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阳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
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中间只有王阳明与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传，他的学说有两个方面，就是程子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袭着道家养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来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用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这是科学家穷理的精神，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
朱学盛行之后，大家崇拜朱子，却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于提倡致知穷理；明儒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这种奴隶性质的迷信养成以后，谈致知的只死守朱子的专注，谈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学先生。
所以王阳明起来，索性把格物致知的一条路子封闭了，索性专做向内的工夫。朱子说的致知是要“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说的致知是“致良知”，是致那不学而能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会错的。
王学盛行之后，什么人都可以高谈心性，什么格物穷理的话都成了陈腐之谈了。王学之中，确然也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但王学实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学问。
戴东原生于朱子的本乡，跟着朱学大儒江永（1681-1762）做过很深的朱学研究，他的学说最反对王学，而又不是朱学复辟；颇近于朱子格物穷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东原是一个实行“致知穷理”的学者，他说人类分于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必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以渐渐扩充人的智慧。这本是很平常的道理。无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响，把人性看做“天与我完全自足”的东西，不幸受了形气的污坏，所以要无欲，要主敬，以恢复那原来的完全自足。这种“明善以复其初”的学说，无论是程朱的主敬，王学的致良知，都只是躲懒的捷径，不是正路。
程朱的大错有两点：一是把“性”分成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两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从第一个错误上生出的恶果是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戴东原大胆地说：“理者，存乎于欲者也。”他又说，“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他有一段名言：
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于所行即为懿德耳。
他主张血气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辅助情欲，使能“不惑于所行”，即是善，即是懿德。
从第二个错误上生出恶结果是容易把主观偏执的“意见”认作“理”，认作“天理”。戴东原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他痛论人意见为理的大害道：
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礼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