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创作笔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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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这些“笔记”的是手写在“《苦炼》写作笔记”背面的一些注释，以及我从这些“写作笔记”中选摘出来的类似片段，后者大部分是用打字机写的。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两次修改这些“笔记”。1987年5月，她还宣布需要改动某些“僵硬的”段落，然后才交付出版。遗憾的是她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些最终的修订。

    这些“笔记”中的大多数是在1965年至1968年间写成的。但也有一些年代较晚，我们会看到作者有时注明了日期。我们阅读这些文字时，不要忘记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打算对不止一处进行修改。然而，如今我们不得不接受“《苦炼》创作笔记”现有的样子。

    伊冯·贝尔尼埃

    《苦炼》的第一个版本：1923-1924年间写成，1934年修改的《死神驾辕》：这部文稿很不完善，尤其是相当贫瘠，内容很不充实，写作的意图也模模糊糊，特别是与泽农和纳塔纳埃尔相关的内容。然而，尽管这部文稿有许多缺陷和含混不清的地方，今天在我看来它仍然令人赞叹，当年一位批评家看出了三部曲中每一部分的主题，并将它们命名为：精神，肉体，心灵。连我自己也未曾想到过。

    心灵，精神，肉体。当然是了不起的三部曲，人们立刻会想到，连同诗人的句子留在自己身后长长的震颤，兰波的《地狱一季》中的《圣诞节》：“生命的国王，东方三王，肉体，心灵，精神……”是的。然而，我们很贴近一个人物时，就会发现这些明确划分的寓意与现实相去甚远。肉体，心灵，与精神，交缠在一起；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同一个有生命和有感知的实体获得的不同形式。毫无疑问，这三种成分在每个人身上所占的比例不同，就像每个人身上构成性别的比例各不相同。在泽农身上，主要是精神占上风，然而也可以说精神被心灵持续不断的、几乎狂暴的冲动所激励，此外精神的提升也离不开肉体的经验，以及对肉体的控制。

    我们内在与外在的平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官：一个人闭上眼睛后，就不再能够保持单腿站立。人的感觉本身也笼罩在一种隐隐约约的眩晕中。我们以为十分坚实的这条中轴取决于外部世界在我们的两个瞳孔里的反射。

    （这并不意味着泽农和我否定心灵。然而心灵也许是几乎任何人也未曾企及的一种现实。）

    我越这样做，越觉得改写旧作的疯狂其实极其明智。每个作家身上只蕴含着一定数量的人。与其让这些人以新的面目出现，而新的人物只不过是将从前的人物改名换姓而已，我宁愿深化、发展和充实我已经习惯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些人，宁愿随着我更好地了解生活而学会更好地了解他们，去完善一个已经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从来不理解有人会满足于一个人”，我让谈论自己爱情经历的哈德良如是说。我也从来不相信我会满足于自己创造的人物。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生活。直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还会让我感到吃惊。

    同样令人蔑视的还有文学上的权宜之计，那就是出于俗套，出于思想的空洞，或者出于对人物愚蠢的眷恋，让人物重新亮相，然而在让他出场的新章节里，在让他说出的新话语里，却没有在现有内容上增添任何东西。多少人物与漫画书里的主人公相像：人们使用这些人物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他们利用的是懒惰的读者从已经熟悉的一个名字或者一种性格中得到的愉悦。狄更斯对自己创造的人物恋恋不舍，常常犯这种过错。司汤达从来不。这一怪癖在巴尔扎克那里根深蒂固，但是《人间喜剧》里的故事和感觉如此丰富，这些重复也因此充满活力，即便它们没有发展，也没有变化，最终仍然丰富了作品。普鲁斯特笔下也一样。事实上，德·夏尔吕先生在漫长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沿着一条十分精准的曲线发生，似乎作者事先已经确定（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条曲线不准确）；实际上，除了这条发展的主线，德·夏尔吕先生的无数次进场和退场，就像为一个心爱的丑角预先安排的进场和退场一样单调：最终，夏尔吕一方面成了作者将实际上赋予自己的特征投射到上面的靶子，同时又是代他发言的同伴。这个永不枯竭的夏尔吕相当于在某些家庭里翻来覆去说的玩笑话，在一个特定的圈子或者团体内部，人们对这个话题永不厌倦，而普鲁斯特本人令人赞叹地呈现过这一机制。在一个不那么伟大的作家笔下，这些方法会令人恼怒，但在普鲁斯特那里，其结果只不过令我们对夏尔吕感到厌烦，就像我们对不断碰面的某个人感到厌烦。他存在，直到令我们厌烦。

