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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六典》三十卷，明正德中浙江按察使席文同覆刊，宋本有大学士王鏊序。原书以绍兴四年刊于温州，后有右宣教郎知温州永嘉县主簿劝农公事詹棫题志，并有左文林郎充温州州学教授张希亮校正一行，然讹阙殊甚。案：此书在北宋已鲜善本。庞元英《文昌杂录》言夏英公家有皂绫标《六典》一部，唐旧本也，虽宋宣献李邯郸家藏书为多，亦无此本。尝问其孙朝请大夫伯孙书在何处，云昨分书不知谁院得之，计已散失，殊可惜也。是宋初唐本已属罕见。《宋史·职官志》，神宗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距绍兴重刊不及百年，不识元丰摹本固已如是，抑绍兴重刊时校勘之疏也？日本享保中太政大臣近卫家熙，曾以诸史通典各书校补讹阙，世称善本。今传校于此本上，意所未安，辄检原书流览，所及亦有补益，不复识别，然未达者尚多，安得元丰摹本出，一洗疑误也。旧为明寒山赵氏藏书，有吴郡赵宦光家史志印。顷读杨惺吾大令（守敬）《日本访书志》，记所藏有《六典》古写本，为七八百年前物，凡明本所缺皆不缺，家熙所校十同八九，其不同者皆以写本为是云云。此书今尚存杨氏，恨不得假观，一一比勘也。
◇李元阳仁甫校刊于福建，卷一百。末有元李仁伯识语，云：《通典》一书，礼乐刑政备焉，学士大夫所宜家置一通，以便考索。而板废已久，诸路欲刊弗克，总管锦山杨公牧临川兼董学事，既兴美庠序，百废驵兴，乃命诸学院协力刊成，第旧本讹甚，且多漫灭，殊不可读。湖堂所刊自二十六至百，共七十五卷，区区点勘再四，凡正一千七百六十八字，删三百二十二字，增三百八十八字。皆考据所引经史、传记、《仪礼》诸书，以本文参订改定，疑未能明者，姑缺之，非敢臆决如金根也。尚恨肤学珝闻，研核不精，扫尘复生，亦未敢保其尽善与否。后有邢子才，正自不免一笑云。大德丁未岁杪，后学湘中李仁伯字恕甫谨识。后印本剜去此《跋》，此本尚有之，盖自大德临川本出也。近人或多以《增入宋儒议论》为元阳所为，然常熟瞿氏已有元至元丙戌重刊本《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四十二卷，所列诸儒姓氏，自欧阳公至水心叶氏，俱注有文集现行，与此本同。夫《至元详节》已署重刊，则《详节》初刊本必在至元以前。而《详节》本所有宋儒议论，必本于未节本，则又在《详节》初刊本以前。且所增议论，南宋止吕祖谦、陈傅良、叶适三人，馀皆北宋人，则其增入，当在宋宁、理二宗之世，不但不始于元阳，亦不自大德始矣。此盖南宋人科举之书，故多取宋人论制度之文与古制相附。《文献通考》附载诸儒议论，即用此例，所引文字，颇有世所不经见者。如杜镐、孙洙、郑少梅、马子才等集，今已散佚，又如蔡惇祖《宗官制旧典》三卷、黄琮《国朝官制沿革》一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及晁、陈二目者，自元以来，久无传本。今此书卷二十一、二十三诸卷多引蔡书，卷十九末载黄氏书至八页有半。虽非全书，殆可十得六七。宋元丰以前官制以官寄禄，但有差遣，而无实官。故欲知当日治事之状，殊不易易，《宋史·职官志》亦但详于元丰以后，黄氏独以元丰以前之差遣与元丰后省台寺监之职，比而论之，言有宋官制之简明者，无逾于此。今于此书中存其崖略，则安得以科举书少之也。
◇石林翁《岩下放言》三卷，明钞本。封面有长方朱记，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岩下放言》壹部，计壹本三十一字。书名部数、本数，用朱笔填写。卷首有翰林院印，盖天一阁进呈本，四库馆所发还者也。后有元人《跋》，云右《岩下放言》石林家旧本板，不知刊于何时，岁久腐烂，将有不可辨者。半村俞氏有钞本，今归徐君璧山房，故从而借录之。延祐丙辰三月二十三日识。又有朱野航《跋》，云《岩下放言》三卷，计三十九翻，乃延祐间人钞本，有岁月题志。今弘治五年新正十日，从朱尧民借归，命儿子逮临写。写毕，特为校读一过，有误处已正之矣。尧民盖又转假于祝君希哲者也。予家先有《避暑录》，尚闻有诗话、燕语等书俟访云。楼居老人朱存理《性父》记此本书与跋出一人手笔，误字累累，又无校读之迹，盖又明人传《性父》本。案：吴县叶调笙校刊石林诸书，至为精审。初校《放言》，近长沙叶氏有重刊本。调笙所著《吹网录》载其所见，尚有汉阳叶润臣家旧钞本，及文衡山、袁陶斋二本，盖晚年续见，在《放言》既刊之后，校语并载《录》中。今以此本校之，虽误字棘目，而佳处辄出诸本之上。如《序》文寥寥数行，而如“放心于利欲之类”此本，作“放心放于利之类”；“自有中第次”，此本作“自有次第”；“念挂冠以来”作“馀挂冠以来”，于义均长，他尚不可枚举。信乎旧本之可贵也。
