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业第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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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导读

    前一章“体别”根据人才的性格，把偏才分为十二型，本章亦把人才分为十二类，不过焦点不在性格，而在能力与干练程度。从不同角度把人才分类是十分合理，且符合常识的。所谓人才选拔，首重其能力与专长，恰如其分的掌握了，就可将他们调任至适当岗位。但刘劭认为，所谓能力或多或少是由其性格所决定的，或者至少可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够发挥出来，总受到他的性格所左右。因此，在本章之前，刘劭必先提出他的人格理论学说（详见前章“体别”），然后才在本章讨论人才、能力、岗位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其思路的进程及相关问题实有其内在逻辑，同时亦向观人者或管理人告诫，在考察人才时，此次第不宜逆转。

    “流业”的“流”字，诚如北魏时的刘昺，亦即《人物志》成书早期最重要的注释家所言， 本章所分十二类型人才，首三类（清节、法、术）为核心型，紧接的五型为由此三类所衍生出的类型（其余四型为杂类，亦为非政务系统岗位），依此，前三型与后五型便有“一源一流”的关系，于是，“流”就有由源头而衍生出来的意思。至于“业”，郭模认为是特指“政教之业”， 即政府机构的官职，其他学者多认为是泛指事业，如Shryock之“vocation”， 不过，两者意思可以兼容。“流业”二字合起来，就有以“清节、法、术”三型为核心所衍生的诸型到底适合哪个职位的意思。

    如上所言，十二类型人才有核心三型、衍生五型及杂类四型，其中衍生五型实质还可细分两类，一类是三才具备，另一类是只具一才，三才具备当然仍可再分，无论如何，刘劭把一组织内的不同岗位，作秩序化的分类，实是一场非线性思考的示范。十二类型以下依次以表列之，读者即能体会其层次之分明：

    除为偏才分类外，本章在后半部分展示另一要旨，指出上述十二型俱为人臣之能而非国君之才，后者取胜不在专才，而在于两点：一者为平淡，另一者为任贤。平淡是全书一以贯之的宗旨，一言以蔽，就是貌似无才而能役使众才，此乃圣人亦是人君的重要标志。而任贤可以说即是观人、选拔、任免、协调等工作的缩写。观人者，不必被观，故无需专才之相；选拔者，不被选拔，故不需特殊之能；任免者与协调者亦复如是。但无专才之相或特殊之能，不等于无才无能，而是所有才与能俱全然大备。事实上，若人君在某方面的才能过分突出，只会将国家导向相关方面发展，其他需要势必被忽略。例如，若国君为军事天才，势必穷兵黩武，国家版图或会因而扩阔，但民生与经济发展，恐将大大滞后而致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拿破仑的故事大家当耳熟能详。

    刘劭所论，虽然在于安邦定国之务，但对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一样极具参考价值。其实，所谓“偏才”之间的分别，说到底就是个体间的差异现象，但单说“差异”是只见平面不见立体的下乘之见。用人而能真正恰如其分，必须先抓住最根本、最核心的才能特质，然后再谈其他，四书中《大学》的名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与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刘劭看来，人格品德（德）、制度建设（法）与大局视野（术）三者，是人才之大者。这对管理人有什么启示呢？一所企业能否成功，当然有赖众多因素的配合，如资本投资、营运成本、经营策略、市场气氛等等先天后天、外因内因、长期或者突发的因素，不胜枚举，但其中占轴心的就是人才无疑。上述诸种因素要能物尽其用，常识告诉我们，其先决条件就是人尽其才。但我认为“人尽其才”四字，仍未道尽其要，原因无他，各人之才即使得尽，但未能互相配合，就好比一队集齐全世界足坛上的射手国脚，往往因太多的“个人表演”而败给二三流但能有效各司其职的队伍，类此赛果国际上常见焉。我的意思，不在要有团队精神，而在要建立团队精神，首要条件是要认识队员的“个体差异”。本章“流业”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刘劭以三材为核心能力，再衍生紧接五材，最后辅以四种非政务职位，由此所支架起的分析框架，是向所有政府领导人及企业管理者，示范怎样把一整块管理领域，有序地切割成不同层次的立体板块，令每一板块都被照顾得“体有完肤”，最终给整合成各司其职但又有如交响乐团般和谐的队伍，其间诀窍当在对个体差异的掌握。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1]：有清节家[2]，有法家[3]，有术家[4]，有国体[5]，有器能[6]，有臧否[7]，有伎俩[8]，有智意[9]，有文章[10]，有儒学[11]，有口辩[12]，有雄杰[13]。

