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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飞动之美

    前面讲《考工记》的时候,已经讲到古代工匠喜欢把生气勃勃的动物形象用到艺术上去。这比起希腊来,就很不同。希腊建筑上的雕刻,多半用植物叶子构成花纹图案。中国古代雕刻却用龙、虎、鸟、蛇这一类生动的动物形象,至于植物花纹,要到唐代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

    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这种飞动之美,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文选》中有一些描写当时建筑的文章,描写当时城市宫殿建筑的华丽,看来似乎只是夸张,只是幻想。其实不然。我们现在从地下坟墓中发掘出来的实物材料,那些颜色华美的古代建筑的点缀品,说明《文选》中的那些描写,是有现实根据的,离开现实并不是那么远的。

    现在我们看《文选》中一篇王文考作的《鲁灵光殿赋》。这篇赋告诉我们,这座宫殿内部的装饰,不但有碧绿的莲蓬和水草等装饰,尤其有许多飞动的动物形象:有飞腾的龙,有愤怒的奔兽,有红颜色的鸟雀,有张着翅膀的凤凰,有转来转去的蛇,有伸着颈子的白鹿,有伏在那里的小兔子,有抓着椽在互相追逐的猿猴,还有一个黑颜色的熊,背着一个东西,蹬在那里,吐着舌头。不但有动物,还有人:一群胡人,带着愁苦的样子,眼神憔悴,面对面跪在屋架的某一个危险的地方。上面则有神仙、玉女,“忽瞟眇以响象,若鬼神之仿佛。”在作了这样的描写之后,作者总结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胶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这简直可以说是谢赫六法的先声了。

    不但建筑内部的装饰,就是整个建筑形象,也着重表现一种动态,中国建筑特有的“飞檐”,就是起这种作用。根据《诗经》的记载,周宣王的建筑已经像一只野鸡伸翅在飞(《斯干》),可见中国的建筑很早就趋向于飞动之美了。

    二、空间的美感(1)

    建筑和园林的艺术处理,是处理空间的艺术。老子就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室之用是由于室中之空间。而“无”在老子又即是“道”,即是生命的节奏。

    中国的园林是很发达的。北京故宫三大殿的旁边,就有三海,郊外还有圆明园、颐和园等,这是皇帝的园林。民间的老式房子,也总有天井、院子,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小小的园林。例如,郑板桥这样描写一个院落: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

    (《板桥题画竹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天井,给了郑板桥这位画家多少丰富的感受!空间随着心中意境可敛可放,是流动变化的,是虚灵的。

    宋代的郭熙论山水画,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也是园林艺术的基本思想。园林中也有建筑,要能够居人,使人获得休息。但它不只是为了居人,它还必须可游、可行、可望。“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领导我们“游”,而且领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并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

    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颐和园乐寿堂差不多四边都是窗子,周围粉墙列着许多小窗,面向湖景,每个窗子都等于一幅小画(李渔所谓“尺幅窗,无心画”)。而且同一个窗子,从不同的角度看出去,景色都不相同。这样,画的境界就无限地增多了。

    明代人有一小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窗子的美感作用。

    一琴几上闲,

    数竹窗外碧。

    帘户寂无人,

    春风自吹入。

    这个小房间和外部是隔离的,但经过窗子又和外边联系起来了。没有人出现,突出了这个小房间的空间美。这首诗好比是一张静物画,可以当作塞尚(Cyzanne)画的几个苹果的静物画来欣赏。

    不但走廊、窗子,而且一切楼、台、亭、阁,都是为了“望”,都是为了得到和丰富对于空间的美的感受。

    颐和园有个匾额,叫“山色湖光共一楼”。这是说,这个楼把一个大空间的景致都吸收进来了。左思《三都赋》:“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就是这个意思。颐和园还有个亭子叫“画中游”。“画中游”,并不是说这亭子本身就是画,而是说,这亭子外面的大空间好像一幅大画,你进了这亭子,也就进入到这幅大画之中。所以明人计成在《园冶》中说:“轩楹高爽,窗户邻虚,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这里表现着美感的民族特点。古希腊人对于庙宇四围的自然风景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我们讲离卦的美学时曾经谈到这一点)。“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句)。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这样的诗句多得很。像“凿翠开户牖”(杜甫),“山川俯绣户,日月近雕梁。”(杜甫)“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李白)“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许浑)都是小中见大,从小空间进到大空间,丰富了美的感受。外国的教堂无论多么雄伟,也总是有局限的。但我们看天坛的那个祭天的台,这个台面对着的不是屋顶,而是一片虚空的天穹,也就是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这是和西方很不相同的。

    三、空间的美感(2)

    为了丰富对于空间的美感,在园林建筑中就要采用种种手法来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例如借景、分景、隔景,等等。其中,借景又有远借、邻借、仰借、俯借、镜借等。总之,为了丰富对景。(见计成《园冶》)

