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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四岁时，即从德清迁居临平镇。临平属仁和县，旧有沈东江先生《临平记》四卷，钱唐丁氏刻入《武林丛书》。余取读之，钓游旧地，历历在目。长夏无事，流览载籍，有涉临平故事，辄录出之，积有数十事。门下士张小云明经，又因余书广收博采，成《临平记补遗》四卷，余书可废矣。
然《补遗》成书之后，余又续得数事，姑记于此，补《补遗》之遗。宋钱俨《吴越备史》云：“梁开平三年十月，刺史高澧叛，焚义和临平等镇。”
又云：“沈夏，海盐人，性凶暴。以所得众七千余人，聚于临平山下，择幼弱者尽杀之，惟留三千余人，径往嘉兴劫吴公，约同入海为剽，所图无成，始复归王。”
宋吴自牧《梦粱录》云：“唐杜牧墓在南山东南，与佛日山夹境，名杜牧坞。”
又云：“亚父冢在皋亭山。”
按佛日、皋亭皆临平之山。则此二事，亦宜收也。
皋亭山亚父墓，余既载入《茶香室三钞》矣。初疑亚父即范增。何以葬此？及读国朝倪《神川古史考》云：“皋亭山有亚父冢。陈时有亚父陈重生者，生有灵异，寿百余而终，显灵其地，世传为亚父冢。”
乃知非范增也。
东江先生《临平记》，以唐诗人邱丹为临平人。考《全唐诗》云：“邱丹，苏州嘉兴人，诸暨令，历尚书郎，隐临平山。”
则临平乃其流寓，而非土著也。邱丹有《湛长史草堂》一首，沈记已录之，而失其序。序有云：“余圣唐山令臣也，屏居临平山墅，亦有年矣。”
序末署：“贞元六年，岁在庚午，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邱丹志。”
是其官位，固有可考。沈以其屏居山墅，而遂谓之临平人，并以为隐沦之士，胥失之矣。又邱丹有《石门观瀑》诗序云：“余六代叔祖梁中书侍郎。”
则即邱迟也，《梁书》称邱迟为吴兴乌程人。是其先世又出吾湖矣。余戊子岁作《临平杂诗》，末一首云：“去年今年两度过，钓游旧地总情多。莫教补入《临平志》，恐与邱丹一例讹。”
余自四岁由德清南埭故居迁居临平，至三十二岁，授官职，始移家入京师，凡寓临平垂三十年，可谓久矣。初寓临平，赁史家埭戴氏之屋以居。有楼临街，每岁正月上元张灯，辄侍太夫人登楼观之。余《和恩竹樵方伯元夕词》云：“无端触起中年感，忆儿时鸠竹，随处嬉遨。竟夕看灯，喧阗史埭潘桥。”
即纪此也。潘家桥在史家埭之西，史埭以史翰林得名。史名尚节，康熙丙戌翰林。潘桥，则不知所始矣。
吾邑徐晦堂先生承烈《燕居琐记》云：“明末一巨公，与泰州邓孝威汉仪善。明亡，孝威讽其徇节，不从。后孝威游楚归，巨公索阅近作，有《题息夫人庙》一首云：‘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巨公愀然废卷而起，入内，遽患心痛卒。”
按“千古艰难”二句，至今脍炙人口，莫知为谁作，且不能举其全篇，故表出之。
南宋临安有刘贵者，字君荐，妻王氏，妾陈氏。一日，携其妻往祝妻父寿。妻父王翁，以其贫也，予钱十五贯，使营什一，留女而遣婿先归。途遇其友，同饮而醉。及归，妾见所负钱，问其故。刘贵醉后戏之曰：“吾因家贫，不能共活，已赁汝于人矣，此赁钱也，明日当送汝去。”
言已就枕，即入睡乡。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邻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焉，黎明即行。而刘贵固熟睡未醒。有贼入其家，窃其钱，刘惊觉，起而追之。适地下有斧，贼即取斧斫刘，杀之，尽负钱去。次日，邻人见其门久而不启，入视得状。朱三老乃言夜间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寻。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宁者，自城中卖丝，亦得钱十五贯，与之同憩。追者至，并要之归。闻于官，谓妾与崔有奸，杀其夫，窃资偕亡也，竟尸于布。后其妻以夫死家贫，其父王翁使人迎之归。涂遇大雨，避入林中，为盗所得，据为妻。偶言及数年前，曾为贼入人家，杀其主人，得钱十五贯，妻乃知杀其夫者，即此盗也。乘间出，告于临安府，事乃白。杀盗，没其家资，以半给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终。按此事不知出何书，余于国初人所作小说曰《今古奇闻》者见之，与今梨园所演十五贯事绝异，且事在南宋，非明时也。疑自宋相传有十五贯冤狱，后人改易其本末，附会作况太守事耳。《十五贯传奇》，乃国朝吴县朱素臣作，去况远矣。