    [1] 业：志业，由志向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刘昺在注释这句话时说：“性既不同，染习又异，枝流条别，各有志业。”

    [2] 清节家：品德节操行为堪为世人楷模之人。

    [3] 法家：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君主专制，运用术势，严刑峻法；思想上主张禁断百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

    [4] 术家：善于运用奇谋妙策之人。刘昺在解释“术家”时说：“智虑无方。”即不按一定常规灵活地运用智谋。

    [5] 国体：兼备清节家、法家、术家三者素质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

    [6] 器能：在德、法、术三方面略次于国体的人才。

    [7] 臧否：褒贬，评论。此指具备清节家的品德，但心胸不宽，喜欢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

    [8] 伎俩：指虽然不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政策和策略，但有执行政策和策略技巧的人。

    [9] 智意：指善于权变、深谙谋略、机智灵活的人。

    [10] 文章：指文笔灿烂，能写文章的人。

    [11] 儒学：传授儒家学说的人。

    [12] 口辩：能言善辩之人。

    [13] 雄杰：有胆有勇，谋略过人之人。

    译文

    人们由能力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有十二种：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赏析与点评

    首节划定全章讨论范围，表面是提出共有十二种事业以供研究，但究其实，是示范小至机构、中至企业或大至国家，都必须把工作分成不同部分。这区分当然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

    试看首三项，是关系到长远大局的谋划，中五项是为之协助、巩固以及落实的辅翼，末四项亦以不同方式与之攸关，三组岗位互相配合，由策划、协助到执行，共同辐辏出一个庞大的运作机器，或将国家、或将企业、或将小型组织，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正是管理人在人事安排上应遵循的原则。

    若夫德行高妙[1]，容止可法[2]，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3]。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4]。思通道化[5]，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6]。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7]，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8]，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9]。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10]，其法足以正乡邑[11]，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12]。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13]，好尚讥诃[14]，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15]。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16]，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17]。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18]，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19]。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20]。能属文著述[21]，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22]。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23]，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24]。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25]，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26]。胆力绝众[27]，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28]。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29]。

    [1] 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

    [2] 容止：仪容举止。法：效法。

    [3] 延陵：即春秋时吴国人季札，吴王寿梦少子，亦称公子札，因被封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因其有贤德，其兄诸樊、余祭、夷昧都曾让君位给他，但季札均不接受。曾出使鲁国，在观赏周朝诗歌和乐舞时，借分析诗歌乐舞评论诸侯盛衰，很有影响。晏婴：春秋时夷潍（今山东高密）人，字平仲，齐国大夫，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厉行节俭，善于劝谏，谈锋机智，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出使楚、晋、鲁等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颇有影响。在《左传》、《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春秋》中对其事迹多有记载。

    [4] 管仲：春秋初颍上（今安徽颍水畔）人，名夷吾，一称敬仲。初与鲍叔牙经商，齐襄公时与公子纠投奔鲁国，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相，在齐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按土地肥瘠征赋，开发鱼盐之利，铸货币平物价，重视选拔人才。在他的辅佐下，齐国国力大增，成为春秋时的霸主。商鞅：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公孙鞅、商君鞅、商君。喜好刑名之学，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公孙痤死后入秦，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深被信任，任左庶长，先后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后迁任大良造，率军攻魏，俘获魏公子卬。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南），号商君。孝公死后，遭到反对派的诬害，举兵反抗，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

    [5] 思通道化：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道化，指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发展变化。

