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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一年壬午，日寇流窜，家毁学荒，唯多撰短文，刊于东南各报。父执叶寿康常见之，谓我曰；倘能随余先生学，则前程有望矣。余先生者，桑梓之人皆以此称余绍宋（越园）者，而以乡音连读变调出之，“余”音“依”，倘连缀其名或字言之，不如此读也。顾乡人极尊畏余公，视为泰山北斗，凡说余先生者，皆知此乃公之所独，绝不致误指为另一余姓之人也。叶丈与公相熟，虽有此私念，亦不敢冒冒然推荐。无何而父执童蒙吉（果行）丈枉顾，得读拙文，赞赏久之，欲荐为国文教员，随后张基瑞、余小岑亦相继获荐，皆以资浅而受拒。已而余先生省亲返里，果行丈领之晋谒，先生略翻剪报三册后曰：尔作我已经常见之，但不知为龙游同乡人如尔之年青人所为也。遂议定同意入浙江云和大坪浙江省通志馆任职。正欲成行，而日寇又来流窜，余借筹之行李服饰，又遭抢劫一字。以是蹉跎稽延至三十三年甲申始得抵馆。其时尚风声鹤唳，馆一部分遥青田南田，总馆若干人员，正从景宁迁回，另又有浙西办事处在天目山，浙东办事处在临海。分散四处，商讨不易，从业维艰。于时人数无多，除白天办公外，傍晚则同出散步，归则至先生客厅品茗论文。食宿虽简陋粗绾，心情则极为舒畅也。旋申请获款办《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命我为编辑之一。重要稿件，公必亲自顾问。每期后记，皆衔立所作，初公见之，为之涂抹甚多，继乃仅点窜一二字或更定少数笔误而已。衍文为人与为文，皆极粗心大意，文稿成后不愿覆看，在家有严父督责，到馆后则有金公审定，以是遂养成疏懒习惯。然以此改文之法教人，于同仁中即有以是而悟入得窍者，不可谓非先生之赐也。及受命为编《蒋宰棠先生纪念特辑》后，即为先生《寒柯堂诗》作校读评点，书后自称“弟子”，而实未尝行过大礼。先生不拘礼法，默然许之，欣以为慰。盖就实况言之，承受之益，固远胜课堂之听讲授也。
一日越园师见余好称道袁简斋，不禁大诧曰：“汝何取乎此佞人乎？品格全无，学养父窳，惟用小慧以欺世盗名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好而效之，危乎殆哉！”余曰：世人多误会袁简斋，缘未能尽读其书，不知其玄珠所在；又多耳食目论，以讹传讹。公少与同光诸老游，其诗风自与简头水火不相融；又特重车实斋，实齐固有胜人之识见，而未免好胜忌名，言未必当，公或又为所误耳。简斋生于乾隆盛世，于人重博览考订之际，而偏不崇尚于此；又于头巾之气犹尊之日，瞻敢率真直道其诚，不随波逐浪，敢于独立独行，设非豪杰之士而宁能之乎？虽然，简斋乃才子而非学人也。其骈文自佳，有以伪体斥之者，实未明通变之微妙也。惜乎用典之错乱太多，作注者皆未能悉行举正。诚然，才士诗文，偶有差错，自属难免，唐时李杜，间亦有之，宋之苏黄，系所谓以学问为诗者欤，而舛误不少，苏为尤甚，然皆下若简斋之累累叠叠也。古文颇具才气，但好为绘声绘影之谈，遂失实而流为小说家言，以是为人诟病，固不待言。诗患篇多，时见浮滑，然惊才绝艳，慧舌灵心，世罕有匹。第我之赏心所在，不在其诗之才，而独重其诗之识。历来谈性灵者多矣，而惟简斋最为圆通完整。世俗或以其诗而证其说，则谬矣。又简斋于各家诗篇之赏析，皆窳陋而令人失笑，亦不足以阐其微，是究其实者所当知。又其为古文虽时有胜处，而论古文则极平庸。简斋少年时尝受知于李绂（穆堂），又与桐城姚范（南菁）、姚鼐（姬传）叔侄游，谈论古文诸作，皆未能越出两家矩，虽不语可也。且其为人也，受恩则倦倦终身，爱才则津津乐道，亦是一有血性之深情人也。荦荦大端，岂可厚诬？行有余力，颇思为其《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作注，已在多方搜集材料，不审能如愿否耳，师因余所言，特用近一周时间，取《随园全集》浏览，似深有味乎余之言者。
又一日，师又问曰：汝何时始赏识袁简斋之立说也？余对曰：少随家父读诗，多所深思，於清之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皆欲辨微得髓，似初有所悟。后入中学，校方因方光焘先生回乡省亲之便，敦聘其来校暂授课一学期。方先生为著名语言学家，系校内不少教师之师，彼能暂来屈就，全校惊喜若狂，众多师生，全来听讲，其所执教之高三年级，原定为学术源流，所选范文，乃《易乾文言》、《道德经》（节选）、《庄子天下篇》之类。方先生於此似非所好，略翻一过曰：“这些文字无甚好教，另讲文学理论吧。”衍文时尚读高一，按理尚无资格听课。受学长之邀，特去旁听。所讲诸说，令人耳目一新。后衍文之偏嗜理论，实方先生有以启迪之。然微感不足者，似於我国传统，涉及无多，偶尔提及，无非免园册子中物。诸学长课后问及听后观感，即以此意答之，不意引起若干同学反感，曰：“何目中无人如此！我等皆服方先生，不尔取也！”因反诘曰：“诸君既以受益良多。可知方先生日论性灵？性灵之真谛何在，能知之乎？方先生能阐述透辟乎？”众不能答也。次日上课，方先生又大谈性灵，于是有同学问曰：“何谓性灵？”方先生一怔，思索片刻，曰：“如你们失恋，心情痛苦，乃作诗以抒发之，此即性灵之表现；倘黄狗之母狗为他狗所夺，自亦难过，然不能表达，惟‘汪汪汪’一阵狂吠而已，此即是无性灵之徵也。”又有同学问曰：“人非尽能为诗者，如多数农民即不能作诗也。”方先生答曰：“此话又错矣。吾友郭沫若，尝带儿子游青岛，儿子初见海，张开两臂呼曰：‘海啊，海啊！’沫若言：‘我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激情的好诗！’你们如何竟说‘农民不能作诗’？同学又反问曰：“这‘海啊海啊’的，与黄狗之‘汪汪汪’，究有何本质之区别？”方先生答曰：“尔等乃为辩论而辩论，抑为学术而辩论。若为学术而辩论，我欢迎；今尔等为辩论而辩论，恕我不再答覆。”下课后，我再诘问同学：“方先生于此问题，已是语穷而遁，诸君尚能满足其解释乎？其所举例，皆是围绕中心之外在兜圈子，而未尝中的也。何为性灵，惟我能探赜引触，神而明之。”于是遂约略阐述性灵之源流，袁简斋之胜义，及今林语堂之所倡，如何反不若袁之深广圆通等等，而人皆无间言，于是益自信可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安心著成一书矣。师曰：方先生亦吾友，曾欲聘其来任编纂，亦不欲离开教席，与余重耀（铁珊）同，遂俱聘任为特约编纂。