余乙巳春，计偕北上，车行失道，露宿黄河之堤。作诗记事，中有云：“窃思河出昆仑墟，其势定可吞埏垓。何乃千里一曲直，如汞泻地往复回。必有大山当其冲，约束河伯难为灾。河图龙象纵荒诞，非等方士夸蓬莱。一曲规山二精石，地肩地腹皆可推。神禹龙门费穿凿，已令万古惊奇。
何如于此凿混沌，洪流放出如奔雷。不入龙门走沧海，一线直撼金银台。中原从此失河患，方梁石洫何有哉。”
云云，诗载《春在堂诗编》二。后读《汉书·沟洫志》云：“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
乃知古人固有此说矣。光绪十三年，河决郑州，安徽董紫珊毓琦献二策：一曰固本，略言河以芦苇为堤，杂以沙土，每遇大溜，冲决成灾，宜用外洋铁柱之法。郑州决口八百丈，每丈一柱，只须八百柱，所费不过二百万，即成铁岸，一劳永逸。一曰清源，言河源出火敦脑儿，至积石山之南，为川蜀所阻，逆流绕积石而北，至河套，入龙门。若于逆流而北处，顺其势南浚入海，则甚便。其地与金沙、鸦龙二江相距不远，掘百余里，与二江合一。复由金沙江白那山，掘五十余里，通于澜沧江而出南海。复于澜沧江，掘三十余里，通于怒江而出缅海。三处分黄河之源，中国永无河患矣。愚按铁柱之说，议者以为可行。然黄河之水，与泥沙杂下，水去而沙停，久而愈高，虽使全成铁岸，可以制其溃决，不能禁其满溢。即铁柱亦可加高，然使岁高一尺，十年一丈，百年十丈，数百年后黄河之水，真在天上矣。谓之一劳永逸，恐未必然。至清源之说，即齐人延年之故智。延年未知彼中地理，但云出之胡中，不言使出何地。董君则历历言之，不言出东海，而言出南海，于地势合矣。或言《尔雅》云：“河出昆仑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
今即掘而放之南海，亦止其出昆仑者耳。其一千七百一川仍在，水势恐仍不小。余谓此说虽有见，然经流已断，则支流之势，亦必少减矣。为中国计，减得一分来源，自免却一分水患。方今西人于开凿，最其所长，火轮车道有碍，虽高山峻岭，可辟成康庄。如借其力，以成此役，汉武所不敢为者，或竟能为之，亦千古一快事也。
诸葛武侯所书《黄牛庙碑》，在湖北归州黄陵矶黄陵庙中。戊子夏，有以拓本见示者，云甲戌之岁，罗笏臣镇军修庙，得之破壁。余谓此伪迹也。黄牛与黄陵固非一庙。黄牛之庙，祀佐禹治水之神，见《水经·江水》篇注。黄陵之庙，祀舜二妃，见《水经·湘水》篇注。黄牛之碑，何为而在黄陵之庙乎？陆放翁《入蜀记》，但言黄牛庙有张文忠赞，不言有武侯碑，则宋以前无此碑也。碑文不载年月，亦无书撰人姓名，但以篇首云“仆躬耕南阳之亩，蒙刘氏顾草庐计事，善之，情好益密，遂拉总师”云云，故知其为武侯之笔。夫武侯为黄牛庙作碑，何必以己之出处发端？若然，则武侯每作一文，必当首述此数语矣。有是理乎？作伪者，盖欲以不出姓名岁月，自掩其作伪之迹，而又欲使人一见即知为武侯所作，故篇首以此发端。不知此数语中，伪态毕露矣。且拉之一字，古训止有摧折之义，并无招邀之解。而云“遂拉总师”，岂武侯语乎？余因其人乞题，题数语而归之，不欲明言其伪，故又记于此。
沈谷人庶常以《藏舠集》见示，皆前明及国初人尺牍，有周文炜与婿王荆良一牍云：“今人无事不苏矣。东西相向而坐，名曰苏坐。主尊客上坐，客固辞者，再久之，曰求苏坐。此语大可嗤，三十年前无是也。坐而苏矣，语言举动，安得不苏？若使宾客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正北向，观瞻既正，礼仪自肃。”
按今人寻常宴集，主宾东西相向，往往有之，然无苏坐之名矣。又据此，可见前代礼席，宾南向，主则北向，今亦无是。
又载王相说一牍云：“秀才要中两榜，如一日定于两餐，少一餐便饥，决不可耐。中后做官如饮酒，兴会所至，不妨多数行。或主人意懈，或席有骂坐，客便可拂袖去。”
余谓此语甚隽，吾生平两餐已具，但少饮几杯酒耳。聊记其语，可一笑也。