◇钞本《续墨客挥犀》十卷，无著书人姓名，四库未着录，《提要》并疑其已佚。南汇张啸山（文虎）《舒艺室杂着》中有《答朱述之大令书》，论此书为赝作，实由误信明商浚《裨海》刊《墨客挥犀》十卷，题“宋彭乘撰”之误。案：《直斋书录解题》：《墨客挥犀》十卷，《续》十卷，不知姓氏，《裨海》本始题“乘撰”。乘字利建，益州华阳人，官至翰林学士。《宋史》及《东都事略》均有《传》。仁宗皇祐元年以疾卒于官（见《翰苑群书·学士年表》。张氏谓乘爵里无征，又以王琪之卒推乘卒年，迂曲可笑）。今前后两编所记事，均及哲、徽以后，则商氏本题为乘撰者误也。商氏本之误，由于见《前编》“叔渊材好谈兵”、“彭渊材初见范文正画像”二条，知著书者姓彭，遂以“乘”当之，不知此书系采辑诸书而成，又不知渊材之侄为释惠洪而非乘也。渊材名几，见《前编》“好谈兵”条注。《宋史·乐志》：徽宗时，进士彭几进乐书。与《前编》所云“渊材好谈兵，喜大乐”合，当即其人。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觉范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高安人，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门客，遂识天信。则此条必惠洪所记，而《郡斋读书志》谓惠洪系出高安喻氏。汲古本《冷斋夜话》凡遇所记渊材事，其目均作刘渊材，则均误也。要之，此书系两宋间人采辑诸书所成，故宋时传本不题撰人姓名，知非彭乘所撰，则无自疑为赝作矣。所采诸书，以魏泰《东轩笔录》、沈括《梦溪笔谈》、惠洪《冷斋夜话》、陈正敏《遁斋闲览》为多。张氏谓此书出《笔谈》者二十八条，出《夜话》者二十条，出《闲览》者十四条。今细检之，出《笔谈》者实四十九条，亦有数条不能得其出处，盖原书或已佚矣。此本钞写不古，而遇应抬之字尚空一格，知犹自旧本出也。
◇《挥麈录》二卷，刊于左圭《百川学海》第二集，题“杨万里撰”。《四库全书提要》谓其文全从王明清《挥麈录话》内摘出数十条，别题此名。凡明清自称其名者，俱改作万里，盖坊刻赝本，自宋已然。馀谓此书似即《挥麈前录》之初稿，其题“诚斋撰”固误，然谓摘钞为之，则不尽然。今细检之，则此本上卷即《前录》之卷一，唯末三条乃《前录》卷二之第三、四、五条。下卷皆见于《前录》之卷二、卷三，唯末“郭稹”一条，则在卷四。又条数虽少，而文字略同。唯此本卷上“徽宗梓宫南归”条多二十八字（见后），其文似作者所自删，非他人所附益。又王氏之书，本无定卷。《直斋书录解题》：《挥麈前录》三卷。今通行本四卷，而此本二卷。《挥麈后录》后有明清《自跋》，云：明清顷焉不自量度，尝以见闻漫辑小帙，曰《挥麈录》。辄以镂板，正疑审是于师友之前久矣。则《前录》脱稿后，即有刊本。其为二卷、三卷、四卷，虽不可知，然镂板必远在绍熙以前。今四卷本前有庆元元年实录馆牒，当为后定之本，而此本为初刊本。其后四卷本行世，而此本希见，售伪者遂改题为万里欤。
◇此本“徽宗梓宫条”全文曰：徽宗梓宫南归有日，丞相秦桧当国，请以“永固”为陵名。先人建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当避。秦大怒，几陷不测，后数年卒，易曰“永祐”。近见邵博公济所著小说，诋先君此议，然后知当时阻此议者，即此人也。《前录》无末二十八字，岳珂《鬼郯录》（五）引此条亦无之。珂驳明清曰：叱奴后本非北齐，乃宇文周也，其谥曰“文宣”。明清当是见北齐有文宣帝，谥号偶合而误记耳。溯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冯后，亦葬永固，盖在叱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援证，其误又可见。愚案：珂说是矣，而明清父皞原议并未尝误。《邵氏闻见后录》（一）云：绍兴己未，金人许归徽宗梓宫，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皞者言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书省参考，如皞言。然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䶮，同曰“康陵”，本朝顺祖亦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僖祖亦曰“定陵”。汉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维案：邵氏所举尚有未尽，太祖“永昌陵”，亦与汉成帝“昌陵”同名）”。盖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予时为秘书郎为秘监言，具白丞相不报，再议徽宗陵名改“永祐”云。邵氏之言如此，则王、邵二说，皆持之有故。又秦桧颇右王说，当无几陷不测之事。明清殆以其父得罪秦氏为荣，故为此说。岳氏之言，亦由未检邵氏书也。倦翁又云《中兴会要注》曰：先是有诏于西京修奉陵寝，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梓宫权攒绍兴府会稽县，故改今名。则秦桧当时盖不肯自以为误，姑以攒宫非久固之地而易之。此语殆为实录。然邵说苟行，则亦不必为此曲说，明清亦自知己说不实，故删此诋毁之语欤。