    玉泉山的塔,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这是“借景”。苏州留园的冠云楼可以远借虎丘山景,拙政园在靠墙处堆一假山,上建“两宜亭”,把隔墙的景色尽收眼底,突破围墙的局限,这也是“借景”。颐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个,一边是近于自然的广大湖山,一边是近于人工的楼台亭阁,游人可以两边眺望,丰富了美的印象,这是“分景”。《红楼梦》小说里大观园运用园门、假山、墙垣,等等,造成园中的曲折多变,境界层层深入,像音乐中不同的音符一样,使游人产生不同的情调,这也是“分景”。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自成院落,另辟一个空间,另是一种趣味。这种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做“隔景”。对着窗子挂一面大镜,把窗外大空间的景致照入镜中,成为一幅发光的“油画”。“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王维诗句)“帆影都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叶令仪诗句)这就是所谓“镜借”了。“镜借”是凭镜借景,使景映镜中,化实为虚(苏州怡园的面壁亭处境逼仄,乃悬一大镜,把对面假山和螺髻亭收入境内,扩大了境界)。园中凿池映景,亦此意。

    无论是借景、对景,还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国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项重要的领域。概括说来,当如沈复所说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也。”(《浮生六记》)这也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人类在生活中所体验的境界与意义,有用逻辑的体系范围之、条理之,以表出来的,这是科学与哲学。有在人生的实践行为或人格心灵的态度里表达出来的,这是道德与宗教。但也还有那在实践生活中体味万物的形象,天机活泼,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以自由谐和的形式,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这就是“美”与“美术”。

    所以美与美术的特点是在“形式”、在“节奏”,而它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是至动而有条理的生命情调。“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这是派脱(W.Pa-ter)最堪玩味的名言。

    美术中所谓形式,如数量的比例、形线的排列(建筑)、色彩的和谐(绘画)、音律的节奏,都是抽象的点、线、面、体或声音的交织结构。为了集中地提高地和深入地反映现实的形相及心情诸感,使人在摇曳荡漾的律动与谐和中窥见真理,引人发无穷的意趣、绵渺的思想。

    所以形式的作用可以别为三项:

    (一)美的形式的组织,使一片自然或人生的内容自成一独立的有机体的形象,引动我们对它能有集中的注意、深入的体验。“间隔化”是“形式”的消极的功用。美的对象之第一步需要间隔。图画的框、雕像的石座、堂宇的栏杆台阶、剧台的帘幕(新式的配光法及观众坐黑暗中)、从窗眼窥青山一角、登高俯瞰黑夜幕罩的灯火街市,这些美的境界都是由各种间隔作用造成。

    (二)美的形式之积极的作用是组织、集合、配置。一言蔽之,是构图。使片景孤境能织成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待于外而自成一意义丰满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的更深一层的真实。

    希腊大建筑家以极简单朴质的形体线条构造典雅庙堂,使人千载之下瞻赏之犹有无穷高远圣美的意境,令人不能忘怀。

    (三)形式之最后与最深的作用,就是它不只是化实相为空灵,引人精神飞越,超入美境;而尤在它能进一步引入“由美入真”,探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世界上唯有最生动的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姿态、建筑、书法、中国戏面谱、钟鼎彝器的形态与花纹……乃最能表达人类不可言、不可状之心灵姿式与生命的律动。

    每一个伟大时代,伟大的文化,都欲在实用生活之余裕,或在社会的重要典礼,以庄严的建筑、崇高的音乐、闳丽的舞蹈,表达这生命的高潮、一代精神的最深节奏。(北平天坛及祈年殿是象征中国古代宇宙观最伟大的建筑)建筑形体的抽象结构、音乐的节律与和谐、舞蹈的线纹姿式,乃最能表现吾人深心的情调与律动。

    吾人借此返于“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中心,乃得真自由、真生命。美术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此。

    中国的瓦木建筑易于毁灭,圆雕艺术不及希腊发达,古代封建礼乐生活之形式美也早已破灭。民族的天才乃借笔墨的飞舞,写胸中的逸气(逸气即是自由的超脱的心灵节奏)。所以中国画法不重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其要素不在机械的写实,而在创造意象,虽然它的出发点也极重写实,如花鸟画写生的精妙,为世界第一。

    中国画真像一种舞蹈,画家解衣盘礴,任意挥洒。他的精神与着重点在全幅的节奏生命而不粘滞于个体形象的刻画。画家用笔墨的浓淡,点线的交错,明暗虚实的互映,形体气势的开合,谱成一幅如音乐如舞蹈的图案。物体形象固宛然在目,然而飞动摇曳,似真似幻,完全溶解浑化在笔墨点线的互流交错之中!