编馆刊时，与越园师通函最密者，为陈子长（际清）、蒋伯潜口口、宋慈抱（墨庵）诸先生。陈先生多奇诗或谈诗，蒋先生多道乱离遭际，唯宋先生多为馆刊撰文。其文其函，皆深爱之。一夕越园师云：“拟请宋先生来馆任分纂。”余曰：“以宋先生之学养，任分纂未免屈才，非公待士之礼。要请即当请其任编纂为宜。”次日师即函省政府发聘。其时馆中组织条例，编纂与分纂担任撰稿，初无区别。分纂属馆长聘请，底薪有二百六十元与二百八十元两类，编纂由省政府主席聘任，底薪五百六十元，相差甚巨。盖编纂颇重声望，故较优容。宋先生因余一小职员之一言而得厚禄，师不以余之人微言轻而不屑听，亦一趣事，然而宋先生终身不知也。宋先生来后，赠我其所著之《续史通》、《寥天庐文集》、《寥天庐诗集》等书。《续史通》有永嘉学派绪余之迹，而所为骈文极佳，《文集》中骈文，严谨而见工力。诗则学人之诗，押韵而已。越园师尝询余：“尔得尽读蒋宰棠先生著作，今又得见宋墨庵先生多文，试较二人之短长如何？”余曰：颇难言也。蒋先生乃才士，名士气重，故诗文皆疏放纵横，才情两茂，而常见阔略粗陋处。宋先生乃学人，多拘谨，为文亦慎严雅洁，而才气稍逊。大要论之，古文则蒋先生胜于宋先生，骈文则宋先生甚可观，蒋先生为之实无甚可取。诗则为蒋先生所独擅，宋先生无能与之较量。倘以史裁而论，宋先生若肯尽心，反较蒋先生为宜，盖史之与文，虽有相通处，而实各有道。以文士操修史之弊，古人已屡言之，公亦最能体察，不须赘矣。师颇膛之。旋又问：“尔以我之诗，与蒋先生诗相较，以若为长？”余曰：彼此遭际、性情、入手、格局俱异，是极不易等量齐观者。然蒋先生自幼即学诗，公少年中年，皆尝与晚清著名诗家游。各家之诗，工夫到处，往往突过前修，后世皆不易及，惜公当时未曾致力；公读亡友黄晦闻莱《葭楼诗集》，不亦云”迫怀我悔学吟迟”乎？以是诸家集中，无有与倡和者。即如以陈石遗《诗话》收诗之滥，亦末言及。马叙伦（夷初），书小但言公好人，而赞誉蒋先生处则不少也。袁筒斋尝云：与诗远者，终身为诗，必无所得；与诗近者，虽晚而始学，必有可观。可为公诵之。公友人江庸（诩云）来札不亦云乎，其言与简斋如台符契，而云“兄从前不其为诗，近来始多作，不意精到如此”，亦殊下易也。可见公原有诗人之气质，其诗他日之能与史相参补，亦无待筮龟矣。
宋先生来馆后，余亦以师礼侍之，为诗文多请政于先生。久之遂无所拘忌。余尝与同事林君言宋先生骈文之善。林君曰：“我自幼亦即好骈文，称誉于邻里。余曰：曷不请益于宋先生？林遂以其铅字印成之骈文十余篇向宋先生求教，意原在自炫，非虚心之怀也。不意宋先生不通世故，笔下毫不留情，几将其全文悉行重写，批语密密麻麻，皆言其未是处。林君持回细读，画发赤而默然久之。经此开导，总以为当可脱胎换骨，至少亦能落尽皮毛，而不意后日送来新著，犹是依然故态，仍在门外徘徊也。由此可见，纵有金针度人，不善绣者，得之亦不能用也。
宋先生一生，于进浙江省通志馆前，未尝有过合宜工作，来后又得高薪，故精神极为振奋，尝赋诗云：“我非作赋摩空手。潦倒邱园鬓渐霜。鄙事多能少也贱，新诗漫与老仍狂。（以下两句因纸张破损，追记不及。不能补出）。多谢龙游贤宿谊，散才樗砾许升堂。”此当是先生一生中最佳之什，缘记事情，条理井然，概括得体，但云“新诗漫与老仍枉”，则先生实未尝狂过，迂或有之耳。先生自复员到杭后，作《苏小小墓》诗云：“无限兴亡感，六朝墓尚新。美人同梦幻，名士认乡亲。此地湖山好，何时俎豆陈？西泠松柏在，凭吊一伤神。”吟成适遇越园师，就呈政之。师曰：“诗颇佳，惟‘何时俎豆陈’一句甚有可议。缘苏小小非巾帼英雄，岂配俎豆之享？”宋遂易后四句云：“长对湖山好，浑疑花月神。西冷松柏在，凭吊一沾巾。”颈联改而可取，结语则成病矣。苏小一生风流，死后冢犹艳丽。谒墓者除冯小青之类薄命才女外，感而伤神者固亦有之，凭吊而沾巾者亘古所无也。抒情之什，美自须求，真亦不能离谱太远。推作者之意，绝非触景而生情，不过在凑韵成篇耳。近体诗拘韵之失，亦可于此见之。余按苏小小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聪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到杭后悒郁不自得，一时根触有怀，遂缘其诗而吟曰：“油壁香车杳，长吟古今；西泠松柏下，何处结同心！”宋先生颇善之。又吊冯小青云：“怅对烟波香不温，残花几办梦犹存。（指其诗集《焚余草》）夕阳无复桃红影，何处来招倩女魂？”当时颇稍自喜，后乃悟亦已落套，步王渔洋之后尘矣。咏怀古迹类诗之难于摆脱既定之模式也，凡为诗者皆当深思熟虑之。
越园师曰：凡为诗文或其他创作，年少而有才情者皆可崭露头角，而为学人，则非穷年累月，勤学苦研不为功。以是少年多才士，而无饱学。余对曰：此非前人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之说乎？管窥所及，大体自是，然亦不可一概而论也。缘各人秉赋不同，机缘各异，造诣遂分。即以近人而论，短命之学人，无如刘师培，成就岂不伟显？再以胡适之而论，今虽健在，而其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诽议自当别论，此亦在三十左右所成稿者，皆不可谓非早成也。师曰：余与刘胡，皆略有交往。尝与适之同席，我戏之曰：君提倡白话文，尚不彻底。适之愕然，问从何见之？余曰：若论彻底，君当改姓名为“那里去”，不当用胡适、胡适之也。一座为之莞尔。师又曰：尝闻人言，师培、适之著述，皆是其家传遣稿，彼二人真所谓是干父之蛊者。余对曰：果如是言，窃尚有疑焉。项城欲帝制自为，师培著《君政复古论》以鼓吹之。其笔势与他文格局全然一致，岂此时尚有存留之高文典册可资袭用乎？适之著作，舛谬固多，然多变旧法，发凡起例，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当时及后人之龋ǘ，宁能忽诸？恐非仅师承皖学者所能为也。