宋邵氏思《姓解》一书，久佚。遵义黎氏得之于日本，刻入《古逸丛书》。因有山阳段氏朝端为作《辨误》一卷，其所纠正，颇足为邵氏功臣，然亦有小误者。余览之，偶得一事，因书于此。蒯姓下云：“史有蒯聩。”
段氏辨误云：“蒯聩，卫太子名，恐不得以蒯为姓。”
愚按此蒯聩，非卫太子也。《淮南子·主术》篇云：“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
注云：“司马蒯篑，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为司马，因为司马氏。蒯蒉，其后也，周衰，适他国。蒯蒉在赵，以善击剑闻。”
然则邵氏所云“史有蒯聩”，即此蒯蒉。聩与蒉，古字通耳。段氏以为即卫太子，误矣。惟此蒯蒉，乃司马氏《史记》自序云：“自司马氏去周，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蒉其后也。”
当正之云：“蒯聩氏司马，蒯聩二字其名也。”
不氏蒯，则可以正邵氏矣。
又按邵氏《姓解》朝姓下云：“纣臣有朝涉。”
余已载其说于《茶香室三钞》矣。惟《尚书》“蒟朝涉之胫”，自来无以朝涉作人姓名解者。后检《广韵》四宵部，朝字下云：“亦姓。《左传》有蔡大夫朝吴。涉遥切。”
疑邵氏读此粗略，或所据本偶缺吴字，遂以朝涉二字连读，而臆造纣臣有朝涉之说耳。观邵氏于常丘下云：“《风俗通》有常丘崎。”
段氏正之云：“《广韵》于丘字复姓，连举常丘、崎丘数姓。邵氏直以常丘崎三字连读为一人姓名，大谬。”
然则邵氏读书不精审，此朝涉之说，亦由误读《广韵》可知矣。余载入《茶香室三钞》，未免好奇之过也。
日本国人林春信所著《梅洞集》有《百二十咏》，其自序云：“《百二十咏》，唐李巨山所吟也，传播于本朝。余顷患眼，默坐终日，偶乘吟兴，就巨山之本题，逐一赋焉。”
按其诗，皆五言绝句，殆李巨山之原诗固尔邪？其题《乾象》十首，日月星风云烟露雾雨雪；《坤仪》十首，山石原野田道海江河洛；《芳草》十首，兰菊竹藤萱萍菱瓜茅荷；《嘉树》十首，松桂槐柳桐桃李梨梅橘；《灵禽》十首，凤鹤乌鹊雁凫莺雉燕雀；《祥兽》十首，龙麟象马牛豹熊鹿羊兔；《居处》十首，城门市井宅楼池桥舟车；《服玩》十首，床席帷帘屏被镜扇烛酒；《文物》十首，经史诗赋书檄纸笔墨砚；《武器》十首，剑刀弓箭弩旌旗戈鼓弹；《音乐》十首，琴瑟琵琶筝箫钟笛笙歌舞；《玉帛》十首，珠玉金银钱锦罗绫素布。李巨山为唐诗人，检《全唐诗》，无之。此《百二十咏》，佚绫于中国，而存于日本。每题十首，不无挂漏之嫌，惜未得其诗而读之。
蒋泽山孝廉赠我一梵字，言石刻在峡西，下有跋语云：“义静三藏于西天取得此梵书耮字，所在之处，一切鬼神见闻，无不惊怖。”
并有太宗皇帝赞云：“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门弟子无人识，穿耳胡僧笑点头。”
不刻年月，不知此太宗皇帝，为唐为宋也。余谓义静即义净，《高僧传》：“义净字文明，髫龀落发，年十五便欲游西域。咸亨二年，年三十七，方遂发足。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九。”
然则此梵字，必其所得。其还也，在天后时，则距太宗远矣。计此人生于太宗贞观九年，则至贞观末年才五岁耳，何得太宗为制赞乎？是宋非唐，可一言决之。（所引《高僧传》，未见原书，余得之《古今图书集成》。）
余故里无家。甲申岁，送孙儿陛云至德清应县试。试毕，又至湖州府试，皆以船为家。二儿妇携孙女庆曾从焉，凡舟居者两月。其明年，又送之至湖州应学院试，舟居者匝月。前一舟子以联额索书，余书四字为额曰“六旬泛宅”，又书一联曰：“昼夜六时大安乐，翁孙两月此句留。”
走笔所书，未录入稿。今年又坐此舟，见联额故在，有感旧游，聊记于此。
