加有力，犹如潮汐在天气恶劣的日子抛出弯弯的小浪花。他最近中风发作的后遗症，使人在他话语的深处听到一种卵石的声音。另外，他继续对我谈论过去，也许是为了向我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失去记忆，他回忆过去是以举行葬礼的方式，但没有悲伤。他不断列举他家族中或他阶层中所有那些已经去世的人们，看来他与其说因他们不在人世而感到悲伤，不如说对自己比他们活得长久感到满意。他在回忆他们的去世时看来更加意识到自己在恢复健康。他以一种几乎是凯旋而归的冷酷无情，用微微结巴、带有坟墓般沉闷回声的千篇一律的声音重复道：“汉尼拔·德·布雷奥代，死了！安托万·德·穆西，死了！夏尔·斯万，死了！阿达尔贝·德·蒙莫朗西，死了！博宗·德·塔列朗，死了！索斯泰纳·德·杜多维尔，死了！”每一次，“死了”这个词落到这些死人身上，犹如想把他们在坟墓里埋得更深的掘墓人扔出的一铲更加沉重的泥土。

    莱杜维尔公爵夫人不去参加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的聚会，因为她久病刚愈。这时，她步行从我们身边经过，看到了男爵，但不知道他最近发过中风，就停下脚步向他问好。但是，她不久前患过的病，并不能使她更加理解他人的疾病，却使她对他人的疾病更不耐烦，而且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恶劣情绪，这种情绪里也许带有许多怜悯。她听到男爵有几个词的发音困难、错误，手臂活动吃力，就把目光依次投向絮比安和我，仿佛要我们对一个如此令人不快的现象作出解释。由于我们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她就对德·夏吕斯先生投射出长久的目光，这目光充满悲伤，但也充满责备。她的样子象是对他表示不满，责备他同她一起在外面的姿态和平时如此不同，就象他外出时不戴领带或不穿皮鞋那样。听到男爵又有个发音错误，公爵夫人的痛苦和愤怒就同时增大，她对男爵说“巴拉梅德！”带有询问和恼怒的声调，就象那些过于神经质的人们连等上一分钟也受不了那样，要是你让他们立该进去，并抱歉地说刚梳洗完毕，他们就会挖苦地对你说：“那么，是我打扰了您！”这不是为了自责，而是为了责怪你，仿佛被打扰的人犯了罪一样。最后，她带着一种越来越伤心的神情离开了我们，并对男爵说：“您最好还是回家。”

    他要求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休息，絮比安和我则一起走几步路，只见他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我感到这是本作祷告的书。我从絮比安那儿得知男爵健康状况的许多细节，并不感到厌烦。“我很高兴同您谈话，先生，”絮比安对我说，“但我们只能走到圆形广场。谢天谢地，现在男爵身体好了，但我不敢让他一个人呆得很久，他还是那样，他心肠太好了，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另外还不止这点，他还象年轻人那样好色，我只好处处留心。”————特别是因为他视力已经恢复，”我回答道。“我听说他丧失了视力，感到非常难过。”————“他确实曾风瘫到这种地步，他当时完全看不见了。您想想，在治疗期间，他的视力有好几个月就象先天性盲人一样，不过治疗对他很有好处。”————“这样您至少不必一直留心他了？”————“完全不是这样，他刚到一个旅馆，就问我某个服务员怎样。我对他说都长得难看。但他清楚地感到不会到处都一样，感到我有时会撒谎。您瞧，这个小顽童！另外，他有一种嗅觉，也许是根据说话的声音，我可不知道。于是，他作好安排，派我去进行急需的采购。有一天————请您原谅我对您说这事，但您既然偶然来到下流的殿堂，我就什么也不必向您隐瞒（另外，他展示自己掌握的秘密，总是有一种相当不讨人喜欢的满意感）————我进行了这种急需的采购之后回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故意安排的，所以很快就回来了，当我走近男爵的房间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什么？’————‘怎么，’男爵回答说，‘这难道是第一次？’我没敲门就走了进去，我真害怕极了！因为说话的声音确实比这种年龄的人通常的说话声音要响，所以男爵弄错了（当时男爵完全瞎了），他过去喜欢成年人，现在却和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在一起。”

    有人对我说，在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发抑郁症，其特点不是真正的胡言乱语，而是在一些第三者面前大声地吐露真情，他此刻忘记了他们在场或他们的严厉，他吐露的又是自己平时隐瞒的看法，如他的亲德。在战争结束后，他长期埋怨德国人的失败，因为他把自己看作德国人的一员，并自豪地说：“然而，我们不进行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最能吃苦耐劳的是我们，组织得最好的也是我们。”或者他吐露真情带有另一种基调，他就狂怒地大声说道：“X勋爵或某某亲王别来重复他们昨天说过的话，因为我竭力克制自己，不会对他们回答道：‘你们十分清楚，你们的处境至少不比我好。’”这里无须补充，当德·夏吕斯先生在人们所说的思想不大集中的时刻，吐露出亲德言论或其他真情时，在场的熟人，不管是絮比安还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通常都会打断那些轻率的话语，并在那些比较疏远、口风又不紧的第三者面前，对这些话作出牵强而又体面的解释。“啊，天哪！”絮比安大声说道，“我不想让我们分开很有道理，你看，他已经设法和一个当园丁的小伙子谈上了。再见，先生，我最好还是离开您一刻也不让我的病人独自呆在那儿，他现在可是个大孩子。”

    我在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不远的地方又下了车，再次开始想起前一天我在以法国最美的农村之一著称的地方，试图把树木上明暗之间的分界线记录下来的那种厌倦和烦恼。当然，我从中得出的有关智力的结论今天并没有使我感到同样的痛苦。这些结论依然不变，但是，每当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在另一个时间外出，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乐趣。我今天感到，这种乐趣纯粹是一种无聊的乐趣，即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府邸参加下午聚会的乐趣。但是，既然我现在知道自己只能得到无聊的乐趣，又何必把它们拒之门外呢？我心里又想，我在试图作出这种描写时，对虽不是有才能的唯一标准，却是有才能的首要标准的热情，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试图从我的记忆中取出其他的“快镜照片”，特别是它在威尼斯摄取的快镜照片，但只是这个词把它变得象摄影展览会那样乏味；我现在要描写我过去看到的东西，我昨天也以细腻而忧郁的目光观察事物，并想在当时就把它们描绘出来，但我感到我的鉴赏力和才能同昨天相比并没有增长。片刻之后，我好久没有看到过的许多朋友也许会要求我不再这样离群索居，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因为我现在有证据表明，我不再有任何用处，文学也不能再给我带来任何乐趣，这也许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才能太小，也许是它的过错，如果它带有的实在性确实比我过去认为的要少的话。

    我想到贝戈特曾对我说：“您有病，但人们不必可怜您，因为您有灵魂的乐趣”，他对我的看法是多么错误！在这种不出成果的清醒之中，乐趣又是如此之少！我甚至要补充说，如果说我有时有一些（并非是智力的）乐趣，我总是为一个不同的女人来耗费它们；因此如果命运让我多活一百年，而且不带残疾，它也只是在一个纵向的生命中增添连续延长的部分，而人们甚至看不出再延长这种生命有何意义，更何况还要延长其存在的时间。至于“智力的乐趣”，我是否能这样来称呼我敏锐的目光或我正确的推理毫无任何乐趣地得到的，仍然是不出成果的那些冷漠的观察呢？

    然而有时，恰恰就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线生机豁然出现；我们敲遍一扇扇并不通往任何地方的门扉，唯一可以进身的那扇门，找上一百年都可能徒劳无功，却被我们于无意间撞上、打开了。我怀着刚才说的绵绵愁思，走进盖尔芒特公馆的大院，由于我心不在焉，竟没有看到迎面驶来的车辆，电车司机一声吼叫，我刚来得及急急让过一边，我连连后退，以至止不住撞到那些凿得粗糙不平的铺路石板上，石板后面是一个车库。然而，就在我恢复平静的时候，我的脚踩在一块比前面那块略低的铺路石板上，我沮丧的心情溘然而逝，在那种至福的感觉前烟消云散，就象在我生命的各个不同阶段，当我乘着车环绕着巴尔贝克兜风，看到那些我以为认出了的树木、看到马丹维尔的幢幢钟楼的时候，当我尝到浸泡在茶汤里的小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以及出现我提到过的其它许许多多感觉，仿佛凡德伊在最近的作品中加以综合的许多感觉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那种至福。如同我在品尝马德莱娜点心的时候那样，对命运的惴惴不安，心头的疑云统统被驱散了。刚才还在纠缠不清的关于我在文学上究竟有多少天份的问题，甚至关于文学的实在性问题全都神奇地撤走了。我还没有进行任何新的推理、找到点滴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刚才还不可解决的难题已全然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可是，这一回，我下定决心，绝不不求甚解，象那天品味茶泡马德莱娜点心时那样甘于不知其所以然。我刚感受到的至福实际上正是那次我吃马德莱娜点心时的感觉，那时我没有当即寻根刨底。纯属物质的不同之处存在于它们所唤起的形象之中。一片深邃的苍穹使我眼花缭乱，清新而光彩艳艳的印象在我身前身后回旋飞舞。只是在品味马德莱娜点心的时候，为了攫住它们，我再也不敢挪动一下，致力于使它在我心中唤起的东西直至传达到我身上，这一次却继续颠簸着，一只脚踩在高的那块石板上，另一只脚踩着低的那块，顾不得引起那一大群司机的哂笑了。每当我只是物质地重复踩出这一步的时候，它对我依然一无裨益。可是，倘若我能在忘却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的同时，象这样踩着双脚找回我已曾有过体验的那种感觉的话，这种炫目而朦胧的幻象便重又在我身边轻轻飘拂，它仿佛在对我说；“如果你还有劲儿，那就趁我经过把我抓住，并且努力解开我奉上的幸福之谜吧。”于是，我几乎立即把它认了出来，那是威尼斯，我为了描写它而花费的精力和那些所谓由我的记忆摄下的快镜从来就没有对我说明过任何问题，而我从前在圣马克圣洗堂两块高低不平的石板上所经受到的感觉却把威尼斯还给了我，与这种感觉汇合一起的还有那天的其它各种不同的感觉，它们伫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伫留在一系列被遗忘的日子中，等待着，一次突如其来的巧合不容置辩地使它们脱颖而出。犹如小马德莱娜点心使我回忆起贡布雷。然而，为什么贡布雷和威尼斯的形象竟能在此时或彼时给予我如同某种确实性那样的欢乐，足以使我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对死亡都无动于衷呢？

    我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并且下决心今天要弄它个水落石出，一边步入盖尔芒特公馆，因为我总是把我们外表上在扮演的角色置于我们内心所需完成的工作之前，而那天，我的角色是宾客。但是当我来到二楼的时候，一位膳食总管让我进一个毗邻餐厅的小书房客厅里稍候，要我等到那首正在演奏的乐曲告终，乐曲演奏的时候亲王夫人不允许任何人开门进去。也就在这个时候，第二个提示出现了，它前来加强那一高一低两块铺路石板给予我的启迪，激励我继续坚持自己的探索。其实是一个仆人把汤匙敲在碟子上了，他竭力不要发出声响却又总是做不到。与高低石板所给予我的同一类型的至福油然产生。那些感觉仍来自酷热，但迥然不同，热气中混合着烟味，它已被森林环境中清新的气息所冲淡。我发现，使我感到如此赏心悦目的仍然是那行树木，那行因为我要观察和描绘而令我厌烦的树木，我曾在那行树木前打开我带在车厢里的一小瓶啤酒；刚才，一时间迷迷糊糊，那实在是汤匙敲击在碟子上的声音使我产生错觉，在未及清醒之前，我还以为那是当初我们在那片小树林边停车的时候铁路员工用锤子锤打车轮调整什么东西的声音。这一天，当使我摆脱气馁、恢复文学信念的好兆头，真可以说是一心一意地纷争沓至。一位在盖尔芒特亲王府帮佣多年的膳食总管认出了我，他给我端来各式精美的小花式蛋糕，送到我所在的那个书房，免得我到餐厅里去。我用他给我的餐巾擦了擦嘴巴，立即在我眼前呈现出又一个太虚幻影，犹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位人物，无意中正好做完那种神秘仪式，于是一名只有他才能够看见的驯顺的精灵显身现形，随时准备把他送往遥远的地方。然而这片苍穹纯净、蕴含盐份，它高高鼓起象一个个蔚蓝色的乳房，这种印象是那么地强烈，使我觉得那曾经经历的时刻就是即时即刻。那天我怀疑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是否真的会接待我，会不会功亏一篑，今天我更愚钝。我依稀觉得仆人刚才打开了朝向海滩的窗户，天地万物召唤我下去沿防洪堤散步，我拿来擦拭嘴巴的餐巾恰恰又上了浆，那么硬，就象我刚到巴尔贝克那天在窗前用过的、老擦也擦不干的那条。而现在，面对着盖尔芒特亲王府的这间书房，它在每一个角、第一条褶口上象孔雀尾巴般地展开大海洋的绿莹莹、蓝莹莹的羽翎。我不只感到这种色泽上的享受，而是享有我生命的整整一个瞬间，它无疑曾是对那些色泽的向往，也许是某种倦怠或忧伤的感觉妨碍了我在巴尔贝克就享有它们。而现在，它已摆脱外界感知中的不足，纯净飘逸而无物质之累赘，使我的内心充满喜悦。

    那首正在演奏的乐曲随时都可能终止，我随时都可能不得不走进客厅。所以，我力求尽快地看清在刚才几分钟内三番感受到的同一欢悦的性质，继尔理出我应该吸取的教益。我并不停留在我们对某事物的真实印象和我们在竭力回忆这一事物时所产生的赝造印象之间的极其巨大的差异上。斯万在谈到他过去被人所爱的日子时真不能算是无动于衷，因为在那句话下面他看到那些日子之外的东西，而凡德伊的三言两语在使他复得与以前同样感受的那些日子的同时，突如其来地给他造成痛苦。我多少次回忆起此情此景，因而我也太理解踩在一高一低的石板上的感觉、餐巾的浆硬感和小马德莱娜点心的味道在我心中唤醒的东西，它与我经常借助单一的记忆力求回忆起来的威尼斯、巴尔贝克、贡布雷之间毫无关系；我还理解生活尽管在某些时刻显得花好月圆，是能够被称作平淡乏味的，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和诋毁是因为所依据的完全是生活本身之外的东西，依据了丝毫没有保留下生活痕迹的形象。最多我附带地注意到存在于各个真实感受之间的差异————说明生活的某种单一描绘之所以不可能与生活相象的种种差异————恐怕就取决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个时期说过的片言只语、做过的最无关痛痒的动作均处于包围之中，其本身带着逻辑上与之并无关连的事物的反射光，这些事物之间间隔着才智，才智根本就用不着靠它们来满足推理的种种需要，然而在它们中间————这里是乡村饭店的花卉墙，夜晚在墙上反射出来的玫瑰色光彩，饥饿的感觉，对女人的欲望、奢华的乐趣；那里是晨曦中大海的蓝色烟波，遮掩着犹隐犹现的水妖肩膀般的悦耳的语句————那个动作，那个最简单的行为依然被封闭着，仿佛被装进无数只盖得严严实实的瓶子里，而每个瓶子都将被装满东西，各个瓶子所装的东西其颜色、气味、温度截然不同、更何况这些瓶子被高高地搁置在我们的年岁之上，在这年年岁岁间我们在不断地变化，哪怕只是变换着梦幻和思想，这些瓶子所处的高度是很不一致的，并且给予我们极其不同的氛围的感觉。确实，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那些变化的；但是，在蓦然而至的回忆和我们的现状之间，就象在不同年月、不同地点、不同时刻的两个回忆之间一样存在看很大的距离，其距离之大即便剔除某件特有的怪事也足以使它们变得互相不可比拟。是的，如果说多亏了遗忘，使回忆没能够在它和现时之间建立任何联系、设置任何环节，如果它依然停留在它的位置、它的日期上，如果它在谷底峰巅保持它的距离、它的孤独，那么，它会使我们突然呼吸到一种新鲜空气，因为这正是我们从前曾被呼吸的空气；这种比诗人们枉费心机力图使之充斥天堂的更纯净的空气只有在已曾经呼吸过的情况下才可能给予那种深刻的更新感，因为，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