其时余恐犹不能证成鄙见，乃另推二学人以明之；一为俄之杜勃罗留波夫，卒年二十六。一为魏之王弼（辅嗣），卒年二十四。皆于学有大成者也。又言及数年前购得山东神童江希张之《白话四书译解》，封面为韩复榘题签，旋因寇乱失去。依稀记得其译解《四书》时，年才九岁。而此译解与坊间流行之所谓“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大不相同，盖能穿穴释道二家，自成一家之说。此神童后来不知何往，心常念之。或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诚如花之有早开早谢，迟开迟落，亦有如袁简斋诗所谓“生憎栖风梧桐树，最晚迎春最早凋”者，然而最多者，当是好花好种，因种种厄障，永无萌发之机缘也。
拉杂乱谈，遂又言“皓首穷经”者，充类而言，乃大器晚而有成，或老而始善之谓欤？第亦未必尽如是也。老而衰颓，精力不济，未许所欲从心，比比皆是，若纪河间、俞曲园，皆以年老而无复著述之雄心，惟以追录旧闻消遣岁月。纪之《阅微草堂笔记》，俞之《右台仙馆笔记》，观两书自序可知。但如蔡上翔（元凤）之《王文荆公年谱考略》，成书时年已八十有八，平生著作，此为仅见。倘无耄耋高龄，兼具非凡毅力，岂得有成哉，师因言：纪之“阅微草堂”匾额，为桂馥（未谷）所书，由吾在北平购得，原存寒柯堂，杭州陷落，未能搬出，不知将流转于何所也！言下不胜欷嘘之叹。
一日，不知谁何，奇钱基博（子泉）先生二文来。越园师读后，问衍文曰：此何人？何文章之高妙趋绝也。余告以此乃当代名家，著作极富。不仅古文独树一帜，不为桐城、阳湖所拘，即评鹭古今，亦独具只眼。惟所著《经学通志》，但罗列人名书名，较为浮泛，此或非其所长。要之，彼乃是文章家而非经学家也。师曰：何我竟未尝闻之耶？衍文对曰：公辈份较高，少小专攻书画，复又从政。虽留心文史，而交流皆耆宿及达官为多。故艺坛人物，几尽知之，于公为后进之学人文士，或未尽悉也。余最爱钱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虽书末言《新文学》章以周树人、徐志摩为右倾受讥于新人，然大体而言，皆精纯不磨。且以周树人而论，激进如钱杏，于彼贬辞尤重，则又何必独责于钱先生。师曰：新文学健者，志摩、达夫皆吾友，但学俱有根只。达夫长兄郁华（曼陀），曾同留学日本，同在司法界任事，工诗善画，诗实胜于乃弟，今人都不知之。周树人即鲁迅乎？吾所不取，为人当厚道诚殷，为文尤不宜尖酸刻薄。而观其作，几全是绍兴师爷习气。其时我等最崇敬且挚爱者，莫鲁迅先生若，遂喋喋与辩，而师仍不以为然，谓此乃衰世之文也，焉得张皇鼓吹而尊之！衍文知此实亦章实斋之坠绪，绿公最重实斋，甫到馆时，即以《章氏遗书》命读，须一字不遗，不得随意翻检，疏忽跳过也。因另换一题而言曰：太炎先生极重刘申叔经学，而于《国学演讲录》中，却不以其文为工；林纡（畏庐）痛詈太炎，则缘于报复之意气，真能持平而论者，其唯子泉先生乎。《现代中国文学史》谓“章氏淡雅有度而枵于响，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权衡褒贬，最为精确至当。师曰：文章总当推梁任公为第一。衍文对曰：任公文唯以才情放纵为能耳，多用排比，莽莽滔滔，直泻而下，下笔几难自休，而于含蓄收敛之余韵微缺焉。学术之文，美矣盛矣，惜驳杂不纯，舛讹常见。师曰：汝知任公何以下笔乎？吾尝居其天津寓近。任公好雀战，能连续数天不眠。外有约稿，即以题交其侄廷灿，廷灿即在书房为其搜集有关参考资料，签发意见，置于案头。任公雀战毕，即到书房略事浏览，一挥而就，然后安眠。此情况屡屡见之，真令人叹绝也。乃又对曰：任公之得失，不于此皆见之乎！师点首而默然。
《寒柯堂诗》，余最喜卷四于役云和寄居北乡河坑杂兴二十四首五律，尝将每首各作七绝一首论述之。又为《庚辰摇十三首》作七律一首论之。越园师于诗后批云：“实获吾心，赐可与言诗矣。”是时即以弟子待我矣。家乡父执辈见之，各为惊异。有为寿为像赞为墓铭者，皆辗转相求，其实诗文皆非我之所长，应酬之作，尤非所愿，但事虽违心，而盛情难却，偶然兴到，亦作骈辞，幸有宋墨庵先生为之点窜，不致贻笑方家，然悉不存稿，随誊随弃。后为寒柯堂诗作校读，十有七八，皆作评点，稍用其心，所作二十五首诗，亦赘附焉。旋以印刷为难，尽行刊落，心殊阙然。当师告知此故后，因曰：然则校读之末所云：“其他诸点，因篇而施，散见卷中，兹不具论”诸语，亦当随之删去也。师曰：任其存之，庶读之者知其尚有多言在也。厥后果多有公之诗友来函请问。原批之稿，不审尚存留于世间否也。
《河坑杂兴》之三云：“大乱居宜僻，危机任远空。风雷皆帝试，礼乐不吾攻。岩峭疑天窄，云深觉岭崇，藐躬能独治，吾道岂终穷。”公尝为我等诵之，曰：此言避空袭也。“风雷”句喻投弹，而归之天帝，讽空防之不备；“礼乐”句叹道德之不修，而责之自身，刺当局之失教。可谓微而显，婉而成章矣。
又之五云：“不负山林约，侵晨便策筇。晓风梳弱柳，残月挂疏松。朝气吾能画，孤怀谁与从。最怜烟一抹，如练曳云峰。”余独奇撼联上句“梳”字，以为有画意而非画所能传。师曰：汝尚不知“挂”字之妙，尤倍于“疏”。余谓此字殊属寻常，如近日语体文中，常有“月亮已经挂在柳梢头了”之句。师笑曰：此岂可视同一例耶？余用之于晓，正衬托出月之无力，似非赖疏松之支持不可，用之于晚，则平庸矣。顾此意终难使我领略也。适陈友琴师时任《复兴日报》副刊《绿洲》编辑，来函约稿，余连作诗论数篇，于《诗的要素》中引其诗为例。旋接严谕，言郑板桥有“春风有意来梳柳”句，余先生殆有取于斯乎？窃谓板桥诗嵌入此字，牵累过多，词疲气弱，袁简斋所谓“叶多花蔽”者也。师用此字，删尽主观设想之虚言，遂能真象突现，境界一新。即前录宰棠先生《无题》，亦有“长安陌上柳如梳”句，然此乃形容词，师乃动词，又不可视同一例也。
