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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诗的气象颇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写《新诗》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杂志上；在那里面，我叙述新诗的历史，并略说明暂时的冷落，未必即足制新诗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说这后一层意见；但这要说到将来的事，而且近于立“保单”，未免使我为难。所以踌躇着，终于不曾下笔。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如绝句的歌唱有了泛声，后人填以实字，便成为词，就是一例。先有乐曲的改变，然后才有诗（广义的）体的改变。至于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故循而作他体”，还是第二因。平伯说将专写一书论此事。他又说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的基础，怕是致命伤。若不从这方面着眼，这“冷落”许不是“暂时”的。
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黄文句太单调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据我所记得的，只有钱玄同先生，在从前的《新青年》里，似乎说起过皮黄戏的文学价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见。他可也没说皮黄可以成为新体诗。而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黄既与新体诗无干，因此论现在的新诗的，才都向歌谣里寻找它的源头。在近几年里，歌谣的研究，已“附庸蔚为大国”了。但歌谣的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说最初的诗就是歌谣，或说一切诗渊源于歌谣，是不错的。但初期的诗直接出于歌谣，后来的便各有所因，歌谣只是远祖罢了。至于现在的新诗，初时大部分出于词曲，《尝试集》是最显著的例子。以后的作者，则似乎受西洋影响的多。所谓西洋影响，内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形式方面是自由诗体。这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换上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那些老调；只剩自由诗体存留着。直到去年，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刊行《诗镌》，才正式反对这自由诗体，而代以格律诗体，也是西洋货色。此外，翻译的日本的小诗，那洒脱的趣味与短小的诗形也给了不少的影响；但后来所存的，也只有形式了。所以新诗彻头彻尾受着外国的影响，与皮黄和歌谣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后内容方面虽复归于老调，但也只是旧来诗、词、曲里的东西，与皮黄和歌谣仍然无关的。
新诗之没有乐曲的基础，已是显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据？有人许要说，“是的”。但我想文学史的演进，到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变”的状态吧。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许要让新诗给填上。新诗即以形式论，无韵也好，有韵也好，自由体也好，格律体也好，总已给我们增出许多表现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们表现旧来诗、词、曲所不能表现的，复杂的现代生活；我们更希望用它们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所以新诗也许不能打倒旧来一切诗、词、曲，但它至少总该能占着与它们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现在是这样相信着的。可是，诗的乐曲的基础，到底不容忽略过去；因为从历史上说，从本质上说，诗与音乐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新诗若有了乐曲的基础，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艺术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帮助。
有人说，新诗（无论无韵，有韵，自由体，格律体）不便吟诵，也是冷落之一因。这或者是的。为什么新诗不便吟诵？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组织，或由于韵的不协调，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诵，或竟由于不愿吟诵之成见（新诗不能吟诵，不足吟诵，或不必吟诵之成见）。因前两种缘故，才有人不顾胡适之先生“自然音节”说，而去试创新律，如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都是，平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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