    随之，我还注意到，在我虽尚未有意识地下定决心、却感到自己已准备着手进行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将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因为我将不得不使用适合于构成早晨的海滨或午后的威尼斯的回忆迥然不同的素材制作作品的各个连续部分，倘若我想描绘在里夫贝尔度过的那些夜晚，描绘在门窗朝花园打开的餐厅里，暑热开始解体、衰退、离去，淡淡的余辉尚映照着饭店墙上的玫瑰，天边还能看到日光最后的几抹水彩的话，我将使用清晰新颖的，具有一定的透明度、特有的响亮度、厚实、醒人耳目和玫瑰色的素材。

    我在这一切上匆匆而过，因为我更迫切地需要寻找这种至福的起因、使这种至福势在必行的可靠特性的来源，这是从前未及进行的探索。而这个起因，我在用那些最令人愉快的感受进行比较的时候猜测到了它，那些感受正具有这一共同之点，我在即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同时感受到它们，直至使过去和现在部分地重迭，使我捉摸不定，不知道此身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之中。确实，此时在我身上品味这种感受的生命，品味的正是这种感受在过去的某一天和现在中所具有的共同点，品味着它所拥有的超乎时间之外的东西，一个只有借助于现在和过去的那些相同处之一到达它能够生存的唯一界域、享有那些事物的精华后才显现的生命，也即在与时间无关的时候才显现的生命。这便说明了为什么在我无意间辨别出小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时我对自身死亡的忧虑竟不复存在的原因，因为此时，这个曾是我本人的生命是超乎时间的，他对未来的兴败当然无所挂虑。这个生命只是在与行动无关，与即时的享受无关，当神奇的类似使我逃脱了现在的时候才显现，才来到我面前。只有它有本事使我找回过去的日子，找回似水年华，找回我的记忆和才智始终没有找到过的东西。

    而刚才，如果说我觉得贝戈特在谈到精神生活的欢乐时说的话不对，那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把与“精神生活”、与此时存在于我身上的东西并没有关系的逻辑推理称作为“精神生活”————完全就象当初我竟觉得社交界和生活令人厌倦那样，因为我对它们妄加断语的依据是那些缺乏真实性的回忆，而现在我生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刚才，过去的某个真实的时刻在我心中三次复苏。

    仅仅是过去的某个时刻吗？也许还远远不止。某个东西，它同时为过去和现在所共有，比过去和现在都本质得多。在我生命的历程中，现实曾多少次地使我失望，因为即在我感知它的时候，我的想象力，这唯一使我得以享用美的手段无法与之适应。我们只能想象不在眼前的事物，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法则。而现在，这条严峻的法则因为自然使出的一个绝招而失去和中止了它的效力。这个绝招使某种感觉————餐叉或铁锤敲打的声音、相同的书名等等————同时在过去和现在发出诱人的光彩。它即使我的想象力领略到这种感觉，又使我的感官因为声音，因为布料的接触等等而产生确实的震动，为想象的梦幻补充了它们通常所缺少的东西，存在的意识，而且，幸亏有这一手，使我的生命在瞬息之间能够取得、分离出和固定它从无体会的东西：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当我带着幸福的如此激烈的颤栗，听到汤匙碰撞餐碟和铁锤敲打车轮所共有的声音，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府的大院里和圣马克教堂洗礼所感到脚下一高一低的铺路石板等等，此时复苏的那个生命只从事物的本质汲取养料，也唯有在事物的本质中他才能获得自己的养分、他的欢乐。他在现时的观察中日趋衰弱，现时的感官不可能为他提供本质；他在对过去的思考中日趋衰弱，理智挤干了这个过去的水份；他在未来的期待中日趋衰弱，主观意愿用现在和过去的片断拼凑成这个未来，它还抽去其中部分真实，只保留其中符合于功利主义的结局，狭隘的人的结局，意愿为它们指定的结局。然而，通常隐蔽的和永远存在的事物本质一旦获释，我们真正的我，有时仿佛久已死亡实际上却并非全然死去的我，在收受到为他奉献的绝世养料时，苏醒、活力渐增，曾经听到过的某个声音或者闻到过的一股气味立即会被重新听到或闻到，既存在于现在，又存在于过去，现实而非现时，理想而不抽象。逾越时间序列的一分钟为了使我们感觉到这一分钟，在我们身上重新铸就越出时间序列的人。而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对自己的欢乐是有信心的，即使一块马德莱娜点心的普普通通的滋味逻辑上似乎并不包含着这种欢乐的全部理由，我们理解“死亡”这个词对他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已处于时间之外，前途中又有什么能使他感到害怕的呢？

    然而，这个把与现在不可调和的过去的一刻放置在我身边的假象是不会持久的。当然，我们可以延续有意识的记忆中的场景，它并不比浏览一部画册更需要我们费劲。从前，比如我第一次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去的那天就是这样，从我巴黎寓所的阳光灿烂的院落，我百无聊赖地随意观望，时而看一看贡布雷的教堂广场，或者巴尔贝克的海滩，仿佛翻阅一部在我去过的各个地方写下的水彩画册便能阐明眼下的这一天。而且，我还带着收藏家的自私的乐趣，一边将自己记忆的插图如此这般地分门别类，一边对自己说：“我这辈子毕竟还看到过美的事物。”这时我的记忆无疑在肯定感觉的差异，但它所做的无非是组合同质因素。我刚才进行的三次回忆，其情况已不复如此，它们不是使我对自我有比较快慰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几乎怀疑起这个自我在当前的实在性了。正如我把马德莱娜点心浸泡在热茶汤里的那天，在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哪儿，例如那天，在我巴黎的卧室里，或如今天，此时此刻，在德·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前不久，在亲王府的大院里，我体验到一种感觉（浸泡后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金属撞击声、脚下的感觉），它在我周围辐射出一个小小的区域，这个感觉对我所在的地方和另一个地方（奥克达夫姨妈的房间，火车车厢，圣马克教堂付洗所）是共有的。而就在我如此思索的时候，水管子发出刺耳的声响，这种与夏夜有时从巴尔贝克附近海面传来的游船的鸣叫完全一样的声音使我感受到（就象有一次在巴黎一家大餐馆里，盛暑下豪华餐厅座席半空的景象曾使我感到过的那样（比仅仅只是在巴尔贝克傍晚时分的感觉内容丰富得多，那时，一张张餐桌全部已铺上了桌布，摆上了银餐具，宽阔的玻璃门窗朝海堤大大敞开着，没有一点间隔，只有一版“完全敞亮”的玻璃或石头，太阳正缓缓沉落海上，游船开始鸣叫，我只要迈过比脚踝稍高的木门槛便能同在大堤上散步的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女友们相聚，为了旅馆通风，所有的玻璃全都一块并一块地滑动到门框的连结处。然而，曾与阿尔贝蒂娜欢爱的痛苦回忆并不搀杂到这感觉中去。只有对已作古的人们的痛苦回忆。即对死者的回忆也迅速泯灭，只剩下他们坟茔周围大自然的美色，静寂纯净的空气。况且，刚才水管子的声响使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过去某种感觉的反响、复制品，而是这种感觉本身。与前几次一样，这一次共有的感觉也曾力求在它周围重建旧时的场所，但顶替它位置的现时场所竭尽全部抗力反对迁入诺曼海滩或铁路道坡边的某家巴黎旅馆。巴尔贝克的海滨餐厅曾企图用它为了接受夕阳余辉而浆洗得象准备铺在祭台上的缎纹桌布，力求撼动固若金汤的德·盖尔芒特亲王府，撞开它的门扉，它曾一度使我周围的长沙发摇摇晃晃，有一天它也曾使巴黎餐馆的餐桌摇晃过。在那几次复活中，在共有感觉周围产生的年代遥远的场所总有一时同现时场所相匹敌，象一名角斗士。胜者总是现时场所，但我总觉得败者更美，美得使我在一高一低的铺路石板上或面对一杯茶水神不守舍，在它显现的时候力图保留住它，在它离我而去的时候又力图使它再现，这个贡布雷，这个威尼斯，这个巴尔贝克，它们好侵入我的心扉又被压抑在我的心底，它们飞扬而起，从而把我抛弃在这些新的、然而能被过去所渗透的场所。而倘若现时场所没有立即成为胜者，那么，我相信我会失去意识；因为，那些复活了的过去，在它们所持续的一瞬间是那么地完整，致使它们不只是迫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房间，而去观望夹在树木间的道路或者上涨的海潮；它们还强迫我们的鼻子去呼吸时隔久远的场所的空气，强迫我们的意愿在这些场所向我们提议的种种计划中作出抉择，强迫我们全身心地相信自己处于它们的包围之中，或者至少相信自己蹒跚在它们与现时场所之间，因为难以断定而晕头转向，宛如有时行将入睡前出现难以名状的幻觉的时候所感到的那样迷惘。

    所以，三番四次在我身上复苏的那个生命刚才体味到的也许正是逃脱了时间制约的存在片断，只是这种静观虽说向来就有，却转瞬即逝。然而，我感到在我的生活中，它难得给予我们的欢乐却是唯一丰富和真实的。其它种种欢乐的不现实征兆表现不充足，它们或者显得不可能使我们得到满足，例如社交界的欢乐，至多导致由于摄入粗制滥造的食物而引起的不适，友谊是一种虚与应酬，艺术家为了同朋友交谈一小时而抛下一小时工作，这么做不管是出于何种道义上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在生命流程中，只有处于这种温柔的疯狂时朋友才成其为朋友，我们容受这种疯狂行径，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却很清楚只有疯子才会误认为家具有生命并对它们喋喋不休）牺牲某个现实，或者表现为随着它们的满足而来的忧伤，就象我被介绍给阿尔贝蒂娜的那天所曾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我为了获得某事物————结识那位少女————作出了努力，然而是颇不足道的努力，这一事物之所以微小，是因为我已经获得了它吗？即使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欢乐，例如我在热恋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应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实际上也只是相反地通过她不在的时候我心中的焦虑不安才有所感知的，因为在我确知她即将来到时，例如她从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回来的那天，除了隐隐约约的烦恼，我仿佛不曾有过其它感觉，然而，我怀着就我而言不断增长的喜悦逐渐深化餐刀撞击声，或是逐渐深化使莱奥妮姨妈的房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贡布雷和它两侧的建筑进入我寝居的泡茶味道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也变得越来越兴奋。所以，这种事物本质的静观，我现在决心全力以赴地进行，我决心把它固定下来，然而，如何固定下来呢？通过怎样的手段？即在绷硬的餐巾还我巴尔贝克的时候，它无疑有过一时使我的想象力感到满意，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象那天早晨那样的大海，还因为有房间的气味、风的速度、午餐的欲求以及在各种各样散步间的犹豫不决，这一切全都同餐巾中的感觉相连结，仿佛天使们无数的翅膀，————也许，即在两块高低不平的铺路石板从各个方向，在各个维数上延伸了威尼斯和圣马克在我心中干涸和单薄的形象的同时，还有我在那里体验过的种种感觉，连接广场和教堂、码头和广场、运河和码头以及肉眼看到的一切和只有灵魂能够看到的欲念世界的种种感觉，————我真恨不得，由于季节的缘故，即使不能重游对我说来尤其春光明媚的威尼斯水乡，至少也要重返巴尔贝克。但我没有在这种想法上停留片刻。这不只是因为我知道那些地方并不象它们的名字给我描绘的那样美，而现在也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在梦中才难得地在我面前展现出由我们所见、所触摸的共有事物的十分清晰纯净的物质构成的某个地方，我回忆起这些地方时构成它们的物质。然而，即使是关于这些尚属于另一类型的形象，回忆中的形象，我也知道，巴尔贝克的美色，在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甚至它给我留下的美感已不再是我再度小住巴尔贝克时所重新获得的。我不可能在现实中达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境地，这样的体验我太多了。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已经不是在圣马克广场，不是在重游巴尔贝克或重返当松维尔的时候能看到希尔贝特，重现似水年华的了，而旅行也只能再一次地给予我幻觉，使我以为旧时的那些印象存在于我自身之外、存在于某广场的一隅，旅行不可能是我所寻找的手段。我也不愿意再一次地上当碰壁，因为对我说来问题是要弄清楚自己最终是否真的可能达到我以前以为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因为一旦到了那些地方，面对着那些人，我始终是大失所望的（尽管有一次，凡德伊的奏鸣曲似乎反驳了我这种观点）。因此，我不会再到那条我早就知道的绝径上去作无益的的尝试。我所力求固定的印象一碰上没有本事使它们产生的直接享乐只能是烟消云散。能够使我们更充分地品味它们的方法唯有尽可能比较完整地认识它们，在它们所在的地方，即在我的心中，尽量使它们明朗化，直到它们的深处都变得清晰可见。我在巴尔贝克时身在乐中不知乐，也没有认识到与阿尔贝蒂娜共同生活的幸福，事后我才对此有所觉悟。而我对自己既已成为过去的生活的一次次失望的回顾、使我认为其现实应存在于行动之外的一次次失望作的回顾，并不以纯属偶然的方式和按我生活所处的各个境遇与各个各自不同的失望进行对照。我清楚地感觉到，对旅行的失望和对爱情的失望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只有外表的变化，是我们在物质享受和实际行动中无法实现自我的这种无能随着与之相应的现实而采取的变化的外表。而回头再想到这种或者由汤匙的撞击声、或者由小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引起的超越时间的欢乐时，我对自己说：“它是否就是奏鸣曲的那个短乐句象错误地把它和爱情的欢乐视作同类、不善于在艺术创造中获得它的斯万提示的那种幸福？它是否就是那首七重奏的神秘的红色召唤使我预感到的似乎比奏鸣曲的短乐句更超脱尘世的那种幸福？斯万未能领略到这种召唤，因为他死了，象许许多多人那样，在为他们而产生的真谛未及向他们揭晓前便死去了。再者，这个真谛也未必一定能为他所用，因为这个乐句尽可以象征一声召唤，却不可能产生力量和使不是作家的斯万变成作家。”