    总之，那些非常伟大，也许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从来不屑于原封不动地让自己创造的人物重新出场。彼埃尔·别祖霍夫每次出场时都长高了或者长胖了；他从来不完全是同一个人。正如福楼拜所说，托尔斯泰谈论战略或者历史哲学时难免会絮絮叨叨，但描写人物时从来不会。

    沉思中的哈德良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仍在使用的古代智慧的桥梁，也可以接近哈德良。《苦炼》里的人物只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孤独，矛盾，既被他们接受的东西，也被他们拒绝的东西所限制，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有时为了逃离这个时代，他们甚至不惜撞在囚禁他们的牢狱的墙壁上，然而他们要逃离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泽农利用时代提供给他辩证法手段，自觉地走出了他的时代，但是这种逃离的行为在安娜身上是不自觉的，因为它与肉体生命之间有着深切的联系；在纳塔纳埃尔身上，我试图呈现这种奇异的自由，即心灵的自由，它无需借助词汇和描述。《苦炼》试图呈现的是另一种奇异的自由，即如果我们不拒绝它的存在，它就在我们自身逐渐发展起来，使我们得以摆脱某些桎梏，使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得以成为我们自己，即便习俗和必需已经让我们身受重创，变形，几乎扭曲。

    要经历过放荡才能走出放荡，要经历过爱情——在这个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才能判断爱情；要通过历史，才能挣脱历史的陷阱——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自身的陷阱，历史只不过是它的一系列档案。到达那个没有人的时期。

    除了深化主题，设计与行为相关的细节，删除幼稚的史实错误，在笨拙然而炽烈的《仿丢勒》和目前的《苦炼》之间，我要指出如下变化：

    对加尔文改革的同情减少了；在《苦炼》中，同情只给予极左翼的新教徒西蒙。加尔文教义因其实践上和信仰上的僵硬而遭到嘲讽，尽管玛尔塔少年时代的信仰是高贵的，而且随着她抛弃这种信仰而变得鄙俗。

    对路德改革的同情减少了，这一点表现在再浸礼派集团的愤慨以及泽农在哲学上的反感。在双方阵营（天主教和新教）的过激行为上加重了笔墨。

    对泽农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更加细腻。

    对秘术和犹太教神秘派理论的兴趣。

    1971年，我在布鲁日的街上重新走泽农来来去去的每一条路。比如，他怎样变换线路去铁匠铺给汉看病。哪一个点上是他吃饭的客栈。他在哪一个街角看见成为阶下囚的伊德莱特。四月份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有时在阳光下，更多时候是在薄雾或细雨中。我带着瓦伦蒂娜，她漂亮，温和，毛发金黄，她冲着马匹大声叫喊（我不让她这样做），她在格鲁乌图斯的院子里快活地奔跑，她在女修道院花园的黄水仙丛中蹦蹦跳跳——而如今（六个月之后，1971年10月3日），她跟伊德莱特、泽农和希尔宗德一样死去了。如果我说，我的痛苦永远不会平息，哪怕是一个人的死也不会让我更加痛苦，没有人能理解我。

    何地，何时，以及如何？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日期，也无论以什么方式，我肯定自己临终之际身边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教士——泽农和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

    萨尔茨堡面包店老板娘的店铺还在那里，泽农曾经在它的挡雨披檐下坐过，那条小小的石头凳子也还在。

    那是1964年6月在萨尔茨堡，我在方济各会的教堂里（跪在石板地上）参加弥撒时，第一次看见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这个人物完整地浮现出来。在此之前，我只隐约看见过他的轮廓（关于院长的内容见《回到布鲁日》）。

    开始写作《苦炼》（以另一个名字为题）时，我跟小说开头年轻的泽农和年轻的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一般年纪。作品完成时，我比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撞上他们的死亡时年纪稍长。

    ……这些人将十六世纪的思想，像蛇皮或树皮一样，拖在身后。

    重复（曼特罗）。我写这本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时，常常会对自己无声或低声地反复念诵：“泽农，泽农，泽农，泽农，泽农，泽农……”二十次，一百次，甚至更多。我感觉由于反复念诵这个名字，现实渐渐凝固起来了。我对神秘主义的实践并不感到吃惊，信徒们以这样的方式呼唤神，成千上万次念诵他的名字，或者在民间法术里，情人们“呼唤”他们失去的对象。

    一个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一个再也无法摧毁的人物——假设我们愿意摧毁他的话：这就是永恒的泽农的另一层意义。

