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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显然，早年的生活环境给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敖德萨是著名港口城市，地处黑海西北岸，今属乌克兰，旧时是沙俄帝国的南方重镇。那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界，混居着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一九〇五年，敖德萨发生大规模排犹事件，上千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未满十岁的巴别尔亲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终身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他十八岁写的处女作《老施劳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命运的思索，讲述一个犹太老人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自杀的故事。
巴别尔天分甚高，自幼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还在家庭逼迫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典籍。像许多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其求学经历显见是在为日后经商做准备，中学读的是商业学校，大学则进入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可是，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巴别尔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对文学表现出极度热情，中学的一位法国教师引导他走入缪斯的世界。他喜欢兰波的诗歌，熟读莫泊桑、福楼拜和拉伯雷，还尝试用法语写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尔的《自传》里说是一九一五年），年轻的巴别尔冒险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来，列宁还宅于苏黎世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去投奔文学，寻找自己的人文理想。然而，巴别尔的文学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样，几乎就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沙皇政府严禁犹太人和“叛逆者”、“心怀不满者”进入首都，他用伪造的护照假冒立陶宛人骗过了沿途关卡。多年后，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险境的真实经历写进了小说《道路》和《开端》里边。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开文学的大门，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门外，那些文学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商铺做伙计。直到找到了高尔基，其文学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可是，这也让他惹上了麻烦，他的小说《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报刊检察官指控为“淫秽之作”，这使他面临一场可怕的刑事诉讼。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动乱的局势使他躲过了一劫。
高尔基十分欣赏巴别尔的写作才华，但建议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到人间去”深入生活。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里他离开了文学圈子，沉潜于生活的风浪之中。十月革命前他在罗马尼亚前线服役，之后在肃反委员会（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做过短期翻译工作，旋即又去武装征粮队工作。他跟尤登尼奇的军队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战争的升级（布尔什维克军队开始对波兰军队反击）是巴别尔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后他根据当时的随军日记写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红色骑兵军》。
由于巴别尔罹难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壮岁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两部小说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个短篇小说，还有就是《晚霞》和《玛丽雅》两部剧本。其实，仅以《红色骑兵军》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尔的大师地位。一九二六年，《红色骑兵军》刚刚出版，高尔基就对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九三〇年苏联《新世界》杂志曾向许多外国作家征询对苏联文学的意见，大多数来信都将巴别尔列为苏联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岁月·生活》第三部），而这种评价也主要源自对《红色骑兵军》的激赏。
读《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第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象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三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
《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游兵散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观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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