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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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仲伦

    《群魔》一直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一部“含血喷人之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苏联《真理报》评论员文章称：“小说《群魔》是对革命最肮脏的诽谤。”因此，苏联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出版过《群魔》的单行本，而我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了《群魔》的第一个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南江译）。

    《群魔》所以受到苏联当局的攻讦和查禁，主要因为它取材于发生在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的“涅恰耶夫案”。

    涅恰耶夫原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当时的学潮，后逃亡国外，与无政府主义首领巴枯宁结识。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手持巴枯宁签署的全权委托书，以“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代表的名义回到莫斯科，计划在俄国建立反政府的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建立了不多几个秘密的“五人小组”，由他单线领导，小组成员则主要由莫斯科彼得农学院的学生组成。涅恰耶夫的专制独裁，引起了这一团体内部的摩擦和不满，并导致其成员伊万诺夫（即小说中的沙托夫）要求退出这一秘密团体。在涅恰耶夫的蛊惑与煽动下，五人小组成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借口是他可能向当局告密。这一暗杀行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从而暴露了“人民惩治会”的地下活动。其成员几乎全部被捕，涅恰耶夫逃往国外。

    《群魔》是一部抨击“涅恰耶夫主义”或涅恰耶夫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小说，虽然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更为深广：小说主人公其实并不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他只是布景和道具），而是那个“绝顶聪明的毒蛇”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和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遗老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再说，上述三人，仅是艺术形象，虽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原型，但并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这是一般人应有的常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申明：“我不会单纯复制”，“我的想象可以与现实情况不同，我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能与涅恰耶夫毫无共同之处，但我觉得，我的受到极大震动的头脑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与这一暴行相适应的人物、典型……我以为，这类卑微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学描写……这个人物在我的小说中近乎一半是一个丑角式人物”。

    就算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涅恰耶夫吧，为什么写了涅恰耶夫就是“对革命的最肮脏的诽谤”呢？难道涅恰耶夫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狂人，能代表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革命运动吗？“涅恰耶夫主义”应不应当受到谴责，应不应当受到批判呢？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对涅恰耶夫、涅恰耶夫事件和涅恰耶夫主义的评论和批判。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指出，涅恰耶夫在俄国进行的冒险活动，乃是“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他又指出巴枯宁“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耶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小册子中还具体谈到了“涅恰耶夫案”：“八十多个男女被告，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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