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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栽培,何一非亲。身自劳苦,得有此身,亲爱我身,如是之切,保此亲身,岂不重大,守此亲身,尤当倍笃。”第二点论证就具有道教之神学特点了,即认为,人之身,不仅是血肉之躯,而且是神形兼备,因此,“莫将至性躯,看作血肉形”,“体相完备,即有其神,每日在身,各有处所,一身运动,皆神所周。神在脏腑,欲不可纵;神在四肢,刑不可受,纵欲犯刑,非伤即死”。儒家也重守身护身,但多是从对父母之义务角度立意,后期道教之重守身,除对儒家之理念有所认同外,主要是从道家之重生、追求长生不老角度立意的。“善哉孝子身,超出浮尘世,以兹不磨守,保炼中和气,真培金液形,元养玉符体,广大不可限,生初岂有异。”从守身、贵体之观念出发,《文昌孝经》对世人之“火焚亲尸”进行了严厉批评。《文昌孝经》借劝孝之机,大肆阐发道家之传统,其重身守身之思想比在儒家孝道思想中更为突出,实为《文昌孝经》孝道的思想特色。2.孝道规范具体、通俗的民间化特征中国传统孝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先秦时期的理论性、经典化时期;二是汉唐时期的政治化、社会化时期;三是宋元以后的通俗化、民间化时期。所谓宋元以后的通俗化,是指在此历史阶段乃至以后,出现了大量的、通俗的劝孝书,其内容具体丰富,发展了儒家之孝道,其形式生动活泼,有鼓词、绘画、文章、诗韵文等,无论是从内容的平实、易于操作,还是从其形式的生动活泼等方面都便于民众接受认同,因而也更好地、更深入地掌握了民众。《文昌孝经》作为宋代大量的劝孝书之一种,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上述时代特色。在形式上,通过上面的引述,我们可以看出,语言通俗易懂,有四字文、五字文、七字文,读起来有节奏感,易于记忆,便于传播。从内容上看,一、平实、具体、有实践操作性,二、向民众的日常意识靠拢,而不是局限于孝道之理论与经典文化层面。就第一方面讲,《文昌孝经》在“辩孝章第三”中认为:制约孝子行孝,一是财,二也离不开儿媳之贤明支持。“偈曰:世上伤恩总为财,诚比诸多尤为急。相通相让兄和弟,父母心欢家道吉。财生民命如哺儿,禄奉君享如养亲。本之慈孝为源流,国阜人安景物熙。”“孝子赖贤助,相厥内以治;后惟尽其孝,君得成其绪;妇惟尽其孝,夫得成其家,同气因之协,安亲无他意。”这种思想完全是从孝道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来的,符合实际,有针对性,平实、可行。在“教孝章第五”中指出,孝悌虽然出自天性,但仍须教孝,而且探讨了教孝的有关问题。前述“重母”虽是道家之传统,同时也是其孝道思想向民众的日常意识靠拢的表现。在观念、典籍、官方文化中,以父权、父统为重,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家庭一般是以亲情作为感情纽带的,在以父、母、子为基点而形成的三角结构中,母亲是感情重心和稳定所系,在子女的教养上,父母之间有着分工,最普通的分工便是“严父慈母”现象。父亲代表社会来管教子女,征服其不合于社会的本性;而母亲则主要从生活上抚育子女,关心其饥饿冷暖。“养不教,父之过”的社会压力迫使父亲扳起面孔来对付子女,造成孩子的畏惧感,并由此生出感情上的隔阂,母亲却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给予私情慰藉,引起的是亲密的感情。这样,一般家庭的孩子大都有着亲母而疏父的倾向。因此,《文昌孝经》之重母颂母是孝文化发展到宋元的通俗化、民间化的必然结果,是时代特色的体现。孝道敬宗崇父,而在民间历代的孝行实践中,虽在观念上并不太强调母之重要,然而,孝毕竟是出自于人类至诚内发之亲情,由亲情之自然引导,自然就使孝行之对象大多为母而非父,这是民众实践文化与官方观念文化之不同处。如成书于元代之《二十四孝》,在孩子孝顺的对象中,单独提到母亲的13例,婆母1例,提及父母双亲的6例,单独提到父亲的4例。可见,重母是孝道文化民间化的表现之一。3.