    西洋自埃及、希腊以来传统的画风,是在一幅幻现立体空间的画境中描出圆雕式的物体,特重透视法、解剖学、光影凸凹的晕染。画境似可走进,似可手摩,它们的渊源与背景是埃及、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建筑空间。

    在中国则人体圆雕远不及希腊发达,亦未臻最高的纯雕刻风味的境界。晋、唐以来塑像反受画境影响,具有画风。杨惠之的雕塑是和吴道子的绘画相通。不似希腊的立体雕刻成为西洋后来画家的范本。而商、周钟鼎敦尊等彝器则形态沉重浑穆、典雅和美,其表现中国宇宙情绪可与希腊神像雕刻相当。中国的画境、画风与画法的特点当在此种钟鼎彝器盘鉴的花纹图案及汉代壁画中求之。

    在这些花纹中人物、禽兽、虫鱼、龙凤等飞动的形象,跳跃宛转,活泼异常。但它们完全溶化浑合于全幅图案的流动花纹线条里面。物象融于花纹,花纹亦即原本于物象形线的蜕化、僵化。每一个动物形象是一组飞动线纹之节奏的交织,而融合在全幅花纹的交响曲中。它们个个生动,而个个抽象化,不雕凿凹凸立体的形似,而注重飞动姿态之节奏和韵律的表现。这内部的运动,用线纹表达出来的,就是物的“骨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骨是主持“动”的肢体,写骨气即是写着动的核心。中国绘画六法中之“骨法用笔”,即系运用笔法把捉物的骨气以表现生命动象。所谓“气韵生动”是骨法用笔的目标与结果。

    在这种点线交流的律动的形相里面,立体的、静的空间失去意义,它不复是位置物体的间架。画幅中飞动的物象与“空白”处处交融,结成全幅流动的虚灵的节奏。空白在中国画里不复是包举万象位置万物的轮廓,而是溶入万物内部,参加万象之动的虚灵的“道”。画幅中虚实明暗交融互映,构成缥缈浮动的絪缊气韵,真如我们目睹的山川真景。此中有明暗、有凹凸、有宇宙空间的深远,但却没有立体的刻画痕;亦不似西洋油画如可走进的实景,乃是一片神游的意境。因为中国画法以抽象的笔墨把捉物象骨气,写出物的内部生命,则“立体体积”的“深度”之感也自然产生,正不必刻画雕凿,渲染凹凸,反失真态,流于板滞。

    然而中国画既超脱了刻板的立体空间、凹凸实体及光线阴影,于是它的画法乃能笔笔灵虚,不滞于物,而又笔笔写实,为物传神。唐志契的《绘画微言》中有句云:“墨沈留川影,笔花传百神。”笔既不滞于物,笔乃留有余地,抒写作家自己胸中浩荡之思、奇逸之趣。而引书法入画乃成中国画第一特点。董其昌云:“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实为中国绘画的骨干,各种点线皴法溶解万象超入灵虚妙境,而融诗心、诗境于画景,亦成为中国画第二特色。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而并不觉其破坏画景(在西洋油画上题句即破坏其写实幻境),这又是中国画可注意的特色,因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西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以雕塑人体为对象,建筑、雕刻、油画同属于一境层。中国画运用笔勾的线纹及墨色的浓淡直接表达生命情调,透入物象的核心,其精神简淡幽微,“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说:“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遗形似而尚骨气,薄彩色以重笔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中国画宋元以后的趋向。然而形似逼真与色彩浓丽,却正是西洋油画的特色。中西绘画的趋向不同如此。

    商、周的钟鼎彝器及盘鉴上图案花纹进展而为汉代壁画,人物、禽兽已渐从花纹图案的包围中解放,然在汉画中还常看到花纹遗迹环绕起伏于人兽飞动的姿态中间,以联系呼应全幅的节奏。东晋顾恺之的画全从汉画脱胎,以线纹流动之美(如春蚕吐丝)组织人物衣褶,构成全幅生动的画面。而中国人物画之发展乃与西洋大异其趣。西洋人物画脱胎于希腊的雕刻,以全身肢体之立体的描摹为主要。中国人物画则一方着重眸子的传神,另一方则在衣褶的飘洒流动中,以各式线纹的描法表现各种性格与生命姿态。南北朝时印度传来西方晕染凹凸阴影之法,虽一时有人模仿,(张僧繇曾于一乘寺门上画凹凸花,远望眼晕如真)然终为中国画风所排斥放弃,不合中国心理。中国画自有它独特的宇宙观点与生命情调,一贯相承,至宋元山水画、花鸟画发达,它的特殊画风更为显著。以各式抽象的点、线渲皴擦摄取万物的骨相与气韵,其妙处尤在点画离披,时见缺落,逸笔撇脱,若断若续,而一点一拂,具含气韵。以丰富的暗示力与象征力代形相的实写,超脱而浑厚。大痴山人画山水,苍苍莽莽,浑化无迹,而气韵蓬松,得山川的元气;其最不似处、最荒率处,最为得神。似真似梦的境界涵浑在一无形无迹,而又无往不在的虚空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气韵流动,是诗、是音乐、是舞蹈,不是立体的雕刻!

    中国画既以“气韵生动”即“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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