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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思人赖饮食以生，而饮食之烹饪，必藉于水。水之于人，顾不重欤？夫水以流动为性，以润下为德，故水无不流，流则不腐，所谓“合千派而不竭，纳众流而不污”者也。惟杭、嘉、湖、苏、常数郡之水，独异于他处。
以地势坦夷，水极平衍，自古称为“泽国”，而支河万派， 汊繁多，其大河之水既已平流，则 汊之间竟如止水。居其所者，饮于斯，食于斯，濯粪秽于斯。若暑月旱年，则热毒蕴蓄，为害尤烈。考鄱阳章氏《饮食辨》云：止水藏垢纳污，饮之主多病。故此处居人，每患三疟，辄延绵不易愈，患而痈疡、香港脚者为尤多，始信章氏之言为不诬也。欲康济斯民者，当以凿井为急务焉。奈水乡之人，以河汲既便，遂相沿成习而不察其弊，故罕知凿井之利。苟知疡、疟、香港脚之甚于他处，而识其病源之在水，则救弊之策，曷可缓乎？况“凿井而饮”，古之训也，且可备旱。或曰吾乡为荷叶地，不宜于井。噫，是何言欤？所谓荷叶地者，以四面环水，形如荷叶也。凡属水乡，大都若是，不独吾乡尔也。至水乡凿井，及泉甚易。工省价廉，又何乐而不为耶？且闻每有湮塞之井，可见前人具有卓识，而后人废置为可叹也。若能随处掘浚，较凿尤易。惟宜冬令为之，夏令地中冷，恐不能深入也。井口宜小，庶免堕溺之虞。但囿于习者，难与谋始。敢望大雅君子，仁心为质，广为传说，身先开凿，俾人人共饮清泉而免疾病，则井养不穷，同享王明之福，其阴德曷可量哉！士雄尝以泰西凿井法附刊先曾祖《随笔》中。乙卯冬，挈眷回籍，居于 溪，复为此说以贻同志，奈为众议所格。丙辰夏秋亢旱，赤地千里，余复怂恿浚河，又格不行，而日汲几断。幸张君雪沂有方塘半亩，颇极渊深，农人欲购以戽田。张曰：“吾将以此济一乡之饮者。”竟不售。余家亦赖之。
饮水思源，因撰楹帖一联以赠云：“我泽如春，仁言利溥：上善若水，世德流长”。其时余尝遵陆游禾，一路乡民，咸忧渴死。石水贵至百钱，大户水费日以千计，无井故耳。有心有力者，不可境过辄忘也。
章杏云先生《饮食辨》云：凡米新者，香甘汁浓，养人为胜。试观作饧作酒，新者之力较浓，稍久则渐薄，岂非陈不及新之明验乎？本草言陈者良，是为病患言也。以新者力浓，恐贻食复之患耳。又极言炒米之弊，余皆韪之。盖米愈陈则愈劣，纳稼之时，但宜藏谷，随时碾食，则香味不减而滑。乃嘉兴等处不谙藏谷之法，刈获之后，即舂而入囤，用糠蒸 数月，米色变红，如陈仓之粟，名曰“冬舂米”，取其经久不蛀，亦杜远方贩运，以惯食此米者，不出二百里之外也。志乘未载，不知何人作俑，而土人习之，翻以白米为味淡不香，何异醉人视醒人为醉之颠倒耶？然米经蒸变，不但色香味全失，而汁枯性涩，是去其精华，徒存糟粕也。故煮粥不稠，造饧、酿酒皆不成，与炒米相去一间耳。余偶食之，即腹胀便闭，必啜淖糜粥数日以濡之始愈。此与武彝人蒸茶为红者，同一矫揉造作。今奸商更有造发急冬舂之法，旬余即成，随时可作。米极易败，尤不宜人。红茶亦各处效尤，遍行宇内，嗜痂者众。二者之弊，殆不可革，然知味者固自有人也。又按钱塘龙井茶，甲于天下。迩年土人以秋采者造为红茶，颇获浓利，故圣人有鲜能知味之叹。凡艺茶亦须肥壅，昔人谓专藉云雾以滋培，不待人力之灌溉者，皆未经目击之谈也。
茶能清神醒睡，止渴除烦，有解风热，凉肝胆，吐风痰，利头目，去油垢，肃肺胃之功。口不渴者，可以勿饮。红茶既经蒸 ，失其清涤之性，更易停饮。昔人夸之者未免过当，毁之者殊失其中。章杏翁至谓为灾星厄运之媒，亦矫枉而失实也。惟论姜茶治痢之弊，为发前人所未发。其辨云：杨氏立此方，谓东坡治文潞公有效。夫苏、文二公诚名士、诚贵人，服药治病，不论资格。苟药饵不当，恐二竖无知，非势力所能压也。医书所列诸方，尝有某帝王、某卿相试验之说，皆是游方术士虚张声势，哄骗乡愚之法，可鄙可笑。且潞公偶然患病，偶然服药，正史既所不书，稗官亦复未载，后世之医，何自而知？乃杨氏言之，李氏信之，尤为不值一笑，即使果有其事，所患必是寒痢，治而愈者，得力于姜也。设为热痢，而欲藉茶之凉，制姜之势，岂非梦梦！乃今之愚俗，虽目不识丁者，无不知姜茶为治痢之方。迨至百用而百误，而犹圭臬奉之，抑不思至此乎？愚谓产后之生化汤，亦同此弊。惟洄溪有产后禁姜之论，且曰暑证忌姜，虽与芩、连同用，亦有大害。正与章辨暗合。彼诗文本画，俗眼不辨妍媸，专尚纱帽，已属鄙陋。医药亦尔，岂不更可哀哉！杏翁以谈笑而出之，其慨世深矣！章氏云：《论语》记圣人饮食，不曰必以姜食，亦不曰无姜不食，而曰不撒姜食。撒字从手，检而去之也。