    每一次对话都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

    1956年参观明斯特——苏伊士运河事件那年秋天——几乎与过去的场面本身一样阴暗。

    关于白夜的孩子那些句子，有一句取自泰奥菲尔的一首诗。

    我的静止不动的生活差不多十年前开始（1978年）。

    从某些方面看，“牢狱”比“静止不动的生活”更为贴切，因为跨出那扇敞开的大门并不取决于我自己。

    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疾病萦绕脑际。

    我重读稿子时发现，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都是在二月份死去的。我试了试改变后者去世的月份，但是做不到。设想中的那个场景就是意大利的冬末。

    根据历史记录提供的线索来修正皮埃尔·德·哈梅尔自杀的片段十分重要：他从城里的朋友那里得到毒药。这几个词试图指出的是，修道院的围墙之外存在着一个秘密活动的小团体，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可能是其中一员。这个事实，自然而然，让我们对城市里（原始材料在根特，小说里在布鲁日）的隐秘生活有所了解，这种生活接近于我们所了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形。

    伊德莱特和她的“黑姑娘”（后者多少从博斯笔下的黑女人得到灵感）是想象出来的，然而是必要的，她们让“肉欲的迷乱”在这一章里不仅仅是有关同性恋的一段简单插曲；此外，也让一个少年和一个年轻姑娘之间青春期的爱情悲剧以及杀婴的惨剧，与所谓违背自然的爱情悲剧并置在一起。在这里受到质疑的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以及教会的整个伦理观。我想，这些年轻人和年轻姑娘的行为与今天的中学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后者不会陷入一桩丑闻，至少丑闻的后果不一定是致命的。

    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文艺复兴时代——或者不如说较之中世纪，文艺复兴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中世纪上面覆盖了一层清漆——在智慧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虚伪并没有减少，如果不是变得更糟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在感觉上确乎丧失了那些人还拥有的性行为的重要性和神圣感（因为遭诅咒的也是神圣的一种形式）。我们允许自己更加公开地（或者几乎公开地）进行肉体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将它重新神圣化了，而是我们将它降格为一个毫不重要的生理现象。

    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都是（也是在重读稿子时发现的）以拒绝结束的：亨利拒绝了荣誉，在自己贫穷的军旅生活中沉陷，泽农拒绝了会救他一命的收回前言。两人都用了很长时间来认识到应该作出这一拒绝。

    泽农为自己找了很多不好的理由——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过渡的动机——此后才直面泽农在此，然后才是永恒的泽农。

    如同我们用发声的语言思考，泽农用中世纪的拉丁语思考。时不时，需要定调。

    在泽农最早的对白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宝石中的每一粒都象征着大功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这样的宝石。1924年版本里的这些“宝石”，保留到1956年，直至1967年，在它们与如今的“金属”之间，是十年炼金术著作的阅读。

    在1924年写作，1934年发表的笨拙的，仍然幼稚的版本里，泽农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始终掌握着唯物的和逻辑的真理。这一构想接近于1880年代的激进派们想象中的乔达诺·布鲁诺，而且同样错误。主要的转变是1958年前后，在阿尔夫的一个晚上发生的：我在聆听一系列巴赫的作品时，在头脑里完成了——比真实的写作提前六七年——泽农临死前几个小时与议事司铎之间的全部对话。音乐结束，我一离开晚会就将这段对话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想起来的。

    新版本的“纳塔纳埃尔”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在一个中转小站等候火车的不眠之夜里（不：是夜晚的几个小时里）静静地完成了构思。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忘记了。

    1954-1955年冬天，在法央斯，我经常和泽农一起熬夜，在那所十六世纪初的房子的厨房的大壁炉旁，火焰似乎在两根向房间里突出的壁柱之间自由跳跃。后来，从1956-1957年起，无数次在“怡然小居”的壁炉前。

    然而，我也可以随意将他留在任何地方。1964年，我离开萨尔茨堡时，我决定将他留在那家老面包店门口的石凳上。他等待着，他也相信我会回来，相信我会去那里找他，跟一些活着的朋友一样有把握。

    假如我要在一篇精心构思的文章里告诉读者这些事情，那么我应该指出——然而如何做得到？——这些不是幻觉。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未有过幻觉。写作《哈德良》时，我常常想：“你随时可以接近他的思想本身，召唤幽灵又有何用？”

    “泽农在监狱里听之任之”，O.向我指出，“他不是一个英雄”。实际上，监狱表现的是最后时刻之前的考验，同时也是一段空闲。一切都是游戏。（对于作者也是：赫尔曼·摩尔！）人们想出各种玩法，等待火车出发。判决宣布之后，泽农才开始表现出英雄气概。