    然而，过了一会儿，在我想到记忆的那几次起死回生之后，我发觉有时，并且已曾在盖尔芒特那边的贡布雷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些模模糊糊的印象曾以另一种方式撩拨我的思维。它们似隐约的回忆，但并不隐藏往昔的某个感觉，而是一条新的真理，一个我力求揭露的可贵形象。我想着我们为回忆起什么东西而作的那种努力，似乎我们那些最美的想法象一首首乐曲，即使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也会油然而生，我们努力聆听，力求把它们破译出来。我心情愉快地进行回忆，因为这说明我此时已是当初的那个人，说明它在恢复我本性中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当我想到自那以来我一直没有进步，想到即在贡布雷我就已经小习翼翼地在脑海中固定我被迫正视的形象，一片云、一个三角形、一座钟楼、一朵花、一块砾石，感到在这些迹象下也许还隐藏着什么与我应该力求发现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时，一种思想，它们以象形文字的方式表达的某种思想，我们原以为它们只是代表着一些具体的东西，现在想到此我又不免悲哀。要把它们破译出来当然很难，但也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读到什么真理。因为，由智慧直接地从充满光照的世界留有空隙地攫住的真理不如生活借助某个印象迫使我们获得的真理更深刻和必要，这个印象是物质的，因为它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我们心中，然而我们却能从中释放出精神。总之，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涉及如马丹维尔诸多钟楼的景致给予我的那种印象，还是如两格踏步高低不平的感觉或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给我留下的模糊回忆，我都必须努力思考，也就是说使我所感觉到的东西走出半明不明的境地，把它变换成一种精神的等同物，从而把那种种感觉解释成那么多的法则和思想的征兆。而这种在我看来是独一无二的方法，除了制作一部艺术作品外还能是什么呢？此时，种种推论已经涌上我的脑海，因为不管是模糊的回忆，诸如餐叉的碰击声或者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或者借助我力求探索其涵义的那些外形，在我的头脑里组成一部绚丽复杂的天书的钟楼、野草之类的外形书写下的那条条真理，它们的首要特性都是我没有选择它们的自由，它们全部以本来面目呈现在我眼前。而我感到这大概就是它们确实性的戳记。我没有到那个大院里去寻找那两块绊过我脚的高低不平的铺路石板。然而，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遭遇这种感觉的偶然方式恰恰检验着由它使之起死回生的过去和被它展开的一幅幅图象的真实性，因为我们感觉到它向光明上溯的努力，感觉到重新找到现实的欢乐。这种感觉还是由同时代的印象构成的整幅画面的真实性的检验，这些同时代的印象是它以记忆或有意识的观察永远都不可能得知的，它们按光明和阴影、突出与疏漏、回忆与遗忘间的那种绝不会错的比例随它之后再现。

    至于内心书本上的那些不认识的符号（似乎是一些被强调的符号，我的注意力在勘探我的无意识中会如测探中的潜水员那样寻找、碰撞、回避的符号），谁都无法用任何规则帮助我去辨认它们，这种阅读即是一次创作行动，谁也不能越俎代庖，甚至不可能与我们合写。所以，有多少人对撰写这样的作品退避三舍！每次事件，不管是德雷福斯案，还是战争，都为作家不去辨读这部书提供托辞；他们要保证正义取得胜利，重建全民族的思想一致，所以没有时间考虑文学。但这无非是些托辞，因为他们没有、或已经没有了才情，也就是说本能。本能要求我们克尽职责，智慧却提供推卸职责的借口。只是在艺术中，托辞没有任何地位，意向则无足轻重，任何时候，艺术家都应听从他的本能，这样，艺术才成为最最真实的东西，成为生活最严格的学校，和真正的最后审判。所有书籍中最难辨读的这部书，也是唯一的由现实授意我们撰写的书，由现实本身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唯一的一部书。不管生活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的概念，它的物质外形，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痕迹，依然是它必不可少的真实性的保证。由纯粹的智慧造就的那些概念只具有某种逻辑的真实、可能的真实性，它们的选定是任意的。并不由我们涂写出来的形象文字的书却是我们唯一的书。那倒不是因为我们使之成形的那些概念逻辑上不可能是正确的，而是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真实。唯有印象，尽管构成它的材料显得那么单薄，它的踪迹又是那么不可捕捉，它才是真实性的选拔结果，因此，也只有它配受心灵的感知。心灵倘若能从中释出真实，真实便能使心灵臻于更大的完善，并为它带来一种纯洁的欢乐。印象之于作家犹如实验之于学者，区别在于，智慧上的工作对学者来说在前，对作家来说则在后，用不着我们个人费劲辨读和阐明的东西，在我们之前便已清清楚楚的东西不属于我们所有。唯有我们从自身的阴暗角落，不为人知的阴暗处提取出来的东西才来自我们自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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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夕阳的一抹斜照即时使我回想到以我还从未想到过的一个时期。那时我还年幼，莱奥妮姨妈发烧，贝斯比埃医生怕她得的是伤寒，所以他们让我到教堂广场欧拉莉的小房间去暂住一星期。那个房间只有就地铺了一领草席，窗户上挂着薄纱窗帘，在阳光里老是飒飒作响，叫我好不习惯。看到对旧时女仆的那个小房间的回忆陡然为我过去的生活增添了和余者如此不同、如此美妙的广阔疆域，对比之下，我想到，在最最阔绰的豪门府邸中度过的最最奢华的喜庆佳节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的印象的微不足道。欧拉莉的那个房间其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毗领旱桥，晚上听得到猫头鹰叫般的火车嘶鸣。不过，由于时期象猛犸这样的野兽横冲直撞中发出的吼叫那样。————作者注。

    这样，我已能得到结论，即我们在艺术作品面前无丝毫自由，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然而，鉴于它先我们而存在，还因为它既是必须的又是隐蔽的，所以我们得去发现它，就象为发现一条自然法则那样去做。然而，艺术能够使我们做到的这个发现，实际上不正是对我们最应珍贵的东西的发现吗？这种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我们真正的生活，如我们已感觉到了那样的现实，它同我们所以为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当一次巧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回忆时，我们心里会充满如此巨大的幸福感。即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的虚假使我对以上看法深信不疑，要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养成习惯，总爱给自己所感觉到东西一个如此不达意的习语，并且时隔不久还把这个习语即当作现实本身的话，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还不会是那么谎话连篇。我感到自己大可不必拘泥于曾有一时使我心烦意乱的各种文学理论————尤其是在德雷福斯案件那段时期的评论界得到发展、战争期间卷土重来、主张“使艺术家走出象牙塔”、论述既非无意义又不多愁善感的主题的那些理论，它们要艺术家描绘宏大的工人运动，并且，在缺少人群的情况下，至少别去写那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浪子（布洛克说：“说实话，描写那些废物的作品引不大起我的兴趣”），而要写崇高的知识分子，或者英雄。况且，即在就这些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探讨之前，我就已经觉得能在它们的拥护者身上找到说明它们低劣的证据，就象一个确实有良好教养的孩子被派去一家人家做客吃午饭，听到那家人家的人说：“我们毫不隐讳，我们心直口快”时觉得这种思想品德实在不如什么都不说才是不折不扣的德行。真正的艺术用不着那么多的声明，它在默默中完成。再者，这些理论的倡导者运用完全现成的习熟语，特象他们所贬斥的低能儿使用的习熟语。而且也许，从美学类型进行估计还不如从言语优劣去判断智力和精神的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为好。可是理论家们却相反地认为大可不必为这种言语的优劣而费心①，那些赞赏理论家的人们则轻松地认为言语的优劣并不能说明作品具有重大的智力价值，为了鉴别真伪，他们需要看到这种价值被直接地表示出来，他们并不从形象的美进行归纳，撰写智力作品对作家的诱惑力便明显地来自于此。不堪粗俗。一部写有理论条条的作品就象一件保留着标价牌的物品。每当我们没有力量强制自己使某个印象通过最终导向它的固定和表现的各个连续状态的时候，我们便进行推理，也就是思维的游弋。我现在明白了，需要表现的现实并不存在于主体的外表，而在于与这个外表关系不大的一定深度，就如那汤匙碰击在碟子上的声音、餐巾浆硬的触感所象征的，对我精神上的更新而言，它们比那么多次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交谈还要珍贵。当时我听到有人说：“不再要文笔，不再要文学，要生活！可以想象，自大战以来，就连诺布瓦先生反对“笛子演奏者”那样简单的论说都得以东山再起、如此兴旺发达，因为，所有缺乏艺术感，也就是不知道服从内心现实的人都可以具有对艺术没完没了地进行推理的能力。而且，只要他们稍稍沾点外交官或金融家的边，介入了现时的“实际”，他们便乐于认为文学是一种将逐渐趋于淘汰的精神游戏。有的人希望小说是事物的一种电影式的展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电影式的视界更会离我们所感知的现实而远去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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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研究性格法则也一样，用严肃的或者毫无价值的主题都能够进行，就象解剖实验室助手在低能儿的尸体或天才尸体上都能研究解剖规律、重大的精神区别，————作者注。

    正好，由于我在走进这个书房的时候，想起龚古尔兄弟说过的，这个书房里有一些精美的初版图书，我想正可趁被关在这里的时候可以趁机一饱眼福。我一边继续自己的思索，一边把那些珍本一一抽出来，其实并不太注意它们，就在我漫不经心地打开其中一本：乔治·桑的《弃儿弗朗沙》的时候，我颇不痛快地产生仿佛受到某种与我当前的种种想法太不和谐的印象打击的感觉，直至我激动得都快泪水涟涟地意识到这个印象与那些想法何其合拍。就象在灵堂里，正当殡仪工准备搬走灵柩，曾为国效力的死者的儿子在和鱼贯而行的最后几位朋友握手，窗下突然响起铜管乐，他感到愤慨，以为这是有人在嘲弄他的哀恸；然而他尚能自制，直至弄明白自己听到的是一个团队的军乐，他们前来吊唁，向他父亲的遗体告别，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刚才意识到在德·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里看到那本书的书名时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印象和我当前的想法是那么协调一致，其过程就是这样。这个书名使我想到文学确实给予我们这个我在它身上再也找不到了的神秘世界。而这还不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杰作，这是《弃儿弗朗沙》。可是这个名字，就象盖尔芒特家庭的姓氏，对我说来不同于我自那以来所结识的那些姓名。妈妈给我念过乔治·桑的这部作品，《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唤醒了我回忆，使我记起这部书的主题中我当时觉得不可解释的内容（就象盖尔芒特家族这个姓氏，当我好久没见到盖尔芒特一家的时候，它对我说来会蕴含着那么多封建主义的内容那样，《弃儿弗朗沙》这个书名蕴含着那部小说的实质），这个回忆一时间取代了对乔治·桑的那些贝里小说的极其普通的看法。在一次晚餐中，当这种想法始终浮于表面的时候，我无疑还能谈到《弃儿弗朗沙》和盖尔芒特家庭，尽管他们谁都不是贡布雷人。可当我一人独处，象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潜入的便是更深的地方了。当时，想到我在社交界结识的某某女士是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么一位神灯人物的表姊妹时我会觉得不可理解，同样，想把我读过的那些最美的图书与那部不同凡响的《弃儿弗朗沙》说成不相上下————我不说它们写得更好，尽管实际上他们是更好些————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久很久前留下的印象，其中亲切地掺和着童年和家庭的回忆，我竟没有立即意识到。初时我还恼怒地寻思是哪个外人跑来伤害我。那个外人正是我自己，是那部小说刚在我心中唤起的孩童时代的我，因为在我这一生中，它只认识那个孩童的我，它当即叫唤的正是那个孩童，因为它只愿为他的目所睹，为他的心所爱，它只愿对他说话。所以，母亲在贡布雷几乎通宵达旦给我诵读的这部小说为我保留着那个夜晚的全部魅力。当然，乔治·桑的“笔”，用老爱说书是用“警人之笔”写成的布里肖的话来说，她的“笔”在我看来绝非如母亲以前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支神笔，母亲的文学情趣后来也随我而产生了潜移默化。然而，那却是我无意中使之带上电流的笔，就象中学生闹着玩儿常做的那样，而现在，贡布雷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很久以来已不再注意到的数不清的小事全都轻轻松松地自己跳将出来，一件件一桩桩首尾相接没完没了地连成一气，吊在磁化的笔尖上，还带着回忆的颤栗。

    某些喜爱神秘的人愿意相信在各种物品上保留着观望过它们的目光中的什么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纪念碑和图画无不戴着情感的帷幕，这是几个世纪中无数崇拜者用爱和瞻仰的目光织成的。如果他们把这个奇谈怪想搬移到各人唯一现实的范畴、自身感觉的范畴中去的话，那它就会变成真实的了。是的，在这个方面，也只有在这个方面（然而它大得多），一件我们从前观望过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次看到它，会把我们从前注视过它的目光连同当时把它装得满满的所有形象送还我们。那是因为事物————一部红封面的书或别的任何东西————即在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就变成某种非物质的东西留在我们心中，与这一时期我们各种各样的挂虑或感觉性质相同，并与它们不可离析地掺杂在一起。从前在一部书里读到的某个名字，在它的音节间包藏着我们阅读这部书的时候刮过的疾风和灿灿的阳光，以至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只是可怜巴巴地给一些事物的线条和外表作些记录的文学，虽则自称为现实主义，却离现实最远，它最能使我们变得贫乏、可悲，因为它突兀切断现时的我与过去、未来的一切联系，而过去的事物保持有本质，未来，它们又将促使我们去重新品味这种本质。正是这种本质才是配称作艺术的艺术所应该表现的内容，而且，如果它表现失败，我们还能从它的虚弱无能中引出教训（在现实主义的成就中却丝毫都汲取不到），须知这个本质部分地是主观的和不可言传的。

    更有甚者，我们在某个时期看到的一样东西，读过的一本书并不永远只和我们周围的事物相结合，它还同当时的那个我们忠实地相结合，只有通过感觉，通过当时的那个我们，它才可能被再度回顾；假如在书房里我重又拿起，哪怕只是想这么做，拿起《弃儿弗朗沙》，在我心里立即便会有一个孩子站出来，取代我的位置，只有他才有权读出这部书的书名：《弃儿弗朗沙》，他还象当年那样读出这个书名，同样带着当年花园里的天气留下的影响，带着他当时对各地情况和生活的遐思梦想，带着对明天的焦虑不安。要是我见到的是另一时期的另一事物，挺身而出的又会是一名年轻人。而今天的我只剩下一片被废弃的彩石场，它以为自己蕴藏的全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单调无奇，然而，每一个回忆都象一名希腊雕塑家，从这片采石场采出无数雕塑象。我之所以说我们重又见到的每样东西，是因为书籍在此所起的作用与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书脊散开的方式，纸张的纹理与书中的语句本身一样，能保留下同样强烈的回忆，象我当时想象威尼斯和想去威尼斯的愿望一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因为有时语句会造成约束，它们就象某人的那些照片，望着那些照片还不如只靠思念能把他回忆得更清楚。当然，对我童年时代的许多书是如此，唉，即对贝戈特此人的某些书也是如此，有时，夜晚我感到疲倦，于是我拿起它们，然而那无非就如我去搭乘火车，借变换的景色和呼吸往日的空气求得休憩。可有时，这种难得的浮现会因为某部书阅读时间的延续反而遭受障碍。贝戈特有一部书就使我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亲王书房里的那部书上还写有一段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题铭）。有一年，一个冬日，我没办法去看望希尔贝特，那天我读了这部书，可这次，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我特别喜爱的句子。有些词看似相识，似乎就是那些句子，可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过去使我领略到的美在哪儿？我读这本书的那天覆盖着的香榭丽舍的皑皑白雪还是那么厚厚地没有化掉，旧景依然历历在目。