盖指圣人作客而言。凡作客者，于主人所设，各随其便，不宜当食讲究烹调。《曲礼》曰：毋絮羹，毋 醢。絮羹、 醢，是临食时加入调和；撒姜是临食时检出调和：皆非作客之礼。姜虽有害，少食亦自不妨。调和之内，业已有姜，圣人必不于食时令其检去，但不多食而已。然则此句当连下句成文，始为通贯，乃竟讲作无姜不食。其误不始于宋儒，汉、晋人已有“通神明、去秽恶”之说，汉人则本于《神农本草经》。秽恶作臭恶言，能去食物中腥恶之臭也；而通神明殊不可解，神明指人身何物？盖此书虽传自上古，其中为后人附益处甚多，须善读也。《朱子语录》亦云：秋姜夭人天年。是亦明知其非佳物矣。夫偏于辛而无回味，即偏于热而无回性也。食之断不宜多，断不可久。入药亦止能散寒，苟无寒邪而误用之，则营血受伤，津液被劫，外感变而内伤矣。虽有良药，无从解救，慎之！愚谓神明似指心脏而言，以心藏神，或为阴邪所侵，寒痰所蔽，则神为之蒙，而君主不明矣。并可灌以姜汁者，阴寒之病藉辛以通之，而神明自复也。因误信《论语集注》而致大病者，余有治吴永言、徐乐亭两案可参。
又云：感冒客邪，如系风寒，温散故所当用，倘为温热初起，即宜清解。俗人不知，妄以胡椒、辣枚子之类，肆啖以为发散。不知此类止能温中，不能散表。数十年中，屡见食此过多，一、二日即死者。未死时必唇焦舌黑，津液全无，此《灵枢》所谓阴竭也。阴竭者，血死也。又必昏昏无知，此元化所谓胃烂也。死后必遍身青紫，与中砒毒无殊。更可恶者，俗传胡椒炒鸡，可以调经种子。岂不调、不孕，尽属血寒？即使果寒，温暖血室，鸡已足矣，何必助之以椒？遂致血枯经绝，即俗云干血痨是也；或崩漏、吐、衄，即血热妄行也。无病求病，不死求死，良可悯也。愚谓俗传调经种子等方，大抵皆温热之品，世人不察体气病情，一概恣服，阴虚者必成干血痨，血热者必致妄行。章氏之言，允为名论。又凡妇女月信有妨于事，欲其暂缓者，先期以胡椒数粒，冷水逐粒吞下，汛即缓行，别无他患。盖月事将行，冷水能凝遏，使之不行，而胡椒极热，囫囵吞下，则性不遽发，数日之后，椒性作而冷气消，其汛始行也。逐粒吞者，一口冷水可缓汛期一日，而一粒胡椒能消一口冷水。观严寒时以胡椒水研墨，则砚不冰，则其性热伤营可知矣。故孕妇食之堕胎，而阴虚内热之人，一切辛烈之物皆当屏绝，举此可例其余也。
鸦片烟之害，夫人知之，而吸之者率不肯戒，余窃怪之。故人张孝子养之谓余曰：吾尝闻诸吸者云，凡吸此烟，乐不可支，畅美达于骨髓，贤于房事远矣。故可以移酒色之荒，而沉迷于此，虽至死不忍弃，曷云戒乎？余闻之未能深信。既而杨大尹素园以《饮食辨》寄赠，其烟叶条下附载鸦片，亦有此烟一吸，其乐逾于登仙，虽死不悔之说，信者其为淫药矣。又云：吸此烟者，初则壮健非常，三数年渐渐黧瘦，不久髓竭精枯而死。始因坐拥浓资，身本无病而求快乐，讵知乃以求死。更有富贵之家，有病不肯祛邪，惟喜立斋、景岳之言，乐于补塞，岂知其害较克伐尤烈？其死乃在一朝半日，或旬月之间，较之吸鸦片烟为尤惨也。愚按吸入肾主之，又必卧而吸，卧则气归于肾，故初吸大能鼓舞肾气，令人不倦，久之则精华发越渐尽，逐致形枯神槁。李维镛谓其专伤肺气，甚属不然。始则富贵人吸之，不过自速其败亡；继则贫贱亦吸之，因而失业破家者众，而盗贼遍地矣。故余目之为妖烟也。亦有因衰病而误堕其中者，以其吸之入口，直行清道，顷刻而遍一身，壅者能宣，郁者能舒，陷者能举，脱者能收，凡他药所不能治之病，间有一吸而暂效者，人不知其为劫剂，遂诧以为神丹。而因病吸此，尤易成瘾，迨瘾既成，脏气已与相习，其后旧疾复作，必较前更剧，而烟亦不能奏效矣。欲罢不能，噬脐莫及，乃致速死。余见亦多，敢告世人，毋蹈覆辙。章氏以立斋、景岳之法害人，谓较鸦片尤惨；吾乡前辈陈干初先生以堪舆为异端之尤，谓地师之罪浮于佛、老：皆救世之药石也。读者切勿视为愤嫉，庶可共挽颓风。