    第二章开头，描写泽农父亲的一段，是1924年版本中保留下来的最糟糕的段落之一。是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对“历史小说”的理解。这种情况下，只有狭义上特定的“历史”真实。“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没完没了地谈话”，是十分愚蠢的；“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谈论战马和战车”，才是恰当的语气。始终要调整好手中望远镜镜片的准确焦距，才能将远处的东西拉近观察。

    我的译者G.有时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某个人物在某个时刻做某个动作，这时我就会犹豫不决，并寻找一个理由。我看见他做这个动作。

    无数次，夜晚，难以入眠，我仿佛觉得自己将手伸给泽农，他累了在休息，躺在同一张床上。我很熟悉这只灰褐色的手，很有力，修长，手指扁平，干瘦，指甲很大，颜色很浅，剪得很干净。手腕骨头突出，手掌凹陷，布满纹路。我感觉得到这只手的力量，它准确的热度。（我从未握过哈德良的手。）将手伸给这个虚构人物的形体动作，我做过不止一次。对那些可能会读到这条笔记的白痴，我要立即补充的是，如果说我经常看到我的人物做爱（有时我也会感受到某种肉体的快感），但是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与他们结合。我们不会与自己的一部分睡觉。

    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离得远一点，但是无比友善。

    在二十岁时写的作品中增添一个新的事实（从1956年起），那就是强调精神历险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反驳自己的泽农，修正自己看法的泽农。有时，比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本人更是唯灵论者。

    一个个人的（或者说个性化的）上帝的真实概念，它以各种俗套的形式几乎在任何地方展开，没有什么比形成这一概念更隐秘和更困难的了。（印度瑜伽修行者的自在者。）泽农在他死前两三个小时做到了（或者说，无论怎样，他隐约看见了上帝作为假设出现）。

    不用我说，聪明的读者知道，泽农临终前最后时刻以为自己听见的走廊里的脚步声是谁的：“我们在矛盾之外相会。”

    格利特有一点像W……；玛尔塔有一点像X……；卡特琳有一点像Y……；帕托洛梅·康帕努斯有一点像Z……康帕努斯身上的某些特点很像我小时候熟悉的一位教士：卡尔里议事司铎。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的性情中有我父亲的性情。

    在女人方面，泽农几乎总是受到诱惑多于充当诱惑者。喜欢青涩果子的女佣，雅奈特·弗贡尼埃，希格·乌勒夫斯达特，卡特琳。甚至那位匈牙利姑娘也是执意要“扮演猎物的角色”。如果这些女人不是自己到他的床上去，他就任由她们走开。

    维维安是苏尔维琪的漫画。

    只要一个虚构人物不如我们自己重要，他就什么也不是。

    我想象利格尔家族的祖上来自庇卡底——也许是十四世纪从阿拉斯来到布鲁日的。

    脱离肉身是为了在他人身上重新显形。为此，利用他的骨头、他的肉和他的血，以及用一种灰色材料记录下来的成千上万个影像。

    尽量只作最小的改动，试图利用康帕内拉遭受酷刑时骇人听闻的口供，连同那些令人作呕的细节，在记录上签字的是一位名叫普雷奇奥索的人，他是那不勒斯教会法庭的公证员和书记官。但是这些卑鄙的行为——今天也并不鲜见——很可能只是为读者提供又一个耸人听闻的场景而已，还会让人以为我写的是一部反教权的小说。没有什么比展示暴行最有节制的情形——手下留情，更能暴露它的可怕。一位有学识的彬彬有礼的主教和一位急切地想拯救自己学生的年迈的教士，最终仍然让一个人被判处火刑，并且认为这一判决是正常的。对于酷刑是同样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泽农免遭酷刑比他遭受酷刑更为恶劣，前一种情形是因为他得到特别保护，而后一种情形则是按照惯例。

    在十七世纪的一份地方志里，看见过一位名叫克林威克的法官参与审讯一名还俗教士。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材料。

    几个要注意的问题：新教犯下的唯一一桩（然而是丑恶的）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塞尔维（奥钦似乎侥幸逃脱）。死刑比人们以为的要少，如果排除摩尔或克兰麦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的判决的话（但这份名单不包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尽管如此，恐怖和不安显而易见。与怀疑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相比，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异端分子面临更大风险。没有知识分子因为风化问题被判刑。达·芬奇被检举和盘问过，仅此而已；米开朗基罗跟阿雷蒂诺一样，遭到过恐吓者的攻击，仅此而已。然而，泰奥菲尔只是侥幸逃脱；在多莱的案子里，推测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瓦尼尼的案子里，推测似乎是诽谤性的。在这一点上，还要注意的是对帕拉塞尔苏斯和（早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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