    正因为这个缘故，倘若我想当一个象德·盖尔芒特亲王那样的珍本收藏家的话，我一定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事，但也不会忽略属图书簿籍本身价值的那种独立无羁的美，对业余藏书家来说，这种美来源于对书籍所经过的那些书房的了解，产生于知晓这本书是哪位君王在哪样的时机下赏赐给哪位名人的。这种可以说是书籍的历史的美对我说来也不会失落。但是，我更愿它是我自身生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不只是作为一般的猎奇者去释出这种美。我一般不会把这种美连结在具体某个版本上，而是象这部《弃儿弗朗沙》，连结在作品上，在我第一次读得废寝忘食的作品上，在贡布雷我的小房间里，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恬适、最忧伤的夜晚，唉！（那时，我觉得神秘莫测的盖尔芒特一家实在难以接近）那晚，我第一次使我父母弃权让位，从他们的这次让位，我能标出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我的意志力开始削弱的日期，我日益失去完成艰巨使命的信念。今天，恰恰是在盖尔芒特家的书房，在这最晴朗和美的日子里，我重又见到这部作品，从而不仅使我以往摸索中的思想豁见光明，还照亮了我生活的目标，也许还是艺术的目标。况且，就这一册册书的本身而言，在目前使用的意义上，我还是能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我觉得作品的第一版比其它各版珍贵，可我更愿把第一版理解为我第一次读到的版本。我会去寻觅初版本，我所指的是这部作品给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版本。在小说方面，我会去寻觅旧时的装帧，我刚开始阅读小说时的那种装帧的版本，它们多少次听到过爸爸对我说：“别歪着身子。”就象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时她穿的裙子，它们将帮助我找回我当年的爱，找回美，被我在上面重叠起那么多使我愈来愈不喜欢的形象的美，以找回最初的美，我已不是当年看到它时的那个我了，如果我要召唤我当初认识的那件事物，我就应让位给当初的那个我，因为今天的这个我根本就不认识它。

    我象这样为自己组建起来的书库，其价值甚至还会更大；因为我过去在贡布雷、威尼斯阅读的书，现今得到我记忆的充实，着上代表圣希勒里教堂、代表停泊在圣乔治大教堂脚下的画舫、闪烁着蓝宝石光芒的大运河的浩淼色彩，那些书会变得堪称“影象书”、绣象经典，它们是时光之作，收藏者打开这些书绝不会是为了阅读书中的文章，而是为了再一次为有富盖那样的富翁在书里添加的色彩而欣喜，正是这些色彩构成作品的全部价值。然而，哪怕只是为了看一眼以前阅读的时候还没有插入的影象而打开这些书都让我感到十分危险，以至即使在这个我唯一能够理解的意义上，我都可能会失去当珍本收藏家的愿望。我太清楚了，心灵留下的那些影象那么易于被心灵抹去。新的影象取代旧的，不再具有那种起死回生的能力。如果那晚母亲从外祖母将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的那包书里抽出来的那本《弃儿弗朗沙》还在，我绝不会看一看它，因为我会非常害怕，太怕书中渐渐掺入我今天的印象，望着它就此变成一件现时的物品，以致当我希望它复活那个在贡布雷的小房间里辨读它的书名的孩子时，孩子认不出它的口音，不再答应它的呼唤，从而永远埋没在遗忘之中。

    民众艺术的概念和爱国艺术的概念一样，即使不曾有过危害，也让我感到它滑稽可笑。如果是为了使它能为民众所接受而牺牲形式上的“适于有闲者”的精雕细琢，那就错了。我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交往颇多，我知道他们才是十足的无知无识，而不是电气工人。就此而言，所谓的民众艺术在形式方面倒象是去为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们服务，而不是给总工会会员们的。至于内容，老百性觉得通俗小说挺无聊，就象孩子们对专为他们写的书感到厌倦。人们在阅读中寻求脱离自己的处境，工人渴望了解王公贵族们怎样生活，王公贵族对工人的情况也有同样的好奇心。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巴雷斯先生就曾说过，艺术家（提香型的）首先应该为祖国的荣誉服务。可是他只有成为艺术家才能为祖国的荣誉服务，也就是说在他研究那些法则、进行那些探索和作出与科学发明同样精妙的发现的时候，除了在他面前的真理他绝不能想到别的事物————即使是祖国也不行。不要仿效那些革命党，他们出于“公民责任感”，即便不能说摧毁，也是在蔑视华托和拉都的作品，而这两位画家为法国带来的荣誉胜过所有大革命中的人物。温柔多情的人如果能选择的话，他大概不会选择解剖。这不是他正直的心灵之所愿，他的愿望十分博大，正是这种愿望使肖德洛·德·拉克洛写出了《危险的关系》；这也不是他对大小资产者的兴趣，使福楼拜选定《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主题的那种兴趣。有人说，一个赶得匆忙的时代，它的艺术的寿命也长不了，好象战前预言这仗打不长久的人们。因此铁路将结束静观，缅怀驿车时代也是枉然，然而汽车担负起驿车的职司，重又把游客载至被废弃的教堂。

    那时，生活呈现的一幅图象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多种不同的感觉。例如，在一部已经读过的书的封面上、标题字母之间，视觉编织进了很久以前某个夏夜的皓月流光。早晨牛奶咖啡的味道使我们产生那种对大好天气的朦胧希望，从前，当我们用凝脂般打着邹褶的白瓷碗喝牛奶咖啡的时候，盈实的白昼还完好无缺，当时这种朦胧的希望曾有那么多次在晨曦明确的不可预料中向我们绽开笑靥。一个小时并不只是一个小时，它是一只玉瓶金尊，装满芳香、声音、各种各样的计划和雨雪阴晴，被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正是同时围绕着我们的那些感觉和回忆间的某种关系————一个普通的电影式影象便能摧毁的关系，电影影象自称不超越真实，实际上它正因此而离真实更远————作家应重新发现的唯一关系，他应用它把那两个词语永远地串连在自己的句子里。我们可以让出现在被描写地点的各个事物没完没了地相互连接在一篇描写中，只是在作家取出两个不同的东西，明确提出它们的关系，类似科学界因果法则的唯一的艺术世界里的那个关系，并把它们摄入优美的文笔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中，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真实的存在。它甚至象生活一样，在用两种感觉所共有的性质进行对照中，把这两种感觉汇合起来，用一个隐喻使它们摆脱时间的种种偶然，以引出它们共同的本质。就这个观点而言，自然并没有把我放上艺术的道路，它本身不就是艺术的开始吗？它往往要我在另一事物中才让我认识到某事物的美，在贡布雷的钟声中才让我认识它的中午，在我们的水暖设备的嗝儿声中才让我认识东锡埃尔的早晨。这种比较关系可能不那么有趣，事物可能平庸无奇，文笔可能拙劣，然而，只要没有它，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而还不止于此。如果现实便是这种经验的残屑，对谁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就象当我们说：一种坏天气、一场战争、一个汽车站、一家灯火辉煌的餐馆、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的时候，谁都知道我们所指的是什么；如果现实就是这个，那么，无疑，有这些事物的某种电影胶卷也就足够了，而离开了一般主题的“文笔”，“文学”也便成了人为的附加部分。但是，这真的就是现实吗？如果我在某事物给我们留下一定印象的时候力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那天走过维福纳桥，一朵白云投在水波上的阴影使我高兴地跳着叫道“见它的鬼！”；又如我听着贝戈特说某句话，我印象中所见的，“实在奇妙”这句话并不与他特别适合；或如为某个恶劣行为激怒的布洛克竟说出与俗不可耐的意外事件大相径庭的言语：“让他们这么做吧，我觉得这毕竟异异异异想天开”；或如盖尔芒特家的盛情款待使我受宠若惊，而且他家的酒已使我喝得微带醉意，在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禁不住独自低语道：“这些人真算得上礼贤下士，能同他们一起过一辈子定是很愉快的”；那么，我发现这部最重要的书，真正独一无二的书，就通常意义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杜撰，既然它已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只要把它转译出来。作家的职责和使命也就是笔译者的职责和使命。

    然而倘若，当问题涉及的比如说是自尊心的不确切用语的时候，对扭曲的内心语言（它离最初的中心印象正越来越远）的矫正，直至能与应发自印象的直线混淆一气的内心语言的矫正，如果说这种矫正恰是我们的惰性不乐意干的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那么，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在爱情问题上同是这种矫正便成为痛苦的事情了。我们假装的种种无动于衷的表现，我们对他撒得那么自然的谎言、与我们自己撒的如出一辙的谎言所感到的全部愤慨，简言之，每当我们感到不幸或被人抛弃的时候，我们仍不断地对心爱的人诉说的一切，不仅对心爱的人，而且在见到他之前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自己诉说的一切，有时还会高声说出来，打破房里的宁静：“不，真的，这样的行为实在叫人受不了”，或者：“我曾想最后接待你一次，并且我将不否认这件事使我挺难受”，把这一切引回到所感受到的已离得那么远的真实上来，这是对我们最珍惜的一切的毁灭，这在我们同自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在写信或采取行动的疯狂计划中，造成了我们同自我的炽烈的交谈。

    即便在人们正是为了获得艺术创作的欢乐所给予的印象而悉意追求的这种欢乐之中，我们仍然会尽可能快地设法把恰恰是这种印象本身的内容视作不可言传的东西而放过一边，并致力于能够让我们不求甚解地感受到它的乐趣和相信能用它感染别的可与之对话的有兴趣者的行为，因为我们将对他们讲一件对他们和对我们具有同样意义的东西，既然我们自身印象的为个人所有的根被砍去了。即使是在我们对自然、社会、爱情和艺术作最无动于衷的旁观的时候，由于任何印象都是双重的，一半包裹在客体之中，另一半延伸到我们身上，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了解，我们急急忙忙地把这一半忽略了，也就是忽略了我们本来应该挖掘的唯一的东西，却只考虑另一半，我们没想到那另一半是不能予以深挖的，因为它暴露在外，用不着我们花吹灰之力，而一棵山楂树或一座教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耕过的小小犁沟，这条犁沟我们会觉得很不容易看出来。但是我们却在重新演奏那首交响乐，回头重游那座教堂，直至————在这远离我们不敢正视的自身生活并美其名曰博学的逃逸中————我们依法炮制，做到与颇有造诣的音乐爱好者或考古爱好者一样内行。由此可见，从自己的印象里什么也不提取的人对此是多么重视了，他们就象艺术的单身汉在不满足中虚度年华！他们怀着童贞女和懒汉的忧愁，只有生儿育女或工作能使他们得到解脱。他们对待艺术作品比真正的艺术家还兴奋，因为他们的兴奋不是由一场艰苦深入的耕耘引起的，它流露在外，刺激他们的交谈，使他们脸红脖子粗。他们以为扯直嗓门尖叫便是在完成业绩，演完一曲他们喜爱的作品便听到他们大声嚷嚷：“好哇，好哇！”而如此表现之后并不一定需要他们陈明自己喜爱的性质，他们也并不清楚性质之所在。这种未被用上的爱甚至潮涌进他们最平心静气的谈话，使得他们只要一谈到艺术便指手划脚、眉飞色舞、摇头晃脑。“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他们演奏了一段乐曲，老实说，我不敢恭维。开始是四重奏。嗯哪，哎呀呀！它变了（此时音乐爱好者脸上显出惶惶不安的表情，他大概在想：“我可看到了火星，闻到了糊味儿，着火了。”）天杀的，那玩意儿真叫我听了生气，写得很糟糕，可又乖乖了不起，可不是一部随哪个都写得出来的作品。”然而，不管有多么可笑，他们毕竟还有不容轻视的地方。他们是想要造就艺术家的自然的初次尝式，他们就象先于现有各类动物的原生动物一样没有定型、生命力不强，生来不能持久。这些有愿望没有行动、有花无果的业余爱好者仍当令我们感动。他们就象最初建造的飞机，离不开地面，还不成其为尚待开发的、神秘的手段，但已包藏着飞翔的欲望。那位业余爱好者挽住你的手臂补充说：“老兄，我已经第八次去听这部作品了，而且我向您发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实际上，由于他们并没有吸收艺术中真有滋养的物质，且食欲过盛，肚子永远都填不饱，所以他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艺术创作的欢乐。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他们连续不断地去为同一作品捧场，还以为他们的到场就是完成了一种职责、一项业绩，就象人家参加一次办公会议或一场葬礼那样。接着出现别的、甚至与此相悖的作品，不管是文学上的、美术上的，或是音乐上的。因为，提出概念、体系，尤其是把它们化为己有，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总比具有真正鉴赏力的人多得多，即使在自己也搞创作的人中间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能力获得较可观发展却在文学杂志和报刊大幅度增长以后（作家和艺术家故作多情的天命说也随之增多）。因而，青年中最优秀、最聪明和最超凡脱俗的这部分从此只喜爱在伦理道德、社会学、甚至宗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他们以为那便是衡量作品的价值标准，从而重蹈大卫们、谢纳法们、布吕纳蒂埃们的覆辙。贝戈特笔下那些脍灸人口的句子实际需要深刻得多的反躬自省才写得出来，可人们不喜欢他的作品，却喜欢一些正因为艺术水平较低才显得比较深刻的作家，他文字上的故弄玄虚无非为了迎合凡夫俗子们的口味，就象民主党人把芸芸众生捧得天花乱坠一样。然而，一旦爱问个究竟的智者愿意着手评一评艺术作品的价值时，那里面一点值得肯定、经得住推敲的东西都没有了：你想怎么说它，就能怎么说它。而真正的才华却是一宗经天纬地的财富，后天获得的万能的品质，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它存在于思想和文笔的表面状态下，评论界便依据这些表面状态评定作者。它把一个并不带有新启示的作家捧为先知，因为他口气专横，并对在他之前的流派表示明显的轻蔑。评论界的这种谬误是那么顽固，致使作家大概会更愿意接受广大读者的评判（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艺术家，包括后者在他们不熟悉的研究范畴作出的努力）。因为在读者公众的本能生活和一位大作家才华之间存在着更多的类似之处，作家的才华无非是一种在强加于他人头上的沉默中得以宗教式地听从的本能，一种臻于完善和得到理解的本能，加上肤浅的空话和头衔显赫的鉴赏家们多变的标准。他们连篇累牍的空话每十年更新一番（因为这架万花筒并不只是由世俗人众组成，而是由社会、政治、宗教的思想观点汇综而成的，它们由于自身在广大民众中的折射得到暂时的广度，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毕竟还是受思想观点生命短促的局限，观点的新颖只能吸引一些对证据是否确凿要求不高的人）。党派和学派就是这样生生灭灭的，致使那些有识之士老在对它们进行攻讦，总是那么几个比较聪明的人，他们终身刻板，这是那些比较谨慎多虑、而实际上对证据的要求却很苛刻的智者所自戒的。不幸的恰恰是其他那些人均属半瓶子醋，他们需要用行动加以充实，他们比优秀的有识之士更需要这么做，把人们吸引在自己周围，不仅藉此造成名不符实的声誉和毫无根据的轻蔑，还挑起内战和外战，稍微有点儿保守意识的自我批评精神，这种事儿也就能够避免了。