又之七云：“习静亦非计，幽居却适宜；无风松自韵，不雨竹还滋。万象含生气，孤云寄远思。悠然一榻上，妙意寸心知。”似颇近悟道光景。夫习静乃有意为之，非真自如纯顺自然之道，故非所取也。撼联句式似从杜老《秦州杂诗》“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袭取而来。然景象用意自别，能各有所得也。余尝有赠师次婿方毓麟（书磷）先生二绝：“不识芳名《诗》枉攻，生来原未入幽丛。承蒙指认还相告：花愈无香色愈红。”其二云：“平生曾学维摩法，只是红红系所思。解得惮宗棒喝语，分明此意是吾师。”先生喜甚。余曰：拙诗传情达意，虽尽得其实，而次首却系套用衰简斋诗而来，旋即检出《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八《次日往观瀑》诗二首，次首云：“平生不说维摩法，此处为僧恰不辞，解得渊明参悟语，分明此水是吾师。”并告之曰：昔李士宁与王荆公倡和，多用前人成句，荆公曰：何得乃尔？士宁曰：拿到即可用，其又何害何伤？荆公乃悟，从而遂好为集句。今所套用，亦其遗意也。随即提出越园师此诗以类比之，其有异曲同上之处者乎。“悠然一榻上，妙意寸心知”，寸心之知，犹有希夷先生之遣意也欤？
之十八云：“即事偶不惬，飘然作野游。石欹支杖缓，风细拂衣柔。众觉须眉异，相尊黄绮俦。一村推我老，巾履愿长留。”颔联，警句也。似炼而非炼，非炼而似炼，自然而然之故也。
之十九云：“六载经离乱，飘流直至今。湖山千里梦，简册百年心。惨淡风云变，萧条草木深。敝庐犹在否，回首一沈吟。”按诗集卷一有《闻杭州寓庐被劫感叹成篇》、《亡书叹二首》，皆可与此相参。“简册百年心”，乃师之素志，亦惟后二诗足以明之。《亡书叹》第一首曰：“草堂既遭舰，他物宁足怀。缥缃十万卷，失去良堪哀：尤伤失手稿，一散不复回。画史述师承，自喜生面开。谈艺溯身毒，自谓无匹侪。（自著《画学师承记》及《佛教艺术概要》两稿皆失去）探源到雕绘，珍重等琼瑰。（因著《佛教艺术概要》，参考书外，兼搜及唐代壁画、藏经、历代画像，乃至西藏喇嘛昼幅，又倾囊购采金石瓷木雕刻佛像并其拓本。）簿录及方志，搜罗穷九垓。两浙郡县备，万卷今古赅。提要已垂成，一一绳史裁。（予喜蓄方志，尤注重浙省部分，先后搜得各府县乡村志四百余部，其中旧志多属孤本。平时每读一部，必书提要于卷端，原拟如《书画书绿解题》汇绿付梓，因循未即录出为恨）。《唐书》补《艺文》，发奋广取材。一代著作林，次第已编排。（予补新、旧《唐书艺文志》垂成，所搜集唐人著作及有关系之书籍颇富）。汗牛不可致，一旦尽罹灾。（予以无钞胥相助，丈懒于自辑草稿，往往夹入原书中，或逗书于卷上及卷后，故书亡而稿亦随之，追悔何及）。半生心血瘁，念之肝肠摧。寇仇奚足怨，但怨时命乖。岂不思旷达，文献伤沉埋。中原已涂炭，区区固涓埃。所痛及吾身，卒苦始得来。愁闻读书声，怯过藏书斋。触目皆伤心，吾身安寄哉？哀思不能寐，中夜起徘徊。”其二曰：“平生广蓄书，实用意所属。不求精雕镌，但计资诵读。以是卷帙繁，纵横满楼屋。平居诵读时，颇喜事校录。考订与丹黄，灿然纷在目。以是条理明，取材任所欲。蓦闻付沦胥，顿若失手足。钩稽恨无从，记忆苦不确。纵可乞诸邻，翻检又不熟。恍如出水鱼，煦沫思故渎；又如失乳儿，嗷嗷终夜哭。此痛非身经，畴能识其酷。浩然发深叹，从兹将废学。赖有好事人，相爱同骨肉。事急犯险来，移归数十簏。所惜纷乱间，取舍难商榷；岂不辨精粗，为时实太促。干戈犹未宁，何处堪藏蓄。即此残缺余，抱守未敢卜。慰情虽胜无，旧观终难复。劫余名吾寮，永以记茶毒。（近颜吾齐曰‘劫余书寮’。”）师之所重与所望，于此二诗，当可约略知之，然犹有进者：师早岁即以书画名世，其艺之精，近罕其匹，而师未尝以此自捌。故衍文尝屡恳其出书画册以传后，而未尝应也。晚岁以诗鸣，尤不欲以诗人或文士自命，尝引顾亭林语曰：一为文人，便不足取矣。虽稍偏执，而事亦有因；自东渡学成归来，为教授，为校长，为司法次长，曾以“金佛郎”案拒绝签字而辞职以示抗议，风骨见重于一时。然就师而言，尚是鸡虫得失。师中年完成之《书画书录解题》、《画法要录》，已可传之不朽，主编之《金石书画》，今虽难于得见，后必有珍藏于山岩穴壁，献印流播于世者。顾师犹不以此为上，盖最大愿心，唯在修撰国史。颇思通志完成，能参此席。此意屡屡尝为同仁言之。同仁亦多有愿壹意追从者，而不顾老之已至，书生挟策，单纯天真，有如是夫。
衍文颇重师以上编著诸书，尝进言于师曰：师所完成之《龙游县志》，体例一新，自是方志中杰出之作，梁任公为序，益增其誉，然逆料他日必有更新之者。而《书画书录解题》、《画法要录》诸书，乃一家独立之书，前无古人，后亦难废弃也。欲为著作，当以此为上。师曰：书付梓后，迭有补作，不容改动插入也。而乃今有某人，以书中评及其画，有所贬责，遂心怀愤恨，到处狂詈。其实我不过据实直言，绝非与其有私隙也。衍文曰：我于画可谓一窍不通，但凭直觉爱好，唯以兴趣定优劣耳。某先生之画，览之似甚有气魄，题款之字，亦有奇趣，彼此而能相称，亦尝赞叹之矣，何师乃鄙之如是？师曰：此正是汝外行之见也。于诗文，汝能知伪知滥，见之多故尔；于字画，汝见之不广，知之不深，故伪劣俗滥之作，足以混珠乱玉；彼又兼能善用党徒，多方吹捧，遂得以浮泛市场，声扬内外，此实艺苑之大厄也。后至陈锡钧（伯街）先生寓所，偶然道及此事，适又一客来，先生略一介绍，即继续所谈未尽之言曰：每逢某开画展，见报上宣传文字，内行者皆失笑而不言，唯馆长直率以言之，故彼乃愤激跳掷，集矢而攻也。客急问何事何人。伯衡先生告之。客曰：“这种人谈他做什么？浪掷寸阴，太无聊了。看他画册，污我双眼，还不如闭目养神，反倒求得一时清净。”闻之骇然。客之姓氏，听之未尝记清，亦未便再问，谅亦鉴赏高手也。
伯衡先生，乃越园师多年老友，为金石书画收藏家及鉴定家，字亦朴茂而修，曾书撰楹联一幅相赠。越园师主编之《金石书画》，皆倚先生协编而成，辈份至高。民初设浙江通志局，由著名同光体诗家兼学人沈曾植（子培）主其事，陈先生即曾在局任事，今事隔三十多年，又由师聘为分纂，时颇不解何以不聘为编纂而仅聘为分纂，缘到杭后已与师极少见面，不若在云和大坪之得以朝夕侍从，故无从献疑。但我不论其位而只重其学，故亦以师礼侍之。陈师亦欣然接受，为我作书绍介友人，即书“门下士”某某某，殊深感激。陈师多与晚清诸遗老及海上名流游，所知艺坛掌故极多，足资谈兴。如言倘见马一浮先生，切忌言其书似子培老，否则不惜一拼老命。又言王培先生晚年，与其相语不可坐其右侧，盖年老多痰，随语随吐，故上衣近右肩处，全是唾痕。若坐相近，必溅而及之。坐于左边，则无碍也。衍文因谓于子培先生学问之博雅，自不待言，而诗之好用僻典，实非我之所喜；樊樊山诗才赡富，亦病太掉书袋；填塞佛经术语以成诗，此又何难！不唯此也，倘要一意示人捉摸不到出处，姑以《酉阳杂俎》为秘枕，尽以其中神鬼名字借代作喻，孰能过目不忘而悉记？陈师曰：王培先生气质自好，字亦格调自高。然子所言亦是，此亦通人之一弊。继又曰：沪上有与尔年辈相若二人，文才出众，一能背出《昭明文选》全部，一精研音韵训诂，而诗尤俊逸。若与之相互切磋，受益必多。后陈师尝屡为我言之，而始终不肯道其姓氏为谁何也。
