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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一九一一年春季一个星期日我的左眼迷了一粒煤灰有关。
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①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冲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试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十二岁的生日礼，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座落在莫尔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沙子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②（朝鼻子方向揉）之类的治疗办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上眼皮里面的小玩意儿就象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一泪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生那儿去治疗了。
小孩敏感的脑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桩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满阳光、奢华漂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的蓝影儿，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枝形吊灯慢慢画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夫妻俩并不交谈；后来又进来一位骑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师脸上浮现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那位军官正朝着那位夫人伛过身去。他说一嘴挺快的法国话，埋怨她前一天所做的或没做的什么事情。她便把自己一只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让他亲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网眼上沾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了，他患的不知什么毛病也就霍然痊愈。
在温和的容貌、壮实的身躯、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样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尔?普宁看起来很象铁莫菲，当然后者得在三、四十年后才会成为那副模样。不过，父亲那方面嘛，一缕稻草颜色的头发缓和了扩展的秃发病；他戴一副1
18已故契诃夫医生①所戴的那种系一条黑缎带的黑边夹鼻眼镜；他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跟他儿子后来说话的声音大不相同。那位温和的大夫用一个小精灵的鼓槌似的小工具，把我眼睛里那粒刺痛人的黑沙子挑了出来，真是医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沙子在哪儿呢？
叫人不可思议而乏味的事实就是它确实在哪儿存在着呐。
也许是因为我常去同学家的缘故，我见过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住的公寓，因此便不知不觉在记忆里留下了普宁家那套房子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样儿。所以，我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两排房间，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一边是候诊室，医生的办公室，再往里也许是餐厅和客厅；另一边是两三间卧室，一间教室，一间浴室，一间女仆房间和一间厨房。我正要拿着一小瓶眼药水离开，我的家庭教师趁机向普宁大夫打听一下眼疲劳会不会引起胃病，这当儿外面的前门一启一关。普宁大夫敏捷地走进过道问了一声，得到一声很轻的回答，接着便跟他的儿子铁莫菲一齐走回来；他是一个十三岁的gimnazist②（古典中学的中学生），穿着他那身学生制服——黑上衣，黑短裤，闪亮的黑腰带（我进的是一家比较自由的学校，爱穿什么上学都行）。