    至于一位大师的杰出思想能给予一名完全公正的智者、一颗真正有生命力的心灵的享受无疑是十分健康的，只是真正能够消受这种享乐的人是那么罕见（二十年间有过几个这样的人？），这种享乐毕竟要他们沦落到全盘接受另一个人的意识的地步。如果某人为了得到一个只会给他带来不幸的女人的爱什么都做了，可他，尽管数年如一日反复努力，连同这个女人的一次约会都没有得到，他没有寻求诉说他的痛苦和陈述他逃过了的危险，却洋洋洒洒地为她写了“百万言”，在记下自己生活中这些最感人肺腑的忆念的同时，不断反复品味拉布吕耶尔的这个见解：“男人常常想爱，却又总达不到目的，他们寻求自己的失败，却总遭遇不上，如果我冒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无可奈何地处于不受约束之中。”对于写下这句话的人来说，我们且不管他这种见解是否包含着这方面意思（若要使它包含这个意思，最好得用“被爱”代掉“爱”，这样就更美了），可以肯定的是那位多愁善感的文人使这一见解在自己身上活学活用，他使它充满涵义，满得几乎要炸裂了，他每重说一遍便喜不自禁，他觉得这种见解千真万确和高明卓绝，然而，不管怎样，他不曾加入丝毫新的内容，那仍然只是拉布吕耶尔的见解。

    笔记文学怎样才能具有某种价值呢？既然它所记录的都是琐碎小事，现实便如它所指出的蕴含在这些小事里（在远处的飞机轰鸣声中和圣勒里钟楼的线条中的伟大，在马德莱娜点心的滋味中的往昔等等），而倘若我们不把这些现实清理出来的话，那些小事本身则并无意义。逐渐保留在记忆中的是那些不确切的词语的连接系列，我们的真实感受荡然无存，这些感受才构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和对我们而言的现实。而正是那种谎言一味复制所谓“情节真实”的艺术，它同生活一样简单平淡、没有美，我们的眼睛所见和我们的才智所确认的东西被令人生厌和徒劳无功地一用再用，不禁让人纳闷，从事这种使用的人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欢乐和原动力的火花，使他精神抖擞地推进自己的工作。相反，真正的艺本，诺布瓦先生会称之为文学爱好者的游戏的艺术，其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这个我们很可能至死都不得认识的现实其实正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在艺术家和每个人的身上。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它而已，因为人们并不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过去就这样堆积着无数的照相底片，一直没有利用。因为才智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别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其实，文笔之于作家犹如颜色之于画师，不是技巧问题，而是视觉问题。它揭示出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所采用的方式中的性质的不同，这是用直接的和有意识的方式所做不到的，如果没有艺术，这种不同将成为各人永恒的秘密。只有借助艺术，我们才能走出自我，了解别人在这个世界，与我们不同的世界里看到些什么，否则，那个世界上的景象会象月亮上有些什么一样为我们所不知晓。幸亏有了艺术，才使我们不只看到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才使我们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个敢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我们就能拥有多少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比已进入无限的那些世界间的区别更大，不管这个发光源叫伦勃朗还是叫弗美尔，它虽然已熄灭了多少个世纪，它们却依然在给我们发送它们特有的光芒。

    艺术家的这项在物质、经验、词汇下努力挖掘某种不同事物的工作，与当我们违心地生活的时候，自尊、偏见、才智以及习惯每时每刻在我们身上完成的工作恰恰相反，后者在我们的真实印象上积聚起各类术语，积聚起被我们误称为生活的实用目标，以完全掩盖我们的真实印象。总之，这种复杂如斯的艺术正是唯一生气勃勃的艺术。只有它能向人表述我们的生活，也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即无法“观察”到的、对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表象需要加以翻译和往往需要逆向阅读和极难辩识的那种生活。我们的自尊、偏见、模拟力、抽象的才智和习惯所做的那项工程正是艺术要拆除的，它将使我们逆向行进、返回隐藏着确实存在过却又为我们所不知的事物的深处。重建真正的生活、恢复印象的青春，这无疑是一大诱惑。但它也需要有形形色色的勇气，甚至感情上的勇气。因为那首先要否定自己最珍贵的幻觉，不再相信自己所制订的东西的客观性，并且，与其一百次地用这样的话哄骗自己说：“她真可爱”，不如真截了当地说：“我喜欢亲吻她”。当然，在爱的时刻里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别人也同样感受得到。我们感受，然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却象一些负片，不把它们凑近灯光看便只见一抹黑，而且它们还得反过来看，不把它们凑近才智，就不知道上面是些什么玩意。因此只有当才智把它照亮了，使它理智化了，我们才有可能十分艰难地辨认出所感事物的面貌。

    然而我还发现，最初我因希尔贝特而领略过的那种痛苦，意识到我们的爱情并不属于激起爱情的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作为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却不无补益（因为，虽说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却只有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可以说是颠簸在永恒不断的变化和起伏曲折之中的思想才能象在一场风暴中那样，把那整个地受法规调节的无限泛升起来，达到一定高度，让我们能看到它，这是我们停留在角度不佳的窗户前所不曾看到的，因为幸福的宁静使它平淡无奇和地势过低；这种起伏，也许只对某些伟大的天才才始终存在，对他们来说不需要痛苦的颠簸；然而，当我们欣赏他们欢快的作品的宽广而有规律的发展时，我们是不会那么肯定地倾向于根据作品的欢乐去推测生活的欢乐，恐怕相反，生活往往是痛苦的）————然而，主要原因在于，如果说我爱的不只是某个希尔贝特（我们因此而痛苦异常），那不是因为我们还爱某个阿尔贝蒂娜，而是因为爱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它比我们身上那些先后泯灭的、自私地希望挽留这个爱的自我更加经久不衰，而且，不管这样做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痛苦（其实是有益的痛苦），它必得脱离具体的人以便从中逸出一般性并把这种爱、对这种爱的理解给予每一个人，给普遍的人，而不是给某个、接着又是某个我们先后作为某个、按着又是某个男人希望与之结合的女人。

    出现在我周围的最细微的迹象（盖尔芒特家庭、阿尔贝蒂娜、希尔贝特、圣卢、巴尔贝克，等等），我必须把习惯使我忽略了的含义还给它们。而在我们达到现实之后，为了表述现实，保住现实，我们将撇开与现实相异的东西，撇开习惯所获得的速度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首先我将摈弃那些说来容易却并不是心灵选中的话语，摈弃那些插科打诨，如我们用在交谈中的那种语言，继与人长谈之后继续矫揉造作地对自己说下去，使我们的思想充斥谎言，那些纯属物质的、在堕落到就是写写话的作家那里伴随着浅笑和皱眉蹙额搔首弄姿的话语，它们无时不在篡改例如圣伯夫这样的人说过的话。真正的著作不应是光天化日和夸夸其谈的产物，而是黑暗与沉默结下的果实。而由于艺术严格地重新组合生活，我们在自己身上已经达到的真实周围便会始终漂浮着诗的气氛，洋溢着某种神秘带来的恬适，那无非是我们不得不从中穿过的冥冥的残痕，象高度表一样正确标出的作品的深度指示（这个深度并不属某些主题所固有，如一些唯物主义的唯灵论小说家所以为的那样，既然他们不可能深入到表象世界的下面去。而且，就象那些不愿作些许善行的善士常作的道德文章，他们所有崇高的意向也不应妨碍我们注意到他们连摆脱产生于模仿的形式上的种种平庸之处的意志力都没有）。

    至于才智————即使是最卓越的才智————所稀疏采撷的真情实话，在它面前，昭然若揭，它们的意义可能十分重大；但是它们的轮廓不大柔和，它们比较平坦，由于要达到这些真实不用逾越什么深度，由于它们并不是再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们没有深度。有些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心中不再产生那种神秘的真实，从此时起，他们往往就凭借越来越有力的才智进行写作，鉴于这个原因，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比他们年轻时的作品更苍劲有力，然而它们失去了往日的甘美。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对那些由才智从现实中直接引出的真实科以全盘否定，因为它们仍能利用虽不那么纯，却依然浸透了精神的材料，镶嵌过去和现时的感觉所共有的要素不受时限地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印象。只是，由于这些印象比较珍贵，也十分稀少，致使艺术作品不可能全部由它们构成。既然它们能被利用于此，于是乎我感到这些与情感①、性格、习俗有关的真实纷纷涌上心头，感知它们给予我欢乐。然而我依稀记得它们中间有不止一个是我在痛苦中发现的，另有一些则发现于勉强的欢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疑不如使我意识到艺术作品是找回似水年华的唯一手段的那个真实灿烂辉煌，我心中升起又一股光焰。我大悟，文学作品的所有这些素材，那便是我以往的生活；我大悟，它们在浮浅的欢悦中、在慵懒中、在柔情中、在痛苦中来到，被我积存起来，未及预期它们的归宿，甚至不知道它们竟能幸存，没想到种子内储存着将促使植物成长的各种养料。我就象那种子，一旦植物发育成长，我便会死去，而且我觉得自己无意中就是为它而生存的，没有想到我的生命有一天会同我欲撰写的那些书籍发生关系，过去，当我在书案前坐下时，我竟想不出写些什么好。因此，我的生活既能又不能归结为这个命题：感召。它不能这么归结，因为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并没起到过任何作用。它能这么归结则是在于这个生活、它的伤心事、它的快事的回忆构成了类似胚乳的储存，留在花木的胚珠中，胚珠从中汲取营养以变成种子，植物胚胎便在我们尚一无所知的这段时间里发育起来了，而这个胚胎却是发生化学反应和秘密但又十分活跃的呼吸现象的地方。我的生活就是象这样与它的成熟所导致的变化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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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每个曾使我们痛苦的人都有可能被我们奉若神明，而他们其实只是神性的部分反映，最高阶段；神性（理念），静观之就能即刻赐予我们欢乐，而不是我们承受过的痛苦。生活的全部艺术在于把造成我们痛苦的人只当成能让我们进入他们的神明外形的台阶，从而愉快地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神性。——作者注。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的对照，如果以它们为出发点，则它们是错误的，如果以它们为终止，则它们是真实的。文士墨客艳羡画师，也想去画画速写，搞搞写生，他如果这样做了，那就会一败涂地。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笔下人物的动作、癖好、口音、无不是他的记忆授意于他的灵感的。在一个虚构人物的名字下，没有不能放上六十个他见到过的人物的名字，他们有的做出一副怪相、有的献出一只单片眼镜，某人是怒气冲冲的模样，某人又只剩下自命不凡的手势等等。此时，作家发觉，他那当画师的梦想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如愿以偿的，但是，这个夙愿却已经实现了，作家在不知不觉中也完成了他的速写本。因为，在他自身具有的本能的推动下，作家，远在他自信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在有规律地疏漏那么多为别人所注意的东西，致使别人责备他心不在焉，而他也以为自己既不善于听，又不善于观察，然而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授意自己的眼睛、耳朵永远地抓住那些在别人看来实属无谓的琐碎小事，某时某人讲某句话时所用的语调、脸上的神色以及耸肩动作，此人其它方面的情况他可能一无所知，如此行事已有多年，而这是因为种种语调他早已听到过了，或者预感到他还会再听到，觉得这是一种可更新的、能持久的东西。因为他只是在其他那些人那么愚蠢或者那么疯癫地鹦鹉学舌、重复与他们品性相似的人的话语，从而甚至使自己成为先知鸟、成为一条心理法则的代言人的时候，他才听取他们说的话。他只记住一般的东西。别人的生活便是以诸如此类的语调、诸如此类的表情动作再现在他心中的，尽管那是他遥远的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而后来，当他写作的时候，别人的那种生活便会前来协作行动，以一个为许多人所共有的，象解剖者记入工作手册的内容一样真实的肩部动作进入他的作品，只是在这里要表达的是某个心理真实，并且在他肩上装接着另一个人的颈部动作，各人摆出自己的瞬间姿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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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并不能肯定想象力和敏感性是两种不可互换的资质，并不能说后者就不能无甚重大弊端地取代前者，象胃不行的人让他们的肠道承担消化功能那样。一个生性敏感却缺乏想象力的人同样能写出令人拍案称好的小说。别人给他造成的痛苦、他为防止这种痛苦而作出的努力，他与残酷的第二个人物所制造的冲突，这一切经智慧的巧妙阐述完全能成为一部作品的素材，这部作品不仅不会比它如是想象杜撰的逊色，而且如果它能听任自身的发展，同样能越出作者的梦幻和妙趣横生，同样会象想象力不可捉摸的任性波澜起伏，出乎自己的意外。————作者注。

    最愚笨的人在他们的动作、言语和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情感中表现出某些规律，这些规律他们自己并未觉察，然而它们却被艺术家抓住了。凡夫俗子认为作家的这种观察可恶，他们错怪了作家。因为在一个滑稽可笑的人身上，艺术家看到的是一种完美的概括，他并不把错误归咎于这个被观察的人，就象外科医生并不蔑视相当常见的循环紊乱病人一样。所以，他并不比谁更瞧不起那些笑话篓子。可惜，他的不幸更胜于他的可恶，当事情牵涉到他自个儿的情感时，虽说他也一样地清楚这些情感的概括性，要超脱它们所造成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了。当一个蛮横无礼的人侮辱我们，无疑，我们更愿意他称赞我们，尤其是当我们心爱的女人背离我们的时候，我们为求得另一种结局什么代价不愿意付出呢！然而，此时此刻受侮辱的感觉、被抛弃的痛苦会成为我们从来都不曾涉足的土壤，它的发现对别人是那么痛苦，对艺术家却变得难能可贵。恶毒和忘恩负义的人会由不得他、也由不得他们自己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抨击文章作者非本意地把他痛斥的卑劣小人和他的荣誉联系起来。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我们均能辨认出艺术家最憎恶的人，呜呼，同样也有他曾热恋的女人。对艺术家而言，她们也只是在违背他的意愿、使他痛苦万分的那一刻里摆了个姿势。即在我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她并不爱我，我曾不得不甘心领受她让我领略的唯一的东西，即什么是感觉痛苦，什么是体验爱，甚至，在开始的时候还有幸福是什么。