陈师于越园师之三绝，亦有特嗜，尝告衍文曰：以文人画而论，近有三家鼎立，即吴昌硕、陈师曾、余越园也。以书而论，亦有三家，即吴昌硕、余越层，尚有一家，已沦落不足道矣。衍文曰：此公得非郑孝胥乎？其诗亦诚不易到也。恐是愚忠，或尚可恕。倘以画论，我自无知，然见越公之昼，似合清新俊逸为一体，气韵流走又含藏，当为第一。书唯行草得刚柔相济之和，潇洒拔俗之格，不似某公之剑拔弩张，尽用霸气逼人也。当为第二。与画相配，最足令人神驰。师曾之画不多见，不敢妄言，而越公以为终身难及也。昌硕之书与画，皆苍老突兀，古气盎然。今之能以字画合而相得益彰者，惟缶翁与越公耳。缘大多数昼师，书皆不甚工，或遁为怪怪奇奇，堕马折腰，以掩其丑，甚不取之。陈师笑曰：汝此直觉，颇中肯綮。衍文又问曰：以缶翁与越公之书相较，则又如何？陈师曰：可谓各有千秋也。越老得力于帖，缶翁则得力于碑。惟自乾嘉而后，世多右碑而左帖，实亦过于偏执，未必尽当。子言两家字画能浑成一体，真属卓见，然而汝能知缶翁之画，原有碑意融入其中；越老之画，亦有帖气深蕴其内乎！且二公同具诗家气质，各有我在，人与艺化，遂使两家题识，各自成家，都能天衣无缝、白璧无瑕矣。衙文虽于书画两皆不能，然感于道致一而不可孤往，艺专一而必要旁通，且于此而得悟二公会心独诣之微，则所受之教亦云幸矣。衍文孤陋，未见居室之善。若越公之“寒柯堂”，精致实用，且能融会中西；陈师之“石墨楼”，深邃曲折，陈设皆古色古香，每一往过，嗟叹久之，以为才土之宜室宜家，莫过于此。闻二屋皆二师自行设计督造，文人慧业，洵非一途也。
衍文又尝以鄙见进陈于越园师、墨庵师、伯衡师而言曰：若欲著述，必须独立不遗，始有价值。若屋下架屋，何必祸枣灾梨？苟有新见度越前人，且其特色不可掩，纵后来者可以居上，犹能立于不汰之地也。纵有缺损谬误，亦是白璧之瑕，无可碍也。且世焉有一无阙误之书乎？故曰：好书必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俗初以为唯文学始有永久性，实一曲之见也。因举例而言曰：论经，清儒各注精矣、深矣，而旧注不能废。《楚辞》之注夥矣，而各自之精神面貌不可以夺。即以工具书而论，亦复如是，浅言之，如今《辞源》、《辞海》风行，而《渊鉴类函》为学者仍不可少。倘论选本，诽薄者尤多，而《诗归》、《诗镜》及沈归愚三种《别裁集》等等，虽皆非自我创作，卑视之者多见，然个中实有选者特有之取舍识见在焉。再浅之而以童蒙读物言之，若《三字经》、《千字文》、《昔时贤文》、《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等，虽时移世转，而仍有其顽强之生命力，能合理而存在也。太炎先生亦尝赞赏《三字经》，且为之增补改作，而卒未能取而代之也。若论《幼学故事琼林》，焉得有如《初学记》之声誉？然而前者实更便于初学。况当今业有多门，钻研旧学日少，读《幼学》而略知常识常典，且又较为方便易解，不亦善乎？而《初学记》，则可作进一步用，两者决不相悖，自能各得其得也。吾初以此理示人，人都瞠目惊听，以为大言不惭，及举多例以明之，则人皆首肯，不为非难。越园师、墨庵师、伯衡师听后，亦无有间言。
卷四《移居南溪乡之大坪村省府并设浙江通志馆于此》五首，余来馆居此读之，体会特深，各种描绘及设想，皆心中所藏而未能发也。其三云：“轩窗俯清涧，曲折认云泉。雨后欣看瀑，宵深疑在船。长吟铿逸响，高悟悦安惮。也似山阴dao，湍流替管弦。”某晚正值雨后，余与同事数人在公书房闲话，房外即山沟，时泉声大作。师曰：有作者意匠经营之诗而为人所不知者，以无切身感受之故也。因举此诗颔联曰：尔等今达此境，不妨对应而深味之。其时众俱默会久之，形神尽驰往之矣。旋余即进而言曰：此意古人实已道之，遂从书架上抽出下列诸书，呈于师前：
（一）周紫芝《竹坡诗话》卷一：“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殿峥嵘，时间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唯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唯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止欲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二）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十七《入蜀记》五：“今楼（黄鹤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问老吏，云在石镜亭南楼之间，正对鹦鹉洲，犹可想见其地。楼榜奎监篆，石刻独存。太白登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
（三）都穆《南濠诗话》：“木玄虚《海赋》云：‘云锦散文于沙油。’予初不解，后游东海之上，见波纹印沙，坚如刻划，毫发不失，而螺贝珍异之物纷错其间，粲然五色，水波不兴，日光射之，真所谓‘云锦散文’，爱玩久之，乃知玄虚此语之不虚也。”
（四）麦枚《随园诗话》卷二：“向读金陵孙秀才韶咏小孤山云：‘江心突兀耸孤峦，缥缈还疑月裹看。绝似凌云一枝笔，夜深还插水晶盘。’后过此山，方知此句之妙。”
师笑曰：汝记性甚好。余对曰：非也。此原为作《随园诗话》此条之注而搜罗排比之耳。今得公诗之证印，又得以增补而充实之矣。师又曰：记性之胜者，无过于章太炎。人有叩其出处者，虽在《晋书》、《南北史》者，皆能告以卷数，且屡问屡答，皆无差讹，极非偶然中之。精敏强记，真难企及。