◇观此一条，则此书殆明清初稿而误题“诚斋”之名，非从《挥麈前录》四卷中摘出为之者。独怪左禹锡生于宋末，去诚斋、仲言时代未远，乃不能辨别，遂使诚斋以王皞为父，以曾纡为外祖，贻千载笑柄也。
《清异录》二卷，隆庆壬申昆山叶恭焕刊本，前有俞允文《序》、王凤洲来翰及恭焕《序》。此书以元孙道明所钞六卷本与一钞本参校而成，详见俞《序》。其定为二卷，盖用《书录解题》旧第也。吾乡陈世修刊本即从此出，旧题“宋陶谷撰”，则宋时旧本已然。直斋谓此书似《云仙散录》而语不类国初人，盖假托也。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谓此书命名造语，非谷不能。《四库提要》亦右其说，唯疑其“花九品九命”一条似江南人作。今以本书证之，陈说良是。按：《宋史·陶谷传》，谷以开宝三年卒（《学士年表》亦云开宝三年十二月卒），而南唐之亡在开宝八年。今此书第一条即云“李煜在国时作《祈雨文》”云云，明明作于煜入宋之后，去谷之卒已五年。馀如书中称宋太祖之谥、违命侯之封及郑文宝、陈乔、张佖之子等，皆在南唐亡国之后，或更远在太宗时，则陈氏假托之说不误，胡辨妄也。常熟瞿氏亦有此本，后有“隆庆六年壬申，叶氏绿竹堂绣梓印行”十五字。此本末页补钞脱去，前有恭焕《序》，则瞿本所脱也。恭焕字伯寅，昆山人，文庄公（盛）之五世孙，所刊尚有《云仙散录》，板式相同，实此二伪书之佳刻也。
曩读周清真《片玉词·诉衷情》一阕（《片玉集》《清真集》均不载），曰：“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按：排方玉带，乃宋时乘舆之服。岳倦翁《鬼录》（十二）：国朝服带之制，乘舆、东宫以玉，大臣以金，勋旧间赐以玉。其次则犀，则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带，乘舆以排方，东宫不佩鱼，亲王佩玉鱼，大臣、勋旧佩金鱼。《石林燕语》（七）亦云：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宁中收复熙河，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追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维案：《临川集》卷十八《荆公赐玉带谢表》末云：“退藏，唯谨知燕及于云来。”知释去之说不妄）。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玉带垂金鱼之礼》告以请，因加佩金鱼（《铁围山丛谈》《挥麈前录》所记略同）。则排方玉带，实乘舆之制，臣下未有敢服者也。且宋时臣下受玉带之赐者，可以指数。太祖时则有李彝兴、符彦卿、王审琦、石保吉，英宗时则有王守约（保吉、守约均以主婿赐），神宗时则有王安石、嘉、岐二王，徽宗时则有蔡京、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童贯、赵仲忽，钦宗时则有李纲（上皇所赐）。南宋得赐者，文臣则有张浚、秦桧、史浩、史弥远、郑清之、贾似道，宗室则有居广士、鋋枿、伯圭、师揆、师弥，勋臣则有刘光世、张俊、杨存中、吴璘，外戚则有吴益、谢渊、杨次山（何执中以下五人赐玉带事，见《石林燕语》，史弥远、赵师揆见《四朝闻见录》，贾似道、师弥见《癸辛杂志》，馀见《宋史·本传》及《玉海》卷八十六），此外罕闻。唯《太祖纪》载建隆元年正月，以犀玉带遍赐宰相、枢密使及诸军列校。此行佐命之赏，未可据为典要。又《梦溪笔谈》（二十二）云：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只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容斋随笔》（四）驳之曰：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河中。