我确实记得他那小平头，他那虚胖而苍白的脸，他那对红耳朵吗？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还记得那位得意的爸爸说“这孩子代数刚考个五加（A+）”，而他却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自豪的父亲的手下摆脱出自己的肩膀。从过道尽头飘来一股挺冲的洋白菜丝儿做的馅饼味儿，另外我通过教室那扇启开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墙上有一张俄国地图啦，一架子的书啦，一个填塞的松鼠啦，还有一个用亚麻布作翅膀、橡皮筋作马达的单翼飞机。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不过比他那个要大一倍，是在比亚里兹①买来的。您把螺旋桨旋转一会儿，橡皮筋便朝反方向扭动，出现预示飞行范围有限的、挺招人喜欢的密密的螺层。
五年后，我妈、弟弟和我在我们圣彼得堡附近的庄园度完初夏后，赶巧又去拜访一位阴沉沉的老姨婆，她那凄凉得古怪的乡村别墅靠近波罗的海海滨一个避暑圣地。一天下午，我正集中心思，欣喜若狂地把一个畸形的豹纹蝴蝶肚子朝上摊开来，它那后翼底部表面的银色条纹和一片匀称的金属光泽融合在一起，煞是好看，忽然一位男仆进来通知说老太太要我去一趟。在客厅里，我发现她正在和两个穿大学生制服的、羞怯的青年说话。一头金黄色头发的是铁莫菲?普宁，另一个黄褐色头发的是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他们来请求我姨婆允许他们使用她庄园里的一个空谷仓上演一出戏。那是译成俄文的阿瑟?施尼兹勒①的三幕剧《调情》。
省里有一名半吊子职业演员昂察洛夫，主要靠一些褪了色的旧剪报而享名，协助排演这出戏。我愿不愿意参加演出呢？当时我十六岁，既腼腆又傲慢，谢绝扮演第一幕里那个无名绅士。那次会见就在这种相互难堪的局面下结束，也没有因为普宁或别劳什金碰翻一杯梨汁克瓦斯②而有所缓和，接着我就玩我的蝴蝶去了。两个星期后，我有点被迫地去看那次表演。谷仓里挤满了dachniki③（度假的游客）和左近一家医院的残废军人。我跟我弟弟一道去的，坐在我身旁的是我姨婆庄园的管家，罗勃特?卡尔洛维奇?霍恩，一个出生在里加的兴致勃勃、心直爽快的家伙，生一对充血的蓝瓷般的眼睛，老是在不该叫好的地方热心喝采。我还记得那些当作摆设的枞树枝子散发的香味，记得老乡的孩子从墙壁裂缝偷看戏的亮眼睛。前排座位跟戏台靠得很近，以致台上那位受骗的丈夫掏出龙骑兵和大学生佛里兹?罗伯海默写给他妻子的一叠信，朝佛里兹脸上扔过去的时候，您都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些旧明信片，犄角上的邮票都让人给剪掉了。我敢保证扮演那个发怒的绅士的小角色是铁莫菲?普宁（尽管他在后几幕里当然还可能扮演别的角色）；但是，一件米色大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一头从半当腰分开的黑色假发，把他的面目彻底改变了，即使我看到他登场而感到有点高兴，但是也不敢完全相信是他。那个注定要在一场决斗中死去的年轻情夫佛里兹，不光是同那位绅士的老婆，那位身穿黑丝绒衣服的夫人，有偷偷摸摸的神秘的恋爱关系，而且还玩弄一个幼稚的维也纳姑娘克丽斯廷的心。佛里兹是由四十岁的胖乎乎的昂察洛夫扮演，搽一脸暖色的粉褐油彩，用手嗵嗵地捶自己的胸口，声音就跟打地毯的尘土一样响；他不屑背熟台词，满嘴即兴词句，几乎把佛里兹的伙伴西奥多?凯赛（格里哥利耶?别劳什金扮演）搞得狼狈不堪，难以对答。昂察洛夫甜言蜜语哄的一个有钱的真正老使女被不相称地指派扮演小提琴手的女儿克丽斯廷。西奥多的小情人米喜?施拉格，一个小帽商，是由别劳什金的妹妹，一个瘦脖颈，眼神温和的漂亮姑娘扮演的，那天晚上她得到的采声最多。
后来在革命和内战的岁月里，我不大可能有机会想起普宁医生和他的儿子。我如果重新构成先前的某些印象，也只局限于脑中偶尔闪现的念头罢了，可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一个四月里的夜晚，我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忽然发现自己在跟金棕色胡子、孩儿眼的铁莫菲?普宁握手，那当儿他已经是一位写了好几篇论俄罗斯文化的卓越论文的年轻而博学的作者了。当时流亡的俄国作家和艺术家时兴举办朗诵会或者演讲会，散会后习惯聚集在三喷泉咖啡馆里；就在这样一个场合，我嗓子还因读讲稿而沙哑着呐，就不仅跟普宁提起我们过去相会的情景，而且还炫耀我那不寻常的记忆力来逗他和我们周围其他的人乐。可他却一概否认。他说他还依稀记得我那位老姨婆，但是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他说他的代数分数一向很差，他爹也从来没在病人面前夸耀过他；他说他在那出Zabava（《调情》）的戏里，只扮演了克丽斯廷的父亲那个角色。他一再强调我俩压根儿就没见过面。两人之间小小的争执成了一场并非恶意的开玩笑，大家都笑了；我发觉他那么固执地否认自己的往事，就转了话题，不再过分牵扯到私人的事。