卷一有咏棕榈树二首，题目较长：《棕树昔人罕有咏者，余独喜其劲直，既以入画，更为诗张之》：“我爱棕榈树，翘然气独昌。蕊浮金粉溢，叶战水风凉。寒暑不改色，荣枯自有常。（棕榈节苞，每月必发一片，四时皆然，闰月亦如是）。知音古寥落，为汝表昂藏。”“孤直本天性，千株不易形。成林犹落落，特立自亭亭。枝叶皆堪用，皮毛益效灵。岂惟松柏独，此树亦恒青。”此师之自喻亦自赞也。语意甚明，不烦铨释。“棕榈叶战水风凉”，乃白香山《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诗颔联下句也。全诗但写西湖将暮之景色，浅显明顺，亦长庆体之一端也。师截去“棕榈”二字以咏物，殊见挺拔。棕榈之气概，在他句烘托映衬下，真翘然独昌矣。
卷一《立春感怀》云：“避难山村类转蓬，春来却在雨声中。惊心节物频回换，极目干戈苦战攻。天地无情吾亦老，龙蛇久垫或能冲。何时得遂躬耕愿，于此粗营一亩宫。”余年虽少，遭乱尤惨，故于诗之首、颔两联，颇戚戚于心。特倾心情志，更在颈联。尝记宋何梦桂有句云：“天地无情送白头”，似过于平直。师易“送白头”三字为“吾亦老”，遂成婉逸，壹是全不着力者。又宋王令（逢原）《春晚雨后》有句云：“龙蛇久蛰应思奋”，师亦易下三字为“或能冲”，用作疑问口气，便以曲通直，潜气内转，兴会盎然。其时师尚隐居沐尘乡中，日以诗书画遣岁，未几日寇大量窜来，师奔走逃逸，几已不保。而师旧友梁鸿志已为虎伥，潜派人来，妄图绑架胁逼，幸最高当局知之，特令王耀武派一营人护送至安全地带，再转道重庆。无何而日寇退去，浙南转安，阮毅成荐之为省临时参议员。复又荐聘为浙江史料徵集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即浙江省通志馆之前身；同时又圈定为浙江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故其时人多谓“龙蛇久蛰或能冲”乃
公之诗谶也。倘其时浙江不邀留，师必远赴陪都，则衍文遂无缘随诗，一生出处，不知又将何往而何从也。言念及此，不禁茫然、怆然久之。
卷一《游乌石岩二首》，前有序云：“旧县志载是山有宋岳穆王（飞）、张魏公（浚）北伐时题词，康熙间教谕黄涛有诗，先达余恂有和作，因次其韵。”诗曰：“绝壁破云开，秋深揽胜来。危岩虽勋另，校ǘ却纡回。望断天涯路，心寒大地灰。登临增感喟，孤负好楼台。”“极目战尘开，伤心吊古来。泉声似呜咽，鸟语亦低回。慷慨怀前哲，凄凉望死灰。题词今已泯，何以慰泉台！”诗亦劈空而起，慷慨悲凉，愤激低回，沉郁苍老。第一首前三句壁立高耸，几无以为继，乃以“校ǘ却纡回”续之，尤得刚柔相济之妙。颈联落笔放旷，而内蕴宏深。虽对失工切，却未尝以巧伤气，反以是而更近自然。方虚谷有律诗对仗反忌工整之说，观此可以信然。第二首颈联吊古伤今，与此亦有异曲同工之妙。惟颔联“泉声似呜咽，鸟语亦低回”云云，似太率意，取之过易，遂成滥语，有友人于此两语反加密圈者，或读诗过少所致欤。尝见宰棠先生著作中曾有论师诗之语云：“余越园诗，一片性灵，谈何容易。惟近体多不甚措意，或老而不欲精思细酌乎！”所云或即指此类语句欤，此评则师未尝见及也。
卷一《读亡友黄晦闻蒹葭楼诗集，凄然有感，率题二律，殊未尽所欲言也》：“当年谁倡辨华夷，空负才名信足悲。（清光绪间，首倡攘夷论者，实惟君与余杭章太炎革命后未尝言禄）。念乱君真先见及，（君于十年前已为予言：旦奉必来犯）。追怀我悔学吟迟。平居深识思垂教，（君晚岁以时事日坏，谓惟诗教可以振作，因在北京大学专讲诗义，课余则笺注《毛诗》、《楚辞》、漠魏乐府，以及曹子建、阮步兵、谢康乐诸家之诗，甚有创解）。穷老伤心反辍诗。（君殁前一年来书，言已辍吟，盖愤世已极，谓无可救药也。及余甲戌秋游首都，始为余作三诗见赠，其时诗稿已付梓，故未载入。别后未几即下世）。三百年来成绝响，（表伯梁节庵先生极赞君诗，曾为余言：‘三百年来无此作手）’。悠悠难望后人知。”“如君岂仅以诗鸣，一卷空留死后名。意到忘言成绝诣，老来深语见交情。（君题余昼《娱视图卷》诗云：‘养志丹青亦孝心，不缘文采动吾吟；才名翰墨都收拾，老去从君语特深。’此辍吟后作，距其殁仅月余）。相称多愧归高士，（余藏归元恭墨竹及诗稿长卷，君谓甚得其所，盖以归高士相期也。及与余别，赠诗云：‘国计身谋未尽言，又倾残泪入离博。明朝送别归高士，一醉灯前似耶原。’则以余能断饮，引顾亨林《送归高士之淮上》诗意以相勖，语至恳挚，遂为君之绝笔，伤哉）。垂尽虚期范巨卿。（君之殁也，余在杭州，以道梗不能往。君之婿李韶清事后为余言，君易簧时频呼：‘请余越园来诀！’闻之怆然。君之志行，不逊张劭，而以范式相期，真负死友矣；余其何以为怀耶）。闲展遗编和泪诵，天涯宿草已重生。”此二律足备诗坛掌故。黄节（晦闻）先生诗，在读中学时，即闻陈友琴师称颂不已，以为极为难得之今人所写旧体诗也，但迄未得见。及读此诗，即问越园师借读，则时已经兵燹而失之。《梁节庵遗诗》六卷，原为师所编。声闻其诗之妙，遂亦向师借阅，亦已无存矣。以是二先生之诗，除零星得读外，终未见其全。心为阙然，奈之乎哉！
卷一《奇怀林宰平北平》云：“干戈阻绝怅离思，差幸犹能奇此诗。浊世已忘真隐遁，危邦虽入不磷淄。相期晚节知谁是，自赏孤芳信我师。逃世光阴垂老日，今生重见恐无时。”师与林志钧（宰平）先生，乃最亲密之知友、畏友兼挣友也。时北平已沦陷，师则居近浙东瓯脱之地，彼此相期以道义，相励以气节。师尝与衍文言及林公，于其为人、为学，称道不已，且以其诗文书法，皆远在己上也。林公交游极为广泛，于新旧各派文人学士，皆无门户之见，有往求者必能助之。师与拯公，皆与梁任公亲密无间。民国十六年，司法总部有储才馆之设，梁任公任馆长，学长兼教务长一职。梁初属意于林公，林自谦以冶事之才不如师善，遂让贤于师。任公卒后，《饮冰室合集》即为林公所编。唯林公诗文，除《石遗室诗话》所录外，殊未得见，岂遭世乱难觅之故耶？林公论师诗，谓“佳处如快剑斫阵，骏马下阪，只有赞叹，更无可说，惟音节色泽方面，兄似未屑措意，调哑色黯，相对索然。”“又韵字亦万万不可忽视。东坡谓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大作似适得其反。兄画与字皆有韵，诗亦必有之，望少留意”云云，皆静言也。衍文见林公此函，问师曰：公所自重之诗，乃《康辰谣》之类，此原有意仿效白香山《秦中吟》、《新乐府》而作，重在意之刺，而词则浅俚，自无色泽韵律之可言。当日香山已有“仆之所重，人之所轻”之惑，实亦有反躬自省之途，非其咎尽在人之无知，或为解人之难得也。今若步趋为之，而不克门庭改建，终至奇人篱下，不足有为也。宰平先生所言之音节色泽，毋乃指此类之诗乎？