    而当我们力求从自己的忧伤中萃取概要，加以述写的时候，我也许还会因为一条与我在这里列举的不同的理由而得到些许慰藉，那就是，一般地思考和述写对作家而言是正当的和必要的职责，克尽职责使我快乐，就象训练、汗水、沐浴之于运动员一样。说实在的，我对此还略作抗拒。我空自以为生活的至上真谛存在于艺术之中，另一方面，虽然我已没有能力或为爱恋阿尔贝蒂娜或为痛哭的外祖母作出回忆所需的努力，我却还在考虑一部他们不可能知道的艺术作品对于他们，对这两位已然作古的可怜女性的命运是否也能算是一种完成。我曾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在我身边弥留和咽气的外祖母啊！在我这部作品完成之后，我这已受了无可救药的创伤、众叛亲离，在死去之前但愿能经受住长期痛苦以补赎罪孽吧！再者，我甚至还十分可怜那些不怎么亲密、甚至没什么交往的人，怜悯那么多人，我的思想在力求理解他们的命运时，总之曾经利用他们的痛苦的人，或者仅仅是那些滑稽可笑的人。所有这些曾为我揭示真谛的已经不在世间的人，我仿佛觉得他们只是为了给我带来利益而生存过，并且仿佛是为我而死的。想到被我看得这么重的我的爱情，在我的作品里将那么轻快超脱，并且被各种各样的读者实施在他们对其他女人的感受中，于我实属可悲，然而我该为这身后的不忠大发愤慨吗？我须为某人或某人可能用一些不认得的女人作为我这种情感的对象而大发愤慨吗？这种不忠，这种在好几个人之间的爱的瓜分是我生前、甚至是在我撰写此书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呀！我曾一个接一个地为希尔贝特、德·盖尔芒特夫人、阿尔贝蒂娜而深深地痛苦过。我又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抛置脑后，唯有我奉献给各种各样的人们的爱经久不败。我的那些回忆之一将遭到某些陌生读者的亵渎，其实在他们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回忆糟蹋了。我都已经快使自己感到可憎恶了，就象某个国家主义政党，以它的名义继续着敌对行为，为它的利益而进行一场战争，那么多高贵的受害者在这场战争中经受磨难和尸填沟壑，连争斗的结局都不知道（对我的外祖母来说这至少可以算是某种补偿），这个政党或许也会憎恶自己。而对于她不知道我终于着手创作我唯一的慰藉便在于（这就是属于死者的份额），如果说她已不能为我的进步而高兴，她却早已不再认为我无所事事，早已相信我不会虚度一生，我的无为和虚度年华曾造成她那么巨大的痛苦。当然那里不会只有我的外祖母和阿尔贝蒂娜，还有许多我只吸收了一句话、一道目光的人，只是作为个体的人我已记不起来了。一部作品便是一片广阔的墓地，大多数墓碑上的名字已被磨去，无法再辨认。有时相反，名字倒记得很清楚，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什么存活在书页中。那位眼窝深陷的姑娘，说话慢条斯理，她在不在这里呢？倘若她确实安息在这里，那又在哪一部分呢？我已经不知道了，人在花丛底下，怎么找得到？然而，既然我们远远地离开那些个体的人而生活，既然我们最强烈的感情，诸如我对外祖母的爱、对阿尔贝蒂娜的爱经过几年后我们已不再有所感受，既然它们已经只是我们一个不理解的词，既然在我们所爱的一切已经死去的时候，我们还能对世人、还乐于到他们家去和他们讲讲那些故人，那么，如果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学会理解那些被遗忘的词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不该把它用起来吗？需不需要为此而先把它们译写成通用的、至少将是持久的语言，能使逝去的人们在他们最真实的本质上变成所有人的永恒获得物的语言呢？甚至，那条使这些词变得不可理解的变化法则，如果我们能做到把它解释清楚的话，我们的短处不又变成一种新的力量了吗？

    况且，忧伤协助我们写下的作品还能被理解为是我们未来的痛苦的凶象和慰藉的喜兆。事实上，如果说爱情和忧伤曾为诗人效力，曾帮助他营造自己的作品，如果说那些连最起码的都没料到的陌生女人，或出于恶意，或为了嘲弄，每人都曾为这她们不会见到的宏伟建筑物的营造添上自己的砖石，人们却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作家的生活并不随着他作品的完成而结束，那曾使他经受了巨大的、已写入他作品中的痛苦磨难的天性，在他完成作品之后继续存在，使他有可能在相同境遇中爱上别的女子，如果时间在环境、主体本身，在他的爱的欲念和对痛苦的抗力上引起的种种变异并没有导致这种境遇出现些微偏差的话。从这第一个观点来看，作品应被视作一次不幸的爱情，它必然是其它几次爱情的预兆，它将使生活与作品相仿，使诗人几乎用不着再写作，在他已经写下的东西里他完全能找到未来事件的先期形象。犹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区别再大也早已记入我对希尔贝特的恋情之中，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当我第一次听到她姨母说出阿尔贝蒂娜的名字和描绘她的容颜，那天，我并没有料到这微不足道的萌芽有朝一日竟会发展和延续到我整个的一生。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作品是幸福的朕兆，因为它告诉我们，在任何一次爱情中，即在特殊旁边存在着一般，并且通过把忧伤的起因略过不管、为深化其本质加强对忧伤的抵抗力的锻炼，完成从特殊到一般的过渡。事实上，就象我后来所体验到的那样，即使在爱的时刻、痛苦的时刻，如果感召终于在我们的工作中变成现实，此时，我们会十分清楚地感到心爱的人溶化在更加广阔的现实中，竟至使我们不时把他忘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再为爱情感到痛苦，似乎那只是某种纯属肉体的疼痛，与我们心爱的人完全不搭界，好象是一种心脏疾患。确实这是个瞬息即逝的问题，如果工作开始得更迟一些的话，后果似乎更加是相反的。因为那些人出自他们的恶，出自他们的毫无价值，置我们的反对于不顾，破坏了我们的幻觉，自己也化为乌有，并且脱离了我们为自己铸造的爱的幻想，如果此时我们着手进行工作，我们的心灵，出于我们自我剖析的需要，会重新把他们抬得高高的，抬到有可能爱我们的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摆脱了爱的幻觉重新开始工作的文学便会给某些已不复存在的感情以某种死亡后的继续存在。当然，我们会不得不以医生在自己身上再一次注射有害针剂的勇气去重新领略那种特有的痛苦。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它进行某种一般形式下的思考，这在某种速度上能使我们逃过它的压抑，使所有的人都来分担我们的痛苦，甚至还能给予一定的欢乐。生活在什么地方筑起围墙，智慧便在那里凿开一个出口。因为如果说不存在医治单相思的药物，人们却能从确认痛苦中逸出，哪怕只是从中引出它包含有的后果。智慧并不考虑没有出路的生活的那些封闭局面。

    所以，我必须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也只能给作家摆个姿势，就象在画室里那样，因为任何东西只有在变成一般和灵魂弃绝自我后才能够持久。

    有时，当一个痛苦的片断尚处于毛坯状态的时候，一段新的柔情、新的苦痛已然萌生，使我们能够完成和充实那个片断。至于那些有用的深切哀伤，我们还不能太抱怨，因为它们不会失误，也不会让我们久久等待①。只是得赶快利用，因为它们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或者会自我安慰，当它们太强大，而如果我们的心脏已不很强健，承受不了，那我们就会死去。因为只有幸福才有益于肉体的健康，而忧伤却是培养精神的力量。况且，它不是每次都要给我们揭示出一条法则吗？这也是使我们一次次返回真理，拔去习惯、怀疑、轻率、冷漠的杂草，迫使我们认真对待事物所不可或缺的呀！确实，这条真理难以与幸福、健康兼容并存，也并不总是与生活同在。忧伤过度必至殒命。每当新的苦难过于深重，我们便会感到又有一条血管鼓了起来，顺着一侧太阳穴，弯弯曲曲延伸到我们的眼睛底下。大家对老年伦勃朗、老年贝多芬不以为然，他们那憔悴不堪的可怕面容就是这样逐渐逐渐形成的。倘若没有心灵的痛楚，那眼囊和额头皱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但是，既然一些力可以转化为另一些力，既然持续的热能会变成光、霹雳中的电可用来照相，既然我们心灵的钝痛能于自身之上建立起每出现新的忧伤便象楼台般显见的形象的永久稳定，那么，就让我们接受它赐予的肉体的痛苦以获取它带来的心灵的认识吧！让我们的肉体去分崩离析，既然这一回脱落下来的每一小块都灿灿放光，一清二楚，以其他天分较高的人所不需要的痛苦磨难为代价来补充作品的不足，它们被加进我们的作品，随着种种激情碾碎我们的生命而使它更加坚实。思想是忧伤的替代物，就在一次次的忧伤变成一个个观念的同时，它们部分地丧失了对我们心灵有害的作用，刚开始的时候，转化本身甚至会聚然释出欢乐。况且，它们仅仅是时间范畴内的替代物，因为，第一要素似乎该是观念，忧伤只是某些观念首先进入我们心灵所采用的方式。然而在这观念群里又存在着好几种类别，有些类别的观念即刻便成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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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爱情中，我们幸运的对手，或者可以说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恩公。他当即在一个只是激起我们微不足道的肉欲的人身上，添加了一种极大的价值，与她不相干，却又被我们混为一谈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情敌，寻欢作乐便不会变成爱情，如果我们没有，或者如果我们不相信有情敌的话。因为实际上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存在。足以对我们有所裨益的是那种幻觉生活，我们对并不存在的情敌产生的猜疑和妒嫉导致的幻觉生活。————作者注。

    上述种种思考使我获得对自己经常有所预感的真理的更强烈和更确切的意识，尤其是当康布尔梅夫人在寻思着我怎么能够为了阿尔贝蒂娜而去冷落埃尔斯蒂尔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时候，即便从理智的观点去看我也感到她错了，可我又不清楚低估了什么：我们就是带着种种教训开始学当文人的。艺术的客观价值于此微乎其微。需要使之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激情，也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和激情。一个我们需要的，使我们备受折磨的女人引起我们心中阵阵喜怒哀乐，这与我们的利害相关的上司可能引起的喜怒哀乐别样地深切、别样地生命攸关。尚需弄明白的是，按照我们生活的面，我们是否觉得，一个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女人的离弃与这种离弃为我们揭示的真理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这些真理对于因为给人造成痛苦而喜滋滋的女人是不大能理解的。不管怎样，这种背叛都不为少见。作家可以着手他的宏篇巨著，不必担忧。让才智开始他的作品，进行过程中自会有足够的忧伤负责把它完成。至于幸福，它几乎只有一个用途，使不幸变得可能。我们应当在幸福中铸就十分甜美、十分有力的信赖和眷恋关系，以便使这种关系的中断足以导致被称作不幸的那么珍贵的痛苦。如果你不曾有过幸福，哪怕是憧憬中的幸福，那么，不幸便谈不上残酷，从而也结不出果实。

    而这对作家犹胜于对画家，为了获得容量和浓度、获得概括性和文学现实，就象画家需要见到过许多教堂才能画出一座那样，作家也需要接触许多人才能描述出一种感觉。因为，如果说艺术长存生命短促，那么相反我们却可以说，如果灵感短促，它应该描绘的那些感觉也不会持续多久①。当灵感重新出现，当我们又能够进行工作的时候，曾为某种感觉在我们面前摆出姿态的女子已不再使我们体会到这种感觉。要继续描绘出这种感觉就得依据另一个女子，而如果说这是对前者的背叛，那么，从文学角度来看，则正是由于我们情感间的相似性，使一部作品既是我们对旧爱的忆念，又是我们对亲欢的预期的相似性，这样的替代倒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妥。有的人在研究作品中总想猜度作者说的是谁，那么那便是导致这种研究徒劳无功的原因之一。因为，一部作品，即使是直言不讳的忏悔录至少也是被夹在作者好几件生活小事之间，在前的曾给作品以启迪，在后的少不得与作品相仿，后来的爱情是前几次爱情的翻版。因为我们对爱之至深的人并不象对自己那样地忠贞不渝，或迟或早我们会忘掉她们————既然这是我们的特点之一————好再去爱别人。我们爱得那么深的女人最多也只是为这次恋情添加一种特殊的形式，使我们即便在不忠之中依然忠实于她。对于后来的女人我们也会需要作同样的早晨漫步，或同样的夜晚陪送，或给她出百倍的金钱（这种金钱的流转实属一大怪事，我们把钱给女人，她们因此使我们不幸，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写出书来，我们竟可以说，作品就象自流井，痛苦把我们的心挖掘得越深，作品的内容就越丰富）。这些替代给作品增添了某种不偏不倚、使之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它还是一个严肃的忠告，告诫我们应该致力的不是那些人，不是那些实际存在，因而也易于表述的人，而是观念。而且还得加快速度，使在身边有这些模特儿可供支配的时候不致坐失良机。因为那些为我们摆出幸福姿态的人一般不会表演多次，而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那痛苦也是稍纵即逝的。况且，即使她在给我们揭开痛苦的真面目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写作素材，对我们的写作她仍是有促进作用的。想象、思考，其本身便可以成为绝妙的工具，但它们也可能失去活力。此时，痛苦便来启动它们。而那些为我们摆出痛苦姿态的人们则在只有这种时期我们才去的画室、我们内心的画室里为我们作出重复过那么多次的表演！这些时期仿佛是一幅图片，画着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痛苦。因为，它们也包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并且就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新的痛苦又冒了出来。就各种意义而言的新痛苦：也许是因为不可逆料的处境迫使我们进入与自我的更深层的接触。爱情不时使我们陷入的窘境教育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们揭示构成我们的是什么材料。所以，当弗朗索瓦丝看到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地都能走进我家，象条狗一样到处乱跑、把什么都弄得乱糟糟的，把我毁了，还把我弄得那么伤心的时候对我说（因为那时我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译过一些东西）：“啊！先生要是不接待这个女人，而是用一个教养有素的小秘书，帮助先生整理整理这些文稿有多好！”我也许不该觉得她说话明哲有理。阿尔贝蒂娜使我浪费了时间，使我伤心，可她也许比能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小秘书更有助于我，即使是从文学角度考虑。不过，一个人的形体再丑陋（而在常理上，这个人可能是男人），也不可能爱而没有痛苦，也得经受磨难才能得知真理，这种人的生活最后必会变得令人厌烦不堪。幸福的岁月即是虚度的年华，我们等待痛苦，以便进行工作。先决痛苦的概念与工作的概念联在一起，当我们想到要构思一部作品首先得备受痛楚，我们就会害怕每一部新作。而由于我们明白了痛苦是我们在生活中能遇上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会毫不畏惧地想到死，简直就象想到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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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为作品勾勒轮廓的是我们的激情，把它们撰写出来的是两次激情间的宁息。————作者注。

    然而，如果说我对此有些反感，那么，还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生活看得过于严肃，没有为著书立说把人们利用起来，而是完全相反。唉！我的情况可不同于维特，那么崇高。我没有一分一秒相信过阿尔贝蒂娜的爱，却二十次地愿为她奉献生命，为她丢弃家产，为她毁了健康。当问题涉及到写作的时候，我们十分谨慎，细细观察、剔除一切非真实的东西，可一旦只涉及生活，我们便为虚妄的谎言去破产、生病和自杀。确实，我们只能从谎言粗糙的外表中去提炼出一点儿真理（如果当诗人的年龄已过）。忧伤哀愁是卑微和被憎恶的仆佣，我们向它们作斗争，在它们的钳制下我们每况愈下。它们是凶狠残忍的仆佣，却又无法替代，它们引导我们穿过地道走向真理和死亡。在遇上死亡前先遇上真理的人是幸运儿，真理的钟声先死亡的钟声为他们敲响，那怕它们间隔的时间是那么短！