泰西玛高温云：麦教师谓鸦片之进中华，创自葡萄牙人。乾隆三十一年以前进口者，岁不过二百箱；至三十一年，有一千箱；三十七年，KT 咭 人始运鸦片自天竺至中华；四十三年，KT 人复自天竺运来二千八百箱，但未尽卖，后即运至别处去矣。此时鸦片交易尚未繁盛。至嘉庆二年，始有四千一百七十二箱进口，而交易后此渐大。
以后每年加损不一。道光元年，有五千五百七十六箱进口；十年，有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箱进口；自十年至二十年，每年加多。于二十年间，有三万四千六百三十一箱进口。迨今咸丰五年，则尤多矣，有六万五千三百五十四箱进口。其价大土每箱计洋四百二十一元，小土每箱三百六十元，则今岁鸦片进口，中华费银统计四百七十八兆六百十六千四百元。每箱斤两若干，较平算之，如每人吸一钱，则华人食此物者，不下二百万余人。噫，鸦片进口逐渐加多，其害愈炽愈盛，伊芳于胡底！嘉庆二年至今六十载，进口之数若是之广，有心人闻之，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然此止就外国鸦片进口而论，更可痛者，云、贵二省及浙之温、台等处，亦广种此物，将沃土之田，可以种谷养人者，反种此以毒人！合中华所产而计之，则吸此者当不止二百万余人矣。愚谓中华甘此鸠毒，而外邦为之痛哭，询从来未有之忠告，敢不亟为手录。又按徐松龛中丞云：天竺自六朝后皆称印度，今五印度为KT 咭 所辖。进口货物近以鸦片为主，宇宙浮孽之气乃独钟于佛国，何其怪也！沃土良田，原以种谷养人。今酿酒之米，种者愈增；而养人之谷，种者愈减：此举世所未觉也。余足迹所及虽不广，而到处咨询，凡蕞尔一邑，岁费造酒之米必以万石计，无怪乎米价之日昂也！《先忧集》列税酒为救荒要务，诚为名论。按朱四辅云：世儒言及生财，辄以聚敛目之。但他物可以不税，而酒不可不税。盐有税而盐贵，民不能以淡食，盐贵则艰于食矣；布有税而布贵，民不能终岁不着衣，布贵则艰于衣矣。衣、盐之于民必不可少，而且税之；酒之于民可多可少，而何不税之也？况彼煮海为盐，绩麻为布，采天生之物而为百货，皆化无用以为有用；而酒则糜费五谷以成糟粕，化有用以为无用也。就货物论之，而酒断当税矣。商贾作客，携千百两之本，以涉百千里之道途，有风波之恐，有盗贼之忧，而其利不能十一；酒户卖酒，则坐拥高资，优游庭户，而其利且数倍也。就商而论，而酒益当税矣。如以税酒为聚敛之事，则夫理财非《大学》之务乎？请更辨之：凡民日食不过一升，而寻常之量辄饮斗酒，故一人之饮，足供数人之食；至于盛肴馔、多朋侣，其费又不可胜计也。酒之为物，勤俭多妨，是故税酒可以使民富。贞节之人以酒乱性，力学之人以酒废业，盗贼之徒以酒结伙，刚暴之徒以酒行凶：凡世间败德损行之事，无不由于酒者。此《书》之所以作《酒诰》，汉初所以三人群饮罚金四两也。酒之为物，志气两昏，是故税酒可以兴民教。富之教之，诚经国利民之善术，而安得谓小人之蠹政也哉？宋赵开称为善理财，其领四川财赋也，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盈余，遂大变酒法，四路岁课增至六百九十余万。宋儒胡致堂，称为通达事理，其论酒禁之事也，曰知治体者，欲罢官榷酤，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虽未尽合古法，亦裕民去奢之渐也。其他名臣如范、韩、司马，名儒如朱文公、真西山等，论列政务，俱极详悉，而从未言酒税之非，亦足以见其为济时之要务矣。又陈漱六先生云：税酒之法，当行于平时；禁酒之令，当行于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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