又公之七古，往往一韵到底，漭漭浩浩，然间架模拟，亦多苏迹。晚岁好杜，似亦未神而明之。宰平先生所言之韵，或即指此类之诗乎？缘苏诗之不足，正在多才多趣而少韵耳。师默而未言。衍文又曰：公《论诗绝句》有三首，稍有异议：其七：“何人作俑赋香奁，托体卑微措语纤；好色不氵?徒籍口，裙裾脂粉太詹詹。”其八：“属对停匀俪事工，西昆艳体解难通。我惭腹俭安从学，自写胸怀付太空。”其十一：“本无寄托漫成章，应让渔洋擅胜场。绰约风姿流丽句，千篇一律便平常。”此三诗贬斥香奁、西昆、渔洋过甚，要知此三派皆各有自得，食马留肝，未尝有害也。老杜“清词丽句必为邻”之见，最为公允，公最尊丝，当会此旨，设使其生于渔洋之后，必亦有取乎此三派者。师曰：我未尝尽非之也，汝未明我意，“属对停匀俪事工”，即是对西昆之肯定处也；“绰约风姿流丽句”，亦是对渔洋之称许也。惟香奁败俗伤风，不可以作。余乃拈出袁简斋《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家伯书》与之探讨，而相持不下，后与陈锡钧（伯街）师道及。陈师笑曰：馆长其有头巾气者乎！然越园师之不废西昆，实信而有徵。时黄争宽主浙政，麾下搜罗各方才士，师最推重者，为薛元燕（好楼）先生，即擅四六、工西昆者。馆中欲聘宋史专家开化叶渭清（左文）先生来任编纂，由黄出函特邀，叶辞之；又函邀之，叶又坚辞之。黄之邀函，即薛为之。四函皆刊于馆刊，以志一时掌故。师曰：此函唯薛好楼能之，覆函亦唯叶左文可匹；二次邀请函亦唯薛好楼能之，再覆函亦唯叶左文可应。一挚诚，一委婉，珠联璧合，求之古人，亦未易有也。又黄将所著《五十回忆》稿本送师请正。师曰：我不耐看白话文，汝若另有所见另用纸签之。读后签出欲改文字多处，呈于师前，师略一观看，忽曰：“主席文字，不好去随意改动，由他去罢，反正有薛好楼在，决不致有误也。唯命人别钞两章主浙文字，刊于馆刊，稿本则重新包好送还。可见其对薛先生之赞赏也。惜其时寓于大坪，交通阻梗，无缘得以识荆耳。
卷二有《山居杂兴》六首。其一云：“少小城居壮服官，那知稼穑事艰难。于今菽麦差能辨，俯仰平生愧素餐。”此为师之自我忏悔也，比韦苏州之“身多疾病归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又进一层意矣。其三云：“兴来偶傍小溪行，照见须眉突自惊。无怪儿童尊敬我，相逢争唤老先生。”此诗颇有天趣。按“老先生”原有出处，源起于明代京师，系对极尊者之敬称也。王凤洲《觚不觚录》、王渔洋《香祖笔记》皆尝道及。后乃专用于年高学博者。来馆稍久，始知对师之称谓，除同乡人称之为“余（音依）先生”外，年稍轻于我者皆以老先生称之，不仅儿童，即少年犹如是也。而此“老”字，以乡音读之，则读如“牢”。在馆中，写函或文，则称“越公馆座”，平常见面，除乡人仍称“余先生”外，悉称馆长，我虽蒙允为弟子，而除写诗文外，亦称“余先生”也。其友朋间，则大都以“越老”称之，能呼其乳名为“越越”者，唯内子之外婆一人耳。读“相逢争唤老先生”句，回思曩日儿童、少年之争唤，以示亲切，犹历历如在目前也。
卷二《岁暮雪中感怀六首》之二云：“将以诗为遣，无如诗思昏。牢愁消复起，欲语吐还吞。拟古疑成句，翻新病俚言。不如姑舍是，对雪且开樽。”颈联两句，道出成吟之甘苦宜忌。近人诗，或鄙俚不文，如唱《莲花落》。甚且无《莲花落》之流畅活泼也。或堆金积玉，或词洁神清，读诗不多者始尊为上品，而稍有涉猎者乃望而生厌，盖皆非自家面目，全是似曾相识者也。再不然，则全凭数典徵书，务求僻奥；或又索隐行怪，以示出群，而其实皆是趋难逃易，遁而文其诗才之困窘也。
乙酉年九月初夜，馆中同仁皆已入睡，忽闻叩门声甚急，众俱披衣而起，初甚惊恐，不知何事，缘逃战祸久，闻声而悸，巳属惯事。及开大门，始知黄季宽主席特派专人来通知馆长，告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众皆狂喜，尽不再眠，师兴尤浓，即时赋诗二律。第一首题曰：《寓云和大坪，闻日本投降口占，用杜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韵》。诗曰：“夜半俄闻敌已降，起来颠倒著衣裳，惊疑醒作还家梦，失措欢如中疾狂。何意忽能逢此日，从兹不必滞他乡。八年锋镝余生在，莫向崦嵫叹夕阳。”第二首题曰：《前诗既成，意有未达，再赋一首》。诗曰：“不图竟见九州同，翻觉无颜论战功。赋废《江南》哀且止，捷传蓟北喜旋终。双丸原于匡天下，一合诸侯晏海东。决战如斯真意外，深惭献语未能工。”师持以问我曰：如何？衍文对曰：第一首诗，脱口而出，一气直下，意切情真，妙有天籁，竟不似用前人之韵者。第二苜除首联可取外，其他皆可斟酌：撼联取之太易，末联太直，过于近文。尤可议者为颈联，“一合诸侯”，比拟未当；“双丸原子”，用此新词，嵌入旧体，融化未曾，遂令人有格格不入之感。昔张文襄痛恨用新名词入文，侧闻龙阳才子亦尝因此受责，文襄固过于守旧，但如梁任公文之一扫桐城避忌，洽合无间，亦未尝不可。倘以诗论，法又稍殊，不得沿用任公文例，移橘以入淮也。是以近世若干诗家，皆好播弄新词以示维新气象者，终乃受人奚落失笑，反不若同光诸老谨严整饰之为得也。袁简斋《续诗品》有云：“古香时艳，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争毫厘。”不悟斯旨，不知化合而唯凑合，终难成器矣。师问：然则如之何而后可？又对曰：衍文但知其理也，变化以示范则未能也。公此诗“原子”二字，犹穿长袍马挂而系以西服领带；反之，若穿西装革履而冠以瓜皮小帽，亦不相配也。倘能设法借代之，间用曲喻以明之，即无碍矣。师曰：我知之矣。如国画山水，有人物在，必策杖扶筇，倘有汽车洋装，亦不调和也。又对曰：验之他日，名山胜水间，必将有新物出现，如洋楼汽车之类，作画者岂能视而不见乎，要当在如何融入而统一之。或是时尚未可得，而他日必有杰出之士能开风气之先。即诗文亦莫不如是。管窥所及，人皆反对拟古，而扬子云之模拟，乃其间架躯壳耳，固自有得耳。明七子之文，诚模拟而成赝鼎，诗则有得有失，未可尽非。近世王湘绮，颇自翊其诗，而实少真意，然文之模拟而化，则妙极古今，即以太炎先生之睥睨一世，犹降心以誉之，则他可知矣。然论事论文，绝不可一例而取，一类而推。湘绮文极妙，而任公尤难得；重任公，却不得云桐城不足道，《选》学不可为。各有得失，理宜持平，倘党同伐异，是素非丹，则亦一曲之士耳。师颇韪之，曰：“子诗文未是，识见实高，望能努力不懈，以继刘彦和、章实斋而起也。”衍文谢铭之不敢忘，复又补充曰：文之变为易，诗之变为难，缘诗乃艺之最精者。今日新诗发展多途，而与旧体几不容若水火，倘为合而为新体，似尚有待，非一蹴而就；即以新词入旧体诸端，参合新意而为之，欲贴妥乎允，犹当有待也。后师即采纳鄙意，改成定稿云：“不图竟见九州同，翻觉无颜论战功。世局迷离等儿戏，人间机智代天工。三秋凯唱还江左，一夜降膑出海东。决胜如斯谁料得，深惭歌颂不由衷。”则胜于初稿多多矣。