    从我过去的生活我还意识到，即使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也都曾为给予我今天将利用的理想主义的教诲而通力协作。例如，我同夏吕斯男爵的几次邂逅，即便是在他给我这种教训的亲德行为之前，就已经使我信服材料无足轻重到何等程度，通过思维什么都能用上，那几次邂逅的作用甚至胜过我对盖尔芒特夫人或阿尔贝蒂娜的爱，胜过圣卢对拉谢尔的爱。性欲倒错现象如此不为理解，遭到那么多劳而无功的指责，实际情况是这种现象的扩大竟更胜于已了如指掌的爱情现象。爱情现象为我们揭示出美色在我们不再眷恋的女人身上转瞬即逝，它又去驻定在一张别人会觉得是最丑陋的脸上，这张脸本应、有朝一日也必然会使我们自己也感到讨厌。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看到她在获得一位大贵族毅然抛开美丽的公主而奉献给她全部敬意的时候，她竟然跑到一个公共汽车查票员的大盖帽底下去了。每当我在香榭丽舍、在街上、在海滨再次见到希尔贝特、盖尔芒特夫人、阿尔贝蒂娜的面孔，我的惊讶不正证明回忆只会朝着与印象不同的方向延伸吗？它先与印象相吻合，继而离它越来越远。

    作家不应因为性欲倒错者给他笔下的女主角装上副男性面孔而感到气恼。这种有点畸变的特殊情况只能使性欲倒错者继而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概括性给予他读到的内容。拉辛还曾有一时把古代的费德尔塑造成冉森派教徒，以便使她充分地获得普遍意义。同样，倘若夏吕斯先生不给缪塞的《十月之夜》和《回忆》中使他伤心落泪的那个“不忠实的女人”戴上莫雷尔的面模，他既不会哭泣，也不会理解，他实在是通过这条狭窄曲折的唯一道路进入爱的真谛的。作家只是沿袭惯例用写序言和题献的那种言不由衷的语言说了个：“我的读者”。实际上，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全都只是自我的读者。作品只是作家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光学仪器，使读者得以识别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认清的自身上的那些东西。读者能从书本所云中做到自身的识别证明这本书说的是真话，反之亦然，两篇文章间的不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不能归咎于作者，而应归咎于读者。再者，对于头脑简单的读者，作品还可能太深奥、太晦涩，就象推着给他一块模糊的玻璃，读者无法用它来阅读。然而，另外有些特殊情况（例如倒错）可能造成读者需要用某种方式才能读懂：作者不应为此气恼，而是相反，给读者留有最大的回旋余地，对他说：“您自个儿瞧吧，用这块镜片是不是能看得清楚些，或者这一块，要不那一块。”

    如果说我对人们在睡眠中所得的梦总是那么感兴趣，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以强度补偿时间的短促，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某一事物，如爱情中属于主观的内容吗？它们通过简单的事情————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俗称“谈对象”的行为，甚至在仅仅几分钟的一场春梦中使我们如胶似漆地爱上一名丑女，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需要数年的习惯、数年的姘居————而且，它们好象是哪一位神医发明的针剂，可以静脉注射爱情，同样可以静脉注射痛苦。它们反复向我们作出的爱的启示又以同样的速度烟消云散，有时，不仅夜梦中的秋水伊人因为重又变成熟知的丑女不复引起我们的情愫，而且某种更可贵的东西也荡然无存，如绻缱柔情、快感、朦胧隐掩的惋惜组成的整幅良辰美景、驶往情浓意蜜的西泰尔岛①的全部准备、还有我们还想记下它那美妙真实的细微色调，以备不暇之虞，而它却象一幅色泽褪失、无法修复的图画也泯灭殆尽。梦之所以曾把我慑服或许还因为它与时间联手发出的高招。我不是常常在一个夜晚、某个夜晚的某一分钟见到已经遥远的各个年代吗？这些年代被搁置在那里，隔着万水千山，我们已辨味不出当时体验过的喜怒哀乐，此时，它们却向我们全速扑来，它们的光芒照得我们眼花缭乱，好象它们是一群大型飞机，而不是我们原来以为已经淡没的星辰，使我们重又见到它们对我们而言所蕴含的全部内容，从而给予我们激情、冲击和近在咫尺的它们发出的光芒————一旦我们从梦中苏醒，那些年代便重又回到它们一度神奇地飞越的万水千山之外，直至使我们以为，其实是错误地以为，这些梦是复得似水年华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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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神话中的岛屿，维纳斯曾在那里有过一段恋情，如同我国的巫山。

    我发现，唯有粗浅的、似是而非的感知才寄一切于客体中，其实它们此时全存在于心灵间。我真正失去我的外祖母是在她去世后好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人，他们随着我和另一些人对他们的看法变换面貌，仅仅一个人，有多少人望着他，他就成了多少人（例如初时的斯万，对第一主席而言的卢森堡亲王夫人），即便对一个人而言，随着岁月推移也会有变化（对我而言的盖尔芒特这个姓氏，不同的斯万）。我看到过爱情把只有在正恋爱着的人身上才有的东西放到某人身上。当我把客观现实与爱情之间的距离延展到最大限度的时候，我对此的了解更深了（拉谢尔之对圣卢和我，阿尔贝蒂娜之对我和圣卢，莫雷尔或公共汽车司机之对夏吕斯或对其他人，尽管如此还有夏吕斯对缪塞的诗篇的偏爱，等等）。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观念、圣卢看阿尔贝蒂娜的相片时的目光，即便没有助我摆脱自己对德国的敌视，却至少有过一时帮助我挣脱自己对仇德观念的纯粹客观性的信念束缚，使我想到，也许爱和恨一样都是客观的，即在此时，在法国对它认为丧尽人性的德国抱有极度仇恨之中，首先便存在着感情的客观化问题，就如那种使拉谢尔和阿尔贝蒂娜，前者对圣卢、后者对我而言显得如此宝贵的感情那样。实际上，那种邪恶并不完全是德国所固有的本质，所以能够这么说是因为，这与个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曾接二连三地有过几次爱情，这几次爱情结束之后，我觉得爱的对象没什么价值。我在法国已经看到过接二连三的仇恨，它们导致一些法奸的出现，他们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他们比德国人坏一千倍；它们也导致产生一批象雷纳克那样的德雷福斯派，今天爱国者们与雷纳克通力合作，反对一个全然由撒谎者、衣冠禽兽和笨伯蠢货组成的国家，除了那些与法国同仇敌忾的德国人，象罗马尼亚国王、比利时国王和俄国女皇这样的人。诚然，反德雷福斯派们会反驳我说：“这不是一码事。”确实，这从来就不是一码事，而且也不是同一个人：要不然，在同一现象前受它之骗的人便只有责怪自己的主观状况欠佳了，也只能认为或优或劣皆在客体之中。以此差异为基础，智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创立一种理论（按照激进党人的观点修会成员反对自然天性的教育，犹太人种民族化的不可能性，德意志民族对拉丁民族的世代冤仇，地位得到恢复的黄种人）。况且这种主观方面的作用还明显地表现在中立者的交谈中，例如当有人对亲德派述及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暴行时，亲德派有本事停止一时的理解、甚至听觉功能（可那些暴行却千真万确：不管是在仇恨或是在观点本身中我所注意到的主观意识都不妨碍客体可能具有实在的长处或缺憾，并且丝毫都不会使现实泯灭在纯粹的相对主义之中）。而如果说，那么多岁月流逝了，那么多时间丢失了，我才感觉到这个最重要的影响，直至它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那么，在我生活的开始阶段，当我在贡布雷的花园里阅读贝戈特的那种小说的时候，对此我是否已有所揣测呢？纵然是今天，如果我浏览了那已被遗忘的几页，看到书上恶棍的阴谋诡计，我仍然会跳过一百页，直至在快要结尾的地方得以肯定那个恶人必然落得可悲的下场，恶贯满盈，终于明白他那些阴险的计谋已彻底失败，这才掩卷。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人物的遭遇，这便使他们与今天下午出现在盖尔芒特夫人家的那些人们分不清楚了，这里的客人们中间至少有好几个，他们过去的生活经历我已模糊不清，就好象是我在一部忘了一半的小说中读到的。

    阿格里让特亲王最后是否娶了X小姐？或者应该说X小姐的兄弟是否娶了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妹妹？或许是我把它与过去读过的一部作品或者最近做过的一场梦混淆在一起了？

    梦还是我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之一，它总在给予我最强烈的震动，它最有效地使我认识到现实的纯属心态的性质，它的帮助是我在作品的撰写过程中不容掉以轻心的。当我稍稍不那么冷漠地为一次爱情而生活的时候，梦会奇特地使这次爱情越过似水年华构成的万水千山，使我与我的外祖母、阿尔贝蒂娜靠拢；我重又爱起阿尔贝蒂娜来了，因为她在我的睡梦中为我提供了关于那个洗衣女工的情事的一种解说法，而且是缓解的说法。我想，有时它们就象这样使我接近真实、接近印象，这些真实和印象单凭我的努力，或者甚至是大自然的机遇都不可能使我看到，他们会唤醒我心中的欲念，使我为某些不存在的东西抱憾，这便是工作的条件，摆脱习俗、摆脱具体事物的条件。我不会轻慢这第二位缪斯，这位有时取另一位而代之的黑夜的缪斯。

    我看到过一些名门贵胄，当他们的灵魂象盖尔芒特公爵的那样鄙俗时，他们自己也变得庸庸碌碌（戈达尔大夫就可能会说：“您不觉得局促不安”）。我在德雷福斯案中和战时都看到过有以为某种事实就是真理的，他们认为部长们就拥有真理，只要毋需解释的一个是或不是，便能使当权者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知道萨拉伊有没有办法与俄国人同时进军①（不必为此派罗克去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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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然，我肯定会把自己要写的某些东西与那张脸连接起来，仍象我在海滨第一次瞥见的那副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把她与那些东西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因为，倘若那天没有上堤，倘若我不曾认识她，那么，这种想法便发展不起来（除非它们已凭藉另一个女人得到了发展）。我也有错，因为人们须在女人漂亮的脸蛋上找到的这种旨在生儿育女的乐趣，回过头来想一想，均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感官：实际上，我后来写下的那些篇章，可以肯定，阿尔贝蒂娜，尤其是当时的阿尔贝蒂娜是理解不了的。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个（而这也向我们指出了不能生活在太理智的氛围中），因为她与我是那么地不同，才使她能用忧伤使我充实起来，甚至开始只是通过为想象与自己的不同之处而作的一般性努力。这些篇章，如果她能够理解，那么，即由此可见，写作这些篇章的灵感并非由她所得。————作者注。

    总之，细细想来，我的经验的素材，也即我后来的作品的素材来自于斯万，这不仅通过有关他本人和希尔贝特的一切，而且正是他从贡布雷时代起就给了我前往巴尔贝克的欲望，如非如此，我父母是绝不会产生要我去巴尔贝克的念头的，我也就不会结识阿尔贝蒂娜，同样还有盖尔芒特家族，因为我外祖母没有再见到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也不会认识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从而不可能认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她的内侄女。因此正是斯万导致我此时此刻来到盖尔芒特亲王府，并且刚才，就在这里，突然产生我作品的设想（所以我多亏了斯万使我不仅有了题材，而且有了决心）。用以支撑我整个生命的幅度的这枝茎也许还稍嫌羸弱（在这个意义上，“盖尔芒特家那边”便起源于“斯万家那边”）。然而，为我们的生活制造这种种外表的那个人往往是个比斯万低劣得多的平庸不过的凡夫俗子。只要有哪个伙计告诉我可以到巴尔贝克去赢得某位佳丽（很可能我在那里碰不上），不就足以使我到那里去了吗？事情往往如此，我们邂逅一位不尽人意的朋友，无奈与之握一握手，然而如果有一天细细回想起来，那只是他对我们说过的一句无稽之谈，一句“您真该去巴尔贝克一行”，于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和作品便脱颖而出。我们并不为此对他感恩戴德，这也并不能证明我们忘恩负义。因为言者无心，他绝不会想到这句话将对我们产生至关紧要的后果。是我们的感觉和才智因势利导，而这种势态，一旦获得第一个推动力便连绵不绝地环环相生，他绝不会预见到同阿尔贝蒂娜的同居，以及在盖尔芒特府上的化装晚会。他的推动力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我们生活的外部形式、作品的素材本身均依他而定，没有斯万，我父母绝不会想到派我到巴尔贝克去（况且，对间接地因他而给我铸成的痛苦他并不负有责任，痛苦是由我的软弱引起的；他的软弱已经使他自己因奥黛特而回肠百转）。然而，即在如此这般确定我们的生活道路的同时，他从而也把我们本可能经历的其它生活道路统统排斥在外。如果斯万没跟我说起巴尔贝克，我就不会认得阿尔贝蒂娜，不会到那座府邸的餐厅，也不会认识盖尔芒特家的人。但是，我会到别的地方去，认识另外一未能感受的新奇，诱惑我，令我抱憾怎不奔它而去；而阿尔贝蒂娜、巴尔贝克的海滩还有利夫贝尔，还有盖尔芒特家族，我不会永远无缘结识的。

    嫉妒是一位尽职的招募人，当我们的画面上出现空白的时候，它便会在街上为我们寻找所需的靓女，她已没有了姣好的风姿，由于我们嫉妒她，她重又花容月貌，她将填补那个空白。一旦我们寿终正寝，这幅如此补全的图画便不再给我们欢乐。但是这种想法丝毫也不令人丧气。因为我们感到生活比我们说的更复杂一些，势态也一样。指出这种复杂性是迫在眉睫的需要。如此管用的嫉妒肯定不是产生于一脉秋波，或者一段故事，或者一番内心的反省，我们可能在一本年鉴中发现它正对我们剑拔弩张，这种书在巴黎叫《巴黎一览》，在乡下叫《城堡年鉴》。我们听到那位变得爱理不理的靓女说起过她得到敦刻尔克附近的加来海峡去几天，去看望她的姐姐，我们没有在意。我们还漫不经心地想到，以前，那个很可能对这位靓女大献过殷勤的E先生，她同他永远也不会见面了，因为她不再到他们从前见面的那个酒吧间去了。她姐姐是干什么的？好象是当女佣的吧？出于谨慎我们没有问起过她。接着，就在我们随手翻开《城堡年鉴》的当儿，我们发现E先生的城堡便在敦刻尔克附近的加来海峡。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为了讨那位靓女的欢心，把她姐姐收为贴身女仆，如果说姑娘不再到酒吧间去与他会面，那是因为他让她上他家去，他一年到头都住在巴黎，然而即使只是在加来海峡住上那么几天他也少不了她。蘸满了恼怒和爱的画笔描绘着、描绘着。然而，如果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如果E先生并没有再见到过那位靓女，而只是出于一片热心把她姐姐介绍给他长年住在加来海峡的兄弟呢？以至她也许同样是出于偶然在E先生不在加来的时候去那里看看姐姐，因为他们也已不再把对方放在心上。甚至，如果那位姐姐并非在城堡或其它地方当女佣，而是在加来海峡有亲戚呢？后面的那几种假设平息了嫉妒，初时的痛苦消失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隐匿在《城堡年鉴》字里行间的嫉妒来得正是时候，使画布上的那个空缺现在被填没了。而幸亏有那个我们已不再嫉妒、不再眷恋的靓女，有因她而起的嫉妒所造成的存在，才使这幅画的格局十分协调。