没有多大一会儿工夫，我渐渐发现有一个身穿黑绸衫、棕色头发上扎了一条金色带子的、挺漂亮的姑娘成为我讲话的主要听众了。她站在我面前，用左手掌托着右胳膊肘儿，象吉卜赛人那样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烟卷，烟雾袅袅上升，熏得她半闭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她是丽莎?包果列波夫，一个医学院学生，也写写诗。她问我她可不可以寄些诗给我，由我来评定一下。稍后在那个晚会上，我发现她紧坐在一个汗毛多得叫人恶心的青年作曲家伊万?纳哥依的身旁；两人以aufBruderschaft①的方式饮酒，那就是他俩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隔开几把椅子那边坐着一位很有天资的精神病学家、丽莎最近的情人巴拉甘大夫，用他那杏仁型的黑眼睛默默失望地观望着她。
几天之后，她把诗寄来了；她的作品是那些流亡的蹩脚女诗人模仿阿赫玛托娃诗作的玩意儿：无精打采的抒情短诗，给人的印象好象那些诗是在或多或少踮着脚尖走出抑抑扬格的四音步，然后沉闷地长叹一声，颇为吃力地坐下来似的，下面一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SamotsvétovkrómeochéyNetumenyánikakih，Noest’rózaeshchónezhnéyRózov?hgúbmoih.Iyúnoshatihiyskazál：“Vashesérdtsevsegonezhnéy…”
Iyáopustilaglazá…我把这首俄文诗音译过来，填上了重音音节，而且理解一般都把“u”念成短“oo”音，“i”象个短“ee”，“zh”象法语里的“j”。“skazal-glaza”这样的不规则韵脚被认为很雅致。也注意到其中的色情潜流和courd’amour①的涵义。译成散文大致为：“除了我的眼睛之外，我没有什么珠宝，可我有一朵玫瑰比我红润的嘴唇还要柔软。于是一个沉静的青年说：‘世间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更柔软了。’我便低下我的视线……”
我写信告诉丽莎说她的诗写得不好，应当停止写作。
后来没过多久，我又在另外一家咖啡馆看到她兴致勃勃，满面笑容，同十来个俄国青年诗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周围。她带着一股讥诮和神秘的固执劲儿，用她那蓝宝石的目光老盯着我瞧。我们俩交谈起来。我提出让我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再看看她那些诗。她同意了。结果我告诉她那些诗比我头一次看的时候还要糟。她住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最便宜的房间里，没有洗澡间，邻居是两个嘁嘁喳喳的年轻英国人。
可怜的丽莎！她当然有她的爱好艺术的时刻，例如她会在五月的一个夜晚，站在一条肮脏的街道上借着街灯的光，着迷地欣赏——不，赞赏——一堵湿漉漉的黑墙上贴着的一张旧招贴画的五颜六色的残余，和街灯旁边低垂的椴树半透明的绿叶，不过她是这样一种女人：把健康的美貌和歇斯底里的邋遢，诗意的激情同非常实际而庸俗的想法，坏透了的脾气和感伤的情绪，消沉的顺服和一种任意支使人的旺盛能力混合在一起。在滥用感情的结果下，在一连串事件过程中，详情也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这里就不提了，反正丽莎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片。她昏昏沉沉失去知觉时，碰翻了一瓶开着盖的、她平时用来写诗的深红色墨水，鲜艳的细流流出了她的房门，让克丽丝和刘及时发现了，她那条命被救了回来。
在那次不幸的意外事件之后，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她，可是正当我要去瑞士和德国的前夕，她在我住的那条街尽头的小花园里把我拦住了；她身穿一件漂亮的新衣裳，颜色象巴黎天空那样的鸽子灰，头戴一顶真够迷人的新帽子，顶端还插着一根蓝鸟羽毛，她交给我一张折叠好的信纸。
“我想征求您最后一次忠告，”丽莎用法国人称之为“失真”的声调说。“这是我收到的一封求婚信。我等到今天半夜，如果那时还没有得到您的回音，我就接受下来。”她雇了一辆出租汽车便走了。
这封信碰巧留在我的一些文件里。内容如下：“我害怕您会为我的坦率直言而感到痛苦，我亲爱的丽丝”（写信人虽然用的是俄文，却通篇用法国方式称呼她的名字，我猜想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熟悉的“丽莎”，要么是为了避免使用太正式的“伊丽莎维塔?英诺肯蒂耶芙娜”）。“对一个敏感的（chutkiy①）人来说，看到另一个人处于一种困境，一向是件很痛苦的事。而我就是绝对处于一种困境。
“您，丽丝，受到一群诗人、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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