张贞竹，字碧筠，慈溪女子也。其祖客湖北，工会计，颇有居积，遂于汉口开药材行。其祖死，其父不能嗣其业，久之，大折阅，遂踉跄而归。归而故乡亲友，皆责夙负。不得已，至杭州投其所亲，而所亲死矣。赁居一草棚，有县役欲为子求娶其女，不可。役大怒，买其所赁草棚而焚之。遂无所栖止，寄居尼庵。贞竹当祖在时，家固温饱，延师课其兄，贞竹亦从之读。师能为大字，贞竹兄妹日观其用笔之法，遂亦能书。至是，兄前死矣，独贞竹在。既穷困甚，乃于路旁卖字。今处州太守陈君六笙，时在省垣。其仆出行于市，见而异之，言于陈君。陈君召而试之，大悦，为之延誉。稍稍有所得，陈君旋赴处州。贞竹失所依，母又病，遂又大困。闻余至杭州，诣右台仙馆求见。余言于当事诸公，稍润色之。已而又至吴下，余屋后适有小屋数间，即使居焉。吴中求书者颇众，得洋钱三百枚，辞余入京，依其亲串。后闻其亲串又前死，京中不能久居，仍复南归。今不知所往。此女颇有朴茂之意，所书字，有大至一丈者。曾书一鹤字见赠，长八尺许，笔力雄伟，似不出女子之手，亦可异也。余欲张其名，因许之刻一小印，曰“曲园女弟子”。苏杭间，得润笔颇丰，未始不因此。然其父茸，挈妻女游行四方，非计之得者。且恐此女，将来未必能得所归。偶忆及之，为之太息。
休宁孙殿龄，字莲叔，家世富饶，生十五六而孤。拥资百万，以年少不更世事，娼楼买笑，博局呼卢，不十年，耗其资十四五矣。然其人实恂恂儒雅，且天资绝人，能为诗，兼善书画。余甲辰岁始至新安，莲叔一见如故，长于余一岁，有异姓昆弟之约。余未通籍前，馆新安汪氏者五年，距莲叔所居霞塘二十里而近。时相过从，每晏客，必招余往，张筵演剧，灯火通宵，亦少年游冶之一乐也。粤寇之乱，莲叔避居山中，猝遇寇至，死之。老母年九十余，亦与斯难。妻孥俱尽，家业凋零，乱后止存二子。余颇思为作小传以存其人，因循未果。然有《哭孙莲叔》五古一章存集中，叙次颇详，亦足见其崖略也。丁亥秋间，其次子祖恩字泽臣，至吴下求见。衣敝履穿，面目憔悴，殊令人有西华葛帔之叹。出旧时剪烛谈诗图乞题，图中二人相对，即莲叔与余也。感念盛衰，为之怃然，为题七言古诗一章，亦存集中。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神庙部·汇考》所载各处神庙，颇有足广异闻者，聊记一二：秋胡庙，在山东嘉祥县南。俗传秋胡妻邵氏为神，山下居民邵姓者，自称秋胡妻族。庙中所祀秋胡之妻，非秋胡也。残苦庙，在山西曲沃县西北关。旧志云：介之推从重耳出亡，追者甚急，推以其子林代死。后重耳入晋，推妻并林妻寻推至此，闻焚死于绵山，二人投井而死。乡人立庙，后讹为蚕姑庙。九娘子庙，在安徽和州，祀历阳侯范增女。庆历初，东寇王伦围历阳，恍若有见，已而溃散，遂就剿灭，故祀之。偃王庙，在浙江西安县，郊原村落，往往有之。或与项王、大禹并列，或为专祠。其专祠则有茅、杨、蔡、卫四令公分侍于侧。土人所敬畏，以茅令公为最。高府君庙，在严州府。神名获，汉时人，素善天文，晓遁甲。与严子陵有旧，尝自石城适富春，访其庐。时值大旱，即曳剑登坛岩叱曰：“此地有蛟龙，当起行雨。”
未几，雷雨交作，秋遂大熟。邑人感其应，立庙祀之。张昭烈庙，在湖北德安府孝感县。唐张忭与张巡同死睢阳，南霁云断指，忭亦截一指自誓。后人立庙祀之。按秋胡妻，姓邵氏，介子推有子名林，范增有女九娘，严子陵有友高获，张巡将有张忭，皆人所未知也。徐偃王祠，浙东多有。余从前曾于兰溪县瞻礼其祠，两庑塑三十六诸侯，而茅、杨、蔡、卫四令公则未之见，不知何许人也。天下各行省神庙，如此者当不少矣。如一一表而出之，不特足供谈助，亦表微之义也。
《魏书·卢景裕传》：“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如所梦，嘿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
按此乃《高王观世音经》行世之缘起，而其名为高王，则未及其义也。《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一引《冥祥记》云：“孙敬德奉释教，尝造观音像。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临刑，刀自折为三段，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刃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
于是至今相传以为高王之名，由高欢而得也。其实不然。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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