    此时，总管来对我说，第一个节目已经演完，我可以离开书房到客厅里去了。这才使我又回想起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然而，我刚刚开始的推理丝毫也没有被一场社交聚会这个事实所搅乱，社交聚会、回归社会为我提供了我在孤独中不可能找到的走向新生活的起点。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象我过去曾以为的那样，就象它过去可能已曾对我有过的那样，就象它本来还应该如此，如果我发展得很协调，并不曾有过那段看似终止的长久停顿的话）。因为，当偶然给予我一个现时的感觉，哪怕它有多么微不足道，我心中便会自发地重现一种类似的感觉，使那种现时的感觉延伸扩展，同时涵盖她几个时期，并充满我的心灵，由于我仅仅只找到那个美的印象，而那些特殊的感觉还在那里留下巨大的空白，实际上，一般没有理由不许我接受诸如此类的感觉，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交界，既然它们系偶然所赐，而且这种偶然还有特殊的冲动相助，在我们处于生活的激流之外的日子里，这种冲动能导致甚至是最普通的东西都重新给予我们某些感觉，·习·惯使我们的神经系统积存下来的感觉。恐怕恰恰只有这类感觉才会导向艺术作品，我这就继续我在书房里没有停止过的环环相扣的思绪，努力寻找它的客观理由，因为我感到现在在我身上，精神生活已经有力地开始了，完全能够象独自在书房里那样在客厅、宾客们中间继续进行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即使有那么多人在场，我仍能保住自己的孤独。因为，就象一些重大事件并不能从外界影响我们精神力量的强弱，一名平庸的作家即使生活在惊心动魄的时代依然只能是一名平庸的作家，出于同样的理由，世上危险的是人们所作的社交安排。然而就它本身而言，它并不能使你变得平庸，就象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不会把一个蹩脚诗人变得超凡出众一样。总之，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有用，艺术作品便是这样构成的，而就在我完成这个问题的考察，象我马上要做的那样之前，我不能否认，就我个人而言，一些真正的美学印象都是随着这类感觉之后才在我身上产生的。在我这一辈子中，它们确实也相当罕见，然而它们却左右着我这一生，我能从往昔里重新找到那些高峰中的某几座，我曾错误地把它们忽略了（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忽略）。而且我已经能够说，如果那是在我家里，因为它带上了独有的重要性，一个属我个人所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当我发现它与某些作家身上的一些虽不那么显见、却还能够识别的特点，实际上还挺相似的特点互为昆仲的时候，我放心了。《墓外回忆录》中最美的部分不正是中止在一种与马德莱娜小点心相类似的感觉上的？“昨晚我正独自散步……一只栖息在桦树枝桠顶巅的斑鸫啁啾鸣叫，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这富于魔力的啼声当即使我眼前重现父亲的封邑。我忘掉了不久前目击的一场场劫难，被突兀带回旧时，重又见到我听惯了斑鸫啁啾的田野。”而在这部回忆录最美的两、三句中有一句不正是：“从一小方块蚕豆花盛开的田里，散发出天芥菜甜丝丝的香味；给我们送来芳馨的不是故国的微风，而是纽芬兰狂野的风，与谪居的作物没有关系，没有令人喜悦的淡淡的回忆和快感。在这没有经过美呼吸的、没有在美的胸臆中纯化的、没有散布在美的痕迹上的芳菲中，在这满负着晨曦、文化和人世的芳菲中，栖止着所有悔恨、离别和青春的伤感。”法国文学的杰作之一，热拉尔·德·奈伐尔的《茜尔薇》与和贡堡有关的那部《墓外回忆录》完全一样，拥有似马德莱娜小点心的味道和“斑鸫的啁啾鸣叫”一类的感觉。最后，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这种淡淡的回忆数量更多，它们显然不再那么偶发，因而，依我看来，也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诗人本身占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带着更多的怠惰，有意识地在一个女人的例如头发、乳房的气息中觅寻给人灵感的类比，启迪他写出“广袤而浑圆的穹苍”和“火焰旗和樯桅济济的港埠”。我恰待竭力回忆起波德莱尔的那些诗篇，作为上述那种被搬移的感觉之基础的诗篇，以便最终把自己归入如此高贵的师承关系之中，从而获得信念，确信我不再踌躇、积极撰写的作品值得我将为之花费气力，我已从书房下楼，来到楼梯底下。一下子已身临大客厅，在一片欢庆中，我很快感到这次聚会与我从前参加过的大不相同，它将对我带上特殊的色调，具有崭新的含义。确实，我一走进大客厅，尽管我心中一直那么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刚制定的计划，却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对我所致力的事业提出最严重的异议。无疑我将击败这种异议，然而，就在我继续斟酌自己身上创作这部作品的条件的时候，它却以重复百遍的例子，道出最善于使我犹豫不决的考虑，不时打断我的思路。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懂自己为什么迟疑不敢认出这家的主人和宾客，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全都仿佛“化了妆”，那普遍地扑了粉的脑袋使他们的模样全变了。亲王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仍然象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感到的那样，带着童话国王那种傻愣愣的善良样子，但是这一回，他不只要求来宾带上这种标签，自己也依法炮制，他给自己装上了一部白色的胡子①，双脚似乎穿着沉重的铅鞋步履缓慢，仿佛承担起了表现某个“人生时期”的任务。说实在的，我是靠着一番推理，从他在某些部位尚存的旧时模样推断本人正身，才把他认出来的。我不知道小弗桑萨克往自己脸上抹了些什么玩意，可就在别人有的把胡子一半染成白色，有的则只是把唇髭染成白色的时候，他却不受这些颜料的约束，居然找到法子使自己脸上堆满了皱纹，眉毛一根根竖起。况且，这一切同他全然不相称，结果他的脸仿佛变得饱经沧桑，黑黝黝的，一本正经。这使他显得老气横秋，叫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个年轻人。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即在此时，我听到有人叫一个蓄着银白色的外交官唇髭的小老头夏特勒罗公爵。在这个小老头身上，唯有目光中残余的那点依然如旧的神色使我得以认出我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作客时见过一面的那个年轻人。象这样，尽力撇开乔装改扮的内容，凭藉记忆的努力补充残存的本来面目，我终于鉴别出了第一个人；对他，我的第一个想法，也许只是在不到一秒钟时间里出现过的想法是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那么活龙活现地化装成老人，使我在认出他之前先犹豫了一下，那些大艺术家，扮演与他们本人迥然不同的角色登上舞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观众尽管已经从节目单上得知真情，在爆发出掌声之前，仍然会感到犹豫，惊讶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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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他的上髭也是白色的，仿佛在上髭后面仍然是小拇指的故事中冰冻的森林。它似乎使变僵硬了的嘴唇不便开合，而一旦效果产生，他大概该把它摘下来。————作者注。

    就这一点而言，所有那些人中最不同凡响的是我个人的对头，阿让库尔先生，这次午后演出会上货真价实的顶儿尖儿。他不仅装上了一部不同凡响的白得不象真实的胡子，取代了他那刚刚花白的胡子，而且（有许多细微而具体的变化能把一个人变得瘦小或魁伟，更能改变其外表特征、品性），这个人竟成了个老叫化子，再也没有丝毫令人尊敬之处，他往日的一本正经、死板生硬的样子我记忆犹新，使他那老糊涂的脚色显得那么真实的还有，他的四肢在微微地颤抖，平昔高傲的脸上肌肤松驰，还不时傻乎乎地露出至福的憨笑。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化妆艺术已超出了原来的限度，成了人格的彻底改变。实际上，某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枉自向我肯定他就是阿让库尔，是他让人观赏到这滑稽可笑的画中景象，我若要找回自己熟悉的那个阿让库尔的面容，就得穿透一张脸上连续多少个变化，但他还是只拥有他自己的那具躯体，可脸部已与他本人迥然不同！这显然已是他在不毁坏自身的情况下可能引导它到达的极限；最自负的面孔、最挺拔的身躯只剩下抖抖索索的稀巴烂布片。回想起从前在阿让库尔脸上偶尔露出的、一时冲淡他那高傲神态的笑容，我们才得以在真正的阿让库尔身上勉强找到我曾看到过那么多次的形象，我们才可能勉强弄明白这位智力衰退的老旧衣商的微笑曾存在于以前那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脸上。然而，假定阿让库尔所以微笑的意向是一致的，由于他的脸相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目光中用以表达这个意向的材料是如此地不同。结果表达出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甚至竟象是另一个人的表情。面对这副惟妙惟肖的老糊涂相，我发出一阵狂笑，他对自己友善的丑化与夏吕斯先生遭了雷劈还彬彬有礼的悲壮方式如出一辙，使他俩都得到了软化。化身为滑稽的垂死者的阿让库尔先生仿佛是个被拉比什夸张了的勒尼亚①，同正经八百地向所有给他打招呼的不值一提的人们脱帽答礼的李尔王夏吕斯先生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然而，我并不想对他呈现的离奇幻影说出我的赞赏。并不是积怨阻止我这么做，因为他竟变得与本人的差异那么大，使我产生了幻觉，觉得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人，他慈眉善目、忠厚老实、与人为善，而往日的阿让库尔目空一切、誓不两立、鹰视狼步。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化之大使我一看到这难以表于言辞的怪相、滑稽可笑的白色人物，堆成返老还童的杜拉吉纳将军模样的雪人儿，一看到这就觉得人能象某些昆虫那样进行脱胎换骨的蜕变。我仿佛正透过自然博物馆富有教益的玻璃橱窗，观看最敏捷、对自己的外形最有信心的昆虫能变成什么样子。面对着这只与其说是蠕动，不如说在颤动的软体蛹，我已无法唤起我心中历来感受到的对阿让库尔先生的那种情感了。然而我缄口不语，我并不称道阿让库尔先生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它仿佛拓宽了允许人体转换变态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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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让——弗朗索瓦·勒尼亚（1655——1709），法国诗人，曾把一笔丰厚的遗产用于旅行，这里普鲁斯特把他与佩里雄·德·拉比什相比。

    而在后台，或在化妆舞会上，人们夸大辨认乔装改扮者的难度，甚至一口咬定认不出来，这么做不如说是出于礼貌。这儿则相反，某种本能告诉我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感觉掩饰起来。我感到不管是艰难还是不可能于对方均起不到任何奉承的作用，都因为形貌变化并非出于自愿。而且这种变态最终地使我发现在走进这大客厅的时候不曾想到的东西，那便是，任何聚会，哪怕它再简单，当它是在我们很久没有涉足社交的情况下举行的，只要它汇集了几个我们以前认识的人，便会给我们化妆聚会的感觉，觉得它是所有聚会中最成功的一次，是使我们由衷地为别人感到“惊奇”的聚会，可是，一旦聚会散去，他们长久以来非由自主形成的那副嘴脸却不可能通过卸妆而消失。使我们感到惊奇了吗？唉，我们也在让别人感到惊奇呢！因为，我在寻求给那一张张面孔安上它们应有的名字时所遭遇的困难，仿佛也是大家看到我这副嘴脸时所感到的。他们或者就象从来不曾见到过那样对它不再留意，或者竭力想从目前的外貌中离析出一个不同的回忆。

    如果说阿让库尔先生刚才表演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节目”，它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无疑将是他的诙谐所呈献的最惊人的异象的话，那么，这却象是一个演员在大幕完全降落前的一片笑声中最后一次登上舞台了。而如果说我已不再怨恨他了，那是因为在重新获得童稚纯真的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他对我可能有过的蔑视性质的任何回忆，他一点都不记得还曾看到过夏吕斯先生突然松开我的手臂，这或者是因为他心里已经一点儿都没有了这类感觉，或者是因为，这种感觉要想传达到我们身上必须通过具体物质的折射，一次次折射使它们走样走得那么厉害，以至它们在传递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含义，而且阿让库尔先生，由于无法具体地说明他依然那么坏，也无法抑制他永远吸引人的快活，他仿佛是个善良人。说他是个演员实在言过其实，掀开他所有的意识和情感，他倒象是一只颤动不止的玩具娃娃，装着一部白羊毛胡子，晃晃悠悠地在客厅里溜达，好象这里是木偶戏剧场，既科学、又富有哲理的木偶戏剧场，他被用在一篇悼词中或巴黎大学的一堂课上，用以唤醒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虚荣心的认识或用作博物学的范例。

    这些玩具娃娃，然而，当我们面对着这些木偶般的老人，想把他们与我们从前认识的那个人联结在一体中的时候，我们还得同时在木遇背后的的好几个平面上进行观察，这些平面给予它们以深度和迫使我们进行一番心灵的探索，因为我们在观望它们的时候，不得不同时用眼睛和记忆。浸泡在岁月非物质色彩中的玩具娃娃，是使时光显形外露的玩具娃娃。通常，不可见的时光，为了变成可见，而去寻找物体，不管在什么地方，物体只要被它碰上便会被它攫住，在它们身上打出它的幻灯。就象过去在贡布雷我房门把手上的戈洛①一样地非物质，这个新的、如此难以辨认的阿让库尔在此仿佛是他使之部分可见的时光的启示。在构成阿让库尔的脸面和他这人物的新因素中，我们能读出某个年岁数，辨认出生命的象征外貌，不是象它平常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面貌，即往常的面貌，而是真实的面貌，如此多变的氛围，致使夜晚，自负的老爷也把自己漫画化了，象一个旧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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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幻灯中的人物。

    况且，这种变化，这种真正的异化在另一些人身上仿佛正在越出博物学的界限，当我们听到一个名字，我们感到惊讶，同一个人居然能表现出不是象阿让库尔先生那样的新的不同类型的特性，而是另一种品性的外部面貌。这便是时光从某位姑娘身上得出的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就象它对阿让库尔先生那样，但这种可能性虽说尽属相面术或体表上的，却似乎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内容。如果五官在变化，以另一种方式排列，如果它们以惯常式地比较缓慢地获得布局平衡，它们便会以另一种外表带上不同的含意。以至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女子，当初我们认识她的时候，身材干瘪，在她身上出现了变化，诸如脸变得认不出来了，长圆了，鼻子出乎意料地长出了鹰钩，这些变化令人感到惊讶，甚至惊喜，它往往就象我们听到她说出某个我们绝不会想象会出自她之口的敏感而富有深刻含义的词，或者看到她做出我们绝不会期待她能做出来的某个勇敢而高尚的行动时所感到的那种惊喜。就在这只鼻子、这只新鼻子的周围，展现出我们都不敢抱有奢望的境域。善良、温柔，过去不可能的，随着这些日子的到来变成可能的了。面对着这张脸，我们会说出对从前的那张脸连想都想不到的话语。新的脸部轮廓蕴含着另一种性格特征；冷酷瘦削的女儿家变成了怜老惜贫的厚道太太。这已不再是在某种动物学的意义上，象对阿让库尔先生来说的那样，而是在某种社会的、道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另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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