丁谓皆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谓始以参知政事从。时辅臣六人：王旦、向敏中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皆在谓上。谓之下尚有枢密副使马知节。即不与此说合。且既为玉带，而又名比玉，尤可笑。洪氏之言如此。案：《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二年五月癸亥，以封禅庆成，赐宗室辅臣袭衣、金带、器币。不云玉带。《旧闻证误》（四）引某书谓真宗尝遍以玉带赐两府大臣，盖亦袭《笔谈》之误。夫以乘舆御服，大臣所不得赐，宰相、亲王所不敢服，僭侈如蔡京，犹必琢为方团，加以金鱼，而后敢用。何物倡优，乃以此自炫于万人之中。此事诚不可解，盖尝参互而得其说焉。《宋史·舆服志》：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方奏，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旧闻证误》（四）引《庆元令》云：诸带，三品以上得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于公服。盖宋时便服，并无禁令，故东坡曾以玉带施元长老，有诗见集中（《东坡集》十四）。其二曰：“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真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味其诗意，不独东坡可服，似了元亦可服矣。《至顺镇江志》（十九）载此事云：“公便服入方丈。”又云：“师急呼侍者，收公所许玉带。”则为便服束带之证。东坡赠陈季常《临江仙词》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亦其一证。陈后山《谈丛》（《后山集》十九）亦云：都市大贾赵氏，世居货宝，言玉带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耳，美玉盖不琢也。比岁，杭、扬二州化洛石为假带，色如瑾瑜，然可辨者，以其有光也。观此，知宋时上下便服，通用玉带，故人能辨之。漫至倡优服饰，上僭乘舆，虽云细事，亦可见哲、徽以后政刑之失矣。曩作《清真先生遗事》，颇辨《贵耳集·浩然斋雅谈》记李师师事之妄。今得李师师金带一事，见于当时公牍，当为实事。案：《三朝北盟会编》（三十）：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圣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蔽，许人告犯，重行断遣。后有尚书省指挥云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祗候倡优之家。（中略）曾经赐金带者，并行陈纳。当时名器之滥如是，则玉带排方亦何足为怪。颇疑此词或为师师作矣，然当时制度之紊，实出意外。《老学庵笔记》（一）言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太守客次有服金腰带者数十人，皆朱诅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天下朱家坏。”然则徽宗南狩时，尽以太宗时紫云楼金带赐蔡攸、童贯等（见《铁围山丛谈》六），更不足道。以公服而犹若是，则便服之僭侈，更何待言。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殆谓是欤。
◇《桂翁词》六卷（后题作《玉堂馀兴》）、《鸥园新曲》一卷，明刊本，不题作者姓名，实贵溪夏文湣公言所作乐府也。前有吴一鹏、费采、□仪三《序》，后有皇甫淓、石迁高二《跋》。目录后有二行，曰“嘉靖丙寅仲夏，金陵双泉童氏梓行”。第三《序》缺末页，自称名曰“仪”。中云：“壬寅岁，仪缪领霸州之命，公属词书扇，以为赠言。”今卷四中有《赠杨正郎仪升霸州兵备副使减字木兰花》一阕，知即常熟杨梦羽作也。杨《序》云：元相《桂翁词》六卷，初刻于吴郡，再刻于铅山，三刻于闽中。吴郡本据吴《序》、皇甫《跋》刊于嘉靖戊戌，铅山本据费《序》刊于辛丑，闽本不见《序》《跋》，不识刊于何年。又据大名府知府石迁高《跋》，则庚子岁，畿南似亦有刊本，杨《序》略之。杨刻最后在文湣再召之岁，始增《鸥园新曲》，此本又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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