抗战胜利后，各机构争先迁杭，馆较滞后。适逢重九，越园师兴致极佳，遂邀同仁去后山登高，采野花而回，当即吟成七绝一首，以示我等。衍文曰：登高之什，作者多矣，设无新意新声，不作可也。师曰：吾诗所云：口口口口口口口，相将采得野花归，非今日之实事实情乎？有何不妥不好！乃对曰：此虽实事实情，然人人能道，非在人意中而人所不能道者。公论诗不亦尚性灵乎？公此诗性尚有之，灵则尚未也。袁简斋《续诗品》曰：“人居屋中，我来天外。”又曰：“入人意中，出人头地。”公诗尚居于屋中，稍入人意，而犹未来自天外，出人头地也。时窥师似有不悦之意，后终乃将此诗删去，不留《寒柯堂集》中。旋复员到杭，中途在故里稍留，家父前去拜谒，师乃当众颇夸余之识见，以为多出其上，而再三欲吾父勉之，但又云诗文可不作，欲致力已无及，徒劳亦浪掷光阴云云。谨按刘彦和《文心体性》有云：“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断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师之所言，非此之微旨欤。
越园师曰：尔好袁简斋，亦知有张船山其人其诗乎，诗类调同，而高出其上。衍文对曰：稍知其人，但诗则读之甚少。师遂以《船山诗草》交我阅读。觉其古体多叫嚣，未免矜才而颓放，七律则严密工整，婉曲通灵，洵可传世。唯论其声望气势之恢宏，犹未克与简斋相颉顽也。复又得孙原湘子（潇）《天真阁外集》，继得观《天真阁全集》，乃知其诗文两途，竟是全才；文则骈散俱佳，诗则各体尽美。倘以诗风相近论：简斋、船山、子潇，实可称为三大家，世间以简斋、清容、瓯北称乾隆三大家者，徒以年辈同时耳，袁、赵两家，犹有可牵合处，清容则全然不类矣。又法时帆以子潇与舒位（铁云）、王昙（仲瞿）合称三君，亦属一时兴起而拈连者，乃后之论者，包括《清史稿》在内，亦竟合观而谈矣。实则铁云、仲瞿，谊属戚友，诗风互为影响，固可相提并论，子潇虽多与倡和，诗实别出一格，与两家极不相侔也。简斋、船山与子潇，论诗志趣皆投合，亦可与瓯北相参证。简斋卒后，谤者四起，瓯北亦改其常态而讥之。船山于其诗集补遗卷五有《袁简斋大令卒于随园》诗云：“谪仙非谪乃其游，汗漫才名散不收。身后讥弹腾众口，生来福慧自千秋。眼空天海诗为戏，梦绕烟花死未休。一代传人传已定，莫凭遗行苦吹求。”子潇《天真阁集》卷二十八有《偶阅张船山、彭甘亭两家集，船山字字性灵，而不耐颠朴；甘亭高华典实，而未脱斧凿痕，两君皆予友也，非敢为琅琊之毁，千秋公论，固如斯尔》之一长题诗云：“张侯俊逸脱绦鹰，彭老萧闲退院僧。风月湖山同跌宕，文章意气各飞腾。芙蓉出水清如许，果实悬秋落未曾。安得九原齐唤起，一尊共剪陆祠灯。（甫里先生祠，船山寓居，当偕甘亭游宴处）。”船山论简斋，最是持平；子潇论两家，亦尽中的。子潇集卷二十三有题《近人文字，初见殊可喜，既锓版，觉迥逊矣，岂所见随时异欤，抑吹求之过欤》之诗云：“枫落吴江思出群，如何既见不如闻。千秋更孰私于我，一字安能放过君。论定文章悬日月，知交声誉等烟云。饶卿绝世丰神好，画裹看来逊几分。”诗不耐看，实无韵或韵不足之故也。论性灵之灵，非徒巧慧是尚，情韵宁可忽诸，故袁简斋之《续诗品》，乃有《结响》一则，是其说之能圆融广大，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也。故吾尝以简斋之以性灵说诗，最为超极，他人无能过之。以上数端，惜皆无缘呈政于师矣。
顾袁简斋因过重自我抒发，遂以为唯诗乃可论性灵，而“若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模┶吻为工”；尽以优孟衣冠视之，适与焦循（理堂）之以两者相通、各俱灵妙适得其反。然论戏曲性灵之神妙，似当以某某之赞评李渔（笠翁）为得髓。兹节录其要云：“笠翁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绘人欲绘而绘不工之态状。且结想搞词，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仍在人意中；陈者出之而新，腐者经之而艳，平者遇之而险，板者触之而活。不独此也：结构离奇，变化令人莫测；事之真者能变之使伪，伪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耸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帖服而归于信。以剧情词曲而论，笠翁洵为摹写入情，为吾国传奇中别开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严格绳墨之也。”以上皆摘自裘毓《清代轶闻》卷八《词曲李笠翁十种曲》条。裘氏此书，原抄自各家记载，而又不著其作者姓氏及出处。尝遍检各书，皆未查出，此心缺然。所论虽仅谈笠翁，实可为戏曲中之性灵表现立一准则，且可补简斋立说之偏狭，充类以扩而大之也。惜到杭后，难得再有谈艺之日，无缘再申吾说于阶前矣。
墨庵师曰：我为《海宁王国维传》，刊于馆刊，后有洪焕椿按语，谓王氏著作，我所举尚有遗漏，并重为立目云云。彼以我为不知耶？为史传体例，于传当其要，非撰王先生著作年表也。彼欲补吾阙漏，适足形其无知。衍文对曰：洪先生为馆中最年轻之分纂，馆长任之为馆刊主编，渠乃总纂孙延钊（孟晋）先生之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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