以神佑鬼惩为孝道维持手段的神学论证这是《文昌孝经》孝道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道教孝道观制约民众心理与行为的有力手段,是道教孝道观对孝道文化及其传播的主要贡献,以此而加强了儒家孝道观的社会影响力和制约力。宋代,道教嬗变的一个重要趋向和特点就是封建伦理纲常和鬼神信仰糅合,炮制了一个新的枷锁,赐给了世俗世界。北宋末年先后出现的《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及《文昌孝经》等都是属于反映这种趋势和特点的道教经典的劝善书。道教向儒学靠拢,赢得了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和器重;儒学借助了道教的帮忙,在说教的同时,手里又多了一把鬼神报应的尚方宝剑。这一儒、道(应该说还有佛)合流的结果之一,是使中国最终导致了“士大夫道教”与“世俗道教”的分流。在士大夫那里,道教在向老、庄归复,与禅宗合流,主张以清净空寂,修心复性养命,以自我修炼、自我完善来寻得内心平衡与外在理想的实现。而在民间世俗社会里,道教则是用鬼神、因果报应等思想武器来督促人们遵循封建伦理规范,用迷狂的信仰来诱骗人们向往现世的成仙成道或来世的富贵安乐。《太上感应篇》和它的姊妹篇《阴骘文》,其核心即《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身”与《阴骘文》的第一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指文昌帝君)存心,天必赐汝以福”。道教告诉人们,上天不仅在冥冥中注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它还有各种专门监视人善恶功过的下属,如在人头顶上的三台北斗神君,在人身上的三尸神,在人家中的灶神等。这些神祗窥伺着人的行为乃至思想,有功,则记上一笔,将来给你延年益寿,或是赐你大富大贵,或是赏你子孙;有过,则也记上一笔,将来损你的寿数,或让你在人间受苦,或让你在阴间下油锅上刀山,或让你来世做牛做马,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一丝不差,无论你把罪过隐藏得多幺巧妙,总是要受惩罚,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文昌孝经》作为道教之劝孝经典,也一样是把孝道与神鬼奖惩联系起来。其“孝感章第六”篇幅最长,专门论述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神鬼奖惩的道理。《文昌孝经》认为,只要人们行孝道,九灵三精等天神就会保佑你吉祥喜庆;而三尸等恶鬼邪神,亦会化恶为善,你希望得到的东西,都会如愿以偿。“不孝之子,百行莫赎;至孝之家,万劫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殁,魔煞祸侵;孝子之门,鬼神佑之,福禄畀之。”孝,可以使人逢凶化吉,免灾得福。只要行孝,连四生六道中的饿鬼穷魂,都能得到超升;七十二福地里,魂魄逍遥自在。“抑知冥狱,首重子逆,开罪本慈,人自罪犯,多致不孝,自罹冥法。人尽能孝,多致善行,地狱自空。一节之孝,冥必登记,在在超生,诵是经者,各宜省悟。”“人果孝亲,惟以心求,生集百福,死到仙班,万事如意,子孙荣昌,世系绵延。”行孝可得家庭和睦,天地和谐,行孝可以开启智慧,列入仙品,科举夺魁,垂芳万世,早得桂苑仙界之福而不朽。“孝子之所为,我当赍赐厚,千祥凝聚处,早把天香授,果是诚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悌人,求攀终莫有,变孝妄行道,有必夺其有,悔逆猛从孝,无仍赐其有。”总之一句话,行孝得福得神佑,不孝遭灾鬼不容。总括以上分析,《文昌孝经》作为宋代后期道教之劝孝经典,其思想内容虽有道教之特色,但主要是对儒家孝道的认同,其本质在于是儒家之孝道与道教之神佑鬼惩的维持手段的结合,另外也兼具通俗化、民间化的时代特色,在宋元以后儒、释、道诸家之劝孝书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播及其民众的孝道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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