    [6]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与宛令文种为友，后一起进入越国，为越王勾践谋臣。越国被吴国打败后，随越王勾践入吴为质，三年后随勾践返越，帮助越王奋发图强，待机复仇。越国强大后，灭掉吴国，范蠡却离开越国到了齐国，称鸱夷子皮。后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称陶朱公，通过经商成为巨富。其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在《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史籍中有记载。张良：秦朝末年人，字子房，出身韩国贵族，祖父与父亲相继为韩国卿相。秦灭韩后，图谋复国，倾家财寻求刺客，对秦始皇进行刺杀未遂，因而逃亡，在下邳隐名避祸，随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秦末参加陈胜、吴广起义，后归附刘邦，成为其手下重要谋士。刘邦进入关中后，曾劝其不要贪恋宫室，又在项羽的鸿门宴中为刘邦解危。楚汉战争中，主张争取英布、彭越、韩信，连兵破楚，反对郦食其分封六国之后的主张。刘邦建国后，被封为留侯，在劝刘邦定都关中、册立太子等问题上均起重要作用。

    [7] 厉风俗：勉励好的社会风气习俗。

    [8] 谋庙胜：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尉缭子·战威》：“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

    [9] 伊尹：商初重要谋臣，名尹，一说名挚，尹是官名。初在有莘国为奴，成汤娶有莘氏女，伊尹作为陪嫁入商。成汤发现其才，提拔重用，后委之以国政。先后帮助成汤灭掉葛、昆吾等小国，后打败夏桀，建立商朝。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西周开国大臣，姜姓，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以之为师。文王死后，继续辅佐武王，在灭商建周中功绩卓著，故西周建立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10] 率一国：为一国的表率。

    [11] 正乡邑：纠正基层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习俗。乡邑，上古时指乡里，秦汉以后多指县以下的小镇。此泛指基层社会。

    [12] 子产：春秋时郑国人，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因此又称公孙侨，也称国侨。因其居于东里，也称东里子产。任郑国卿、少正等职，执掌国政期间，锐意改革，作丘赋，铸刑书，举贤用能，保护乡校，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死后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爱”。西门豹：战国时魏国大臣，姓西门，名豹。魏文侯时任邺县县令，到任后废除当地为河伯娶媳妇的陋习，移风易俗。主张藏粮于民，寓兵于农，示民以信。在任期间，开凿十二渠，引漳河灌溉农田。他为官清廉，不取个人秋毫之私利。据说他为人性急，常佩韦以自缓。

    [13] 弘恕：宽容，宽大。

    [14] 讥诃：讥笑责备非难。

    [15] 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列于孔门文学之科。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要求国君研读《春秋》，以史为训。提出尊贤轻色，事亲竭力，事君尽忠，交友守信。因主张大德不可越轨，小德可有出入，被孔子批评为守礼不严。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师事之。李悝、吴起、商鞅都是他的学生。

    [16] 错意施巧：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错意，在意，着意。错，通“措”。巧，指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

    [17] 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高。汉昭帝时任太仆丞，因切谏昌邑王而出名。历任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山阳太守、胶东相、守京兆尹、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职。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赵广汉：西汉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字子都。历任州从事、平准令、阳翟令、京辅都尉、守京兆尹、颍川太守等职。在颍川太守任上，惩治郡中豪强，郡中震栗。在京兆尹任上精于吏治，为汉兴以来治理京兆最有成绩者。霍光死后，摧辱霍氏及贵戚大臣，无所回避。后因上书告发丞相魏相，被司直萧望之弹劾，死于腰斩之刑。

    [18] 垂则：垂示法则。《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垂则列妾，使有法焉。”颜师古注：“言垂法于后宫，使皆遵行也。”

    [19] 陈平：秦末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出身贫寒，喜黄老之术。秦末天下大乱，先后事魏王咎、项羽，随项羽入关破秦。后归顺刘邦，为刘邦重要谋士。屡向刘邦进献奇策，如离间项羽君臣、解平城之围、计擒韩信等等。历任都尉、亚将、护军中尉等，先后被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惠帝时又历任郎中令、左、右丞相。诸吕专权时，以不理政事纵情酒色伪装自己。吕后死，与太尉周勃合谋诛灭诸吕，迎立文帝。韩安国：西汉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字长孺。初在梁王手下任中大夫，平定吴楚七国乱有功，任梁内史。汉武帝时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护军将军等职。性贪财嗜利，但不嫉贤妒能，举荐人才，因此被士人所称。丞相田蚡死后，一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后因病免职。后历任中尉将军、卫尉将军、材官将军等职，因将屯失亡多，被武帝所责，忧郁而死。

    [20] 轻事：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

    [21] 属文：撰写文章。《文选·文赋》：“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李善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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